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重写与敞开——王小波的写作与现代新理性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金时代论文,重写论文,理性论文,王小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2-0116-05
王小波在其第一部作品集《黄金时代》的后记中写道：“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 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1](P373)的确，以作品的素材来看，《黄金时代》应该 纳入知青文学的范围，尤其是集子中的《黄金时代》中篇三部曲的第一部《黄金时代》 (以下简称《时代》)更是在背景与结构上同《血色黄昏》非常接近。然而又如他所说的 “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1](P373)，《时代》不仅与各种知青小说相差甚远 ，而且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写作都极为不同。在王小波那里，文学的叙述向日常生活和 理性思维、肉体和精神、荒唐和严肃、嬉戏和反思，向过去、现在和未来无限地敞开； 他以其拉伯雷式的狂欢文体[2]和《十日谈》式的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性爱描写及经验 理性式的冷静[3]，把我们带入一个相当新异的生命境界中，给中国人的存在提供了新 颖的开放性结构之参照。为了对此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代人的一种 压抑性情感结构①(注：赛义德(Said)在论述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时，引进了“ 态度和参照结构”(structures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这一概念，揭示通过西方 文本写作一套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相配接的一般性的文化地理观念是如何建构起 来并发挥重要功能作用的。正如他所说，这种结构是与雷蒙·威廉姆斯(Raymand Willi ams)所说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相近的(以上参见《Culture and Imperi alism》ALFRED A·KVOPF/NEW YORK 1994 Page52-53)。此处我所说的“压抑性情感结 构”，若去除具体的内容，在功能上——将个人的心理结构同社会结构相互联接——同 赛义得的态度和参照结构是相同的。)做些简略分析。
1
“做中国人很累”，程度不一的抑制性的感情总是常常伴随着我们，类似于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的生命的欢悦感从来都是他人世界的东西。它作为一种民族性的共同的感觉习 惯不仅时常被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它所具有的情感性结构就与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 文本的压抑性对立结构是共构的，其最早的文本呈现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个篇 幅短小的作品奠定了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的压抑性对立结构的两个基本版本：第一个版 本是“抽象”的众人的目光所聚成的整体性控制欲望——集体的看，与竭力逃避这种控 制的个体欲念——个体的被看所构成的看与被看的对立性结构关系，它是现代压抑性情 感结构的坯基，或曰深层“无意识机制”。这一版本以悖论的形式既展现了压抑性对立 结构对个体存在的抑制，又突兀了生命个体对这一机制的超越性欲望的疯狂[4]。另一 个版本则是由第一个版本转化而来的更富社会具像的版本，即作品的结尾部分所呈现的 吃人的社会性原罪之发现与个人对吃人罪责的逃避。第二个版本强调的是“具体”的先 在的社会审判和个体的被审关系；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看与被看的紧张关系，一种由 个体无意识层面向社会意识层面的转换，这种转换一方面使个体的非理性冲突得以以理 性的形式向社会呈现，给非理性以理性解释，帮助个体摆脱疯狂的结局；可是另一方面 ，被理性化治愈了的个体，又将自己交付出去，置于一个更大的亦是不由自主的对立性 结构中，开始了作为理性—社会人的痛苦与紧张。也就是说由个体无意识层面向社会意 识层面的转变，不过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外化和变形，而看与被看的对立性紧张结构依 然存在。后人对鲁迅的各种解释，基本是从第二个层面着眼的。实际上，在鲁迅那里则 同时表现了两个层面的紧张和强烈的宁愿停留于第一层面受非理性煎熬，也不愿把生命 交付和给社会他人摆布的冲动。如果说，在鲁迅的中后期(即《野草》之后)对第一个层 面的紧张的表现日渐隐晦的话，那么那种摆脱社会束缚的冲动，则一次次顽强地表现出 来。在以后的演变中，鲜有人像鲁迅那样去突出第一个版本，相反，第二个版本则不断 得到强化和突出，而且由第一个版本向第二个版本转化的紧张之表现也日益稀薄。最后 终于导致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高强度性对立结构的全面固化。我们只要想想从《沉沦》 、《莎菲女士的日记》，经过茅盾的《蚀》三部曲和巴金的《家·春·秋》、《寒夜》 ，到《青春之歌》，最后到各种“文革”类作品，就会多少对此结构的历史演变有所体 悟①(注：若仔细考察这一逐渐的演变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惜由于论题所限无法展 开，不妨借此注稍做点例释。例如《沉沦》，其主人公内心慌恐和焦躁的基本原因，应 该是难以扼制的性心理冲动和对这种冲动的抑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应该属于更靠近第 一版本的东西(尽管它已比在鲁迅那里更为具体化了)，但是随着叙述的不断展开，到结 尾时，主人公却试图把这种个体性冲突的焦虑，想像性地转移成受侵凌的弱小民族的成 长同欺凌者之主宰的紧张，转移为软弱的子民同其软弱母国之间的既爱又恨的关系。而 在《蚀》三部曲里，属于第一个版本中的对性的抑制性冲突结构的表现已被大大淡化， 作者更多地去展示进入到社会矛盾系统中的个体的困惑与矛盾，不过它还没有像《激流 三部曲》和《寒夜》那样更多地略去了个体潜意识心理层面的对立紧张关系，意向所指 更直接朝向社会层面的矛盾冲突。这时问题的解决就已不是郁达夫式的想像性地由个体 矛盾向社会矛盾的转移，而已成了实实在在的推翻压迫性的黑暗社会的问题。至于说到 《青春之歌》以及其后的文本，连推翻黑暗社会的意向也只能固定为僵硬的单一模式， 任何个体层面的困惑与紧张，任何溢出已有模式的杂质都不允许出现了。)。随着这一 演变，具体的文本世界日益收缩和单一化，人物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日益萎缩和固定化 ，最终导致一整套刚性对立结构表现模式的产生：组织(国家、人民、集体)/个人，工 农大众/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反革命。在这些性质相同的二元对立中 ，前者对后者具有完全的控制与支配权，而后者则纯粹处于被支配、被控制、被审视的 境遇。而“文革”以后的文学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上述历史演进过程的反转 ，这在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戏剧性表现。如《伤痕》、《绿化树》、《 血色黄昏》和《上海生死劫》②(注：许子东曾对《血色黄昏》和《上海生死劫》进行 过精彩细致的比较，区分了面对外界社会审罪压力的一被动辩解和一主动反诘的两种不 同的反应。但是从抑制性对立情感结构角度来看，郑念慈凭借西方文化素养所发出的反 诘(“你们凭什么说我有罪，你们不能证明我有罪，你们就犯了罪”)依然没有逃脱传统 情感结构的控制。当然这里涉及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抑制性情感结构生成的作用问题， 因非本文主题，故略。)以及被拍成电影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 》③(注：后两部影片张艺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统抑制性情感加以提纯，使其更为接 近看与被看的欲望性转换关系。)。至于我已分析过的主流知青文学文本的愤闷性叙述 ，更是直接从属于社会性历史定罪与个体无罪辩诘的对立性冲突结构[5]。从某种意义 上说，在这种长达近百年的压抑性对立结构的束缚下，惟一真正主动性的存在是那套看 与被看、捕捉与逃避、定罪与辩罪的游戏规则，而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不过是这一游戏 规则的被玩者、牺牲者。尽管到了先锋小说那里，实验性的叙述表现出了对于陈规的极 端反叛，欲以所指的喧哗、非情感的语言游戏击碎传统的压抑性对立结构的世界，但是 它们只不过是把整体性的往往具有实体表现的压抑情感结构，分解为碎片式的漂浮性存 在，它们通过牺牲人、意义、作品所换来的不过是一大堆无主体的发霉的罪恶的情感余 渣。
有了上述回顾的参照，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王小波文学创作的意义了。不妨让我们 就从《时代》开始分析。
2
《时代》是这样开篇的：一天陈清扬专门来找王二“讨论她是不是破鞋的问题……虽 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认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过汉。而她没有偷过 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 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 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1](P3)。如果按照这样的证明逻辑去展 开故事的话，那么《时代》就将完全落入《血色黄昏》的窠臼，去展示“判定有罪/证 实清白”的游戏。王二可不想玩这套游戏，他“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这话颇有几分 王朔痞子人物的流氓风格。的确，王小波笔下的王二有不少小流氓的特点。他既无正言 也无正行，玩耍两性游戏，自觉地安居于社会边缘人物的角色。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王小 波等同于王朔。王朔的写作充其量只达到了一种经验的犬儒主义，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生 存智慧，还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通过接受社会意识形态角色的判定来逃避，更确切地说， 来苟安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他们的“哲学”宣言就只能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而王小波所凭借的则不仅是这种直接的经验智慧，而是将其提升到了经验哲学的高度 ①(注：这里主要指英国经验哲学的传统，而且主要是取王小波精神与其注重经验理性 的本质相通这一点。)。这里的问题实质是这样的，当你被宣判为搞破鞋而你又要千方 百计证明自己不是破鞋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那个原初判定的合法性，承认了搞破鞋是 一种罪，并把自己置放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审判的位置，使得这种审 判和被审判的游戏得以展开，成为现实。因为这套游戏并不在乎被审的一方是否犯罪， 在这套游戏逻辑中，根本不存在某种能够证明被审者是否犯罪的客观标准。以王二前面 所做的逻辑证明来说，即便“如今”不能指出某人为陈清扬所偷，也不能排除“今后” 能够指出某人为其所偷的可能性，所以仍然不能排除陈清扬是破鞋的可能性，这是一个 无法证伪的问题。正是利用了这种潜在的无法证伪性与被审者竭力想证明自己无罪的心 理冲动，包括“文革”中发生的无数控制和被控制的政治游戏才能够长久持续。而王小 波的智慧就在于看透了这套把戏，不去证明陈清扬和王二无辜，“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 无辜”，要“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这样一来，王二们就占有了现代文学史上从未 有人占领过的双重制高点：既可以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牢笼的束缚，给自由欢娱的生活敞 开想像的天地，又可以反思、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简言之求得一种嬉戏的生活和智性反 思的平衡。正是理解了这一点，我认为不能再说“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 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5]，因为这属于对传统情感文化结构的概括，它所 寄含的意蕴是对性的窥视、觊觎和性禁忌的抑制性对立矛盾冲突，我们在章永璘和马缨花、周兆路和华乃倩、菊豆和杨天青的关系中早已熟知了。反之在王二和他的 情人那里，性爱关系完全没有了那种压抑性情欲色彩，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现象，一 如《十日谈》中的那一个个性爱故事一样被毫不造做却精彩悦目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 正如前述所引的同一个评论者所概括的：“男女欢爱在性禁忌的年代成为罪恶、罪名， 这不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 自然、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做爱(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青，他们乐意。王小波还 原性爱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 戏了那时代集体性的窥春癖”[6]。
然而仅从性爱描写的自然还原这一点还不足以充分说明王小波所达致的嬉戏生活和智 性艺术平衡。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文本中存在的不同游戏关系再做些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时代》一开始就推出了一个传统常规的审罪的游戏，但是王二认 清了这套游戏戏耍被审者的要害，以一种戏谑的自供瓦解跳出了这套游戏，开始了他们 自我选择的游戏——欢悦的性爱游戏。这两套游戏可说是《时代》最基本的两种游戏方 式。由于第一种游戏具有作为社会规则先在的强制性，第二套游戏则成为受到强制的个 人为摆脱强制而做出的第二级反应(这是就王二、陈清扬两人性爱关系的具体展开而言 的)，因此，(一)两者必然是关系性的；(二)第二套游戏要想摆脱被动的反应，保证其 真正是自己的游戏，就必须创造出第三套游戏——能够自由跨跃第一、第二套游戏的游 戏。只有如此，非抑制性平衡才能获得。这第三套游戏就是叙述人兼主人公王二所玩的 经验哲学的推理演绎游戏。
熟悉王小波随笔的人对此可能都不陌生，那本《我的精神家园》可以说是这种经验哲 学推理性游戏的结晶。然而在此，同样性质的游戏却须具有不同的玩法，才可能具有自 由、穿插的功能。王小波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经验哲学接近日常生活的特点，把 一般性的严肃的哲学逻辑思考转化成戏谑性智性推理游戏。例如《时代》第一章王二所 做的两个推论。第一是关于证明陈清扬是不是破鞋的推论：
我是这样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 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 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 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的， 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汽枪，用一碗 绿豆做子弹，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 括罗小四。汽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但是我不能揭 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是我。所以我 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认。所以春天我去插秧，撅在地里像一根半截电线杆，秋收后我 又去放牛，吃不上热饭。当然，我也不肯无所作为。有一天在山上，我正好借了罗小四 的汽枪，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我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该 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1]( P5—6)
第二是关于陈清扬没有搞破鞋的推论：
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
1、陈清扬是处女；
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1](P 6)
上述所引的同样性质的戏谑性智性游戏遍布全篇，既随心所欲地肢解着传统审罪游戏 ，又为情爱的欢悦游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①(注：这点似乎与王小波性爱描写的自 然勃发相冲突。但是需要注意，经验哲学本身就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是经验的理论 提升，所以与自发的生命经验是相通的，这是其一。其二，如果没有这套经验哲学的智 性支持，王二们就难以摆脱审罪游戏的罪感心理控制，也不可能进入到无拘无束的性爱 状态(与那些以弗洛伊德学说为基础的文学文本相对照，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所以这里 的智慧是生命娱悦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在第一、第二套游戏之间架起了自由穿行的 桥梁，形成了王小波独特的文本世界。
3
创造新的生命游戏只是颠覆传统情感结构的重要方面，另一相关的方面是新的游戏世 界的丰富多彩性。仅从王小波文本所涉及的关于“文革”的素材就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 性，我们从中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他人已涉及过的素材或角度。有关于知识分子受迫害的 大墙文学：贺先生、刘先生的故事；有章永璘式的知识分子改造、饥饿、艳遇 的龟头血肿李先生的故事、刘先生的故事；有关于大批判、红卫兵武斗及其他行为的； 有《啊》式的“文革”荒诞：关于李先生龟头血肿的论辩；有谢惠敏式的革命青年的故 事：X海鹰；有王朔式的游弋于运动边缘或革命空隙间的游荡少年的：小王二的造武器 、热衷于小发明制作、恶作剧、打群架、交异性朋友、逃学……当然还包括其他人没有 写或不屑于写的东西，如“屎”。所有这些杂乱的、不无矛盾的素材或角度之所以能被 容纳在一起，是与一种特殊的少年视角有直接关系的。有人将它称之为儿童情结并放到 “官方/民间、有权/无权、上层/下层”这样的对立性社会结构框架中审视，从而揭示 它对前一半权力的戏弄、僭越之颠覆性功能。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对原来被抑制了的少 年情结的释放，关于过去，关于那被压抑到心深处的过去的经验和感受才无所顾忌的喷 涌而出[2]。的确，读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读《逝水流年》和《革命时期的爱情》， 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许多印象，感到无比的亲切。然而把这一切归为儿童、儿童情结显 然是过于简单了。很明显的反证并不难发现。例如梁晓声后期的“自传性”写作也喜欢 用底层少年视角，但它却与王二的视角具有天壤之别。个中差异恐怕不是用相差一两岁 所能解释的吧?恐怕也不能说，梁晓声的少年视角是经过意识形态折射的、未本真敞开 的伪少年记忆。因为，作为一种经验的记忆，不可能有本真的状态，不可能完全摆脱折 射。所以更确切地说王二的少年叙述是一种拟少年的姿态。它巧妙地将儿童眼光所具有 的好奇、开放性，同经验理性的冷静、宽容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叙述视野 ，即儿童的顽皮率真和成人的理智思考相融合，文艺复兴时期式的对革命的欢悦②(注 ：无论是笔者所指出的《黄金时代》的《十日谈》风格，还是崔卫平所揭示的拉伯雷式 的狂欢文体，都源于此范围。)和对“文革”摧残生命现象的反思相交织，冷静的审视 和所展示的人物自身的语义相交错。总之，由此叙述视点所展示的世界，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接近于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式的文本。它所具有的拉伯雷式的文体已有评论家做 出了精彩的描述，在此我想对这个文本世界的多义性语义相互对话性特点稍做一点补充 。就此而言，关于红卫兵—知青理想主义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无疑 王小波对狂热的理想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多处借王二之口对其进行了讥讽，甚至 把其与粪便沤出的蓝光相类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叙述人直接站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截 然对立面，对其进行全然的批判和否定，从而把理想主义剥落得一丝不挂拎出来供人批 判，不给其以任何发言权和审辨权。相反，由于王二所具有的拟少年视点，理想主义在 《黄金时代》里具有某种有意味的混沌半透明性，构成了叙述人视野要素的一部分。一 方面它往往以某种主动者的角色去观察、去拟想对象世界，把一些看上去无联系的散乱 的现象聚合在一起，想给它们定性。可另一方面，它的混沌、暧昧的观察又显得幼稚、 荒唐，变成其对象的和自我的否定性对象。这里各种形式的存在都没有被剥夺发言权， 各种声音彼此交汇、挤撞，但某种善、某种正义之音仍然依稀可辨。例如在《逝水流年 》里，叙述人的对象性故事有三个，一是贺先生的自杀，二是李先生与线条的爱情故事 ，三是刘先生的饥馋故事。它们之间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联系，而是由直接出场的叙述 人将其串接在一起：无所事事的王二，在各种不同的人物命运间游荡穿梭，以某种类小 癞子的生存方式将关于他人的故事与自己的生活一起呈现。而不同于异国他乡的小癞子 ，王二这个深受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熏陶的顽皮少年，对英勇就义的行为具有狂热 的执著，这种执著使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贺先生跳楼自杀只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结束。 他想要弄清贺先生临死前究竟想过什么，说过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贺先生脑浆涂地这 一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跳楼死了。 于是王二总想去弄清贺先生临死前究竟有何遗言。正是这种不可理喻的冲动，在文本中 赋予了贺先生之死以历史的延展性，那一个瞬间性的行为，才被反复地拉入到后来发生 的事件场景中，反复冲击着读者的视野。也就是说狂热的理想主义在这里具有了结构的 功能。另一方面王小波又设下了一个毫无痕迹的机扣，它绽裂了狂热理想主义、英雄主 义的一个荒谬所在：过分强调牺牲的意义或说牺牲本身，而放逐了生命这第一性的东西 ，宝贵的、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被外在的虚假的各种形式的英勇就义的表演所吞没(《 逝水流年》里有不少关于这种表演的反讽性思考)。这一效果所达到的重要前提在于混 沌的少年理想主义的开放性，正因为如此，生命已结束但依然直直挺立的贺先生的生殖 器才能被容纳于关于贺先生死之意义的思考中，并对其中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执拗构成无 言的挑衅，最终与其他一些让人日夜不安的事情一起促使王二明白了人的死法各异，“ 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会，继 续活下去。我自己也再不想掏出肠子挂在别人脖子上”。
如果说，王二的混沌少年理想主义的观照点在贺先生和刘先生故事里还难免某种程度 的压抑性，那么它所具有的欢悦嬉戏性、开放性、结构性、自我反讽性在龟头血肿李先 生的故事中则富有弹性地结合在一起。李是书中除王二之外的另一个追求理想主义的人 物，而且深得王二们的敬佩。“文革”开始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参加革命活动，在运 动之初就被人踢伤生殖器，但他并未做出社会常规性反应，缩回头去，隐下难言之隐， 而是公开与人辩论，认为不能以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为借口，压制关于他的生殖器被踢 伤的问题讨论。这看上去是疯狂、荒唐、可笑的，极容易归之为对红卫兵的浪漫激情的 讥讽。但是在疯狂可笑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重要差异：李先生的行为是一种自我选择。 他受“文革”的感召回大陆参加运动，固然不乏盲目的冲动，但是他也可以不回来参加 运动，而且他坚持龟头血肿命名之可讨论性，正是在狂热的革命中坚持个体自我立场的 要求的体现。也正是有了李先生这一参照，才深刻地暴露了疯狂的革命时代的专制症结 所在：对生存方式多样性选择的剥夺。这种剥夺无疑是残酷荒谬的，它使王二们长大之 时只有两种选择：当傻×或是当亡命之徒。他们选择是不当傻×，要做亡命之徒……结 果却做成了傻×[1](P169)；也使贺先生不得不选择死，刘先生不得不放弃体面的外表 ，直接裸露以胆小、饥馋之相；堂堂的Doctor李先生，也由自我选择返回大陆参加革命 ，到最后为保卫大粪而战[1](P119)。过去那场裹着理想主义外衣的革命，将革命一无 选择地变为大粪，而今，王二的混沌少年理想主义却让习惯根本不能正视的大粪，也成 为一个有多样性存在的文学世界的主要道具之一。正是这样一个严肃/荒唐、崇高/渺小 、悲剧/喜剧、理性/疯狂、肉体/精神、神圣/恶臭混杂一堂的世界，给中国人的生命敞 开了多样可能的视野。何时这种视野将从个人的文本界域现实化为广阔的生命世界呢?
尽管在此我对王小波的小说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但是我仍然不能无所保留：不管他的 小说有多么优秀，也不管有多么大的启发性和敞开性，它毕竟还是小说，它也无法超越 特定意识形态结构场域的制约。我非常担心，在存在对“文革”历史诸多言说禁忌的条 件下，在对“文革”的充分直面省思或缺的情况下，王二式的颠覆是否会被不了解“文 革”史的人所误读?
收稿日期：2001-10-18
标签：王小波论文; 黄金时代论文; 时代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十日谈论文; 血色黄昏论文; 王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