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文论文,观念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时代的开始，于是白话文学的新纪元得以确立。长期以来，对于五四运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汗牛充栋。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运动史、报刊史、思想史、文学史以及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而少有从文章尤其是文章观念角度进行的审视。即使有个别论述涉及文章问题，也多是从语言工具和文学体式出发，其研究也往往是静态和较为简略的，很难深入到变动着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白话文章的历史逻辑和观念运演中去，这就带来了从文章观念角度研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空乏和表面化。白话文主要是指用白话写成的文章，它与白话和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文章变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象‘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①当然，白话文观念在白话文运动中经历了从倡导到质疑再到反思的历史过程，从提出以白话代文言到文学的国语化，从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到探索欧化的限度和文白融合的可能，有着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观念到创作的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白话文运动作为推动汉语书面语发生最大变化的一场语言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观念，而且建构了白话文章观念，很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研究。
一、文章即说话：白话文观念的确立
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继晚清之后再次启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按钮。后来，他将文学“八事”修改为以“说话”为中心的四条主张，也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和“是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②在“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一条里，还特别注明是“八事”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务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和“须讲究文法”等“五事”的变相。这样，“有话说”和“怎么说”就成了文学“八事”和“四条”主张的关键内容，也是白话文观念最为简洁的表述。周作人曾对五四白话文和晚清白话文作过比较，认为五四白话文的特点在于“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白话文则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③这也等于认同了胡适的主张。胡适自己也曾使用“活的文学”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理论。④他所说的“活的文学”主要是指“活的语言”，表现为语言的“鲜活”、“灵活”和“生活”等特征。实际上，最能体现语言之“活”的应该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了。但胡适对这句话也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只是强调了“说话”的“话”和白话文之“白”的价值。他理解白话文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清楚、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⑤这样的“白话”显然带有生活化、口语化和明晰化的语言特点，但却不具备白话文的文章特性。白话文之所以成为文章，关键还在于“怎么写”。
怎么说和怎么写关系到文章的形式和技法，陈独秀提出的文学“三大主义”，就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迂晦的艰涩的”文言文形式为目标。胡适则忙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寻找历史依据，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历史合法性。至于如何实现从“说话”到“文章”的写作，则由傅斯年作了回答。他把“说话”看作是白话文的“凭藉”，是白话文“语言的质素”。它所具有的“快利清白”、“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等特点，可以成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因此，他提出应“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⑥但是，“说话”只是白话文的原材料，从“说话”到“文章”，还需要“直用西洋词法”，写作“欧化的白话文”。⑦从胡适倡导“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到傅斯年主张“留心说话”，“说话”被当作白话文理论的基点，后来的叶圣陶也承续了这样的思路，认为“语体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章同说话一样”。⑧由此，“文章即说话”也就成了白话文倡导者最先提出的文章观念。
但是，文章之“话”并不完全是口语所说的“话”。刘半农就说：“天下决没有照着口里所说，逐字写下，一些不加剪裁与修正，就能成得一篇文章的道理”。⑨写文章是要对“说话”作加工的。鲁迅的感受也比较真切，他认为：“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⑩说话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方便、自然和顺畅，文章却要受“时间”和“纸张”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简洁”和“明了”，自然就有“做”的程序和章法，当然，“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11)周作人多次发出“作文难”的感叹：“做文章到底是苦事”，既要有“想说的话”，还要想到“话”该“怎么说”。(12)他关心的“话”该怎么说考虑的就是文章的作法，他还从语言的使用和接受角度区分了“口语”和“文章语”的不同，认为：“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它虽以口语为基础，但“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更“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般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13)
这实际上说到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谁”用语言，为“谁”而用语言的问题。由此，周作人区分出“普通说话用”和“写文章用”两种语体，对应“普通人”和“相当教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接受者。20世纪西方哲学曾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重建了语言与人的关系，把语言作为存在论看待。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14)周作人并不具有存在论的语言观，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语言只被视为交流的工具，但他却提出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隐含着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语言方式这一判断。这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与周作人不同，胡适的文章观念有自己的出发点，他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就是对语言主体的消解或者说整合。他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15)作为老百姓的“他们”可用白话，出身士大夫的“我们”则用文言作诗作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差别，都用白话说话或作文。这的确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之一，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思想运动采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话语革命来变革和统一思想。但通过改变语言的方式去整合和改造社会，也容易导致语言和主体的双重迷失。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世界，语言的改变会引起生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重建也会使思想和思维发生重组。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文章即说话，把说话作为文章写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有整合“我们”与“他们”语言差异的愿望和意图。钱玄同说过：“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16)“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就体现了“文章人人会做”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接受。
这样，白话文运动所建构的“文章即说话”观念，主要不在于“怎么写”的技术问题，而在于它承担着社会改造的任务，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历史责任。(17)这也是白话文不同于传统文章学的地方。白话文被看作现代人思想独立的标志。鲁迅提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8)白话和文言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关系到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问题。(19)所以，白话文观念在本质上是现代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问题，是“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20)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21)这样，白话文不仅是“怎么说就怎么写”，还有“借语言改造思想”的任务，在形式上，它以通俗、鲜活为目标，在内容上，则以自由和个性为追求。
二、白话何以成文：白话文的被质疑
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了白话文的价值地位，也遭遇到了反对者的质疑和来自白话文阵营内部的批评。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在提出主张之后，却面临被“默杀”的处境，“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22)于是便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演出了一场“双簧戏”。钱玄同以守旧派的口吻攻击白话文，指责白话文“得新忘旧，是乃娼妇所为”，有意凸显反对者的道德立场，同时还从文章学角度称赞古文“讲起止”，“别内外”，“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章法至为谨严”，“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说林纾是“当代文豪”，“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23)这些说法虽是白话文倡导者的“自编自演”，但经过精心设计，直击守旧派的道德文章。
事实确是如此，守旧派从传统道德和文言文立场，批评新文化倡导者的大逆不道，批评白话文因不合章法而显得稚嫩、粗糙。白话文运动反对文言文，其中也有文言文“不便于识，不便于写”，“意义模糊”，“文法极不精密”，没有“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不便于“今日学问上之应用”等原因。(24)包括胡适的“怎么说就怎么写”，也主要是以文章写作的便捷、自由，以表达的明白、清晰为目标的。守旧派的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与白话文倡导者的冲突，不仅是文化思想观念的斗争，而且也有文章观念的矛盾。守旧派为了维护文章传统而反对白话文。
说到文白之争，绕不开集古文家和守旧派于一身的林纾。演“双簧”的钱玄同把他作了批判的靶子，还下了一个“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鉴定。(25)陈独秀在回应胡适时，也把林纾的同路人——明代前后七子与八家文派之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称为“十八妖魔”。(26)林纾是传统文章学研究的名家，著有《春觉斋论文》，从“意境”、“气势”、“筋脉”、“风趣”、“情韵”以及古文所忌的“直率”、“剽袭”、“陈腐”、“涂饰”等方面加以阐发，不失为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27)就文章而言，钱基博认为他承传了唐宋文脉，“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28)有着如此丰厚的古文理论和创作经验，于是，林纾提出了古文是“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29)以及“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30)等说法。其实，最让林纾忧虑的不是欧风东渐之后古文的命运，他“不为吾文之累”，而是“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柳之作，谓之陈秽”，以及由此带来“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的“暗然而熸”的结果。(31)在大厦将倾之时，他深感力不从心，“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32)文言文被林纾当作支撑传统文化最后的一堵墙，但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怎么说就怎么写，近于釜底抽薪，使林纾的古文理论和经验成了一面飘摇在墙头的灵旗。
《学衡》杂志也是反对白话文的阵地之一。由吴宓执笔的“杂志简章”，其中的“体裁及办法”直接宣称：“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33)这里的“明畅雅洁”、“既达且雅”和“适时达意”都是传统文章标准，显然是针对白话文的有感而发。胡先骕指责白话文“大有所蔽”，“以浅陋文其浅陋”，从理论上批判白话文“怎么说就怎么写”“昧”于文章之“理”。他认为：“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会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34)这里所说的“文学”即是“文章”，“文字”就是“语言”。文章要“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依此而言，白话文因其“便易”和“浅陋”，就失去了文章的价值。这样，在胡先骕眼里，白话文需要解决的不是文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文章”资格的问题。这样的判断和看法让人唏嘘不已。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明确宣布“文字力求雅洁，白话恕不刊布”。章士钊讥讽“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35)这相当于给白话文判了死刑。史志学家瞿宣颖比较《甲寅》和《新青年》的文体，认为《甲寅》“文体纯正，不取白话之说”，而《新青年》“自矜文体活泼，不取古文”，所取白话“既限于今日通行之一种，永永自缚于枯槁生硬之境”。于是，他历数文言的种种好处，“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遣。百炼之铁，可化为饶指之柔，因方之珪，亦倏成遇圆之璧。若八音之繁会，若五色之错呈，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36)说的有些天花乱坠，可见其迷恋古文之深。他还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说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白话要成文，就不能自限白话，更不能拘泥于白话。“善用文言”不失为一条可取的路径，也应引起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反思。
不仅如此，在白话文倡导者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对白话何以成文也有不少批评。这些批评者在目标上与白话文运动是一致的，说他们批评白话文，还不如说是他们对白话文有更高的期待和诉求。胡适曾经在自传《逼上梁山》里将白话文运动描述得很有预谋性，说成是“认定历史趋势”、“打笔墨官司”、做“方案”、设计“路线”、“作先锋”、“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等。(37)实际上，他们更多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很有些捉襟见肘，创作上也是力不从心。来自白话文内部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白话文的文法建设上。朱我农就给《新青年》写信，提出“笔写的白话”，“不能全然相同”于“口说的白话”，口说的白话没有“笔写的白话”“详而周到”，所以，“文法是不可少的”。(38)周祜也在通信里提出，改革文学“应当制造一种文法做后盾”，“小学有小学的文法，中学有中学的文法，由浅而深，使人看了，就会作文”。他还找到了中西文学的证据，“东西各国的文学，莫不都有一定的文法，文理极为清楚、句子极为明白，依法去做，也是极容易”，“中国文学也该当有一种文法，那新文学然后能够成立”。(39)这些呼吁或建议既有白话文习作者的诉求，也不乏理性的思考。刘半农对白话文的文法建设出力最多、思考也最为深入。1920年，他出版了讲义《中国文法通论》，认为文章与文学都要有文法，只是在“作法”上有不同，作文章“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作文字当讲文法，且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40)朱我农以有无文法来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刘半农以不同文法区分文章与文学，文法问题就成了白话文内部争议的焦点。(41)
胡适对白话文法却不甚感兴趣。他说：“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做诗做文的规则。我们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42)胡适理想的白话文是“怎么说就怎么写”，需要不断去“尝试”，正如他自己“尝试”新诗一样。这样的白话文自然没有文法和作法的基础，也缺乏传统文章的严谨、守规矩。在这种情形下，向胡适索要白话文的文法，他的回答难免带有些个人情绪。他在文学“八事”里也提到了“须讲求文法”，但却讨论得非常少，只说“不讲文法，是为‘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43)在他看来，“讲究文法”不言自明。但“文法”却是文章写作的重要依据，没有文法，白话何以成文？白话文不得不承受这样的质疑。钱玄同的想法也与胡适比较接近，他认为：“新国文不单是讲求文法就完事的，应该改良的地方很多”，自《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所以还“要竭力进行”，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44)钱玄同的意思是先扎实推进白话文实践，暂时没有文法，或者说白话文即使不合文法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宣称：“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45)“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46)这一怎么想就怎么写的文章理念也就是胡适的“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变体。
应该说，守旧派反对白话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7)白话文内部的批评也并非无益。尽管他们的立场和观点都不相同，但都以文章观念为标准或依据，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白话何以成文的标准，有助于促进白话文倡导者的自我反思和理论建构。
三、怎样作好白话文：白话文观念的反思
白话文倡导者在质疑和批评中积极推进白话文观念的建设，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怎样作好白话文的路径和方法。他们将白话文划分为应用之文和文学之文，确定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功能和表达方式；提出了“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实现国语与文学的融合，确立白话文与新文学的同构关系；与此同时，积极地讨论欧化的限度和文白融合的可能性，为欧化设底线，也为白话留资源。
首先，他们对白话文作出应用之文和文学之文的区分，确认不同文体类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和表达方式。早在1916年，陈独秀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就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48)文学之文不同于应用之文，而有修辞学的要求。也就在这一年，还是高校学生的常乃惪也向陈独秀提出：“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掣矣”。(49)以文言作美术文，白话作应用文，这也是蔡元培的主张。1919年，蔡元培就断定：“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50)在他看来，应用文主要用于“记载与说明”，需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美术文只有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偏重形式的“均齐”和“节奏调适”，文言对它而言，就“不能说毫无价值”。(51)这不过是蔡元培的良好愿望，虽有助于宽松的语言环境的形成，但却有悖于新文学运动的目标，也不符合后来的历史事实。将白话文划分为文学文和应用文，既深化了对白话文体的认识，也有助于“文章”和“文学”观念的剥离，特别是“文学”之文从应用文中独立出来，形成了“美”、“情感”和“想象”等文学特性，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
钱玄同和刘半农对应用之文的规划和建设贡献最大。1917年，钱玄同就提出“应用文亟宜改良”，并草拟了应用之文“改革大纲十三事”，(52)绘制了“应用之文的发展蓝图”，(53)有利于白话文的传播，改变着白话文的阅读习惯和写作方式。刘半农则从文字与文学入手区分了应用文和文学文，认为文字“适于实用”，文学“惟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文学之文不能应用，应用之文不能视为文学”。应用文和文学文的作法也不同，文字“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作文“如记账，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文学则须运用作者之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54)应用文在字法上需“位置妥协，意义安适”，句法上要“句句有着实之意义与力量”，“处处施以论理学上之分析”，章法上得“说理通畅，叙事明了”。(55)他还对应用文的选文、讲授、命题以及批改的标记等都作了具体而细致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方便操作。对刘半农来说，“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赛跑”。(56)显然，应用文和文学文的作法和目标都不同，将它们区分开来，各司其职、分途发展，白话文也就拥有了文学文和应用文不同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向。
应用文的实践面临着许多困难。它不仅是语言运用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共同运作，不仅需要写作者的自觉，还要有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行政命令、教育机构和传播方式的配合等。被称为“白话文的另一渊源”的白话“学术文”，(57)虽然前有章太炎的实践经验，但在白话文运动初期，人们主要采用的还是文言形式，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使用文言文，直到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才完全改用白话文。社会上的其他领域如报纸社论、新闻报道，政府公文、法律条款，学校国文、作文及考试试卷，以及中上层社会交往的应酬、通信等，依然采用文言文。1940年代时朱自清还感觉到：“白话文的发展还偏在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进步得很缓”。(58)郭绍虞的说法更为直接，依然存在着“白话文是文艺文，而文言文是应用文”的情形。(59)
文学之文则是一片光明。胡适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想借助新文学来推动白话文的发展，“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如果“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60)“文学”不仅是“国语”成立和有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国语”有生命和“发达”的充分条件。“文学的国语”也使“五四”超越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教育、普及”层次，而进入“文学化”阶段。在胡适之前，钱玄同也曾与陈独秀讨论过“标准国语”的制定问题，钱玄同提出“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61)但还没有将“国语”纳入“文学”去思考。“文学的国语”的提出和实践为“国语”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和思想资源，也有助于白话文实现从“怎么说”向“怎么写”的转变。
文学的国语在语言创造上有着高度的自觉。首先，文学的国语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语言。朱经农提出：“‘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62)这样的国语也被周作人称为“理想的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尚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63)其次，文学的国语是审美化的语言。白话文运动初期，白话是以“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把它看作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64)但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如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郭沫若的《女神》和“自传”、朱自清和冰心的散文等为国语开辟了新天地，实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化。文学的“国语”，比文言更为自由，比口语更有修辞的美感。并且，文学的“国语”具有更为独特的现代感。鲁迅的《狂人日记》开篇就写：“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了；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显然，这里的“月光”不同于传统诗词中的“月色”，而有了新的语言质感，表达了“狂人”惊讶而紧张、兴奋而多疑的复杂感受。茅盾就感受到《狂人日记》有着“异样的风格”，特别是它那“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象征主义的色彩”以及“古怪”的“体式”传达出了独特的审美体验。(65)第三，“文学的国语”还是有思想的语言。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所依据的不过是“文学进化之理”，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历史进化论观念，新文学对社会人生和个体生命的探索，对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表达则使白话文拥有了思想的动力和根基。没有思想的语言始终是工具性的语言，拥有思想的语言才有生命力和表现力。“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观念的提出，在思想和语言上确立了白话文与新文学的同构关系。
尽管胡适费尽心思写作了半部“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学术支撑，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被充分地转化为实践资源，白话文学创作主要还是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出现了过度“欧化”的现象。汉语的欧化对新文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郑振铎曾把“语体文的欧化”看作是“求文学艺术的精进的一种方法”，(66)鲁迅也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67)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68)汉语的欧化不仅是为了弥补汉语词汇和语法的不足，也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但欧化的白话文却让人有阅读的困难，感到“不自然”、“看不懂”。白话文倡导者当初反对文言文，就是因为传统汉语有“含混”毛病，(69)用了“一要朦胧，二要难懂”的“障眼法”，(70)而提倡以“明白如话”(71)作为白话文目标，以“明白清楚”、“有力能动人”和“美”为标准。(72)但白话文的欧化却使文章不够清楚明白，让白话文又走向了文言文的老路。1922年前后，不断有读者向《小说月报》写信，反应“读不懂欧化的语体文”，因为它“文法任意颠倒”，译文也出现了“一句和一句，像连又不连，像断又不断，假使不念原文，看去也就似懂又不懂”的情况。(73)胡适对《小说月报》上的一些作品也有“生硬的感觉”，还不无自嘲地说自己的感受是“‘老古董’的偏见”。实际上，胡适并不反对“白话文的欧化倾向”，只是认为欧化要有一个限度，就是以“不得已而为之”为“唯一限度”，不能“有意学欧化的语调”，让人感觉到“满纸不自然”。“凡人作文，须用他最自然的言语”，只是在“不得已始可用他种较不自然之语句”。(74)胡适为欧化设置了底线，那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欧化得要“自然”。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也承认“如今的‘新式白话文’的小说，气味和从前的小说大不相同，当然觉得‘干燥无味’了”，但他又认为：“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其原因在新文学内所含的思想及艺术上的方法不合于他们素来的口味”。(75)将欧化问题说成了思想问题，绕开了欧化与文章形式和表达技巧间的关系。周作人是“欢迎欧化”的，因为可以“喜得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但欧化要适度，不能“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76)欧化不能取消或代替语言主体，它只是为了增加汉语表达的“活力”，而不是成为“替代血液”的动力。
当时，日益趋新的新文学逐渐失去了“文章”的趣味和力量。周作人就感受到：“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77)周作人非常喜爱废名小说“简洁有力的写法”，并认为“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78)废名小说之独特价值就在于他的“文章之美”。(79)显然，周作人的标准就是传统文章的文辞和趣味。作这样的文章，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80)“雅致的俗语”既有白话文的“俗语”，也有传统文章的“雅致”，文言和白话就有融合的可能。这涉及白话文的标准问题，白话文发展到新文学，以文学的审美特性为尺度，是否还需要文章的规范？欧化显然是沿着西方文学之路走的，文章却是传统的记忆，二者如何统一，就成了一个问题。刘半农曾经提出他的看法，认为太“文”或太“俗”都不是“正则的语体文”，应在“文”与“俗”、“保守”和“欧化”之间，确定“一个相当的限度”，那就是“保守最高限度，可以把胡适之做标准；欧化的最高限度，可以把周启明做标准”。(81)从力倡欧化的胡适文章里看到古文的存在，从偏爱古文的周作人里发现欧化的可能。在白话文才刚刚开辟出一片根据地的情况下，讨论文白融合显然有相当多的困难，也面临着许多实际的问题。特别是新文学对白话和文言的认识已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有着鲜明的新与旧、进步与落后、西方与中国等价值判断。如茅盾所说：“当白话还没有夺取文言的‘政权’，还没有在社会中树立深厚的根柢的时候”，“我们宁可被人家骂一声‘执而不化’，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无能表现什么思想什么情绪，白话决不至于技穷，决不要文言来帮助”。(82)像茅盾这样有意坚持白话万能的说法，也就不是出于文章本身的考虑了，而有了价值立场和话语策略的考量。但如果只关心白话文的价值取向，而忽略白话文的文章建设，也会使白话文流于粗糙和空疏，久而久之，还会留下白话文只有文学而无文章特性的偏见。如果能为文言保留一份空间，也会为白话文多留一份资源。
四、观念的离合：白话文与新文学的两难
从提出以白话代文言，到国语的文学实践，白话文运动主要以新文学革命为中心，并共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与新文学在内容和观念上发生着多重交集，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既推动了文学现代性和文章社会化的变革，也面临着两难处境。
首先是“文学”从“文章”中独立出来，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取代了传统的“文章”观念。中国传统的文章和文学界限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缠在一起，要么文章替代文学，要么文学同化文章。文学是杂文学，缺乏纯文学观念。诗言志，文以载道，文学没有自主性。白话文运动提出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国语”与“文学”结伴而行，从文学辅助国语到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特别是将白话文划分为应用文和文学文之后，文章主要被划在了应用文中，文学文就从“文章”中剥离出来。新文学革命积极着手“新文学观的建设”，并将它当作“新文学建立的先声”。(83)认为“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84)“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85)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86)这里的“文学”观念，“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87)这样，“情感”、“想象”、“艺术”和“审美”等就成了新文学的现代性观念，它们既不同于传统文章学的篇章结构、音韵声律、语言辞采、行文技法，也超越了白话文以“怎么说就怎么写”和“文章人人会做”为中心而形成的通俗、流畅和易懂的社会化观念。新文学由白话文发展而来，没有白话文就没有新文学，新文学与白话文相向而行。白话文为新文学提供了语言支持，特别是白话的浅白通顺、读者意识和启蒙意识，都推动了新文学的社会化进程。反之，新文学的发展也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巩固了白话文的社会基础，“新文学界不可忘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白话文运动的普遍的宣传与根基的巩固”。(88)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新文学的历史责任就是要促进白话文的形成，实现以白话代文言的历史使命。但是，新文学的目标却是要超越白话文。“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89)新文学语言既要有白话文的清楚明白，还要有文学的修辞和审美。不同作家追求不同的文学语言，鲁迅之风不同于胡适之体。同一个作家也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鲁迅以精炼含蓄、多白描少修饰著称，但他的作品也存在这样欧化的句子：“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90)语言和文辞是为作者情感和作品思想服务的，没有固化的语言模式。白话文和新文学具有共生关系，只有这样，它们才有不竭的活力。
其次，白话文和新文学相互制约，使新文学面临两难处境。“文章”在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曾作为书面文字专称，又被作为所有文体的总称，后又专指诗之外的骈、散文体，还经历了“文”、“笔”和“古文”的分合流转，才形成诗文并列的格局。相对而言，传统文章比诗词的地位高、作用大，使用的机会也往往比诗词多。传统文人的命运与文章的关系也更为紧密，既有发奋著书、文以干禄，也有不少文字狱。传统文章的解体或者说边缘化是历史的必然，虽然传统诗词和韵文因其言志和抒情职能也得到了新文学的部分肯定，但文言文的整体价值却被解构或者说被遮蔽了，这对“文言文及以它为根基的中国古代文章学学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其“处于边缘化地位”。(91)但文章观念依然在新文学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自清从胡适《什么是新文学？》提出的文学“三性”——“懂得性”、“逼人性”和“美”，看到了“文学”和“一般文章一样，文学只是‘好’的文章、‘妙’的文章、‘美’的文章罢了”。(92)文学既是审美化的纯文学，追求独立、个性和非功利性，同时也有一定的文章属性，不时被纳入形式的规范化和功能的社会化要求。这就使新文学面临着两难处境。新文学既以审美独立作为现代性诉求，借助情感、想象和技巧，实现文学的审美创造，但新文学的发生又是现代社会变迁的结果，离不开社会环境，“决不能把离开了人生的东西算做文学”。(93)白话文运动就是为了适应社会、时代的选择，以白话文作为主要形式的新文学自然具有同样的价值取向。用白话文可以写作社会化的文章，包括各种应用之文，但它又与文学修辞和审美追求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西方观念里的“文学”重想象和情感，而传统文章更偏重文字和修辞。在白话文还远未成熟的时候，使用文言可以让新文学更为精彩和优美，但又与白话文追求的目标相矛盾。于是，在审美修辞与社会化、文学与文章、白话与文言之间，白话文和新文学都同时面临着两难处境。可以说，白话文的社会工具性和新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新文学既无法使用纯粹的白话，也无法实现对文言的真正继承，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工具与本体的两难。白话文的发展也是如此，它需要借助文学创作才能推动白话文实践，但文学又从白话文中独立出来，摆脱了白话文的约束，成为个人想象的产物。白话文却被抛在了应用之文的道路上，独自前行。
再次，“文学”与“文章”虽然发生了分离，但又常常被混合使用，这给以后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包括语文教学都带来了不少困难。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和“文学”概念常常被混用。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和《答张永言》中同时使用了“文章”与“文学”。刘咸炘就曾指出：“白话文之起，辨难纷然”，“主者攻者两皆有当有不当”，“主者所持之说，亦非一端，可合可离，主者既混说，攻者亦混难，故致纷纭，迷乱观听”。(94)这样的情形也许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新事物或新思潮都无法避免的。尽管钱玄同说过：“愈混合，则愈庞杂，则意义越多；意义越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95)但观念的混杂也带来了文体的拥挤，各种体裁“似乎是挤在一条路上”，(96)小说和诗歌都挤在散文的领地，散文在接受其他文体侵占的同时，也向其他文体扩张，反而有了一条相对开阔的路。这是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以至于人们“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97)这里说到了语体文在教学和选文上存在着认识的误区和观念的混乱。其实，今天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语言考试中，命题者常常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这里的“文章”只规定是除诗歌外的文章，但却没有明确指出是写文学性的文章，还是一般性文章。1940年代，朱光潜和朱自清分别出版了《谈文学》和《标准与尺度》，探讨了白话文写作的内容、形式和趣味，确立了语体文的标准和尺度。认为古文以简洁、节奏著称，白话文却以亲切真实、清晰明白、生动美妙为尺度。其中的“亲切”和“真实”都是比较模糊的概念，“生动”和“美妙”也近于文学的标准，不完全符合一般性文章要求。这也表明，文学与文章的观念多有重合，文学对文章有着相当的审美诱导，文章对文学也有形式的规范要求。后来的事实也表明，新文学的观念和文体属性是清楚明白的，而白话文的边界和尺度却有些模糊不清。造成这样的情形，实际上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白话文与新文学就已存在的观念混合和功能重叠有一定的关系。
责任编审：王兆胜
注释：
①郭豫衡：《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②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③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④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文集》第3卷，第280页。
⑤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胡适文集》第3卷，第38页。
⑥⑦傅斯年：《怎样写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
⑧叶圣陶：《怎样写作》，《叶圣陶集》第1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⑨刘复：《中国文法通论》，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79页。
⑩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11)鲁迅：《做文章》，《鲁迅全集》第5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6—557页。
(12)周作人：《作文难》，《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4页。
(13)周作人：《国语文学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4页。
(14)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81页。
(15)胡适：《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6)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17)傅斯年：《怎样写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
(18)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9)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集，第15页。
(20)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101页。
(21)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102页。
(22)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1页。
(23)王敬轩(钱玄同)：《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
(24)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6页。
(25)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页。
(2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27)林纾：《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3—115页。
(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29)林纾：《论古文白话之消长》，《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30)林纾：《致蔡鹤卿书》，《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31)林纾：《畏庐续集·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林琴南文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32)林纾：《论古文白话之消长》，《林纾选集》(文诗词卷)，第158页。
(33)吴宓：《学衡杂志简章》，《学衡》1922年第1期。
(34)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03页。
(35)章士钊：《答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20页。
(36)瞿宣颖：《文体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2—203页。
(37)胡适：《逼上梁山》，《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50—477页。
(38)朱我农：《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
(39)周祜：《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
(40)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
(41)“文法”和“语法”的含义有区别。刘半农认为“文法”是“根据了某种语言的历史或习惯，寻出个条理来，使大家可以知道，怎样的采用这种语言的材料，怎样的把这种材料配合起来，使他可以说成要说的话”。(刘复：《中国文法通论》，第2页)郭绍虞认为：“文法偏于论古，语法重在适今；一论文字型的文学，一论语言型的文学”。(郭绍虞：《再论文言白话问题》，《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42)胡适：《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
(4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集》第3卷，第20页。
(44)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
(45)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85页。
(46)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0页。
(47)秦弓：《五四时期反对派的挑战对于新文学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48)陈独秀：《答胡适之》，《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241页。
(49)常乃惪：《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
(50)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7页。
(51)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58页。
(52)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
(53)贺汪泽：《五四时期文章观念的变革与重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54)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
(55)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97页。
(56)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5页。但该段在收入《半农杂文》时却删除了“青菜黄米”和“一英里”，并将“肥鱼大肉”改为“精美宴席”(《半农杂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页)，反而没有那么形象生动了。
(57)陈平原：《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206页。
(58)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59)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语文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88页。
(6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3卷，第61页。这里，用“国语”而不用“白话”，也有胡适在策略上的考虑，“把‘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也减少了一般人对‘俗语’，‘俚语’的厌恶轻视的成见”。(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文集》第3卷，第289页)
(61)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
(62)朱经农：《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
(63)周作人：《理想的国语》，《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288—289页。
(64)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
(65)茅盾：《读〈呐喊〉》，《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95页。
(66)郑振铎：《语体文欧化问题与东华先生讨论》，《郑振铎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67)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8页。
(68)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集，第391页。
(69)鲁迅：《中国文与中国人》，《鲁迅全集》第5集，第382页。
(70)鲁迅：《作文秘诀》，《鲁迅全集》第4集，第629页。
(71)鲁迅：《人生识字胡涂始》，《鲁迅全集》第6集，第306页。
(72)胡适：《什么是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第165页。
(73)梁绳袆：《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年。
(74)胡适：《通信》，《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1923年。
(75)茅盾：《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年。
(76)周作人：《国粹与欧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77)周作人：《〈桃园〉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7页。
(78)周作人：《〈桃园〉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07页。
(79)周作人：《〈枣〉和〈桥〉的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65页。
(80)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8页。
(81)刘复：《中国文法通论》，第80页。
(82)茅盾：《进一步退两步》，《茅盾全集》第18卷，第445页。
(83)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郑振铎全集》第3卷，第436页。
(84)陈独秀：《随感录》，《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421页。
(85)陈独秀：《答曾毅》，《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328页。
(86)郑振铎：《文学的定义》，《郑振铎全集》第3卷，第394页。
(87)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集，第96页。
(88)茅盾：《进一步退两步》，《茅盾全集》第18卷，第446页。
(89)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文集》第3卷，第133—134页。
(90)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91)王水照、朱刚认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给中国古代文章学带来沉重的打击，文言文被白话文所代替，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受到忽视；“杂文学”观念转化为“纯文学”观念，而无法真正把握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点。传统文章学被新文学批评观和学术观所遮蔽，造成中国古代文章学史学术链的断裂，严重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建构与发展进程。(王水照、朱刚：《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该文也作为“序言”收入《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92)朱自清：《什么是文学？》，《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93)茅盾：《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茅盾全集》第18卷，第97页。
(94)刘咸炘：《语文平议》，《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95)钱玄同：《新文体》，《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00页。
(96)周无：《诗的将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43页。
(97)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叶圣陶集》第1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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