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知识遭遇发展: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的变迁——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社会的人类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勒泰论文,哈萨克论文,人类学论文,新疆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5)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30年来,面对牧区社会转型及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多年研究新疆哈萨克牧区的崔延虎认为,游牧的自然观和环境态度对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起着重要作用[1]。麻国庆以草原生态和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为基础,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民间环境知识对草原生态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2]。上述研究也说明了游牧文化知识对于保护草原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卡罗琳·哈姆弗瑞(Caroline Humphrey)早就总结到,对游牧民来说,逐水草而居是对当地自然环境最成功和最适宜的可持续生计模式,这也是这些地区至今仍然存在游牧生计方式的合理性基础[3]。这一事实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为什么中国近30年来草原环境的退化速度还在持续? 笔者认为,这与游牧民族积累的传统文化遭遇漠视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当前发展成为一种主流趋势的背景下,本土知识逐渐被遗弃,甚至被视为发展的障碍。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本土知识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这主要是因为“官员深受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眼中四海为家的游牧民族特性,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必须放弃”[4]。为了发展牧区经济,只有改变游牧业这一“落后”的生计方式。实践中,“发展”在牧区主要以农业化、定居化、工业化等方式进行,从而达到逐渐改变“落后”的游牧生计方式的目的。在这些发展措施的刺激下,牧区经济在短期内的确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草原环境也陷入了危机。自2003年国家在牧区实施退牧还草及大规模的定居化工程,但十几年过去了,草原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对此,麻国庆认为:“在一个保护生态的旗帜下面,一个大规模定居化的‘新农村运动’,到底和当地人自身的参与意识,包括他们的文化之根,有什么样的联系”[5]。可见,在由政府主导的发展实践中,当地牧民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几乎都被排除在外。 由此,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转向对农牧区社会“发展”的反思。麻国庆以牧区社会各利益主体对“何为发展”的话语进行分析,窥探牧区社会多元的发展观[5]。强舸以西藏经验得出的启示是,发展不能以打破一切传统为目的,而应当以人的生活为最核心的价值[6]。王建民从扶贫开发中少数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性出发,指出:“不能简单地用技术性的提高作为改变传统生计方式的理由,而应该根据每一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具体状况,从本土观点来认识原有生计方式蕴含的智慧”[7]。但实践中,“发展”依靠一套强势带有“先进”论调的科学话语和技术作为支撑,本土知识在其面前不堪一击。因为“发展”运用一套强有力的思想观念引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进而引发原有社会生态的变迁[8]。 受上述研究的启发,笔者基于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以其中最核心且变化最缓慢的“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知识”作为讨论的核心,重点分析其在遭遇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单一发展模式下,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改变了哈萨克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原有关系,以及又将对草原生态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本文研究的区域处在准噶尔盆地东北部,阿尔泰山中段南麓的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多变的气候与多样性的地貌孕育了延续至今的游牧生计。县域内由北向南依次是山区、盆地、河谷、戈壁和沙漠。牧民放牧的直线距离南北长约400多公里,实际搬迁距离上千公里。富蕴县辖6乡3镇、73个行政村,主要居住着哈萨克、汉、回等民族,其中哈萨克族约占总人口的73%。从2006年至今,笔者对哈萨克社会的调查时间累积达两年多,先后深度访谈了近200户牧民及各个部门在岗和退休人员。除特殊注明外,文中材料均来自田野调查。 二、生态观的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生态观是指一个民族对其所生存范围自然环境的看法。本文的“游牧生态观”是指哈萨克游牧民对待水草资源的整体观认识,并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和共同遵守的规则知识。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禁忌是游牧生态观的一种体现。它是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生态观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有从牧民对牲畜及水草态度的细微变化中获得。一旦游牧生态观发生变化,则表明游牧民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出现问题。 1.自然的神圣性在消失。哈萨克牧区社会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传统社会中那些掌握着游牧知识的上层精英们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力,尤其是作为知识传承者——老人们的权威也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牲畜和草场的私有化、市场化,原有的人草畜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金钱”在连接牧民与牲畜的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牧民丢弃了“估量草场而养牲畜,看河流而植树造林”传统规约。 在此背景下,传统社会赋予自然的神圣性在不断减弱,在实践中表现为游牧民对动植物所赋予的情感与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因为,此时的动植物在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中牲畜一直被牧民当作最亲近的成员。牲畜不仅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及大部分所需,而且还具有感应自然变化的敏锐性,并以异常行为提醒牧人未来的天气情况[9]。因此,牲畜在游牧民的心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二者形成了稳固的相互依存关系。 如今的牧民,尤其是中青年牧民与牲畜的关系已发生变化,至少他们没有像老人们那样仔细耐心地观察牲畜的细微变化。他们认为,如今已不再需要依靠观察牲畜的异常行为或牧草的生长变化情况来预测天气了,现代天气预报设备已经完全取代这项经验实践知识。他们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利用牧草资源和增加牲畜数量以提高经济收入。可见,游牧民与牲畜及草原的关系逐渐转变为单一的经济关系。 牧民对待周围动植物态度的变化,还表现在牲畜数量及畜种结构与草场承载力的失衡上。过去有经验的老人可根据草场情况估算出载畜量,而现在牧民(尤以年轻人)对牧草和牲畜的知识远远少于老一辈人,牧人与牲畜及水草的情感已经被简单而直接的经济关系所代替,人—草—畜的整体性关系发生断裂。此外,不同畜种的结构比例也不再依据草场类型、天气情况、牲畜选育等条件,而是被市场需求所左右。 现在牧民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自然被赋予的神圣性也消失殆尽,因为一部分牧民已不在乎传统宗教和民间禁忌,开始肆意砍伐树木。传统哈萨克社会里,牧民一般是不会随便砍伐树木,尤其是河谷里的树木,他们知道树木起着涵养水土的作用,所以哈萨克人总结为:“牲畜点缀着草原,树木点缀着河流”。阔斯阿热勒村居老人说:“现在,牧民等于给银行在放羊。春天贷款,秋天还款。”老人的话揭示出原有“人—草—畜”的亲密关系已经被“人—钱(银行)—畜”所代替,从而割裂了草畜动态平衡的关系。如果牧民春天没有贷款,人畜生存都面临困境。因此,牧民心中产生了只要有了钱,便可以买到饲草料和粮食,就可以解决生存困境。这种过于突出牲畜的经济地位的观念,对游牧生态观也起着消解作用。 笔者在调查中深深感受到,当地老人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可是中青年人的态度变化较大,尤其是那些上了高中而又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他们既不愿意放牧,又对游牧知识掌握得较少。吐尔洪乡乔山拜村的老人萨马里讲: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了,有些人想做生意发财、有些人想过城市生活,还有些人想定居,就是不想放牧。以前的孩子,如果有10个孩子都会赡养父母的,现在不行了。我们想的问题,他们不想了,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苦。而且年轻人现在喝酒多,然后打架闹事,这使我们的社会风气日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 所以,当地有些老人又不得不重新拿起马鞭,开始追随畜群放牧。特别是近年来,草原生态不断退化,生活水平也在下降,越来越多的老人意识到只有游牧才是哈萨克人最安全、最有保障的生计方式。他们身体力行地想唤起年轻人对游牧的回归。 2.宗教的威慑力在减弱。传统哈萨克社会,其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自然崇拜观一直对保护草原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伴随自然崇拜的精神信仰,哈萨克游牧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很多保护草原环境的禁忌。然而,随着游牧民生计方式的变化,原有的宗教禁忌对他们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 在改变“落后游牧业生产方式”背景下,富蕴县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定居过程。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定居牧民都是那些氏族首领及牧主们。第二次大规模定居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启动,直到90年代中期才真正实施。先前定居的牧民现在大部分都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后来定居的牧民并没有放弃游牧,只是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居所。笔者通过对富蕴县90%的牧民定居点的调查发现,从居住格局上看,那些早期定居并已彻底成为农民的哈萨克人与后来定居仍然从事游牧的哈萨克人相比,他们房屋之间的距离及居所周围的环境有很大区别。最早定居的牧户之间的距离非常紧密,这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而后来定居牧户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远一些。其中,最关键的区别是先前定居的牧民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院落,有用树枝制成的栅栏、有用石块或土块垒起的墙。他们的人工草场也都用栅栏围了起来,周围的树木很稀少,几乎都变成了农田和人工草场,本地种的柳树已难觅踪影。定居较晚的牧民定居点,很多牧户只有一座孤立的房屋和一个没有围墙的院落。在定居最晚的阔斯阿热勒村周围,还能看见几片本地种的柳树林,有些柳树直径距离可达1.5米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因为相对于定居的哈萨克农民来说,传统萨满教和民间禁忌对牧民的影响较大,即宗教禁忌仍然在自然环境保护中发挥着作用。当笔者把牧区老人的古桦树故事①讲给定居农民听时,尤其是城里的年轻人,他们会说那都是迷信,现在谁还会相信因砍桦树而遭报应的事。这表明,民间禁忌对那些生计转型之后的哈萨克农民逐渐失去了约束作用,原有的信仰已消失殆尽。 可见,从游牧到定居的生计转型割裂了游牧民与牲畜、水草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实践中,定居牧民违反宗教禁忌的行为在不断发生,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草原环境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乌伦古河牧民定居点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10]。新中国成立前乌伦古河林木繁茂,牧民描述林子密得牛钻进去都看不到。当时老人是不让人们随便砍伐树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河谷林还非常茂密。后来,随着定居牧民人口的增加,烧茶做饭、修建棚圈栅栏都需要林木,一些牧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违背宗教禁忌或习惯法而去砍伐树木。短短30年,定居点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定居点环境的变化也说明哈萨克牧民对周围自然环境态度的变化。这其中也与对保护自然环境起着重要作用的萨满教观念在牧民心中的弱化有密切关系。过去,当牧民砍伐树木、破坏草场、伤害野生动物等行为发生后,都有一种负罪感,并相信得罪了这些神灵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现在牧区年轻的小伙子都已经不太相信老人们的这些教诲,所以破坏草场、水草的行为时有发生。通过对比定居牧民时间长短及其行为的异同,可以明显发现定居牧民对待自然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有主动适应,也有被动接受。 三、环境行为的变化:草原陷入生态危机 游牧生态观是哈萨克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哲学态度,这种哲学态度已深深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及宗教仪式等所有方面,所以它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快速变化。而游牧民的环境行为是建立在游牧生态观基础上的一种获取和对待牧草资源的行为方式[11]。 1.外力进入草原后的环境行为变化。狩猎一直是当地牧民的一个传统副业,也是对游牧业的一种补充。狩猎往往是贫困牧户为了生计而做出的一种不间断的临时性行为,他们依靠猎物从富裕的牧户那里换取粮食或牲畜。但狩猎毕竟是一项副业,它在游牧民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有限。一旦贫困牧户有了足够的牲畜,他们会停止或减少打猎的次数。同时,哈萨克牧民有一套规约打猎的习惯法,如对猎物的种类、年龄、雌雄、打猎的季节等条件限制,其背后的生态观是为了保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狩猎行为方式的变化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打狼”运动。“狼”在哈萨克传统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动物。它不仅保佑人的灵魂,还可以消除牲畜的疫病,所以哈萨克谚语有“没有狼就没有健康的羊”。此外,哈萨克猎人是怀着一颗敬畏与感恩之心情去猎杀野生动物。在诸多的狩猎对象中,狼和熊是不能轻易猎杀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农轻牧”、“牧业落后论”观念以及“牧民不吃亏心粮”和“除害”等宣传口号下,牧区从上到下掀起“打狼”运动。1953年,政府文件中提到要“积极帮助牧民解决猎枪及其打狼工具的需要,定出打狼奖励办法,抓紧打狼时机,开展打狼工作,使打狼保畜成为牧区群众性的运动”[12]。县史志办也记载道:“冬牧场的狼和夏牧场的熊对牲畜伤害特别严重。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上级部门决定给每一个牧业队配一支枪并组织工作队深入牧区,对付狼和熊的危害。”[13]政府在宣传上视打狼为一种英雄行为。 在这种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狼在牧民心中原有的“神圣”性被“危害”性所代替,这自然会影响到牧民对狼以及其它野生动物态度的变化。从行为方式上,牧民从过去的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此外,外来人员(主要是内地垦荒的农民)对野生动物采取的行为也对当地哈萨克牧民有一定的影响。恰库图村的马苏提老人讲,哈萨克人一般是不吃狼、黄羊、野兔等野生动物,哈萨克人最喜欢吃的还是牛羊肉及马肉,除非没有畜肉的情况下,才会去打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打狼”行动对牧民的影响比较有限。“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各项法律的制定与完善,牧区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1982年,阿勒泰地区建立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其范围覆盖了富蕴县哈萨克牧民的冬季牧场。保护区成立后,牧民的猎枪上缴了,狩猎业基本宣告结束。牧民虽然停止了打猎,但外来偷猎者的猖獗行为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很多野生动植物被不断地开发出来,赋予了“资本”的概念,且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所以草原上外来的“入侵者”也在增多。由于富蕴县面积辽阔,保护区受人员数量、交通、通讯等设备所限,很难实施全方位的监管。笔者了解到,现在盗猎的普通老百姓很少,真正盗猎的人来自那些拿着高级猎枪,开着豪华越野车的某些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或公司老总②。 牧民每年南来北往见证了很多外来者的非法行为。吐尔洪乡喀拉吉拉老人朱某讲,过去他在火烧山、五彩湾以及保护区内放牧时,经常能看见外来者的偷猎行为。这个区域处在准噶尔盆地南缘,与昌吉回族自治州接壤。216国道贯通后,也为偷猎者提供了方便。牧民经常会看见有人开着摘掉车牌的越野车。晚上,这些越野车会打开车灯追杀野生动物。有些偷猎者在梭梭林里埋伏了好多夹子猎杀野生动物。老人最后说: 我们哈萨克牧民什么武器也没有,相反我们还起着保护野生动物的作用。保护站成立之前,哈萨克牧民只是偶尔猎杀少量的鹅喉羚,吃他们的肉,用皮子作马鞍子。自保护站成立后,经他们的宣传后,牧民就停止打猎了。 除受到外来偷猎者行为的影响外,牧民的环境行为还受到外来人口的影响。近20年来,在牧民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陆续有来自疆外汉人开的商店,除了销售一些日常用品外,还兼收野味。在乌伦古河库尔特乡的一个牧民定居点,店主收购野鸽子每只5毛钱,野兔每只1元,毛腿沙鸡每只5元。店主告诉买东西的哈萨克学生,让他们去抓这些野味。还有一些饭馆老板在乌伦古河用炸药捕鱼。一位哈萨克老太太伤心地说:“他们怎么那么狠心?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捞回来的大鱼拿走,很多小鱼就扔在路边。” 虽然这些行为有悖于哈萨克传统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但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难免会使一部分人的行为发生变化。尤其是当游牧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再加上市场的需求,有些牧民去做一些违背传统生态观的事情成为必然。 2.资源获取方式变化后的草原危机。草场是当地牧民主要的生存资源,牧民通过牲畜间接利用牧草资源。所以在这样一个干旱区,牧民采取何种方式利用周围的各种自然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如斯图尔德所言:“人通过文化认识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14]笔者以牧民对资源获取方式的变化来洞察环境行为的细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草原环境产生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前,牧民并不储备干草。那时草场充足,人口也少。氏族首领的冬营地远离沙漠,人畜都停留在河谷。其它季节,他们会把河谷中留作冬营地的区域严格保护起来。因此他们很少打草,即使要打草,也是要等到9月底各种牧草种子成熟落地后才开始割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时期。 公社化后,随着牲畜数量增加以及垦荒侵占了大量河谷草场,生产队为减少冬季牲畜因缺草而造成的损失,便在秋季组织牧工返回河谷地带打草。打草时间也还是基本延续传统习惯。草场承包后,河谷地带的人工草场及部分天然草场也分块划给了牧民。随着定居牧户人口的增加,河谷内越来越多的天然草场被逐渐划分,并被开垦为农田。草场的使用权私有后,原有的草原习惯法对牧民行为的约束已非常有限。牧民可以自由支配草场,不再遵循传统习惯,割草的时间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牧民还把天然草场开垦后种植苜蓿或青贮玉米。老人们认为,按照哈萨克习俗是不能乱挖草地的。草地是有灵魂的,如果人们乱挖草地,惹怒了草地,人会造报应的。但现在,老人们一讲这些因果报应的话就会招来质疑。 此外,现代生产工具的大量使用,也使牧民对待牧草资源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自2000年以来,牧民家庭中摩托车和小型皮卡车的数量逐渐增加。这些现代运输工具被大量使用在转场、放牧过程中,因此在春秋牧场上可以发现很多纵横交错的摩托车及转场皮卡车碾压的痕迹。老人讲,这要是在过去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过去转场时,按照习惯法牧民只会走一条道路,目的是为了保护草场,不像现在草场上到处都是被车辆压出来的路。 现实中,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的变化实际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有生计方式的改变、现代生产工具的使用、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经济收入与农畜产品市场价格的不均衡、牧草资源的质量等因素。不管怎样,当地游牧业仍然受限于草场状况、气候变化以及管理制度等因素,其所承载的牲畜数量也有限,因此,牧民的经济收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牧民为了提高收入,除了饲养牲畜外,几乎没有其它可以从事的行业。由于受矿业、森林、耕地、旅游等产业开发的影响,牧民也开始把眼光转向其他行业,通过开垦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从森林中直接获取燃料,或是挖宝石矿等来解决生计问题或增加经济收入。由此,牧民获取资源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其环境行为在这种趋势中已发生变化。起初,牧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作出有违于生态观的行为。一旦条件改善,可能会立即纠正原来不当的行为。但在代表“先进”思想的市场经济强力影响下,传统观念几乎不堪一击。正如约翰·博德利所言:“商业文化影响下,部落的信仰常常被瓦解,并被那些加速环境失衡的信仰所代替。”[15]作为草原主体的游牧民,即失去了保护环境的传统习俗或核心价值观,也失去抵御破坏环境的外来力量。也因此,牧区具有保护环境的传统习惯法和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在以上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被消解。牧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逐渐减弱,草原陷入生态危机成为一种必然。 四、结语 草原为何会陷入生态危机,关键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由“人与自然和谐”转变为“人与自然对立”。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实质上体现的是西方利己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和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目的。当这种观念在以“经济发展”为主旨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伴随资本市场强力进入草原牧区后,作为哈萨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逐渐被消解。那些有利于维系人草畜关系的各种禁忌与信仰逐渐被瓦解,自然的神圣性也不复存在,破坏草原环境的行为频频发生。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力量全面进入牧区后,草原上游牧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都被赋予了“资本”的概念,这使得原来游牧民对各类自然资源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些自然资源不再是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也不再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共有物品,而是可以赚取更多货币收入和无限攫取的资源。这也为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行为卸下了精神上的羁绊。因为哈萨克传统核心价值观制约着游牧民的生产、生活行为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获取资源的方式。客观上讲,它对维系草原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进程中,本土知识逐渐让位于现代科学知识,宗教习俗也变得不如以前重要。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发展”逐渐“消极改变了本土社会文化体系和支撑他们的生态系统”[16],其背后的观念进而影响着本地居民对待资源的态度与环境行为。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在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发展过程后,逐渐发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科学理性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在物质层面上实现[17]。这种情况在游牧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非洲地区牧区干旱和贫困问题,国际组织及各国向非洲投入了数以万计的资金、技术、设备来救助和发展游牧经济,但并没有解决游牧民的生活困境和环境问题。对此,赛德·海瑟(Ced Hesse)认为,正是在“游牧落后论”观点的影响下,非洲大部分地区针对牧场和牲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但它们既没有一个是以事实或曾经的失败经验为依据,也没有反映当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区环境和生计系统内的动态学知识[18]。可见,这些发展行为在改变土著居民文化体系的同时,又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 当下草原陷入生态危机,实际上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原有的本土知识体系与草原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同时,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理念改变了哈萨克游牧民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和环境行为,致使他们逐渐摈弃了自身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新的规约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那些破坏草原环境的各种经济行为也就失去了约束机制,草原环境的日益恶化不可避免。对此,经济人类学家凯威瑞(Farid A.Khavari)认为:“环境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取决于经济发展背后的观念。”[19] 笔者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是要尊重当地人的一套知识生态体系和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不能扼杀文化多元的特点,否则会出现原有社会生态的失衡。任何发展,即使是科学技术知识支撑下的发展,都要结合本土知识,不能视其为一个简单的同质化过程,否则既不利于当地居民的生存与发展,还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和伤害。所以,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地区的发展,必须以当地民族的本土知识为基础,这些知识里有他们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只有对其加以发掘和继承,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才会有利于当地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5-04-10 注释: ①牧区流传着一个“古桦树”的人人皆知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那些毁坏古桦树的人都会遭到某种报复。牧区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如砍树的人、杀害野生动物的人,最后都会得一些怪病而死。 ②《南方周末》曾经就此做过详细报道。参见成功、李冰松:《管护队员巡行新疆卡拉麦里,拦盗猎者易拦采煤难》,载《南方周末》,2006年9月7日。地方知识的发展: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的变迁&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社会人类学研究_生态环境论文
地方知识的发展: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的变迁&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社会人类学研究_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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