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文化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蜀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蜀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其起源、构造、类型、历代通塞变迁及其在古代重大的政治、经济作用，经过近几十年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川陕史学、考古、文博诸多学者的努力探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并已逐渐达成共识。但是，蜀道并非只是具有交通史意义，数千年历史风云在蜀道上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包括蜀道沿途汉魏以降历代摩崖石刻、题名纪事、镌刻书艺、佛道造像以及有关蜀道旅历的历代诗词歌赋、游记散文等，笔者称之为“蜀道文化”。笔者近年来参与蜀道研究，曾就蜀道文化内容之一的唐宋蜀道诗作过一些探讨[1]，现拟对范围与内涵更为广深的蜀道文化从整体高度加以简要论述，以期对蜀道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
一、蜀道历史文化遗存概说
作为逾越古代秦岭、巴山，沟通关中平原、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的蜀道，主要有关中越秦岭通往汉中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即所谓北栈；自汉中通往蜀中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自四川涪陵、达县越巴山经汉中西乡接子午道）即所谓南栈。数千年漫长岁月中，千里蜀道线上，使臣赴任述职，商贾南北往还，文人墨客题咏，地方官吏修栈勒石，各种活动在蜀道沿线留下断断续续的文化遗迹。不仅是中国古代道路工程史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关金石书法、诗词颂赋、游记散文、佛道宗教造像的珍贵资料。蜀道摩崖石刻主要有汉中褒谷石门摩崖石刻、故道沿线的《西狭颂》、《郙阁颂》摩崖石刻、陕西留坝的西晋二十四孔阁石刻、洋县华阳黑水河山崖的唐建中三年石刻、四川梓潼长卿石屋与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鸣山《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广元观音崖石刻纪事等；蜀道书法著名的有褒斜道上的有东汉《石门颂》、《鄐君碑》、《杨淮表记》、三国《衮雪》碑、《李苞通阁道记》、北魏《石门铭》、南宋《重修山河堰落成记》、清代汪灏《栈道杂诗》刻石、罗秀书《汉忠武侯诸葛公八阵图注说》刻石，故道上的《西狭颂》、《郙阁颂》也是闻名遐迩的汉代书法珍品，与《石门颂》一起享有“国之瑰宝汉三颂”之美誉。蜀道诗歌有汉魏至明清历代有关蜀道羁旅的题咏酬唱，其中以唐宋最为丰富繁荣。蜀道游记主要有唐欧阳詹、李绅、刘禹锡、柳宗元、孙樵、宋代文同、张、苏辙、陆游、范成大；明代张岱、王士性、何景明；清代王渔洋、宋
以及日人竹添井井等人的作品，其中重要的有《栈道赋》（欧阳詹）、《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刘禹锡）、《兴元新路记》（孙樵）、《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文同）、《李括知洋州》（苏辙）、《蛮子省》（马可·波罗）、《广志绎》（王士性）、《蜀道驿程记》（王渔洋）、《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井井），包括元代以来外国旅游者的作品，都在中国文学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宗教遗存主要有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嘉陵江灵崖寺唐代卧石佛像、四川广元观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广元皇泽寺武则天石像、剑阁武连觉苑寺明代佛教壁画，以及属于道教遗迹的梓潼七曲山张亚子大庙和相传为唐玄宗夜梦仙人的“应梦仙台”等，大多分布于南栈沿线。这些蜀道文化遗存因地处荒僻险峻，距关中、中原等历史频发战乱区较远，战争破坏不大，故基本得以较完整的保存。从蜀道文化遗迹分布来看，故道、褒斜道、金牛道（南段为剑阁道）遗存较多，而傥骆、子午、米仓道遗迹较少，与历史时期蜀道诸路交通主支线繁疏状况大体相等，呈现出明显的偏差性与地域性。从蜀道文化分类来看，蜀道涉及古代刻石、书法、诗歌、游记、佛道造像、名人踪迹、神话传说等，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可视性的人文景观，又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是灿烂悠久中国文化史长河的一条独具特色的支流。
二、蜀道石刻与书法
蜀道文化的首要成份当推镌刻于蜀道诸栈、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摩崖石刻系先将崖石人工磨平，然后在其上书丹、刻写，记事铭功，以期传之不朽。历史上这一勒石铭功记事形式当源于秦朝始皇。李斯随同秦始皇巡游会稽、碣石、泰山等地、都留有摩崖刻石颂杨秦德、惩诫士民。东汉时摩崖刻石之风渐盛，蜀道石刻即始于东汉。著名的《石门颂》（全名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鄐君碑》（全名为《鄐君开通褒斜道》）《杨淮杨弼表纪》、《郙阁颂》（全名为《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西狭颂》（全名为《汉武都太守汉阴阿阳李翕西狭颂》）等均是东汉时期镌刻出来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汉代石刻中之珍品。东汉至明清，蜀道石刻连绵不断，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史学文献价值者，如魏末晋初的《李苞通阁道》、《潘宗伯韩仲元通褒斜道题名》、北魏左校领贾三德颂扬梁秦刺史羊祉重修褒斜道的《石门颂》、南宋晏裹《重修山河堰》摩崖等，都是研究历史上川陕交通的重要实物史料，又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
蜀道石刻首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石刻纪事内容不仅多可与正史文献相印证，而且不少石刻还可充实史书记载的阙略和纠正某些史志著作的讹误。蜀道石刻纪事涉及不少重大历史事件，如《石门颂》有“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涉及楚汉之初汉高祖刘邦受封汉王，就国南郑及反击三秦之事。楚汉鸿门宴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领巴、蜀、汉中之地。关于刘邦集团南赴巴汉路线，由于《史记、留侯世家》中有张良送高祖至“褒中”之语，故学林历来认为所走为褒斜道无疑，但《石门颂》明言“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来往路线交待甚明，结合《汉书·高祖本纪》：“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从杜南入蚀中”，说明刘邦赴汉中所行乃长安以南的子午道，“出散入秦”与《汉书·曹参传》所载“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
”恰相印证。再如东汉汉中郡西与氐、羌为邻，常遭羌人侵扰，这在《石门颂》中也有反映：“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对照正史，当为实录。《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二年十一月，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黄炳”；《后汉书·邓骘传》也载：汉中“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盗贼群起，四夷（疑为“西夷）侵畔”。说明《石门颂》纪事的真实性。再如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复修褒道事，《后汉书·明帝纪》记载寥寥，《华阳国志·汉中志》失载，而褒谷口《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则有明确详细的记录。该石刻记汉中太守鄐君奉诏承修褒斜道，计兴修“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到永平九年（公元66年）路桥工程竣工后，“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刻石所提及的驿传设置名称和型制，为东汉正史文献所仅见，弥足珍贵，已引起学术界关注[2]，是东汉前期秦蜀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汉中褒谷石门南侧的《李苞通阁道》摩崖石刻虽共三十八字，但史料价值甚高。文字如下：“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谯国李苞字孝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这是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荡寇将军领工督修褒斜道之简略纪事，也是三国时期留在蜀道的唯一石刻文字。由于三国碑碣国内十分稀少，为后世所见之碑刻仅《受禅表》、《上尊号》、《曹真残刻并阴》[3]等数块，故《李苞通阁道》石刻的价值不言而喻。至于该石刻所记录的魏灭蜀后修整褒斜道事，《三国志·魏书》诸传均未见记载，因之也就成为研究三国末期历史一条珍贵史料。
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蜀道石刻，除上述所列外，尚有《郙阁颂》、《石门铭》、《重修山河堰落成纪事》、《新修白水路记》、四川梓潼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铭山摩崖石刻等，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评述，但都是研究川陕交通、宗教的重要依据。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书体字形历秦篆、汉隶、魏体、唐楷之演变至宋代而基本定型规范化，故汉代至宋代是书法艺术嬗变极为重要的阶段。但历经千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留传至今的汉魏唐宋书法真品已寥若晨星，而蜀道石刻却奇迹般地保存着自汉魏至明清近两千年间为数可观的书法实物，现已成为中国书法史不可多得的瑰宝。
蜀道石刻书法艺术作品以汉中褒谷口石门摩崖石刻最为集中并闻名于海内外书界。石门位于褒斜道南端，系古代一人工开凿的隧洞，并被学术界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条人工山体岩石隧洞[4]。由于褒斜道历代都有塞绝复通修栈之举，故后人在石门内外每每勒石铭功纪事、题字留名，因之形成国内罕见的一处古代石刻摩崖群，除纪事之史料文献价值外，也有很高的书法认识与审美价值，是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自汉至清历代书刻艺术演变的实物标本，其中所谓“汉魏十三品”早在唐宋时代即屡被拓印，流传九州[5]。
汉隶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种书体，国内现存汉隶石刻已十分有限，石门摩崖中的《石门颂》与陕西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陕颂》合称“汉三颂”，是汉隶书艺的典型代表作品，向为海内外书界的珍重。从笔法上看，《石门颂》古拙质朴，笔力沉厚，落笔收尾，藏峰回划，颇似秦篆，方圆并用，尚带某些自秦篆脱胎不久的特征。但《石门颂》近代以来颇受书法金石学家所看重，王昶《金石萃编》推其为“汉人杰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之为“劲挺有姿”、“隶中之草”，杨守敬《评碑记》誉其为“行笔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宕一派皆从此出”。《西狭颂》的书法特点为庄严浑穆、苍古雄稳，杨守敬称之为“方整雄伟，可观而不可临也”。《郙阁颂》因镌刻于秦岭深处嘉陵江悬崖之上，前人知之甚少，近代以来方以拓片形式流传，但同样作为汉隶典范，颇受书家推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吉尝爱郙阁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此意”。平原即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康氏之意为著名的颜体创意乃传承《郙阁颂》，确实，《郙阁颂》“布局严整，章法茂密，不事雕凿，寓巧于拙，形成沉着稳重、深沉朴拙的气势，但又露着汉隶气度恢宏的风采”[6]。汉“三颂”字形与用笔与汉简中的隶书有不少仿佛之特点，近有学者将《石门颂》与《居延都尉简》、《桓帝诏令简》等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好几处用笔收锋皆有相同之处[7]。这就雄辩地证明了蜀汉隶与汉简作为同一时代的实物，文字与书体风格的相通性，因为书法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除“汉三颂”外，石门摩崖石刻群中的《鄐君碑》、《石虎》、《杨淮表纪》、《李苞通阁道》、《石门铭》也是汉魏书法珍品。《石虎》笔体圆润，俊逸秀慧，据清代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载为西汉末年隐于褒谷之大隐士郑子真所书，若此言不虚，则当是蜀道仅存的西汉作品。《鄐君碑》“笔划平直，无波磔，竖笔短促，横笔特长，大都呈扁平状，少数呈方形，隶势已具，而古意甚浓”[8]。按《鄐君碑》镌刻于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为石门摩崖中年代较早的作品，属汉隶尚不成熟之标本。《李苞通阁道》乃戎马倥偬之时应急实用之作，书法虽非精美佳作，没有恪守传统汉碑中横平竖直、工笔正严的章法，但正是这种不轻意的“业余之作”显得自然活泼，被后人称之为“乱石铺街”，倍受激赏，是三国时期一件稀罕的“民间”书法作品，带有某些由隶而楷过渡时期的特征。《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系我国魏体碑刻代表作之一。《石门铭》运笔工整，气势雄浑，遒劲恢宏，已是成熟标准的楷书型魏体书法典范。这样，从汉到北魏，褒斜道石门摩崖石刻就展现了篆——隶——楷书法演变嬗通过程生动的实物书法标本，如此集中、系统、完整，国内尚未发现有类似遗存。此外，剑阁鹤山南宋翻刻的唐代颜真卿所书《大唐中兴颂》系国内仅存的《中兴颂》宋代石刻，书法雄健庄重，颇具颜体楷书雍容华贵风格，古人称之为“如驱千金骏马，倚三山而立”[9]；而鹤鸣山上重阳亭内唐代诗人李商隐撰写的《剑州重阳亭铭并序》，运笔清丽，欧体风格甚明，为唐人碑刻书法上乘之作。
蜀道与中国书法史关系甚大，石门摩崖石刻群、《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组成的著名的“汉三颂”灵崖夺、鹤鸣山唐宋石刻群等重要书法作品场，缘于蜀道修栈开路而产生，并因蜀道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赖以保存传世，构成了蜀道沿途高品位的人文景观，而蜀道也因拥有这一大批石刻书法珍品而为海内外书界人士所向往，因之蜀道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占有一席地位。对此，笔者将在《论蜀道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交汇中的作用》一文中重点论述。
三、蜀道与蜀道文学
蜀道以艰险崎岖难行著称于世，而其闻名于天下，相当程度上又与历代诗人名士在其有关蜀道的诗文作品中的描写演染大有关系，李白一首《蜀道难》使蜀道声名远播即是证明。实际上，自汉魏以来，有关蜀道的颂赋、诗歌、游记就连绵不断，其中不乏名人名篇、佳作美文，形成一种以蜀道之旅为题材的文学形式——蜀道文学。
石门摩崖中的《石门颂》、《石门铭》、《鄐君开通褒斜道》、《杨淮表纪》、故道线上的《郙阁颂》、《西狭颂》从文学形式来看，基本上属于汉代赋颂类文章。赋颂文体兴盛于两汉魏晋，班固《汉书·艺文志》、范晔《后汉书·文苑传》、陈寿《三国志》、严可均《全上古三国六朝文》等均收有不少赋颂类文章。颂其实也是赋的一种形式，专为歌功颂德而作，如《石门颂》就是颂扬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复修成褒斜道盛事功德之文，《石门铭》系歌颂北魏梁秦刺吏羊祉之文，《郙阁颂》、《西狭颂》都系歌颂东汉武都太守李翕之文。颂类文赋一般采用四言韵诗形式、典雅庄重、富于节奏。如《石门颂》：“君德明明，
焕弥光。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缓亿衙
。春宜圣恩，秋贬若霜。无偏荡荡，贞雅以方”；《石门铭》状描自然景观也十分凝炼生动：“水眺悠晶，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如此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句子还有许多。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评论颂体类文章时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练，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臣；敬慎如铭，而异夫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惰而变”。用之评价《石门颂》等蜀道颂体文章，同样是十分恰当的。
蜀道文字中成份最大、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蜀道诗起源于南北朝时代，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中即收有南朝萧纲、刘孝威、阴铿等人以《蜀国弦》、《蜀道难》为题的数篇歌词。[10]唐宋川陕交通兴盛，蜀道诗创作也趋向繁荣，沈佺期、王勃、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郑谷、石介、文同、苏轼、陆游、范成大、吴泳、汪元量等著名诗人均有蜀道诗传世，其中象李白《蜀道难》、李商隐《筹笔驿》、郑谷《兴州江馆》、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等都堪称经典之作。明清时期，蜀道诗数量仍然可观，著名文学家方孝孺、康海、何景明、王渔洋、吴梅村、宋琬等都有不少颇具历史地理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诗作，其中尤以王渔洋陕川栈道之旅诗与宋琬《栈道平歌》、梁清宽《贾大司马修栈道歌》最为闻名。笔者曾在《唐宋蜀道诗的历史地理价值》[11]、《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12]两文中重点探讨过蜀道诗的史地学术价值与文化思想史意义。元明清蜀道诗在唐宋蜀道诗主题、内涵、外延方面有更深广的开拓，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沉郁悲凉、幽远深邃的美学意境。为节省篇幅，此暂不详论。
除蜀道诗以外，唐宋以来文人学士还写下了不少记述蜀道旅程的游记，或描述栈道沿途奇险景观，或抒发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感叹，其历史地理学价值和文化史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蜀道游记散文较重要的有唐代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刘禹锡《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孙樵《兴元新路记》、《书褒城驿壁》、北宋文同《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李复《潏水集·与王漕书》、南宋李耆寿《灵崖叙别记》、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川陕部分描述、清代王渔洋《蜀道驿程记》、道光时日本学者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等。
唐宋至明清这批蜀道游记散文首先是研究川陕交通及其变迁的珍贵史料，如唐代后期新修的文川道（系褒斜道一旁支），《旧唐书》、《唐会要》等文献中记载极简略，以至后世许多史地学者甚感困惑。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始从晚唐文学家孙樵的文集中发现《兴元新路记》[13]，问题方得以基本解决。《兴元新路记》为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孙樵亲历新辟的兴元路后所写，记述自己从扶风东皋门进秦岭入栈后沿途所见驿馆村落、山谷溪流、栈孔石刻，至山南城固文川驿出山。由于这条新路筑修不到一年便“为雨所坏”[14]，通驿时间极短，所以孙樵之文是该道路唯一真实详细的文献，史料价值甚高。
自元代起，外国旅行家也开始旅游考察蜀道，并有记述。元世祖时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有秦蜀之行，《马可·波罗游记》第四十二章、四十三章至四十四章先后记录了自忙哥刺(Mangalu)驻跸地西安府西行翻越秦岭踏上栈道径“蛮子省”(Achbaluch Manji)汉中府再越大巴山至成都府(Sin-din-fu)的长途旅行见闻。虽系马可·波罗晚年在狱中回忆所记，且又经过数种文字辗转翻译成中文[15]，但依然可以反映元代川陕蜀道沿途城乡风土物产的某些真实信息。如游记写自西安府西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小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商业为主，也生产大量的丝”。可以看出是有关西安至宝鸡沿途所见景观与社会经济状况。旅行家进入汉中盆地后，又有如下文字：“这里土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里生产生姜，商人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它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宜”。关于元代汉中盆地社会经济状况，我国历史文献涉及甚少，而《游记》中的这段记载涉及汉中地理、人口、商业、手工业、农作物、土特产品等，弥足珍贵。《游记》还真实摄录了自汉中去成都沿途自然及人文景观：“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两个驿站远的地方，接着又是高山、峡谷和森林。再朝西径直骑行二十天，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他们也是信奉佛教，他们依靠地里的庄稼、山上的猎物过活”[16]。这显然是金牛道沿途巴山山民宗教、经济生活景象的简要回忆。
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曾两次往还川陕，经过褒斜道，将沿途所作诗文编汇为《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馀闻》，后人编汇有《渔洋箐华录》，其中尤以《蜀道驿程记》对蜀道研究意义甚大。王渔洋所行乃明清连云栈道，与秦汉褒斜道北段已有不同，北段入口已由郿县改为风翔草凉驿，《蜀道驿程记》记诗人入栈时写道：“出风翔南郊，遥望陈仓山，直插天汉，与太白、终南连亘，秦蜀大阻也”。至连云栈著名险关柴关岭正逢豪雨如注：“诸山出云，缕缕石上。过右陈仓道，即两当道也。度柴关岭，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下岭沿青羊河行，河流挟雨益怒，……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岭，行人与虎豹、蛇虺一线”。褒斜道之险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蜀道游记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竹添井井于明治九年(1876)在中国西南旅行的《栈云峡雨日记》两卷。竹井氏此行是由北京出发，历经河南、陕西进入四川，复由三峡出蜀，历时四月。《栈云峡雨日记》上卷叙述取道汉中北南栈道旅历，对栈道沿途道路里程、山川胜迹、文物古迹、风土民情有详细真实记录，同样是清代连云栈道交通的重要文献，周郢先生已有专文评论[17]，此不赘述。
蜀道游记不只是栈道风光景观的客观叙录，往往含有浓重的忧患和批判意识，折射出古代士大夫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感情。如孙樵的《书褒城驿壁》写号称天下第一的褒城驿，至晚唐已是“庭院甚芜，常庑甚残”，残破而萧条，经驿吏的口述，方知是判史县令荒于理政，当愁醉
，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与秩终”，从而作者不禁发出沉痛的感叹：“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姿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18]。褒斜道口褒城驿衰败冷落如此，深刻地揭示了晚唐地方政治的昏暗腐败。该文被清人作为唐代范文收入《全唐文》中[19]。王渔洋经褒斜道去蜀经汉中，凭吊汉中明瑞王府遗址[20]，感怀历史兴亡沦桑，怆然生悲，写下咏史诗《故宫曲》二首，并以另一篇日记纪事言情：（康熙十一年七月）“初九日，过次公邸，明故瑞王宫也……李自成入秦，王走重庆。张献忠陷重庆，遇害。今瓦砾满目，惟存后殿一区，改兴元书院，前守中琇所置也。朱门潭潭尚极宏丽。殿前后，丛桂、老梅、樱桃数十株。又观所谓西园者，有亭榭四五，桂花渐落，紫荆数枝方作花，凄绝动人。有羝羊伏草中，惊人而起，因忆盛时鹤洲凫渚之乐。而今台榭已倾，曲池就平，不待雍门之琴，乃泣下矣。”[21]瑞王府残垣断壁，亭榭花木使诗人满目凄凉，满腹悲伤，伤君忧时之情溢于言表。千古兴亡几多事，蜀道古栈上演出过多少王朝的盛衰兴亡，人物的非欢胜败！蜀道游记散文鲜明地体现了深沉凄怆的历史悲剧意识。
四、蜀道与古代宗教
道教与佛教，一为中国的土生宗教，一为外来宗教，是对古代中国社会、文化起过重要影响的两大宗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在蜀道上留下了一定的遗址痕迹，从中可以捕捉到道、佛二教流传的某些历史信息。
三国时期汉中地区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张鲁政教合一式政权，五斗米道在这里一度盛行。张鲁系东汉末年沛国人张陵之孙，《后汉书·刘焉传》载：“（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中，学道鹤鸣山中”。后张鲁继承其祖父之业，“住汉中，断谷道，……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己，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22]。考其汉中五米道来源，当自益州经剑阁、金牛道北传所至。三国以后，“五斗米道”沿蜀道继续北传至关中、陇右，至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才在北方废止。可见在东汉、三国、两晋至北朝前期，蜀道一直是道教北传的主要路线。隋唐以后，道教虽然已不占主流，但仍在蜀道留下自己的建筑，四川梓潼鹤鸣山有著名的唐代道教石刻造像、七曲山有西晋道人张亚之祀庙和“应梦仙台”石坊。唐代石刻造像以佛教为多，属于道教者罕见。蜀道上的这两处道教石刻遗物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在蜀道沿线的流传情况和文化地位。
与道教相比，南北朝以后，佛教势力渐大，长时间占主流地位，这在蜀道沿线大量的佛教石刻造像方面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蜀道上的佛教遗址较为重要的有故道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嘉陵江畔的灵崖寺（又名“药水崖”）、金牛道上的四川广元观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皇泽寺武则天石像、剑阁武连觉苑寺明代佛教壁画等。灵崖寺位于略阳县南七里嘉陵江山崖下，为唐宋时期蜀道北段一著名佛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元代《大元一统志》等均收录此寺，至今寺内仍有毗庐大佛像、白衣菩萨、罗汉像等，墙壁上还嵌有唐宋诗人欧阳詹、张俞、鲜于侁等人游息灵崖寺的题诗。广元观音崖是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王朝出征云南的将士所造佛像，旁边有《释迦尼佛像赞》摩崖石刻碑记，造像生动，窟龛精美。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更以数量繁多，气势恢宏闻名于世。据乾隆时的《广元县志》，千佛崖系唐代利州刺史韦抗在开元初修筑广元一带栈道时凿刻，以后宋元明清继续凿修，至清乾隆时已有佛像一万七千多座，堪称惊人。
蜀道佛教造像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造像大多与蜀道架栈修路有关，是蜀道交通文化的产物。二是大多数始于佛教在我国内地广泛兴盛的隋唐时期，以后历代层累延续；三是由于蜀道偏僻险危的地理特点，大多造像保存完好，成为蜀道文化中一份重要遗产。
综上所述，蜀道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古代金石、书法、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挖掘、整理、利用具有特色的蜀文化，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蜀道历史文化旅游线的开发，进一步沟通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都有其特殊意义。
注释：
[1][11][12]参见拙作《唐宋诗所反映的蜀道历史地理》，载《文博》1994年第2期；《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载《成都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张传玺：《释“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3]杨震方：《碑贴叙录》。
[4]郭荣章、李星：《褒谷石门——世界上第一个人石隧洞》。《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
[5]洪适：《隶续》卷十一。
[6][7]杨培钧：《“汉三颂”价值论》。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
[8]雒长安：《石门摩崖书法艺术散论》。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9]《宋代蜀文辑存》卷十五。
[10]李志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孙可之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之一，1979年版。
[14]《旧唐书》卷一八《宜宗纪》。
[15][16]陈开俊、戴树英译：《马可·波罗游记》13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17]周郢：《外国学者笔下的汉中古道》。载《文博》1995年第2期。
[18][19]《孙可之文集》卷二；《全唐文》卷七九五。
[20]瑞王府系明神宗第五子朱常浩封于汉中的王宫。万历二十九年始修，历二十六年告成。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农民军逼近汉中，朱常浩逃奔重庆，次年夏被张献中所杀。瑞王府也在明末战乱中败圮。
[21]王渔洋：《蜀道驿程记》。
[22]《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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