关于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 面貌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如何分析、认识和看待这一演变进程，进而制定相 应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成为当前的一个焦点问题。2001年，江泽民“七一”谈话发表 后，学术界理论界的讨论非常热烈。在这场讨论中，不同学科、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 学者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和意见。比较而言，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大学科的学者 颇具代表性。有学者提出，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当今问题的有效性不足 ，主张运用社会学阶层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本文则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的深刻变化而言，并没有失去 其分析和研究上的价值。运用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对中国当前的阶 级阶层实际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一)清醒的学科边界意识
有学者在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时，他们的观点和结论有许多可取之处， 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但当他们把阶级分析和阶 层分析方法对立起来，用阶层分析取代阶级分析时，这实际上模糊了学科之间的边界。 由于他们主张“功能论”的社会阶层分析，故且可以称他们为中国社会学的功能学派。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不仅新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政党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来批判资本主 义制度的弊病，而且许多严肃的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有其合理之处，如 科塞、达伦道夫等，使用的就是“冲突论”的分析方法。作为纯粹社会的、政治的分析 方法，不管是“冲突论”的还是“功能论”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完全可以相得益 彰，并行不悖。如科塞认为，社会冲突能够起到“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 适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他人际关系 中承担一些决定性的功能。”(注：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前言。)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知识系统正经历着不断融合、交叉的过程，边缘学 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和内部均是如 此。但在实际上，这是暂时性的学科分化重组现象，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实践没有发展成 熟的理论上的反映。学科发展史演进的趋势和规律是人类知识结构的分工化和专业化， 分工趋于细化，边界日趋清晰。以一门学科及其方法来取代另一门学科方法是不现实的 。当前中国学科发展的一种不正常情况是，把一门学科的内涵界定得很小，而把它的外 延扩张得无限地大，可以研究和涵盖其他多门学科的领域。这种非常态的现象对中国社 会的发展不利，更不利于各门学科的自身建设。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属于政治学或科学社会主义分析范畴。它实际上是对一定社 会经济形态所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是生产力有了发展而又 发展不足的产物，分工和私有制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 中，马克思提出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阶 级差别的基本标志，由此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 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 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一 步一步地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可见，阶级观点、阶级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 主义社会现实纷繁复杂的矛盾运动、社会冲突在政治上的概括和总结，来源于社会经济 领域而又高于社会经济领域，它的有效性时间范围起于原始社会的解体，终止于生产力 高度发达、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阶级分析这一规范性方法 依然适用。这一方法与社会学所强调经验实证方法有所区别。规范和实证两种方法之间 的分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体系间的重大差别。当然，融合、引 用和借鉴是难免的，但强调经验实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方法的导入还是没有能 够从根本上改变和取代政治学规范性分析的悠久传统。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理论和 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实际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两大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体系的不同，决定了两者核心概念和研究重点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着重研究的是一定社会形态的阶级结构及其政治统治的制度、过程和 方式等，而社会学则关注于具体社会的结构功能、职业分层以及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社会分层法只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关注和研究的是特定社会职业收入 上的差别。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的是政治领域的阶级差别，两者是不可通约的，不可置 换的。社会分层法无法否定和取代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西方政治学中 ，与社会学的社会分层学说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政治精英分析，或者说政治精英分析的基 础就是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它以政治统治阶层和精英人物为分析对象，并试图由此揭示 政治的内容及其发展规律。但这只是一种局部和单线的联系，而非构成两大学科体系之 间可以相互取代的充足理由。由是观之，保持清醒的学科边界意识，保持学科之间必要 的张力是非常重要的。
(二)互补性的阶级阶层分析
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要互相否定对方的合理性存在。相反，在一定 范围内，特别是在我们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迁时，两种方法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功 能学派把两者对立起来进而否定阶级分析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与近年来学界存在的某 种简单化的理解有关。似乎马克思就主张阶级分析，而韦伯只使用阶层分析方法。其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层分析同样是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马 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三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注：富永健一 ：《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例如，在分析当时 的德国社会时，他们就论证了中间阶级社会阶层的状况，指出，在中间阶层中，有一个 农民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即阶层)，第一是富裕农民，第二是小自由 农，第三是封建佃农，第四是农业工人。其中的后三个阶层，一旦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他们就会参加进来。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同样论证了中间阶层的存在，并分析了 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特殊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 对立起来，也从来没有单纯使用阶级分析方法而舍弃阶层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功能学派理论分析框架中，马克斯·韦伯无疑是至为关键的人物。这大抵与十几年 来我国学界、思想理论界的韦伯热有关。当然，在西方，韦伯影响和传统也非常广泛和 深远。实际上，韦伯同样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曾对阶级作过一个定义。定义是： (1)对于为数众多的人来说，某一种特殊的、构成原因的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共同的；(2) 只要这种因素仅仅通过经济的货物占有利益来表现；(3)即它是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 条件下表现的(阶级状况)。(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 997年版，第247、260页。)此外，韦伯也强调阶级划分的标准是生产关系与财富的获得 。从定义看，韦伯对阶级的看法与马克思非常相似，所不同的只是韦伯强调市场状况是 决定个人生存机会的基本条件，各类财产和服务必须通过市场而表现出来。(注：许欣 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页。 )与阶级并列，韦伯还有两个社会分层的标尺，即身份和权力。权力是政治领域里分层 的依据，主要以政党之间的斗争来表现的。而身份是韦伯社会分层理论中最受重视的概 念。它是社会领域中的权力，“是社会对一些人或职业所得到的荣誉与名声的肯定或否 定的评价”(注：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 0年版，第18、20页。)。尽管对声望的理解众说纷纭，但在现代社会，在可操作层面上 ，它实际上是指社会的职业分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评价。
韦伯三元性的社会分层理论对西方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哈罗德·克尔伯提出区分 阶层的三条主要标准是：职业、权力和财产。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美国职业结 构》中以人们的职业地位作为立论依据。丹尼尔·贝尔甚至断言，“后工业社会中”， “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注：丹尼尔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马克思和韦伯兼收并蓄、宽容广博的社会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抛弃陈旧 僵化、非此即彼的对立化思维方式，运用阶级阶层这两种有效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的 实际，也不应当抬高韦伯以贬低马克思。韦伯就曾对他的学生说过：“判断一个当代学 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 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 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注：科瑟 ：《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作为“千年伟人” ，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无法否认其价值的。
(三)职业、收入分层理论的缺陷
首先，韦伯的身份地位和职业分类理论不是普遍有效的教条，特别对于当今的中国， 尤其不能盲目地生搬硬套。目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社会结构 尚未完全定型，稳定的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临时短暂的阶层分化重组现象交错复杂 。单用“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为阶层划分标准来分析问题，其解释力是有限的。韦伯自 己就认为，经济和身份职业两个因素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当获得 商品和分配商品的基础相对稳定时，身份分层受到重视，而且其重要性被突出。每一次 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变化都会威胁身份分层”，在技术和经济发生动荡和显著变化的时 期，阶级和阶级斗争往往是最重要的。(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260页。)不要说“阶级标签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职业地 位”，“那些阶级标签不好的人在职业领域里却继续很出色。较好的教育和较好的工作 转变成了高社会地位家庭的高收入”。(注：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36页。)就是在职业与社会声望之间，也 并非对称一致。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声望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就存在着差距， 由于腐败和政府职能错位等因素而导致的对国家社会管理者社会评价度的不一等等。因 此，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特别是韦伯社会学传统的分析框架分析处于市场转型中的中国 ，其合理性与解释力并不充分。
其次，以职业和收入为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这一分 层标准不是政治学的分层指标，政治分层与职业分层是两类不同的分类体系。把职业和 收入上的差别作为判断政治上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不恰当的。“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由于有这种区分，就不能仅仅守着社会学三元 分层的理论，就要考虑到政治分层这第四个因素的作用”。(注：李强：《转型时期的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0～41页。)政治分层是指 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 。这种政治地位的区分并不一定反映权力分层的差异，有些权力很低的群体，政治地位 却可以很高。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甚至可以是完全相反的情 况。在当今中国，尽管经济上的不平等有了较大的上升，但是由于政治歧视的废除，政 治平等主义的实施，这对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样起了一种“纠偏式”或平衡的作用。( 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0 ～41页。)
同时，收入分层理论在当下中国实际上也无法取代政治上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收入 分层学说，马克思曾作过精辟的批判，在《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章，标题为“阶级” 一节中就指出，不能从分配关系和收入来源来解释阶级的区别。提出，“什么事情使雇 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马克思认为：乍一看来，好像这三 大阶级是因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来生活，所以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实际上 阶级的划分不是依照生活收入为标准，而主要是依据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来界定。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588页。)显然，简 单地以收入上的差别作为划分阶级阶层的标准，其偏颇之处显而易见。
(四)坚持科学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由于历史条件和研究目的与革命年代不同， 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问题，因而，可以用功能论的阶层分析方法来分 析中国社会阶层问题。但是，我们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非是“过时的 意识形态”，阶级分析方法仍是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继承并超越前人的成果而创立的。“阶级”一词的使 用起源于古罗马，那时它是被用来区分人口的财产状况的。近代，英文“阶级”(class )一词起用于1602年。(注：高放：《热话题与冷思考(五)——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1期。)马克思曾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 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们以前很久，资产阶 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 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高于前人的地方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 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点。但马克思没有进一步作出科学的“阶级”定义。列宁给 “阶级”下了一个经典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一 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 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 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 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这个定义可概括表述为 ：人们按其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中的作用不同以及收入方式和数量的不 同而形成的社会大集团。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是三位一体的标准体系，其前提是劳动雇 佣的市场制度的存在，但这三个标准事实上并不是并列和同等重要的。其中首要的是人 们按其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阶级，社会分工关系和收入差别也是重要标 准，但相对而言，居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三个标准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作为阶级 阶层的划分体系。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没有改变占有决定分配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生产资料 所有权的主导地位同样无法否认。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 的基础性地位。股份公司的出现使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发生了分离，但经理阶 层(有人称之为“管理者阶级”)主导的管理革命没有使资本的控制权发生真正的转移。 这是因为：(1)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部分分离并不妨碍大资本所有者对管理机构的最终控 制；(2)事实上，许多大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本身就是大股东，反之亦然，他们同属于 所有者阶级；(3)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管理职能执行的仍是资本的职能；(4)个人的 家庭持股人控制权方面发生的变化只是朝着较大持股人或机构的集体控制方向演变。( 注：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六章“管理革命的真实性”。)在公有制主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生产资 料所有权的占有决定分配原理更加没有动摇和改变。
再次，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共产党人对阶级理论曾产生过误解和背离。其主要表 现在：第一，在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时，简单地乱贴“阶级”标签，把纷繁复杂的社会 现象生硬地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第二，在进入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 义社会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损害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声誉；第三，无视资本 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把马克思针对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状况所作的阶级分 析，当作百年不易的教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下的严重极“左”错误提示我们，应当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偏离和狭隘僵化的理解，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的科学态度对待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果 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创造性 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理论上的新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 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得以创造奇迹的重要条件之一。仅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 对“阶级”一词“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就只讲阶层而不提阶级，这显然是难以 成立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其基本社会形态而言，具备了社 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主要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 劳分配等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大规模的尖锐 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三大差别没有消除，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残余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阶级向无 阶级社会的过渡还没有完成，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这决定了阶级观点、阶 级分析方法没有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阶级分析方法有效性 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
最后，“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阶级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已经不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标志，简单地把有没 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当作区分工人阶级和其他 阶级、阶层的标准，显然是一种过时的观念。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对工人阶级概念的传统 狭隘的理解。(注：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什么要把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 来》，《北京日报》2001年10月15日。)对农民阶级和社会其他阶级阶层也要根据其发 生的变化给予新的理解。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最广 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体，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体现者。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 群众基础并不是要抛弃和贬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体地位。有人提出，社会的主导 力量应当是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阶层。他们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 导力量的作用，其中的精英分子尤其如此。这种社会阶层等级次序观和精英主义思想与 我们国家和党的性质以及社会主义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 发展。一位西方学者就曾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因为在社会学中与物理学中一样 ，作用要产生反作用。因此，精英们在行使权力和特权时，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其它成 员中产生反作用。这些反作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引起它们的作用的重要性。”(注：伦 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我们主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划分阶级阶层的基础， 同时以社会分工关系、收入差别和劳动雇佣关系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的理论框架 。分工的规律也是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因而阶级是分工的结果和表现。社会分工 是指在社会生活体系中凝固地执行某项社会职能的一部分人。一般而言，社会职能可分 为两类，领导职能和执行职能。因而，阶级可相应地分为领导阶级和被领导阶级或曰统 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收入差别是指人们在社会劳动体系中因分工和劳动付出的不同而 领得的社会报酬上的差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 本原则。劳动雇佣关系是人类社会在共同劳动中必然发生的劳动力被他人支配还是支配 他人劳动力的问题。这有三种可能性：自己的劳动力被他人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由本人 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由本人支配同时支配他人劳动力。(注：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 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36页。)如何支配劳动力 也是阶级划分的重要指标。
根据上述社会阶级划分原则，我们大致可以把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描述为：两个 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中间阶层(社会的中间层)。工人阶级的社会阶 层构成主要有：产业工人即普通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生产管理者阶层和公务员阶 层。农民阶级大致由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 层组成。在上述两大阶级中，还应包括从事不同职业且处于不断变动中的个体劳动者阶 层。中国目前的中间阶层主要由所谓的“白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构成，他们“也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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