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会2004年年会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史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8月17-18日，中国经济史学会2004年年会在成都市西南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现将主要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
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较多涉及古代的工商业。抑商问题是中国古代一个古老而重大的问题。张学君、张莉红的论文《中国抑商观念的由来与抑商政策的演变》认为二千多年来抑商观念和抑商政策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有害的作用，它压抑了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商业在战国、西汉时期达到鼎盛，当时国内商品市场业已形成，商业资本积累到很高的程度，遍布全国的专业产生者为市场提供种类繁多的商品，基于利欲观念的自由竞争意识日益成为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力量。这种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与此相关的论文有黄今言《汉代商人的崛起与发展演变》和张海英《明清时期“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黄今言认为汉代的“抑商”是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提高，商人通过“入粟拜爵”、凭资入仕、结托权贵等途径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商人与地主、官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士商渗透是明清时期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论述也比较多。张海英认为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明清时期政府相关政策调整变化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视，政府工商政策的趋向宽松和各级官员“恤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商人应试登第政策和捐纳制度的实行，成为促进“土商渗透”的重要制度环境。
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合伙制最近几年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刘秋根的论文《中国古代合伙制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指出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它可能是个人与个人的结合，也可能是原有共同体关系尤其组织的根源。因商品经济的刺激，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代合伙制大致形成了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两种类型，历经魏晋南北朝各代，至隋唐五代得到了充分发展，为末代以后合伙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越健《关于清代京西煤窑的合伙经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京西煤窑合伙经营的主体、投资和收益、经营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温乐平《秦汉时期工农业产品比价和差价分析》通过价格的分析来探讨当时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和市场发展状况。作者认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各种商品价格之间广泛存在着比价和差价关系，初步形成了商品价格体系，汉初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问题，加剧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社会现象，反映农、工、商务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充分说明当时市场整合程度很低。史继刚《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认为由于以获取厚利为最终目的，强制摊派成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的主要方式，实施过程中又采取种种手段多方侵损消费者利益。这种食盐零售体制是造成私盐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于城市和市镇的论文有两篇。石莹《汉口镇兴起与明成化初汉水下游改道之关系辨析》一文对清代著名商业城市汉口镇因明成化初年汉水改道而兴之成说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成化初年的汉水下游改道，仅是距今汉口十里外一次自然截弯取直的小规模改道，而非如《明史·地理志》所说汉水由大别山南改为大别山北入江，从而形成今汉口的一次大改道。汉口直至清代前期才兼备天时、地利、人和条件而得以迅速兴起和繁荣。任放《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学术前史与研究意义》把传统市镇界定为近代之前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商业实体，近代转型界定为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它导致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渐进式过渡，即近代化，可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时段为1860—1936年。
农业史的两篇论文分别涉及唐代敦煌的生态农业和宋代的土地制度。苏金花以唐五代敦煌绿洲地区为例探讨《传统经济中“农牧并重”生产方式的意义》，敦煌是半农半牧、农牧兼营的生产区，她分别探讨了该地区农业、畜牧、半农半畜区的生产方式，认为敦煌地区“农牧并重”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兴牧”和“促农”的两个转化过程，这种农牧之间进行物质转化和能量循环，就是“变废为宝”、“化恶为美”、“变臭为奇”、“化无用为有用”，完全符合“余气相培”的生态循环理论。一般论著都认为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杨际平根据认真审视相关资料，根据各方面史实的研究，认为宋代人并没有提出“田制不立”，这种提法是后来人说的，而且也没有笼统的说宋代不抑兼并，所以杨际平提出鲜明的观点，认为宋代不仅有田制，而且也抑兼并。
财政赋税方面的论文有三篇。以往不少论著把广州“市舶之利”视为唐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明光《论唐代广州的“市舶之利”与财政》认为广州的“市舶之利”与唐朝财政的关系最基本或最主要的关系是为帝室财政采购进口珍异，这对于国家财政不但不是收入，而且是不菲的支出。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地方财政，从广州“市舶之利”收益均微乎其微。唐朝广州“市舶之利”在财政中的这种地位，除了受当时进口商品构成及帝室奢侈性消费需求的制约外，还与在商品经济有待继续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唐朝君臣利用商品交换手段理财的自觉性不高有关。林枫《轻乎？重乎？——以明万历一条鞭法为背景的农业税考察》通过考察明代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益和若干典型地区在一条鞭法下的赋役负担，对明代赋税是轻是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明代实际上是赋轻役重，由于农业经营收益很低，农业税负担十分繁重。农业税似轻似重的双重特征，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政策取向，一方面认为赋役苛重，需要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赋役负担，另一方面认为田赋确实偏轻，仍有许多加税空间，因此种种加派、杂派层出不穷。何平《论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的破坏机制》将清代以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为特设的财政体制称为不完全财政，他认为这种财政体制导致民众负担的加重和国家税收的失控，清政府虽然建立养廉银制度以弥补不完全财政体制的缺陷，但在专制制度的制约和时势变迁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催化作用下，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机体的破坏日益加重，终于铸成乾嘉之际清朝统治由盛转衰。
环境问题最近一直受到经济史学者的关注。钞晓鸿的论文《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将水利史置于自然、社会长期演变的大背景下，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整合关系，揭示基层社会的演变趋势。他认为清代中后期汉中水资源环境逐渐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当地地质地貌特征、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移民开发只是诱发、加剧了这一恶化步伐。梁四宝、燕红忠《清代晋陕两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指出清代晋陕地区的土地垦殖、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大大加剧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恶化，这反过来也影响到这一地区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耕地退化、手工业、商业相继衰落，其影响相当深远。
历史分期问题曾经引起史学界的热烈讨论，“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人们所熟知。赵德馨提交的论文《五主经济形态论纲》采用中国历史文献固有的词汇、概念与范畴，以经济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为划分标准，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即氏主经济形态（从氏族形至夏代以前）、宗主经济形态（夏、商、西周，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奴主经济形态（东周、秦、两汉，公元前 8世纪至公元2世纪）、庄主经济形态（三国至唐代中叶，公元3世纪至8世纪）、地主经济形态（唐代至清代，公元9世纪至19世纪），并分别论述了各个经济形态内部的分期和经济特征。
郑学檬《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概述》和谢元鲁《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两文虽然角度不同，时段不同，但都涉及中国古代经济的宏观问题。郑学檬的论文概括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制造工艺、农业、水利技术的成就与局限，他认为技术因素本身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陷阱，而人口因素与技术的缺陷因素结合，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他特别提出需要好好研究的几个问题：（1）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政策，影响畜牧业的发展，也影响奶类产品生产技术的落后，直接影响中国人的体质；（2）生物学的滞后对育种嫁接等改良品种技术的影响很大；（3）燃料的匮乏、滥采滥伐制约农牧业；（4）水资源利用技术落后等等影响社会经济与生活。谢元鲁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唐宋时代的平等与效率问题，他指出，唐宋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特点是，在经济制度与运行方式上，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在政治制度的运行上恰好相反，是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平等。作者认为政治平等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制度未能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转化为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化方式，而内化的专制比外部的专制更有效率。
这次年会上，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还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将制约影响今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展。
二、中国近代经济史
近代史专业委员会收到论文20余篇，有15人次作主题发言。在这些主题发言之后代表们围绕这些发言进行了讨论。论文和发言涉及的问题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和市场的。可将它们作4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是从一个较为专深的角度入手，以小见大，看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这是一种特色。代鲁从汉冶萍公司的流通着手，来谈它的一些特点。另外，就汉冶萍公司流通和世界市场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改变当时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汉冶萍公司的经营就老是受制于人，公司也难于得到发展。文章不但用了很多第一手资料，还用了很多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已经开始损毁，所以它还起到了保护宝贵的档案资料的功效。刘克祥从近代四川的押租制着手，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史料，论述了近代四川地租剥削越来越苛重。结合当时美国农业部人员来考察四川农村的话，当时四川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结论是当时的“天府之国”已经变成了佃农的地狱。此外，周建明的《近代中德贸易特点的分析》谈了抗战前的中德贸易。刘建生和吴丽敏的《试析西北实业公司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方式与管理制度》，对近代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之一西北实业公司进行了剖析，指出政府干预对公司兴衰有重要作用，公司大而全的经营体系使其难于适应外部制度环境，因而其经济效率较低。陈自芳专门谈了浙江近代丝绸业的盛衰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提出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出现了打破断代限制，进行跨时代专题研究的文章。赵津的论文《土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增值最快的财富》，就将近、现代结合起来，考察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11个城市地价变迁的轨迹，来进行分析，认为土地是贫穷国家最重要的、增值最快的财富。提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面临如何掌管土地资产的问题，揭示了当代滥用土地批租权力造成贪污受贿等巨大黑洞的事例。这是结合近现代和当代，进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张利民谈了环渤海地区经济的追溯与反思。也是体现了将近现代和当代结合起来，近代经济史研究如何贴近现实，从中得出一些规律，这样的治学思路。彭连港谈了长春一汽发展的历史。也有的教授在近代史专业会上谈古代的问题，刘金华谈了对古代食盐专卖制度的研究。从治学的角度上来说，都体现了打破断代限制的治学路径。
第三，出现了直接从大处着眼，从宏观的视野来探讨一些较大问题的文章。刘兰兮的文章《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农产贸易统制》，探讨了国民党政府的统制政策。文章不仅限于农产统制，而是涉及了国民党政府的整个统制政策，对其进行分析，探讨了国民政府统制政策的特点。徐建生的《“官商资本”与民国经济政策诸问题初探》，对“官商资本”概念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将它与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时期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论述，探讨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特点。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进行了思考和评论。涉及其市场空间模型、密集循环过程和市场社区理论等内容，将区位等经济学理论纳入视野，视野较为广阔。刘方健的论文题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制约因素》，其考察的时间跨度从原始部落到现在，地域上从希腊到中国，进行了文化的比较。文章探讨的视野已经超出了经济史的范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对现代化的影响，与经济史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张东刚论文为《中国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探讨涉及到制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探讨近代知识产权问题，含有对当代提供借鉴的意义。王德祥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发展为何十分缓慢？》，就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工农业关系与机制、农业的组织形式和农业发展战略等相关因素提出自己的见解。任放的论文《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学术前史与研究意义》，广泛综合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研究成果，指出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早期现代化）研究，对于现代化、城市化与农村问题的研究乃至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完善有重要意义，还可对当今小城镇建设提供历史启迪。王玉茹和燕红忠的论文《中国近代家庭规模考略》，提出“五口之家”即小家庭是中国历代的主要家庭模式，近代家庭规模则基本稳定在 5.3—5.5人上下。
第四，讨论有关将来经济史学科定位和发展的问题。代表们提交的论文有的跨代，有的跨越学科界限，引起了讨论。大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丁长清提出，研究经济史应该做到“虚实结合、形神兼备”，在治学方法上应该“大小结合、以小见大”，在治学态度上应该“冷热结合、动静相济”，要克服浮躁学风，但也应该关心热点的现实问题。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走的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高水平平衡的轨迹。凌耀伦指出，经济史在经济学范围中处于弱势，应该突出经济史的特点，即探讨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凌耀伦提出要打破断代界限、部门界限和中外界限，要进行比较研究。强调经济史研究的综合性，要与现实经济挂钩。陈争平指出，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提出要建设好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他指出在经济系所中经济史学科面临的不受重视、受到质疑等情况，学科如何定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陈争平提出“两个淡化、三个侧重”的观点。首先是淡化断代界限，加强跨代专题史研究。跨代专题史研究已经成为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趋势，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史学发展的方向。第二，就是淡化学科界限，加强多学科交融，特别是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交融。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等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借鉴到经济史学中来，正如前任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先生所提出的“史无定法”。“三个侧重”主要是对经济史与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所作的区分，即经济史研究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而侧重实证分析，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而侧重中长期考察（几十年为中期，百年以上为长期），快变量、中变量和慢变量考察相结合，而侧重中变量和慢变量考察，好比经济史是地质学，现实经济研究是地理学。
三、中国现代经济史
会议围绕主题和提交的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并就以下几个焦点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一是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与会代表提交了7篇论文：董志凯的《关于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的探索》，赵凌云、张连辉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的历史互动——建国以来中国发展观演变的历史分析论纲》，赵梦涵的《新中国经济发展两大历史拐角的经济学分析》，石康的《新中国历史上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四次飞跃及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武力的《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及成因分析》，高伯文的《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效应》。赵农等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演化（论纲）》。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题，董志凯、赵农、黄志钢根据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运用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动态演化的视角，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即：（1）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为特征的“要素形成阶段”，时间大致为1949—1978年；（2）以改革开放（或者叫市场化和民营化）为特征的“要素优化配置阶段”，时间大致从1979年至今；（3）以成熟的市场和法治为基础、以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造为重点的“要素创新阶段”，这个阶段即将到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以本世纪我国确定新的发展观为标志，我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会议回顾了建国5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现的认识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如赵凌云、张连辉分析了“三代发展观”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如下表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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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发展观：经济增长导向│第二代发展观：经济发展导向│第三代发展观：经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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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观（1949—1978）│型发展观（1979—1994）│导向型发展观（1995—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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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目标 │工业化│四个现代化
│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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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标准 │工农业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绿色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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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途径 │增长优先
│增长为主，发展为辅
│发展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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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重点 │重工业│工业 │国民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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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展方式 │外延式与粗放式
│外延式与粗放式
│内涵式与集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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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展型式 │积累优先
│积累与消费并举
│积累和消费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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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域发展 │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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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展动力 │生产关系革命
│体制改革与开放
│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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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展态势 │赶超 │赶超 │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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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发展层面│经济 │经济并兼顾社会
│经济、社会、人、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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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展体制│计划经济
│市场取向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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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展制约│供给约束型
│供给约束型
│需求约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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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围绕着曹树基的《1959—1961年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展开了讨论。曹文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以清代的“府”为单位，经过对地方披露人口统计资料的计算，得出一组分地区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总计为3253万人。作者还以“府”为单位，对1850年以来的地区人口变动进行了分析，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凡是过去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地区，这个时期人口死亡都很少，而那些人口死亡较多的地区，都是过去没有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地区，作者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历史记忆”的作用。但是，如果有这种“历史记忆”，它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以及它与“浮夸风”、当地干部行为差异的关系等，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第三个问题是围绕着李占才《建国前后共产党接管城市、没收官僚资本、经管国企的思想》和张侃《试析建国初期上海外资企业改造中的“转让”》，所涉及到的官僚资本和国有企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与会学者基本形成如下共识：历史上的“官僚资本”概念（即将官僚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合称为“官僚资本”），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需要，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它所反映的官僚利用国家资本谋取私利的现象以及人民的愤怒，即使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社会转型期重视和解决官员腐败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由建国初期的国有企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接受外国企业“转让”迅速扩张，即使从历史上看，国有企业的扩张应该有限度，并不是越多越好。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中有意思的现象：从清末“洋务运动”官办企业开始，中国历届政府只要有力量，就对“国营”情有独钟。一次次失败，证明官办不如民营，但是都将其归结为“坏政府”，而不是国营企业这种所有制形式。
第四个问题是“三农”问题。会议收到了苏少之、常明明的《1952—1954年湖北农村私人借贷的历史考察》、郑有贵的《“三农”新政》、朱文强的《保定农民1930—1997年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及结构的变化》3篇论文，许多学者还就“三农”问题做了热烈讨论。苏少之、常明明通过对湖北省1952年至1954年农村私人借贷情况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农村私人借贷实际上大部分是属于救穷救急的消费目的，是当时国家和合作社信贷留下的空白；而这一块始终是近代以来农村信贷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是否有义务在信贷方面来承担农村“扶危济困”的责任，值得研究。在讨论中，武力还提出，农村私人信贷有相当大部分属于亲友之间的互助行为，是弥补农村信贷网络不健全、资金匮乏和缺乏社会保障的重要替代，其作用和发展趋势应该重新认识和研究。对于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朱文强通过对河北省保定市11个村农户70年的追踪调查资料分析、勾划出一条变化曲线；而宋士云则对1992—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做了实证研究。对于这个问题，郑有贵指出：“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1—6∶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对此我们既要有思想准备，又要积极采取正确的对应政策，目前这方面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并形成了良好思路，制订并实施了初步有效的政策。此外，会议还收到了庞松的《邓小平与西南区的经济恢复》、彭连湖的《概论中国“一汽”五十年经济增长与发展》、徐建青的《公私合营前私营商业零售企业的经营管理》、赵学军的《改革开放以来 （1979—2000年）中国商业信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宋士云的《1991—200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池重阳的《关于我国工会作用的个人认识》、韩渝辉的《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庆个案分析》等论文，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新中国经济史的有关问题。
会议还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的讲话，专门讨论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问题。赵凌云将讨论内容总结为以下三大任务：一是记录信史。我们是当代人研究当代经济史，虽然具有亲身体验的优势，但同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将历史的真实面目记录下来，对已有的文献与实际的差别、个别现象与总体的差别等高度关注，尽可能地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画卷。二是资政育人。与会学者非常赞同王洛林提出的现实非常需要经济史，它应该为现实服务，也能够为现实服务的观点，认为尤其是中国现代经济史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和责任，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是加强学科建设。由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不仅与经济学理论和对策研究有很多交融，而且与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都有很多交叉，因此在学科界定、研究规范、专业人才培养、高校教学等许多方面都需要加强建设，以与社会需要相适应。
四、外国经济史
（一）关于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李毅认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具体说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美国、西北欧和日本等国要素投入的估算支持了这一观点。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扭住高科技发展不放松，已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战略选择。天津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李宗元和郑州大学商学院辛江认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在美日等国摆脱经济萧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武汉大学马颖认为，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可能遭遇的“后发陷阱”问题，有必要以发展中国家为分析轴心，对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历程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进行跨时期的比较研究。南开大学的韩琦对20世纪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拉美国家虽然经济增长率较高，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却不理想。其表层原因是宏观管理水平低，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缺乏科技创新、制度改革不到位。社科院拉美所张宝宇在介绍巴西社会经济深刻变化的同时，明确阐述了拉美研究的观点。指出不能完全从GDP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否则是很片面的。武汉大学王德祥在对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农业发展在后发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山东经济学院王庭东认为科技创新与市场制度间存在一种“共生演化”关系，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应肩负起“市场增进”、培育科技创新体系的职能。
（三）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明显。江苏省社科院李洁在对东亚国家外向型经济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加工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举足轻重。但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凭低劳动成本的竞争已呈“收益递减”态势，且由此而引发的贸易争端也日益增多。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提高贸易质量，才能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上海财经大学林珏认为，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奉行贸易保护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税是美国增加国库收入和保护幼稚产业的主要手段。
（四）关于外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高德步认为：世界经济史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是多线性发展和单线性发展的统一。世界经济史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上海财经大学车维汉认为，在美日等国学术界，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呈日趋融合的趋向。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领域被拓展，其认知功能也在增强，其主要原因在于方法论上的创新。新古典学派的计量经济史学、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经济史学和艾夫纳·格瑞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已被广泛用于经济史研究之中。辽宁大学韩毅认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应大力借鉴新的理论与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平台上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增强经济史素养，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应注重研习经济理论。要改变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研究相互脱节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将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推向新的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