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思想转变历程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中心论文,乡村论文,历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1-0071-05
1944年3月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在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时，有这样几段极为精辟的论述：
“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
“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7、178、179页。）
周恩来这几段话，高度而概要地说明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乡村转变的历史过程，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不仅说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个发展过程，而且明确指出毛泽东的“乡村中心”思想是到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才明确提出的。周恩来说，“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毛泽东则是第一人。
同样的，笔者认为周恩来也是在1930年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观点的，时间稍稍迟于毛泽东，即在1930年8至9月间。其标志是：9月27日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的《组织报告》中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即乡村的观点；八九月间他首先提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将这个机构设在苏区，以“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并得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正式批准。这表明，从此中共中央已开始将党的实际工作中心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了。而作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周恩来，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都更具有全党意义。
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这个质的飞跃——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也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对此作些论述。
一、思想火花的第一次闪现——在抑制盲目暴动的同时，提出“农民割据”将形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方式”
周恩来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辗转回到上海，参加了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不久接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时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已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在其制定的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的指导下，要求各地盲目举行武装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由于周恩来回到中央工作不久，对整个形势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也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处事谨慎和临事善谋的特点，所以很快就觉察到各地盛行的盲目军事暴动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无谓的失败。
于是，他说服和努力争取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和他一起来制止各地盲目暴动的继续发生。从1927年12月初到1928年2月，他在代表中央给浙江、江苏、福建、江西、两湖、广东等省委起草的指示信中，指出他们送来中央的“暴动计划”“太不切实”，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军事投机”，体现了“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他强调指出，目前各地党的总任务，在城市是发展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而更应该“很艰苦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领导乡村农民斗争，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策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割据的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给福建临委的指示信》，1927年12月29日、30日；1928年2月16日。）。
1928年2月12日，中央常委召开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问题。周恩来发言批评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悲观思想，指出我们的斗争并未停止过，特别指出农村割据方面的发生并还在继续发展。会后，即22日，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不可否认，周恩来此时的认识也还很有限。他反对暴动是反对不顾一切地蛮干，强调暴动要具备主客观条件及周密的准备，这只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他提出了“农民割据”，但并未脱离“城市中心”，是主张用“农村割据”来配合“发展大城市的中心”。但是，他提出“农民割据”将形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方式”，这是党内此前还未有过的全新的观点，应该看做是周恩来思想发展过程中闪现出来的一次耀眼的火花，是非常可贵的。
二、认识不断深化——将红军游击队和农村根据地放在重要位置上，发展了六大路线
党的六大前夕，1928年4月2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间发来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此文件有助于中共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5人。他们有的完全同意国际指示；有的认为下边有“左”倾盲动倾向，中央没有。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国际指示“确有几点值得注意”，如关于革命性质及对“无间断革命”的解释等；但不同意国际在农村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问题上对中共的批评。国际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只能配合城市的发展，不能跑在城市的前面，即要乡村去等待城市。而周恩来认为：目前乡村的确走在了城市的前面。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农民占了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这种不平衡是必然的。他不同意让乡村去等待城市。他说：“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的形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他提出：我的这种与国际主张不同的意见，可以拿到六大上去讨论，以便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党的六大，当然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仍然主张以城市为中心、乡村要配合城市发展的路线，对农村武装割据不够重视。但六大也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认为在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肯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这是六大的一个重要贡献。
六大以后，由于共产国际强调“工人成份”而被捧上台的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领导水平很低，作为常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中央分工他主管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从1928年底到1930年，周恩来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进一步发展了六大路线，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放在党的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直至成为党的工作中心。他的思想认识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
首先，他十分重视和关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的存在和发展。
六大以前，周恩来就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湘赣边界活动；也知道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余部已撤到湖南境内。1927年12月21日，他代中央起草给朱德的指示信，告以毛泽东农军的驻地，要朱和毛取得“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注：《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致朱德的信》，1927年12月21日。转引自《朱德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他怕朱德不能及时收到这封信，乃派中央军事科科长李鸣珂专程送去。后来朱上了井冈山与毛会师，成立红4军，创建了湘赣边界红色政权，周恩来的信对朱德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1929年六七月间，由于在红4军部队发展方向及领导方式等问题上，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分歧和争论，毛离开部队，影响了红4军的团结发展。周恩来在李立三、陈毅的协助下，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周恩来在信中作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曾有人认为这段话是针对托陈取消派而讲的，不代表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特点的新认识，认为他“还是城市中心论”。其实不然。诚然这段话是针对托陈取消派的，但这一认识是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基础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出发而得出的精辟结论，而且与1928年4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二月决议时的认识是一致的。虽然不能说他此时已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但比起六大时的认识，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对这段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结论，笔者认为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
在“九月来信”指导下，朱、毛重新团结起来，不久即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并组建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其中周恩来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贺龙、周逸群领导创建的湘鄂西苏区和红四军，是在周恩来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的结果。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于1927年11月间秘密来到上海。由于贺龙的名气大，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考虑他的安全，中共中央打算送他去苏联学习军事。贺龙经过仔细考虑，认为自己更适合拿枪杆子，请求中央批准他回湘鄂西去“拉队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同意，竟然说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在1928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力斥此说。他断然回答：“贺龙不会变成军阀！”贺龙是在共产党处在困难时期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来的，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他全力支持贺龙回湘鄂西去“拉队伍”，并派周逸群和他一起去，组成一个小班子，周逸群任湘鄂边前敌委员会书记，以确立党的“有力的领导”。政治局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湘鄂西是贺龙生长的地方，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并在这里有着巨大的声望。1928年初，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先后到达洪湖和桑植地区，正是如鱼得水，很快就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性。信中说：“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运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原则上“应该是向着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并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以后去信又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并强调“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9月间，中央指示湘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6军，派孙德清去任军长（后由邝继勋继任），许光达任参谋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1930年6月红6军与贺龙的红2军（红4军改称）会合编为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以此为基础后来组建红二方面军。随后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1军，也是这个时期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原来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29年5月，中央军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工作。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鄂豫边和豫东南巡视后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化装亲自到郭的住处听他的详细汇报。随后周恩来又安排地方，找郭和许继慎、熊受暄秘密开会，对他们说：中央认为鄂豫边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1军军部，并指示：此地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月间，鄂豫皖特委和红1军军部正式成立，这便是后来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
由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和由他们开辟的三大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时期都已初具规模。而这些都同周恩来实际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力扶持和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更应该看到的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正是我们党能将工作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的必要前提和主要根据。这个时期内，中共中央（主要是周恩来）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的指示，是比较适合实际情况的，没有多少后来那种“左”的错误倾向。
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提出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一语惊欧洲
1929年8月1日，周恩来修改发出了中共中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其中高度评价中国红军转战湘、鄂、粤、赣、闽数省，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这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随后，他指导中央军事部制定《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将全国红军划分为六大区域：闽粤赣朱毛红军、湘鄂西贺龙红军、赣西南红军、湘鄂赣彭黄红军、赣东北红军、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红军。1930年初，他亲自主持建立了全国红军的统一编制，将全国红军编为自第1军至第13军共13个军，62700余人，共建有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扩展到了12个省的几百个县。在中国南部当时已有上百万农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1930年3月4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中央通告第68号。通告明确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发展，的确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个通告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观点，但已将乡村与城市都作为“主要动力”而并提了。
上述情况表明，周恩来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发生质的飞跃的条件。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奉中央指派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途经德国时，应德共机关报《红旗报》的约请，写了《写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文章，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在4月27日第1版上。文章在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的状况后，十分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注：德共《红旗报》1930年4月27日译稿。）。也就是说，乡村工作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中心。
一语惊欧洲。对一向奉“城市中心论”为经典的欧洲共产党人来说，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波澜。很多读者纷纷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在公开答复中给予高度评价：“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注：德共《红旗报》1930年4月30日译稿。）。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利用一切机会继续阐明他对中国革命特点新认识的基本观点。
7月5日，他应邀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又一次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7月下旬，周恩来会见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蓬勃发展情况。这是来莫斯科前周恩来亲手整理的材料，介绍起来生动而具体。斯大林居然被周恩来打动了，他改变了1928年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于是，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立即作出并发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承认了中国革命与俄国不同的“特殊条件”。这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了。
可以说，此时周恩来已基本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四、明确提出“乡村中心”思想，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完成了思想上质的飞跃——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在努力纠正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实现了全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
193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首次提出一个伟大历史性倡议：为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在苏区中必须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群众的工作”。总行委主席团接受了这一提议，立即决定在湘、鄂、赣三省成立中央局，直属中央。
9月27日，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已经由六届二中全会时的七万人发展到十二万人，而其中大多数在苏维埃区域。”接着，他明确提出了一个思想观点：“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注：伍豪：《在三中全会中的组织报告》记录，1930年9月27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全国工作布置的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
如果说，此前周恩来提出“主要特征”、“特殊产物”，分量还不够或不明确的话，那么这里周恩来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心”二字，而且还论证了这个“中心”的条件和趋势：有政权、军队，“要发展及于全国”，这应该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是十分明确了。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因此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党的中央委员们的基本一致的认识。正是如此，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决定：
一个是将一直坚持在红军战争和农村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重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将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的朱德第一次选为中央委员。这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充分重视。虽然他们远在苏区而不能立刻在中央起明显的领导作用，但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是全会正式审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倡议。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宣布：“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规定：“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
在六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自己愿意去苏区工作，请求中央批准自己的要求。勇挑重担，总是拣最困难、最艰险的工作去做，这就是周恩来的高贵品格。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求，并指定他去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全会后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实际起核心作用的仍然是周恩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可见这一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二可见中共中央当时确已将工作中心放到了农村。而从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来看，也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去担当这个全党最中心、最重要而又最艰巨的任务。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从提出“乡村中心”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实现了他思想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伟大转变。他不仅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主动请求担任中央局领导工作），亲身投入到这个中心中去，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此后，他和毛泽东、朱德等“乡村中心”的先行者们并肩战斗，并指导着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更加卓越的贡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提出“乡村中心”时都没有明确否定“城市中心”。是不是仍然相信“城市中心论”呢？不是。这里的客观原因是：共产国际一直主张中国革命要走“城市中心”的道路，不相信“乡村中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无论毛泽东或周恩来都不能公开提出与国际相反的观点，特别在方针、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就像遵义会议不能公开说王明路线是政治路线错误一样，因为王明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投鼠忌器”。直到40年代，共产国际还是怀疑甚至不同意中国党的主张。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179页。）
但是，到了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已经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已经不能任意左右中国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农村包围城市”（即“乡村中心”）的伟大思想理论指导下，终于在40年代末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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