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其他赋”与“恨赋”写作时间与能力的新证明_别赋论文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事论文,时间论文,江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2-0034-14

      钱钟书《管锥编》第二○七条“全梁文卷三三”论江淹赋多有精到之见，其中关于《恨赋》与江淹其他赋作关系的看法尤为学界所认同。原文如下：

      《恨赋》。按此篇自《文选》与《别赋》并采，遂尔脍炙众口。《赋》中自称“仆本恨人”，淹他作亦多恨人之怨嗟。《去故乡赋》乃《别赋》之子枝也，《倡妇自悲赋》又《恨赋》之傍出也。《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愿归灵于上国”，即《恨赋》“迁客海上，流戌陇阴”之心愿；《哀千里赋》：“徒望悲其何极，铭此恨于黄埃”，亦《恨赋》“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之情事。《青苔赋》：“顿死艳气于一旦，埋玉块于穷泉；寂兮如何，苔积网罗，视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则兼《别赋》之“春宫

此青苔色”与《恨赋》之“闭骨泉里，已矣哉！”《泣赋》：“若夫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少卿”又见《恨赋》：“李君降北，吊影惭魂”，余人亦均可入《恨赋》。《泣赋》：“潺湲沫袖，呜咽染裳”，无异《恨赋》：“危涕”、“血下沾襟”。《别赋》曰：“盖有别必怨，有怨必盈”，实即恨之一端，其所谓“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讵非《恨赋》之“迁客海上，流戍陇阴”耶？然则《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而他赋之于《恨赋》，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①

      钱先生此语大抵包含了三层意思：1.江淹诸多赋作所写情事均与《恨赋》、《别赋》相关，同为“恨人之怨嗟”；2.《别赋》较《恨赋》后出，其成就实在后者之上，“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3.不但《别赋》与《恨赋》关系密切，即江淹他赋亦由《恨赋》衍出，故其于《恨赋》，“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与此前文学史叙述偏重江淹《别赋》不同，钱钟书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恨赋》在江淹诸赋中的特殊意义，这无疑为深化江淹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研究的关注点由江淹赋作的形式技巧导向与其身世、时代等因素的内在关联。以是之故，当《管锥编》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面世后，钱先生这一观点很快就得到学界的认同。如曹道衡先生在其《汉魏六朝辞赋》一书中即引述钱钟书论《恨赋》语，认为“从艺术价值而论，《别赋》当然更胜于《恨赋》，而由用意来说，《别赋》和另外一些赋皆发挥一个‘恨’字”。曹先生还指出：《恨赋》、《别赋》受鲍照《芜城赋》的影响至为明显，“这两篇赋的不少意思，都在《青苔赋》中有所表现；而《青苔赋》的后半篇，又与鲍照《芜城赋》十分相似。很可能《青苔赋》之作是受了鲍照的启发，而《恨赋》、《别赋》又是发挥《青苔赋》的一些情节”②。类似的表述还见于曹道衡先生与沈玉成先生合作的《南北朝文学史》，如：“从江淹本人的用意来说，《恨赋》是总纲，而《别赋》、《泣赋》、《倡妇自悲赋》似都是专写某一种愁恨。”《青苔赋》中“若乃崩隍十仞”一段，“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接近鲍照的《芜城赋》，但某些段落已具有《恨赋》和《别赋》的雏形。……因此可以推知此赋大约作于《恨赋》、《别赋》之前，是它们出现的前奏。”③此外，俞绍初、张亚新两位先生的《江淹集校注》也承袭钱钟书、曹道衡所论，认为江淹的其他赋作，“如《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青苔赋》、《水上神女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四时赋》等，与《恨》、《别》二赋有着明显联系，有如众星环拱北辰，形成一个愁怨之作的繁盛家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其诗作一样，江淹赋作更多更直接地接受了鲍照的影响”④。不过，尽管承认江淹《恨赋》、《别赋》、《青苔赋》、《哀千里赋》等受鲍照《芜城赋》影响，但《江淹集校注》并未将《青苔赋》置于《恨》、《别》二赋之前。

      当然也存在不同意见。1987年第5期《名作欣赏》发表香港大学何沛雄教授赏析《恨赋》文章，在肯定两赋有密切关系，适于一起研读的同时，作者于附注中特意指出：《恨赋》、《别赋》“最早见于《文选》，其次序为先《恨》而后《别》，但不知何据。……张溥本《汉魏六朝三百家集》里的《江醴陵集》，则先《别》而后《恨》。窃以为有‘别’然后有‘恨’，且《别赋》末说‘永诀’，而《恨》先言‘枯骨’、‘亡魂’，似连续成篇者；《江醴陵集》的篇目次序，很有理由。”⑤此说明显不同于钱钟书所论，然从行文来看，何沛雄先生似未得睹《管锥编》。事实上，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钱钟书先生关于《恨赋》与江淹他赋关系的见解已在学界达成共识，此时人们提到江淹辞赋，几乎全都是先《恨》后《别》，而且江淹被黜吴兴期间所作辞赋系年，自然也就是《恨赋》、《别赋》居前，其余诸赋随之⑥。

      应该说，钱钟书先生所言能得到学界的认同，除了其言之成理之外，还与《恨》、《别》二赋具体写作时间难以确考相关。虽然现今学者基本上认同江淹大半辞赋作于被黜吴兴期间，但具体到各篇写作时间之先后及其次第，仍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江淹本人并未在作品中透露具体的写作时间，那么从作品内容的关联度来判断彼此间关系便成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选择，而由钱钟书“众星之拱北辰”的比喻，很容易将《恨赋》认定为江淹吴兴诸赋中最早写作者。

      然而，当我们结合江淹被黜前后之经历来考察其创作便不难看出，《恨赋》作于吴兴说，尤其是《恨赋》先于他赋说显然存在某些疑点。人们普遍相信，江淹写作《恨赋》、《别赋》与其仕途失意及好友、爱子、妻子先后亡故有着直接的关联，如俞绍初、张亚新二位认为，《恨》、《别》二赋“熔铸了作者个人早年独特的生活体验”⑦；丁福林先生则说，江淹在吴兴期间能“写出《泣赋》、《恨赋》、《别赋》那样寄托莫名哀怨，集伤感与悲愤于一体的作品”，是因为他此时“接连遭受到丧子与丧妻的双重打击”⑧。这当然可为一说，但问题在于：1.若如丁福林先生所说，江淹丧子事在元徽三年(475)，丧妻事在元徽四年(476)，则此时已是江淹被黜后的第三年，这是否意味着丁先生认为《恨赋》后出呢？抑或《别赋》等作还在此之后？2.即便将江子夭折时间定为元徽二年秋江淹赴任吴兴之前，江妻亡故时间亦相应前置⑨，是否就可以肯定，江淹子丧妻亡之悲恸是导致《恨赋》如此悲愤的根源呢？曹道衡先生《江淹评传》就曾指出，江淹赴吴兴途中所作《游黄蘖山》一诗并不悲观，“反而有些旷达的情绪”⑩；丁福林先生也说：初到吴兴的江淹优游于那里的奇山异水，其妻亡之前的作品“还带有一些平静旷达成分”(11)。对比江淹《伤爱子赋》篇末“惟人生之在世，恒欢寡而戚饶”及“余无愆于苍祗，亦何怨于厚地，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12)云云，则虽悲从中来，犹能自我排解，与《恨赋》那种溢于言表的愤激有明显差别。3.恨者，憾也。虽然离愁别怨、牢骚不平亦为“恨之一端”，但《恨赋》的情感指向毕竟不是愁怨，不是悲戚，甚至不是哀伤，而是一种追悔莫及、欲哭无泪的彻骨之痛。如果江淹在吴兴生活多少如其《自序》所描述，“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那我们的确找不到江淹此时写作《恨赋》的诱因，更不要说《恨赋》先于他赋的证据了。总之，在将《恨赋》、《别赋》的写作时间系于江淹吴兴任上，和将写作原因归结为痛失亲人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其实很难真正解释《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

      也许我们忽略了某个对江淹创作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或对之重视不够，比如说，江淹与建平王刘景素的关系。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江淹与建平王关系的认识大多囿于《自序》所述内容，即江淹对建平王的劝谏及被黜之事，而未能意识到江淹与建平王之关系远较此复杂。事实上，江淹对建平王的劝谏并非全如《自序》所言，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13)指出，《燕丹子》实为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小说中人物关系及性格特征的设置影射现实之用意至为明显，如“反戾天常，虎狼其行”的秦王之于后废帝，“常食不识味，寝不安席”，“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的太子丹之于建平王，乃至鞠武、荆轲之于江淹，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这表明江淹其实并未置身于建平王谋反之事外，而是积极为之出谋划策，希望建平王等待观望，暂缓举事。《自序》作于齐武帝永明元年(483)，距建平王事败被杀已有七年，身为萧齐之臣，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江淹在《自序》中显然有意掩盖了某些事实，并突出了他因反对建平王谋反而被黜的经过(14)。这个发现不仅可使我们对江淹被黜前后与建平王之关系有更合乎史实的了解，而且可为《恨》、《别》二赋提供解读的密钥。循此入手，或能为《恨赋》、《别赋》之写作时间及动机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文本中某些疑难困惑之处，也有望借此得以澄清。

      先看《恨赋》。

      清人许梿《六朝文絜》眉批谓《恨赋》所写分别为“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贫困之恨、荣华之恨”(15)，此说多为今人采纳，然实非深知文通者，倒是陶元藻《书江淹〈恨赋〉后》似乎看出几分蹊跷，兹引全文如下：

      文通《恨》、《别》二赋，世并称之，余窃谓《恨赋》不如《别赋》远甚。其赋别也，分别门类，摹其情与事，而不实指其人，故言简而赅，味深而永。《恨赋》何不自循其例也？古来恨事如勾践忘文种之功，夫差拒伍胥之谏，荆轲不逞志于秦王，范增竟见疑于项羽，此皆恨之大者，概置勿论；乃仅取秦王、赵王辈寥寥数人，了此“恨”字，挂漏之讥，固难免矣。且所谓恨者，必人宜获吉而反受其殃，事应有成而竟遭其败，衔冤抱恨，为天下古今所共惜。非揣摩一人之私，遂其欲则忻忻，不遂其欲则怏怏也。秦王无道，固宜早亡，毕命沙丘，人心所大快者，何恨之有？若赵王受虏、敬通见黜、中散被诛，自周秦两汉以迄于齐，类此者不胜枚举焉。李陵之恨，始在五将失道，兵尽矢穷，以致被擒异域；继在误绪为陵，戮其父母妻子，以致无路可归，不成曹沫之功，卒陷通天之罪。不能写得淋漓剀切，反使李陵不忠之由沉埋终古。明妃以毛延寿颠倒真容，遂致绝宠君王，失身塞外，痛心疾首，其恨全属于斯。今只言“陇雁少飞，代云寡色”，凡出塞者人人如此，即乌孙公主、蔡文姬，何尝不领兹凄楚？岂独明妃？凡为文者，搦管之初，便当立定意见，其意一差，则全篇皆病，顾不谓同一生花之笔，而优劣悬殊，乃至于此！(16)

      陶元藻在此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江淹为何选择秦帝、赵王等人作为《恨赋》描写的对象？依据陶氏本人的理解，“所谓恨者，必人宜获吉而反受其殃，事应有成而竟遭其败，衔冤抱恨，为天下古今所共惜”。据此，“恨之大者”如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刺客荆轲、谋士范增理应较秦帝、赵王等人更适于入选，而《恨赋》如此取舍，难免“挂漏之讥”。当然陶元藻提出的问题尚不止此，比如《恨赋》为何不循《别赋》之例，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类型逐个予以描述？又如江淹描述李陵、昭君之恨时，为何舍特殊而就一般，忽略二人各自独有的经历与感受？陶元藻由此认定，《恨赋》之写作水准远不及《别赋》，“同一生花之笔，而优劣殊悬”，着实令人诧异。

      由陶氏所论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恨赋》究竟是江淹代古人申恨，还是借古人之事写自己之恨？钱钟书先生在肯定陶文“评甚中肯”的同时，指出“惟‘宜吉反殃’云云，是仅许旁观代恨，而不尽许当局自恨也，全背淹谋篇所谓‘伏恨’、‘饮恨’之意”(17)。显然，钱先生并不认为《恨赋》只是传达旁观者的感受，但问题是，江淹之恨具体为何？其与赋中所写古人之恨又是什么关系？果如前述丁福林先生语，江淹之恨乃遭遇子夭妻亡，那《恨赋》为何先述帝王、列侯之恨，而不用“夷甫伤子”或“奉倩悼妇”之类更贴切的憾事呢？前引钱钟书论《恨赋》语就曾指出，江淹《泣赋》所云：“若夫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除李陵事已见诸《恨赋》外，“余人亦均可入《恨赋》”。江淹不取他人，原因又是什么？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荆轲之恨。陶元藻所列“恨之大者”四人中，就有“不逞志于秦王”的荆轲；唐代李白效江淹作《拟恨赋》，也特意提到“至如荆卿入秦，直渡易水。长虹贯日，寒风飒起。远仇始皇，拟报太子。奇谋不成，愤惋而死”(18)；而依钱钟书之见，荆轲事亦属可入《恨赋》之列。可见，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认为荆轲刺秦功败垂成，理应是《恨赋》列举的对象。如果再联系到《别赋》写剑客侠士之别一段荆轲所占的突出位置，那我们的确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何江淹在《恨赋》中竟然遗漏了荆轲？

      上述种种，在此前的江淹及其《恨赋》研究中要么不被视为问题，要么虽有所觉察却又难以解释，而通过对《燕丹子》写作过程及其题旨的考察并由此解读《恨赋》，我们便不难发现，江淹如此选择其实正在情理之中。

      如前所述，《燕丹子》中的秦王乃影射现实中的后废帝，太子丹即建平王之化身，因此江淹在《恨赋》中列举古之恨者时先说秦帝，次写赵王，就不只是按时间远近予以安排，而有其特定的寓意。不妨这样设想：江淹之所以选择秦帝与赵王，极有可能是用来隐喻现实中后废帝与建平王之关系。我们看《恨赋》中“秦帝按剑”一段，作者对于秦帝之态度就颇有几分暧昧，尤其是“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等用语给人以双关之感，既可以理解为是替秦帝抱憾，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秦帝的指斥。“华山为城，紫渊为池”两句，《文选》李善注引贾谊《过秦论》：“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此语又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这是江淹有意设置的一个暗示，那么贾谊所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19)岂不是正可为“武力未毕”、“宫车晚出”作一注脚？再看《燕丹子》对秦王的描写——“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贪暴海内，不知厌足”(20)，与贾谊所言如出一辙。据此，说《恨赋》中秦帝形象乃影射后废帝，应该不是捕风捉影。

      循此思路再看“赵王既虏”一段，相关问题亦可冰释。一般认为，赵王当指赵国末代国君幽缪王赵迁，这不错，但据《史记·赵世家》篇末太史公转述冯王孙语：“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21)其亡国被掳实在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后人同情，江淹又为何要将其写入《恨赋》呢？这的确令人费解。而如果我们知道，江淹曾借《燕丹子》劝谏建平王暂缓行事，建平王不用其策以致事败被杀，那么在赵王迁与建平王景素之间便可建立某种关联，从而为赵王之入《恨赋》提供依据。事实上，江淹选择赵王的理由远不止此。首先，历史上燕、赵向来并称，且赵、燕相继为秦所灭，而在《燕丹子》的语境中，燕国实指建平王之势力范围。故江淹之写赵王，其用意乃在借赵喻燕，进而指代建平王景素。其次，赵王迁流于房陵，事见《淮南子·泰族训》，故李善引《淮南子》为之注(22)，而《淮南子》原文作：“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瞋目裂眦，发植穿冠。”(23)由赵王引出荆轲，这是巧合呢，还是江淹有意为之？再次，高诱注《淮南子》，谓赵王乃张敖，这自然是高诱的失误，但张敖事与建平王却不无可比性。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张敖为汉初名臣张耳之子，嗣位为赵王，尚高祖长女鲁元公主。而高祖对之无礼，引发张敖家臣贯高、赵午等人不满，意欲行刺高祖。事发，张敖被捕下狱，贯高等人随之，力辩张敖实不知情，上乃赦张敖，而贯高自杀以谢罪。此事与《宋书·文九王传》所记建平王僚属为之鸣冤事不乏相似(24)。不论江淹是否得见高注，《恨赋》有意含糊其词，未必不是借张敖以申景素之恨。最后，文中“千秋万岁，为怨难胜”八字，若是说赵王迁亡国被掳之怨，恐难置信，但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解读，将“为怨难胜”解作“为冤难胜”，那么江淹此语实际上是替建平王景素鸣冤(25)。果如上述，赵王之入《恨赋》便顺理成章，甚至于可以说是不二人选。

      一旦解开江淹选择秦帝、赵王之谜团，则《恨赋》之写作时间也就不难考定。上文曾经提到，《恨赋》所表现的是一种追悔莫及、欲哭无泪的彻骨之痛，“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如此愤激之语，非经人生之剧变、有难言之大痛者不能为之。结合上文所作分析，江淹之作《恨赋》必不在吴兴令任上，而应该是景素事败他回到京口之后至任职萧道成幕府之前的数月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回到京口后的江淹应能得悉景素事败被杀之始末，甚至可能前往昔日争战之地凭吊，所谓“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固然可以理解为想象之语，但也未必不是所见实景(26)。当此之时，回想当初劝阻景素之情事，江淹真可谓悲不自胜，痛何如之！对比《燕丹子》中荆轲为太子丹分析形势所言与《宋书·文九王传》所记可知，江淹对于建平王当时所面临之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27)，假如当初建平王能采纳江淹建议，即便不能扭转局势，也不至于落到事败被杀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江淹“直念古者”，应该会想到曾劝谏吴王夫差的伍子胥，劝谏西楚霸王项羽的范增，将其引为同调并写入《恨赋》。而之所以不用伍子胥、范增等“恨之大者”，恐怕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伍、范二人(包括夫差、项羽)虽能体现其恨，却不能喻示其冤；二是江淹当时所处现实决定了他不能对建平王之死持有异议，而伍、范之事容易令人联想到江淹与建平王的特殊关系，所以他只能是隐约其词，借写秦帝、赵王之恨来表达内心的悲愤。《恨赋》篇末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两句作结，或许正表明江淹的无奈。

      相应地，对于《恨赋》的后半部分我们便可作一种新的解读。依上文所作分析，秦帝、赵王之事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意在影射建平王之事，故不当与其余四人并列，许梿之说实误。而李陵、王嫱、冯衍、嵇康四人之事亦当为另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且有其特定的指向。结合江淹此时所作《无为论》来看，《恨赋》所以选择李陵等四人，更有可能是借以表达自己对今后出处去就问题的思考。就当时情势与江淹心态而论，他可作之选择不外有四：一是选择转投萧道成麾下，那意味着江淹背叛旧主建平王；二是选择出走，离国去乡，也就是投奔北朝；三是选择急流勇退，绝意仕途，过一种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四是选择公开为建平王鸣不平，拒绝与当局合作，为此不惜以死抗争。《恨赋》后文所写李陵降北、明妃出塞、冯衍罢归、嵇康下狱，正分别代表了江淹四种可能的选择。究竟何去何从，江淹似乎颇难决断。确实，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难尽如人意：“誓还汉恩”的李陵终究改变不了名辱身冤的命运，出塞远嫁的明妃最后只落得个老死异乡的结局，“塞门不仕”的冯衍为此付出了抱憾而终的代价，不改其志的嵇康毅然赴死，留给后人无限的惋惜。虽然江淹最终选择了妥协，但在此我们可以窥见他这一段痛苦矛盾、进退失据的心路历程。

      回到陶元藻所提之问题，显然，江淹之所以选择秦帝、赵王等而不取他人，乃是基于表达特定情感、心绪的需要，并非随意为之。而江淹对李陵、明妃等人的描述之所以游离史实，同样是取决于特定的写作题旨。陶氏未能看到江淹之作《恨赋》，乃借他人之杯酒以浇自己之块垒，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仅许旁观代恨，而不尽许当局自恨也”，故认为江淹取舍失当。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陶元藻断定《恨赋》“全篇皆病”，“不如《别赋》远甚”。其实，《恨》、《别》二赋尽管手法互异，却难言孰优孰劣。我们看《恨赋》用心之细密，用典之贴切，用语之微妙，虽囿于现实因素不便直书所感，却能意在言外，曲尽其情。此等才艺，又岂是一般作手所能企及！

      再看《别赋》。

      显然，如果《恨赋》作于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之后，那么《别赋》的写作定然在此之前，因为江淹此后的生活中已不再有促其写作《别赋》的契机，同时他本人也不再有写作《别赋》的心境。因此《别赋》的写作，应该是在江淹被黜之后至他离开吴兴之前这一时段内，但具体作于何时，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尽管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别赋》、《恨赋》均作于江淹被黜吴兴时期，毕竟推测的成分居多，不仅过于宽泛，而且于《恨》、《别》二赋及与它赋(如《青苔赋》、《去故乡赋》、《泣赋》等)间之关系难以判定(28)。

      前引陶元藻论《恨赋》语，称誉《别赋》分别门类摹写情事的手法，谓“《恨赋》何不自循其例也”？这表明陶元藻也认为《别赋》作于《恨赋》之前。其实《恨赋》并非全悖《别赋》体例，其章法结构实不乏相似，许梿就说：《别赋》“立格与《恨赋》同”，只是他认为《恨赋》在前；何沛雄更具体指出：“《别赋》分陈八类离别之苦，《恨赋》缕述八种饮恨之悲，两篇结构相同。”(29)看来两篇作品之间确有某种承续关系，但具体孰先孰后，单凭结构的相似尚难断言。一方面，无论是结构还是具体情状的描摹，《恨赋》都比《别赋》来得简单；另一方面，就对象的选择编排而言，《别赋》又不及《恨赋》谨严细密。《别赋》多有铺陈，文辞华美；《恨赋》笔简形具，旨趣遥深。丰赡者固然可视为成熟之表现而居后，省净者也未必就属生涩而先出。所以，要想对《恨》、《别》二赋之先后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还需变换思路，另辟蹊径。

      许梿总评《别赋》，除了指出“立格与《恨赋》同”之外还有一句评语：《恨赋》“以激昂胜，此以柔婉胜”。许梿看出二赋风格不同，然所评有欠准确。《恨赋》与其说“激昂”，不如说“愤激”；《别赋》与其说“柔婉”，不如说“哀婉”。二赋风格之异，实非刚柔，而在情感心境。比较二赋所写景物意象可知，《恨赋》殊多冷色而少暖意，篇首“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三句自不必说，其写赵王：“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写明妃：“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写嵇康：“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全是阴沉昏暗之景，可以说萧瑟惨淡、枯寂凄冷构成了全赋的基调。《别赋》则与此不同，虽然总体上以哀怨为主，却不乏亮色，也多了些许生气。如写“居人愁卧”：“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虽叙离情而遣词明艳；“负羽从军”一段：“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即述别绪亦取景灿然。再如东都金谷之会，因状富贵而渲染声色歌舞；桑中淇上之别，由表缠绵而衬托春草秋月。纵然情何以堪，到底还是生离而非死别，故销魂之际犹可玩味，叹息之余不废吟咏。如此看来，《恨》、《别》二赋尽管体例相仿，手法略似，但二者风致情韵却有较大的差异，江淹之写作心态亦当明显不同。如果我们承认江淹写作二赋并非只是代他人申恨述愁，而融入了自己的失意之感、切肤之痛，那么这两篇作品显然不可能作于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身处贬谪之地，痛感“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的江淹在完成《恨赋》后不久，便能转换心境，以生花妙笔描摹别情。毕竟创作心境的转换需要时间，更需要某种外部条件的作用，然而，在江淹谪居吴兴三年这一时段内，除了从流连山水中获得些许慰藉之外，似乎再无任何可以排解其愤激愁苦之情的因素。总而言之，从《恨》、《别》二赋明显存在的情感、风格差异来看，不像是同时之作，其中《别赋》先作，《恨赋》后出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而从《别赋》所写具体内容来看，在对离情别绪的类型化描摹背后，我们或可窥见江淹本人隐约的身影。

      如“负羽从军”段末两句：“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江淹集校注》引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谓“桃李”指代妻妾，并引江淹《与交友论隐书》“犹以妻孥未夺，桃李须阴”为佐证。较之以桃李为实物，此说似更得江淹本意(30)。不过此处“桃李”所指代应仅限媵妾，不含妻子，《与交友论隐书》所言可证；“爱子”亦非父母眼中的晚辈，而指所爱之人，与后文“与子之别”用法相类。故“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两句，或可看作是江淹与其媵妾分别之场面的嵌入(31)。

      又如接下来“一赴绝国”段中所写：“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魄动，亲朋兮泪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分明是辞别故里，亲朋故友相送话别之场景。对比江淹赴吴兴途中所作《无锡县历山集》：“愁生白露日，怨起秋风年。……酒至情萧瑟，凭樽还惘然。一闻清琴奏，歔泣方流连。况乃客子念，直视丝竹间。”可以看出二者无论情景还是用语都不乏相似。关于《无锡县历山集》一诗，《江淹集校注》、丁福林《江淹年谱》均认为是元徽二年江淹被黜吴兴，途经无锡与其母舅相别时所作，则《别赋》此段描写显然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分别时的感受。

      再如“君居淄右，妾家河阳”一段写居人别后相思，似乎与江淹情事无关，但若与江淹妻亡后所作《悼室人十首》合观，其间关联却颇能说明问题。如第五首之“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风光肃入户，月华为谁来”之于“秋帐含兹明月光”；第六首之“流黄夕(久)不织，宁闻梭杼音。凉霭漂虚座，清香荡空琴”之于“暂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情境意象，几出一辙。更重要的是，《别赋》以“春宫

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青兮昼不暮，冬

凝兮夜何长”概括居人对行子之四时相思，而《悼室人十首》前八首亦以春夏秋冬为序展开，抒写江淹对亡妻的怀念。据此，说《别赋》所写乃暗寓了江淹与妻子别后之两地思念，应该不是牵强附会。

      至于“华阴上士，服食还仙”一段之指代对象，当为江淹向建平王刘景素辞别。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全赋惟此节偏枯不称，殊为布局之疵。别离一绪，情事两端：居人伤行子，行子恋居人，二情当写其一，庶符‘黯然销魂’之主旨。”而江淹不但于行子惜别之意只字不提，“一若弃世学仙之士，忘情割爱，不复怨别伤离”，而且于家人难舍之情亦不著片语，“乃只以‘重别’二字了之，绝未铺陈‘别必怨而怨必盈’之致，遂成缺负”(32)。钱先生所言甚是，然以江淹之生花妙笔，何以竟会有此疏漏？按“华阴上士”四字，李善注引《列仙传》魏人修芈在华阴山下石室服食黄精事，而江淹《与交友论隐书》道：“每承梁伯鸾卧于会稽之墅，高伯达坐于华阴之山，心尝慕之，而未及也。”高伯达即东汉著名隐士高恢，字伯达，为梁鸿友人，隐居华阴山，事见《后汉书·逸民传》。如此则“华阴上士”或不无江淹自况之意，其所辞别之对象既称“主人”，自非家人可知。江淹素有隐居之志，其《到主薄日事诣右军建平王》、《与交友论隐书》等多有道及，被黜吴兴虽非所愿，但也可以借此远离是非之地(33)，过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如后来《自序》所说：“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所以，江淹借“华阴上士”辞别主人事向建平王表达不忍离别之情，并非没有可能，而不写主人难舍之意也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以上解读可为一说，那么对于《别赋》的行文思路，除了像许梿那样作类别化排比之外(34)，还可有另一种理解。上文指出，《恨赋》所选六事(人)当分为两组，即秦帝、赵王事为一组，其余四人为一组，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别赋》同样如此，去除首尾，中间六事亦可分为两组：“帐饮东都，送客金谷”乃摹“暂离”，“剑客惭恩，少年报士”则写“永诀”，相对独立；而“负羽从军”以下四类，则在分述所谓“从军别”、“绝国别”、“伉俪别”、“方外别”的同时，依次表现了江淹与媵妾别、与亲朋别、与妻子别、与建平王别时的场景和心绪。值得注意的是，江淹在写作时似乎有意遵循了由远到近、由疏到亲的原则，故先媵妾，次亲朋，次妻子，最后是建平王。当然，以今人的眼光看，与江淹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妻子，但在江淹的心目中，建平王的重要性或许更在亲朋妻子之上。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别赋》与《恨赋》在结构上的另一个共同点，即都采用了双重结构模式。其表层结构选取某些有代表性的人事作类型化描写，似乎意在表现某种共同的情感；而其深层结构则与江淹本人特定的情感指向相关，所选人事及意象都有着特定的逻辑关联。

      相应地，对于《别赋》作于何时这一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既然江淹在《别赋》中隐含了其与亲朋家人等逐一作别的内容，那么此赋显然最有可能作于别后不久，或者说就是在赴吴兴的途中。尽管江淹并未直接提供写作的时间信息，但通过对《别赋》文本的考察，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某些有助于推定写作时间的证据。

      首先，《别赋》所写主要为分别时之情景。许梿评《别赋》开头写行子部分“是欲别未别光景”，其实整篇文字多半如此。如“至若龙马银鞍”一段全为分别场面之描写，“乃有剑客惭恩”一段中“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数句亦然；又如“负羽从军”段中的“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一赴绝国”段中的“左右兮魄动，亲朋兮泪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也还是“欲别未别”心态的叙写；至于最为人传诵的“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更是将分别之情景刻画得凄美动人，遂成千古名句。文中虽不乏对别后相思的铺陈，但所占比例远不及写分别场面。

      其次，《别赋》所写实以行子为本位。此赋之作虽取全称视角，分述行子、居人之离别情貌，但江淹叙写的重心显然更倾向行子一端。篇首总述别情一段，先行子而后居人，已表明江淹写作所居之立场。赋中除“君居淄右，妾家河阳”一段明确以居人口吻写景寄情之外，其余部分大多为行子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这正与现实中江淹贬谪远行的身份相符。

      再次，《别赋》所写乃以秋景为基调。虽说江淹有意将春秋二时作为别离之所以令人神伤的外在因素，其间亦不乏春景的点缀，但整体而言，《别赋》中的秋色更为浓郁。尤其是开头总述行子、居人一段，本该承上文“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兼顾两季，然而无论行子还是居人都被置于秋景的笼罩之下。至于写与亲友相别时的“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更不仅点明分别之具体时间，而且与江淹《无锡县历山集》诗所写一致。综上所述，将《别赋》写作时间定于江淹赴吴兴途中，应该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还可再说几句的是《别赋》与《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一文的关系。《辞笺》作于元徽二年江淹被黜之后当无疑义，问题是具体作于何时？是江淹动身前往吴兴之前，还是已经抵达吴兴之后？依常理而论，既称“辞笺”，则当为辞别之际所作，亦即江淹赴任之前，但文中所写似乎又不尽然。丁福林先生认同俞绍初所言，认为《辞笺》所述“方蒙被霜露，裹粮洲岛，凿山楹为室，永与鼋鼍为群”，与作于吴兴后《青苔赋》等作品相合，且“眷然西顾”一语“明指方位”，故《辞笺》当作于江淹初到吴兴时(35)。其实“凿山楹为室”乃《楚辞》成句(36)，未必就是吴兴实景，而“方蒙被霜露，裹粮洲岛”云云，更宜解作正在发生之事，适与下文“一辞城壕，旦夕就远”相对应。至于说“眷然西顾”明指方位，则恐有误。盖以方位言，吴兴在京口正南而偏西，故江淹后来有“待罪江南思北归”之语。考江淹赴吴兴乃取道无锡、钱塘，一路东行，然后才转往西南，经衢州而入闽，《集》中《无锡县厉山集》、《赤亭渚》、《渡泉峤出诸山之顶》等诗可证。由此观之，“眷然西顾”并非至吴兴后所言，而应该是在江淹东行途中的事，就是说，《辞笺》之作当在江淹赴吴兴途中，尤以动身后至抵达钱塘一段的可能性最大。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一文的写作当与《别赋》同时而稍前，其中“眷然西顾，涕下若屑”八字对于《别赋》或具有特殊意义。《别赋》写别离场面几乎全伴有涕泣，如“横玉柱而沾轼”，“造分手而衔涕”，“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送爱子兮沾罗裙”，“亲朋兮泪滋”，“织锦曲兮泣已尽”，比《泣赋》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可视为“涕下若屑”之种种表现。而《别赋》所云“谢主人兮依然”，“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又岂非“眷然”二字之注脚乎？联系《泣赋》篇首所写秋日景致，及篇末举古人“泣绪如丝”诸事，称“况余辈情之所使”，则《辞笺》一文不仅为《别赋》之先导，即《泣赋》乃至《倡妇自悲赋》、《去故乡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诸文亦由其而衍出也。

      由于不察江淹写作《自序》之背景情势，将其视为江淹真实心态并据此判定江淹在建平王事件中所持之立场，乃至建平王起兵之动机、性质，遂使得江淹被黜之真相的认识流于简单化，也由此导致了在解读《别赋》、《恨赋》时将建平王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多止步于文本表层，对二赋之文外曲致难有体察。以是之故，江淹与建平王之关系及对其创作的影响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是如何看建平王其人其事。江淹《自序》涉及建平王者主要有两点：一是建平王对江淹的礼遇，二是建平王谋反及江淹对之进行劝谏而遭贬黜事始末。前者相对简略，只说“始安之薨也，建平王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后来江淹入建平王府任主薄之职，建平王“宾待累年，雅以文章见遇”。据此，江淹之入建平王府乃建平王的主动礼聘，且建平王赏识的主要是江淹的文笔，故给人的印象是江淹在建平王府只担任文案工作，并不参与重大问题的谋划。后者则相对较详：

      宋末多阻，宗室有忧生之难。王初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焉。及王移镇朱方也，又为镇军参事，领东海郡丞。于是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构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王遂不悟，乃凭怒而黜之，为建安吴兴令。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江淹劝谏建平王语。《梁书》本传所引稍有不同：“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谏曰：‘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景素不纳。”主要是较《自序》多了“流言纳祸”等四句。从本传所引文字来看，江淹似曾写有劝谏建平王之文，并为《梁书》撰者所得见。而江淹既以“二叔”、“七国”，以及淮南王刘安事劝谏建平王，表明在江淹看来，建平王所为实属谋反(37)。但问题是，江淹果真会以刘濞、刘安等人故事作为前车之鉴劝阻建平王吗？建平王又是否能够容忍江淹将自己与谋反失败者相提并论？如果江淹真如其所言，以史为鉴对建平王晓以利害，那又怎会等到赋诗“略明性命之理”后才惹恼建平王，以致被黜？所以，江淹在《自序》中的这番表态能否视为其真实想法，尚须存疑。

      相比之下，正史所记反倒比较客观，也更为可信。如《梁书·江淹传》就提到：“少帝即位，多失德”，暗示建平王所为乃事出有因(38)。《宋书·文九王传》所记尤为具体：

      时太祖诸子尽殂，众孙唯景素为长，建安王休祐诸子并废徙，无在朝者。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属意焉。而后废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太宗旧隶，贪幼少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元徽三年，景素防阁将军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单骑奔京邑，告运长、佃夫云“景素欲反”。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齐王及卫将军袁粲以下并保持之，谓为不然也。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都，具自申理。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又夺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沵、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39)

      由此可见，建平王之所以延揽人才，乃至举兵起事，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曾指出：“平心而论，无论是与周朝管、蔡谋反，还是汉初吴王、淮南王作乱相比，景素的情况都有明显的不同。景素面对的并非贤明天子，而是无道失德之君，而且他举事之动机，可以说自保多于称王。”作为宗室中最有资格执掌神器，且颇具人望的惟一人选，建平王自然会遭到后废帝的忌恨，视为对其帝位的最大威胁。就算建平王逆来顺受，俯首称臣，以后废帝之凶残，恐怕早晚也难逃被赐死的结局。以是之故，建平王之死颇得后人的同情。据《文九王传》，景素败后，故记室参军王螭、故主簿何昌禹并上书讼景素之冤。萧齐代宋后，故景素秀才刘琎又上书为之鸣冤，称景素为人孝悌仁爱，修身洁行，其所以起兵，“止在匡救昏难，放殛奸盗，非它故也”。进而恳请齐高帝勿沿“衰世之异议以掩贤人之名”，降诏还建平王清白，赐以王礼反葬。《宋书》撰者将刘琎上书全文收入，多少可以见出史家对建平王其人其事之态度。

      其次是江淹与建平王的真实关系。江淹与建平王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段，即被黜之前，吴兴时期，以及建平王事败被杀之后。从第一时段江淹写给建平王的书信来看，关系并非如《自序》所言那么简单。如《诣建平王上书》称：“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到主薄日事诣右军建平王》也说：“淹闻古人为报，常有意焉。至乃一说之效，齐王动色；一剑之感，赵王解衣。”由此观之，江淹对自己的期许绝不止于草拟文书。再看《燕丹子》中有关荆轲的一段描写：

      民氏日太子置酒请轲(40)，酒酣，太子起为寿。夏扶前曰：“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轲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服舆而后别良哉！”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于君何如也？”坐皆称善。(41)

      如果我们相信《燕丹子》中的太子丹、荆轲与现实中的建平王、江淹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话，那么很显然，在江淹心底实隐藏有为帝王师的志向。虽然文人之词不无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江淹希望能够辅佐建平王成就一番事业，应该比较可信。也正因为如此，《到主薄日事诣右军建平王》才会这样表述遗憾：“负金羁于淮吴，从后车于河楚，竟不能曜丹雘，腾英声，绝白云，负苍梧”。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遗憾、自责亦见于江淹《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窃思伏皂九载，齿录八年。以春以秋，且思且顾。竟不能抑黑质，扬赤文，抽精胆，报慈光。”两相比较，不仅意思相近，连句式也都如出一辙(42)。倘若江淹只满足于做一介文士，那他又为何要如此自责？果如《自序》所言，江淹之被黜乃是由于劝阻建平王谋反，那么令他如此遗憾的又是什么？联系《辞笺》下文用“蹶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视”表达思归之意，又说“金石无知，何以识答”，则江淹显然没有因为被黜而自远建平王，他仍希望不久后能重回建平王身边为之效力。在江淹被黜吴兴后所写诗文中，虽然不无怨怼之情，但并未彻底失望，思归之意颇为显明。如果说上一时段江淹曾将景素与他的关系视同孟尝君与其门客，那么在被黜之后的第二时段，江淹则自比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相应地，景素也就成了江淹心目中的楚怀王。从《辞笺》的“凿山楹为室”，到《别赋》的“送君南浦”，乃至吴兴期间所作《去故乡赋》、《泣赋》、《倡妇自悲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江淹屡屡使用《楚辞》语典，更不必说像《山中楚辞五首》那样直接的效仿之作。吴兴时期的江淹每每以逐臣屈原自况，而美人迟暮、思归报效之意也就常常见诸笔端。如《去故乡赋》：“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绝世独立兮，报君子之一顾。”《倡妇自悲赋》：“泣蕙草之飘落，怜佳人之埋暮。”《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愿归灵于上国，虽坎轲而不惜身。”(43)

      景素事败后，江淹除《自序》追叙其与建平王交结之始末外，存世诗文中再无道及建平王者，似乎已完全忘却这段往事，但这只是一种假象。上文曾指出，江淹之作《恨赋》就有为建平王申恨鸣冤之意，此外，作于自吴兴返京后的《知己赋》亦颇耐人寻味。虽然小序明言赋为殷孚而作，然文中所写多与殷孚身份不合，如叙其出身：“承瑶叶之余暧，系金枝之末光”；状其品性：“识包上仁，义兼高行”，“金采而玉相”；此类用语一般专指皇室成员、帝王后裔，以殷孚之出身、官职恐不足以当之。(44)又赋称殷孚“气拟北海，情方中散”，比之为汉末孔融与魏末嵇康，而孔融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所杀，嵇康死于觊觎魏室的司马昭之手，二人境况实与建平王有某种相似。最可怪者，江淹《自序》明言：“所与神游者，唯陈留袁叔明而已”，并未提及殷孚。如果其与殷孚之关系真如《知己赋》所言，何以《自序》只字不提？联系《燕丹子》中荆轲初见太子丹时所言：

      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轲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45)

      所谓“士信于知己”，并非司马迁笔下荆轲所言，而是江淹将《刺客列传》中豫让、聂政语稍加变化(46)，用于荆轲对太子丹的表白。故此处“知己”二字，实指知遇之恩。那么，现实中的江淹是否也像荆轲一样，因为建平王对之有知遇之恩而引为“知己”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江淹完全有可能借写殷孚而寄寓对建平王的缅怀之情。

      由此便不能不提到影响江淹创作的另一重要因素，即齐王萧道成。对于江淹与萧道成的关系，学界大多只关注萧道成赏识江淹，江淹为萧道成重用的一面，而忽略了江淹可能对萧道成有抵触的一面。据《南齐书·高帝纪》，早在宋明帝时，民间已有“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平定桂阳王刘休范之乱后，萧道成民望更增，百姓谓“全国家者此公也”。明帝、后废帝因此对萧道成颇为猜忌，只是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尚需仰仗像萧道成这样手握重兵的外姓之人来制衡。对此情势萧道成洞若观火，故当部下劝其提防明帝加害时，萧道成为之分析形势：“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佗族。惟应速发，事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47)由此看来，萧道成其实早有觊觎帝位之心，他已预见到刘宋统治难以持久，意在待其内耗殆尽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景素被诬告谋反，杨运长、阮佃夫等后废帝亲信欲兴兵讨之时，萧道成为景素辩护，谓为不然；而当景素遣人与萧道成联络共谋举事时，萧道成却断然拒绝(48)。在这场刘宋皇室内部的争斗中，看似保持中立的萧道成其实才是最后的赢家，随着各派势力的逐一剪除，萧道成羽翼渐丰，尤其是景素事败后，刘宋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入萧道成之手。

      所以，在作为建平王幕僚的江淹眼中，萧道成即便不是争夺皇位的潜在对手，至少也属为虎作伥，更何况坐镇指挥平定景素之乱的，正是齐王萧道成。可想而知，当景素事败被杀，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时，面对如此结局，如此情势，他心中该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感受。痛悔、愤激、庆幸、纠结，可谓兼而有之。

      关于江淹返京事还须再说几句。据丁福林先生考证，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乃元徽五年(477)春，其《还故国》诗中所云“窃值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谓景素谋反事被平定，天下太平”(49)。说颇有据，然犹有可补充者。据《梁书》本传，江淹之被黜吴兴乃景素“言于选部”，经朝廷正式任命，故江淹之回京口当非擅自离任，而应该是其时执掌大权的萧道成所召。但本传所说召回时间为“升明初，齐帝辅政”后则不确，若江淹还京时间为元徽五年春，则其被召当在上年岁末，其时萧道成尚未辅政。也正因为是萧道成所召，《还故国》诗才会以“窃值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表达对执政者的称颂。再看江淹《自序》所言：“在邑三载，朱方竟败焉。复还京师，值世道已昏，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士。”其中“世道已昏”四字，明显与《还故国》所言相抵触，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江淹的真实心态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既然萧道成早在其辅政前就下令将江淹召回，那为何不当即委以官职，而还需等到差不多半年以后江淹才入萧道成幕下？是萧道成认为江淹属景素旧部不宜马上启用，还是江淹对萧道成另有想法？

      江淹并非无行之人。其《报袁叔明书》自谓：“材不肖，文质无所直。徒以结发游学，备闻士大夫言曰：‘在国忠，处家孝，取与廉，交友义。’”这或可视为江淹处世的原则。元徽五年，亦即顺帝升明元年(477)七月，江淹应萧道成之召任功曹参军时写有《到功曹参军笺诣骠骑竟陵王(公)》一文，文中特别提到自己“业异儒墨，行乖曾史”(50)，即自惭不能为忠孝之行。而最可注意者，或为回京口后“守志闲居”时所作之《无为论》，该文假托“弈叶公子”与“无为先生”对话，表明自己不愿出仕的志向。小序所言尤为明白：“友人劝吾仕，吾志不改，故著《无为论》焉。”虽然写作此文之后不过数月，江淹还是接受了萧道成的征召再次步入仕途，但此时江淹所以如此表态及选择“守志闲居”，除了其素有隐逸之志这一因素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对景素之事难以释怀。又江淹《无为论》之作，明显受嵇康《卜疑》一文的影响，是知进退出处乃江淹此时心中之一大纠结。而如果江淹有意以嵇康自况(51)，那是否意味着在江淹心目中，其与景素、萧道成三者间的关系，恰如嵇康之于曹氏、司马氏呢？当然江淹不是嵇康，萧道成也不同于司马昭，但此种情势的类似，不能不对江淹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江淹与建平王之关系远较《自序》所述复杂，对于建平王的知遇之恩，江淹一直铭感在心，即便是景素事败被杀，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之后，他对建平王的感念之情仍难割舍，只是碍于情势不便公开表露而已。从《别赋》暗寓对建平王的惜别之情，到《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明显的思归之意，乃至《恨赋》借古人之事为之申恨，《知己赋》假殷孚之名为之寄哀，建平王的身影总是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江淹的作品中。我们承认，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就算不能体察其中的隐喻性内涵，《别赋》、《恨赋》仍不失为上乘之作，甚至正因其内涵的隐晦而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但对于江淹及其创作研究，明确这一点却具有特殊意义：第一，如本文首节所言，《别赋》《恨赋》孰先孰后及具体作于何时可望有更真切的认识，相关作品间的关系亦可由此厘清；第二，江淹所谓“创格”(许梿语)，亦即类型化写作实属无心插柳，他其实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却不期然而然地为南朝抒情小赋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第三，江淹与建平王的复杂关系是其文学性创作的重要内驱力，萧齐以后，此种内驱力已不复存在，故江郎才尽之说，或可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

      现在再来看钱钟书《管锥编》所论，应该说确有失察之处。如谓“《去故乡赋》乃《别赋》之子枝”不误，但《倡妇自悲赋》却非“《恨赋》之傍出”；又如称《泣赋》所言“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诸人“均可入《恨赋》”，虽合常理，却有违江淹写作《恨赋》之用心；至于说“《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则是未省江淹写作二赋之实情而误判也。不过，钱先生以“众星之拱北辰”比喻江淹他赋之于《恨赋》的关系仍属精辟之见，较诸《别赋》，《恨赋》无疑更能体现江淹人生失意之感，与江淹其他作品的关联也更为密切，只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恨赋》实非江淹吴兴诸作之先导，而毋宁说是这一段创作历程的终结。

      ①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1页。个别误字据中华书局1984年版《江文通集汇注》改过。

      ②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其后在《鲍照与江淹》(文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一文中，曹先生又对上述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

      ③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1页。

      ④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⑤何沛雄：《慷慨激昂 淋漓尽致——江淹〈恨赋〉赏析》，《名作欣赏》，1987年第5期。

      ⑥如在作品编排上兼取分体与编年的《江淹集校注》即将《恨赋》系于赋体吴兴之作的首篇，然后依次为《别赋》、《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水上神女赋》、《丽色赋》、《学梁王兔园赋》、《赤虹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四时赋》、《青苔赋》、《莲华赋》、《金灯草赋》、《翡翠赋》、《空青赋》。

      ⑦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第5页。

      ⑧丁福林：《江淹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⑨曹道衡《江淹评传》认为江淹妻子及次子或亡于泰豫元年至元徽二年(472-474)，见吕慧鹃、刘波、卢达主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江淹集校注》则认为当在元徽二年，见该书第64、152页。

      ⑩《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第513页。

      (11)丁福林：《江淹年谱》，第225、228页。

      (12)本文所引江淹作品皆据《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再逐条出注。

      (13)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4)《自序》始称“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徒”，继言交结建平王及劝谏、被黜之经过，再述为萧道成分析沈攸之起兵之态势，最后重申“常愿卜居筑室，绝弃人事”，其无心仕进、效忠萧齐之意甚明，然若以之为江淹真实心态，是不察江淹为此文之背景时势也。

      (15)引文据许梿：《六朝文絜》，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年版，第35—37页。后文凡引许梿语皆据此书，不再出注。

      (16)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十《书江淹〈恨赋〉后》，清刻本。

      (17)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413页。

      (18)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页。

      (19)引文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

      (20)引文据程毅中点校：《燕丹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5页。

      (21)司马迁：《史记》，第1833页。

      (22)李善注“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两句道：“淮南子曰：赵王迁流房陵，思故乡作山木之呕，闻者莫不陨涕。高诱曰：赵王，张敖。秦灭赵，虏王，迁徙房陵。房陵在汉中。山木之呕，歌曲也。”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5页。

      (23)引文据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4页。

      (24)《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记：“景素败后，故记室参军王螭、故主簿何昌禹并上书讼景素之冤。”齐高帝建元初年，故景素秀才刘琎又上书齐高帝，列举十事称景素实冤。参看《宋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63—1868页。

      (25)丁福林先生认为，江淹《齐故司徒左长史檀超墓志文》所说“君实渊哉，行为世标”，其中“渊”或为“冤”之借字，岂“为超之见杀而鸣不平耶”？其说不为无理。参见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69页。

      (26)据《宋书·文九王传》记，景素事败，“右卫殿中将军张倪奴、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斩之，时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可知景素被杀后乃就地掩埋，故《恨赋》开头三句：“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若解作江淹直书眼前所见，并非没有可能。

      (27)《燕丹子》卷下荆轲语太子丹：“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参看程毅中点校本《燕丹子》，第12—13页。而《宋书·文九王传》记：“景素本乏威略，恇扰不知所为。时张保水军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自相要结，击水军，应时摧陷，斩张保，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

      (28)如曹道衡《江淹评传》认为，《青苔赋》、《恨赋》、《别赋》“不论从内容到手法都比较相像，写作时间应该也相近”；《青苔赋》作于吴兴没有疑问，《恨赋》亦当作于这一时期，“《别赋》的写作时间较难确考，而其思想情绪，恐怕也以作于这一时期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第515—516页。又丁福林《江淹年谱》引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认为《青苔赋》文句多有与《别赋》相同者，但相比之下《别赋》更显生动形象，江淹没有必要在写出《别赋》之后又作《青苔赋》，故“《别赋》当出于《青苔赋》之后”。丁谱认同曹说，将《青苔赋》系于元徽二年(474)末，《恨赋》、《别赋》则不作编年，只说作于吴兴时。详见该书第107—108页。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称：《恨》、《别》“二赋流露的情调和所用的词语典实，与《倡妇自悲赋》、《泣赋》、《青苔赋》、《去故乡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当是江淹被黜吴兴之时所作。”参见该书第162页。诸家对于《恨》、《别》二赋写作时间的推断，虽不为无据，终觉粗略。

      (29)何文见前注。准确些说，《别赋》所写事例应为六类而非八类。也就是说，开头分述行子、居人部分乃总述别离，不当计入；结尾“芍药之诗，佳人之歌”一段照应前文，也有别于文中所述各事。《恨赋》所写实为六类，已见前述，《别赋》章法亦然。

      (30)参看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31)江淹《自序》以“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为隐居生活之必备条件，“桃李”或即指此。又本段“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两句，也表明送别乃在男女之间，并非父母送子。

      (32)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413—1414页。

      (33)江淹被黜前一年，即元徽元年(473)所作《与交友论隐书》道：“今但愿拾薇藿，诵诗书，乐天理性，敛骨折步，不践过失之地耳。”

      (34)许梿《六朝文絜》眉批谓《别赋》所写依次为“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伉俪别”、“方外别”、“狭邪别”。

      (35)参看丁福林：《江淹年谱》，第90页。

      (36)西汉严忌《哀时命》：“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

      (37)“二叔”谓周朝周公兄弟管叔、蔡叔，谋反不成，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事见《史记·周本纪》；“七国”谓汉初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藩王的叛乱，事见《史记·吴王濞列传》；“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为淮南王刘安谋臣伍被劝阻刘安语，事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38)关于江淹被黜吴兴原因，《梁书》不取江淹《自序》之说，谓乃江淹固求代行东海太守事致使景素大怒，遂黜为吴兴令。姑不论其是否另有所据，至少是对《自序》所言有所怀疑。

      (39)《宋书》第6册，第1861—1862页。

      (40)“民氏”二字当从孙诒让说，“民”为“后”之讹，“氏”为衍文，“民氏日”即后日。说见孙诒让《札迻》卷七，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17页。

      (41)程毅中点校：《燕丹子》，第10—11页。

      (42)除《辞笺》外，作于吴兴的《草木颂序》谓：“仆一命之微，遭万代之幸，不能镌心励骨，以报所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称：“愧金碧之琳琅，惭丹雘之照耀”，意思近似，可知江淹此心并未因被黜而改变。

      (43)《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当为江淹写给建平王之作，故其用语多有与《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相似者，尤其是前半部分。

      (44)据《宋书·殷淳传》，殷孚之高祖、曾祖均为晋太常，其祖、父亦官至显贵，但并非皇戚，故金枝玉叶之说，无所依凭。又江淹《敕为朝贤答刘休范书》以“惟岳降圣”称誉宋明帝，谓后废帝“文明金相，穆然玉色”，虽为阿谀之辞，却是通行的用法。

      (45)程毅中点校：《燕丹子》，第10页。

      (46)《史记·刺客列传》：“豫让遁逃山中，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

      (47)《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7页。

      (48)《南齐书·高帝纪》：“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朝野归心。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布款诚于太祖，太祖拒而不纳。”《南齐书》，第10页。

      (49)参看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09—110页。

      (50)“曾”谓曾子，春秋时鲁国人，以孝著称；“史”谓史鱼，春秋时卫国人，以忠著称。

      (51)江淹《与交友论隐书》所说“不可韦弦者五”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必不堪者七”颇为类似，故钱钟书称此文乃“嵇康与山巨源之遗”(《管锥编》第4册，第1414页)。而《无为论》所拟奕叶公子与无为先生对话，亦效《卜疑》之宏达先生问卜于太史贞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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