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制度：一个循环累积的经济增长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4)12-0015-07
一、经济增长研究的脉络
根据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增长的一般定义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最广泛采用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过，公认该标准忽略了非经济方面的福利的衡量，是片面的物质化指标。
事实上，“经济增长”本身即是一个人类认识不断深入的命题。其含义的演变反映了增长理论从古典到现代新古典到当代新增长理论的研究脉络和方法论的改变。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由于对经济增长的原因的认识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规律和前景也有不同的判断。
大体上，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理论的，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总体增长的可能性和途径。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制度、人口、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一个整体，从动态的全局的观点考察经济的增长。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尚属自然分工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早期，经济理论的描述是系统性的但相对简单的。斯密认为分工协作和市场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即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斯密对经济增长持乐观的看法，不过古典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则并不这样认为。李嘉图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土地数量有限和边际收益递减展开的，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的增长与土地产出的递减终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由此，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曾从19世纪中叶前后起出现了差不多100年的“静态的插曲”。其代表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经济学家大多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因此，用静态的局部均衡方法就足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因素被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正在形成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人力资本是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而新思想是指特殊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的生产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积累，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形成“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卢卡斯用人力资本来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他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卢卡斯强调智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卢卡斯认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而边干边学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无疑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纳进了分析框架，对传统经济理论是个突破。但由于未考虑历史和制度因素，在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时的适用性有限，并遭到诺斯等新制度学派的批评。
与主流经济理论致力于理性假设下抽象的模型建构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注意经济运作的政治、法律、历史背景及文化环境，力图从这一环境中抽象出对特定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交易费用）有重大意义的非经济因素来。以“交易费用”、“社会成本”为核心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视角延伸到经济学之外，寻求影响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因素，动摇了主流经济理论完美模型下的一般均衡世界。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制度分析现今已成为一种主流。我们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不同意新制度经济学和西方新经济史学中将制度看作增长的源泉的观点。在作者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制度也同新古典主义所强调的技术、资源等一样，也是经济增长的总量或模式的体现，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源。诺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批评也可以反过来用于他自己的理论。即，与其说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更像是一个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表征。如果说技术进步、投资与创新都是经济增长本身的话，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的确定和实施则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显化和固化。换句话说，国家、产权制度的确立或变迁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增长的结果或特征。更有可能的，这二者同是某种结构变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国的兴起，制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制度变迁本身就是技术、人口、资本等因素及各种偶然因素如战争、瘟疫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对于仔细看过诺斯的成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读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外部条件，表现为市场规模的突破如新大陆的开辟、新能源的发现、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纵观世界各强国的兴起，大都适逢这种契机。一个经济体的兴起一定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诺斯等人对西方经济体的兴起的研究过程中，由于样本的特殊性，外部因素的影响被严重忽略了。由于西方各国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对外联系较多，在兴盛的过程中又都面临差不多的历史机遇。所以，导致新制度学派在对各个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时，倾向于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归为民族国家以及其所制定和保护的所有权制度。
那么，导致某个经济体发生增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离不开具体的条件。经济增长是一个循环累积的内因与环境及特定的情境下的预期互动的过程。要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或者突破原有的秩序，必然先在微观层次表现出个体经济理性（知觉）的改变，新型经济组织的建立、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最终出现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和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具体的制度的建立和改变，并要求相应的政府职能的变化，而不是单一的某种因素调整的结果。从微观层面到宏观的整合过程既可以是潜移默化的，更可能是激烈冲突的。重要的是，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无论哪种制度的形成都有它的深层原因，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是必然和偶然同时作用的结果。因此，每一个政治经济体的增长和转型都是特殊的，没有统一的模式。从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角度考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存在一个单个的能够决定经济增长的类型、速度的原因。经济增长模式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其中每一个因素既是增长的结果，也是增长的原因。因此，无论是某种重大的技术突破、新大陆的发现、企业家的创新、新型政体的出现，甚至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的诞生，都会引致一连串连锁反应，推动或阻碍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或倒退。而且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也并不是完全由一条清晰的轨道展现的规律，相反，它是在错综复杂的平原上运行，经常由于偶然的小事而转入某个岔道。本文认为，一定要为经济增长寻找一个唯一决定性的原因本身便是人类的建构理性幻觉，也正是导致西方增长理论在实践面前解释乏力的因素之一。
二、循环累积的经济增长现
（一）渊源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循环累积”的阐述是：“累积的因果关系原理是卡尔多把杨格的收益递增原理和学习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动力，与有效需求原理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概念。在累积增长的过程中，需求的增长是工业生产内部“自激动力”的“主导因素”。需求增长决定着产出的增长，并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过程是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并变成累积性增长，还是停止增长（也可能是倒退）取决于“下一轮”的需求，取决于对由于效率提高而增加生产所诱发需求的反应。”
——Cumulative Causation累积的因果关系，［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一卷第790～795页
我们认为，既有的关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描述了经济体内部的构成要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过，相对而言是一个关于物质性增长的过程的描述，没有将制度的作用包括进来，在物质性增长的循环累积中，又偏重物质资本的作用，对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够。
本文所指的“循环累积增长过程”则是在更综合的视野中探讨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的规律。
这种构想渊源于哈耶克和斯密。扩展秩序或自生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概念。哈耶克将有效竞争和合作的能不断扩展的市场机制视作人类文明的产物，命名为“扩展秩序”。“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都是正确的。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于某些过程，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并且对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最初开始工作时，感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在这段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发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等——变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化论的（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的逐渐发展，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并对后者有所帮助，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引自《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导论）
哈耶克的思想长期来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一直在世外独秀。正如收益递增和经济动态增长的命运一样。尽管斯密早已注意到收益递增的可能，但古典和新古典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坚持收益递减是经济增长的规律，因此，经济增长的研究本身一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变成了静态的资源配置的学问。现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虽然暴露了新古典和古典的悲观经济学家的局限，但他们的认识的确不无道理。这也是为什么斯密尽管提出了收益递增的思路，但仍被主流抛弃的原因。首先，当时的农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还无法深刻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规律；其次，即便能揭示出来，但现实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也没有发育到能普遍采纳和吸收的层次。因此，可持续增长的理论是留待信息时代来解决的一个古老命题。
随着经济学科的不断成熟，交叉学科的不断融合，尤其是系统论、博弈论、信息论等的发展，和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终于缓慢地将经济学研究从原来的静止、完美的象牙塔中转移出来。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便是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哈耶克思想的力作。
“除非我们对于制度是何物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一种共识，否则，认识到制度重要并不能说明什么。”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博弈论视野下的制度观在帮助我们理解制度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它解释了制度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关系。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共同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概要表征。这样，制度成为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制度虽然是内生的，但同时又客观化了。
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研究》深入研究了社会系统各个局部也即各个子系统的互动，并从微观到宏观贯穿其对制度的演进博弈的一般均衡分析。他关于制度的统一而又多样性的分析成功地游刃于各个域之间。他找到了制度作为“共有信念”这一精髓，并深入研究了制度的历时性，该分析解脱了制度内生还是外生的羁绊，并在历史和动态演进的视角下提出了关于制度演进的充满活力的解释。而且，他还从结构的角度提出，作为共有信念的制度具有关联性的互补性的特征。但他的分析侧重制度的比较研究，未深入分析共有理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规律。
事实上，关于经济体的增长的规律，古典学派即有了系统化的循环累积思路。斯密强调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原因。至于分工的原因，斯密认为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缓慢而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既然分工起因于人类相互交换的这种倾向，因此分工的程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就是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是“斯密定理”的核心内容。“斯密定理”的内涵后经“杨格定理”的拓展。杨格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中，两者都得以不断扩大。在杨格的分析里，市场扩大被定义为生产总量的增长；由于收益递增的原因，后者又取决于市场本身的扩大。因此，“市场扩大决定市场扩大”。正如杨格所指出的，“这不仅仅是个同义反复”，市场扩大通过机械化和结构变革引起的效率增长，因为机械化和结构变革“为进一步的变化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些进一步的变化如果没有机械化和结构变革是不会发生的。”在市场的正常运行中，任何一种“推动力”都是累积性地增强的，需求的增长通过行业间联系网而引起无休止的部门供应和需求“连锁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部门都因“受力”而发生变化，同时又“发力”引起进一步的变化。所以，“变化是累积性的，并以累积的方式传递下去”。
（二）生产性增长中的循环累积过程
根据卡尔多的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经济循环里的要素，而不是外在给定的。劳动力虽然在总体数量上是有限的，但在一些部门如农业和服务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和最佳的利用。随着生产的扩大，劳动力就被从“储备”中调出来，重新分布到那些对经济增长贡献大的部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剩余劳动力部门的“效率”也有所提高。至于说资本，没有很明显的理由把它看作为“稀缺”资源：资本作为生产的生产资料是一种产出，是经济活动的成果。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是由投资、学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他们既是发展过程的“结果”，也是发展过程的“原因”。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生产本身产生了自己的资源，它使劳动力流动起来，并生产出资本；因此，生产的扩大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促进了系统的全面增长。生产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全面增长并不受资源的制约；而且是由于市场的扩张和对产品需求的增长引发的。另外，由于其他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业生产提供他们投入，所以整个经济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工业生产部门的效率。从分工角度看，信用则将不同地点和时点的价值凝聚，使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内生出对扩大分工的要求。
在累积的因果关系原理结构内部，通常的技术进步被看成一种“有规律的、进化的过程”；说它是有规律的，是因为它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已被采用技术的技术进步程度；说它是进化的，是因为它通常“抛弃旧技术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全盘否定。此外，这个过程是累积式的：因为一项新技术的推出和采用取决于过去的技术进步程度、经验的积累和对知识和技术的掌握程度。而这些来自于技术进步所要求的“学习过程”。
经济增长包含有一系列不断进行的经济活动、决策和事件，如工厂和设备的运行，在发生结构变革时，应采取的生产和投资决策，以及技术的引进和改进。当这些经济活动、决策和事件具体化的时候，就会遇到各种问题，诸如“疲劳状态、比例失调和瓶颈状态”。经济增长要求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发现和面临这些问题的过程，探索和求得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此外，经济增长越快，遇到的问题就越多，就越感到有必要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学习的愿望就越强。如果学有成效，经验和知识便积累起来，技巧和技能也得到提高。这样，发展和变革过程的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容易。结果，生产率和增长率以及学习过程本身的效率都得到了提高。上述循环过程在一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收益递增的。技术进步过程与杨格的收益递增原理有着本质的联系。因为，无论是通过引进新产品和增加产品特异性，还是通过开发新的生产技术，都导致工业的机械化、行业分工和专业化；反过来，工业机械化、行业分工和专业化又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加产品的特异性。技术进步则表现为一系列沿着“需求—生产—研究与发展”的环节而进行的解决问题的活动。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需求的推动。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由于需求期望而导致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过程的效率和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增长。市场的迅速扩张，使开辟“新的扩张途径”更加容易，而且从一种方式转变到另一种方式也变得容易；这就是说，市场的扩张为创新过程提供了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更高的灵活度”，从而导致更高的创新成功率。此外，市场扩大愈迅速，学习过程也就进行得愈快愈有成效；知识、技能和运用能力的积累率就愈高。因而，对技术变化过程中旨在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活动的控制，就更加有力和有效。学习过程依赖于产出增长，又能带来效益，井引起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革。
（三）制度性增长与开放
在收益递增的循环累积增长中，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率的制度可以激励和保护有效率的组织的运作，可以使技术及其他要素的良性循环得到顺利进行。然而，制度本身又是各要素相互作用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因此，制度也是内生的，是经济增长成熟到一定阶段的表征和固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中，制度一旦产生和实施，又有自我维护的本能，即存在路径依赖的效应。由此，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模式的提升，必需一个开放的环境所带来的竞争与模仿。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体现为一个由个体观念转变至整体社会意识变迁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由于外部冲击导致利益格局变动，继而引发一系列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等结构变动的过程。
1.从交易方面看。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和方法，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制度条件。在对外贸易交往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法律、政策、管理体制和商业惯例等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诸多制度性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相互碰撞，那些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和政策将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为了继续保持和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贸易联系，就要求落后的国家逐步改革这类制度，引进并实施国外成熟。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合理的制度改进必将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放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2.从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看。正加诺斯所论述的，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国家“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它可以通过降低集体行动规则的制定、实施、遵循等费用，来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国家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福利函数与社会福利函数的不一致性。统治者的行为目标是维持统治地位，重点则是统治收益（如收入）的最大化。统治者的统治威胁来自它的统治竞争对手，统治者总是有竞争对手的：竞争的国家或其国内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人。在没有势均力敌的替代者的地方，现有的统治者在特征上便是暴君、独裁者或专制君主。替代者的势力越是接近，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便越小，由选民所持有的边际收入的比例便越大。选民的机会成本还将制约着统治者所提供的一定范围服务（即不是纯公益物品）的分配，因为统治者为势力接近者的替代者提供的服务，大于为没有替代可能的人提供的服务。选民转向另一个竞争的统治者（另一个政治经济单元）或支持国内统治者的竞争者的收益，以及反对派或竞争者吸引选民支持的资源和军事能力，构成了对统治者的两种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成本的约束。竞争约束迫使统治者避免触犯有权势的选民，它会同意将所有权结构有利于这些团体，而不管这种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是否有利于效率。
3.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技术创新依赖于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所有的技术创新型经济体都是有巨大出口贸易的，他们为国际市场生产，从而能够弥补技术开发的成本。不存在一个封闭经济的创新型经济体，因为一来封闭的经济阻碍了新技术的引进，二是封闭经济中缺乏进行技术创新并出口的利益驱动。
三、交易维度与创新
以上分析了经济体的增长相对可划分为物质性增长和制度性增长。光有物质性的投资，或者光有制度性的变革，都不能产生持续的增长。二者必须耦合。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或者前提是：物质结构和信息结构要和谐。一个先进的制度理念若没有现实的利益集团和物质（技术、资金等）的支持，没办法实现增长；同样，一个先进的设施的引进和大量财富被发现（如石油等的暴发），若不能相应提升原有的认知水平、提升理性，信息结构与物质结构不和谐，依旧不能引发持续的增长，甚至根本也没有引起真正的增长。因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结构的转换和优化，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平台上。既然一个新的有序化的更高能量级别的开放结构没能形成，那这种发展就不可能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累积增长不是单调收益递增或递减的过程。在没有创新的前提下，经济体遵循收益递减规律。而在创新导致交易维度的突破后，又将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过程。互利的交易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过程表现为交易维度从低向高的循环累积增长过程。在此过程中，创新是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而创新来源于社会内部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物质交易。由于各层系统和子系统不断从外部环境吸收物质信息和能量，使其消耗得到抵补，还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和物质资本。由于系统之间互为环境，所以通过信息交流和物质交易，将各自系统内物质消耗、人口增长、信息传递等产生的日益增多的交易成本转换成了有用功，获得了互利的交易利益。于是，人类的扩展秩序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伸展，交易的维度不断提升。企业、国家都是交易维度提升的产物，同时也是进一步提升理性水平和交易维度的源泉。这就是和谐理性指导下的循环累积的可持续的增长过程。它与繁荣——萧条——复苏——上升的周期性循环不同，是开放系统的向高层次突破中的自我扬弃，而不是封闭式的重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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