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263(2003)01-0016-12
2001年12月8日我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做了个报告，演讲稿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0.2(2002)上发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11-240。那篇文章受到郭锡良先生《历史音韵研究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上的讲话》的批评。
八月初我从北京大学回到美国，在《北大中文论坛》网络上看到郭先生文章的初稿，末尾说“五月中才见到梅文，又忙于研究生的答辩，匆匆写成这篇草稿，容会后修改补充，请批评指正”。于是我给郭先生写了封信，最后一段说：“在香港的演讲我还提出几个比较大的问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这些问题希望能在你的修正稿里看到答案。”
上面的三个问题，我觉得郭锡良先生在《驳梅祖麟》那篇文章里没有回答，所以提出来再向他请教。
至于我对那三个问题的看法，我已经不只一次说过。(1)《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就有一段(225-228)是讨论“一声之转”的。还有拙著《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1]（《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403-422）也曾讨论章炳麟《新方言》里的“一声之转”。(2)至于怎样做汉藏比较，拙著《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2000)曾经粗略地讨论过(i)什么是比较方法，(ii)李方桂先生怎样用比较方法去拟构古台语的一套前带喉塞音(pre-glottalized series)，(iii)雅洪托夫，龚煌城怎样用比较方法去拟构共同汉藏语，(iv)董同龢，罗杰瑞，杨秀芳怎样用比较方法去分析闽语中的时间层次，怎样去拟构共同闽语。(3)拙著《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圓”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2.5:325-338（收入拙著《论文集》，377-402）有半篇是讨论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的，同时也讨论了王先生的上古音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香港的演讲又补充了一些意见。
承《语言研究》的好意，给我个回应郭锡良先生的机会，我却有点为难。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可说的话差不多在我给郭先生的信以及以前发表过的文章里都说过了，再说就会有“自我剽窃”的嫌疑。
我的文章中有一篇是中国大陆不太容易看到的。《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是我1998年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登在《学术史与方法论的省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475-500。那篇跟《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音韵学》(2002)是姊妹篇，其中谈到从1928年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有三种新的方法和理论：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比较方法。现在把那篇文章改写，删掉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那两个部份，保留“比较方法”和“传统和创新”那两节，以“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的篇名跟读者见面。1926年高本汉的
sur la phonologic Chinoise(1915-1926)四卷出版完毕，那年是比较方法在中国的开始。1998年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七十周年。
一 导言
我先讲个故事。
1959年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念哲学，那年李方桂先生来到新港(New Haven)，晚饭后傅汉思(Hans Frankel)开车带李先生到哈德福特(Hartford)去接公子培德，我也一起坐在车上。从新港到哈德福特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路程。那天晚上李先生兴致很好，打开话匣子，回忆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的生活。每天晚上念完书要喝杯咖啡才入睡。一面写博士论文，一面自习藏文，不时到Field Museum去跟劳弗(Berthold Laufer)谈谈。接着李先生说：“1929年回国以后，本来是不打算研究上古音的。后来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实在看不过。这么样才开始研究上古音”。
大家都知道李方桂先生是“非汉语”语言学之父。[2]在研究生时代，就立志要做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那个时代相信汉藏语系有两个支系，一个是台汉系，一个是藏缅系。侗台系有很多语言当时都没有记录，所以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跟萨比尔(Edward Sapir)学习怎样调查印第安语言，怎样描写印第安语言，以便以后回国后做非汉语的田野调查。同时又自习藏文，也是为了作汉藏比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李先生1931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切韵
的来源》[3]，1932年发表了《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4]这都是李先生早期上古音的研究成果。李先生怎么会从非汉语的研究转到汉语音韵史的研究？答案就在1959年的一席话：实在看不过章黄学派那种不科学的研究法。
我们现在是回忆39年以前李方桂先生的一席话。1959年李先生是回忆30年以前的事。39年加30年是69年，差不多是70年以前史语所成立的1928年。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9)[5]里面点名批评了章炳麟，说他的《文始》是开倒车，他的《新方言》是“东西南北的猜去”。尤其重要的是《工作之旨趣》的最后一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汉语音韵史是东方学的一部分。遇到了章黄学派不科学的研究法——《成均图》、《文始》、“一声之转”——李先生觉得有责任去纠正，也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上古音。这正是新学术和旧学术交替的关键之处。
下面想说一下，从1928年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什么是新的方法和理论。我想有三项：(1)描写语言学，(2)结构主义，(3)比较研究，包括比较拟构。
这三项加起来把研究的重点从语文学(philology)移到语言学(linguistics)。传统的朴学小学是语文学，只顾书本上的资料。遇到活的语言和方言，一则不会描写，二则不知道怎样去利用。史语所带头的新语言学把活的汉语方言资料和文献上的资料结合在一起运用，因此成就远远超过清儒，在国际上可以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马伯乐(Henri Maspero)并驾齐驱，章黄学派当然是望尘莫及。史语所带头的非汉语研究，一方面在藏文、西夏文、汉藏比较这几个领域里占主导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侗台语的比较研究，李方桂先生不但是开山祖师，而且是集大成者。
最后，我想用两个实例来讨论一下70年间史语所二组的工作中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段玉裁(1735—1815)的“同声必同部”和汉藏比较。另一个是19世纪德国少壮语言学家(Junggrammafiker)所说的“音韵演变规律没有例外”和吴闽方言里的时间层次。我想说明，史语所的前辈学者，把传统的语文学和新进的语言学放在一起运用，大大地增进我们对《说文》和《切韵》的了解。
二 比较研究
西欧19世纪兴起的历史语言学，基本信念是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也就是“语音演变没有例外”。如果有例外一定是因为另外有一套规律。按照这条原则，有亲属关系的一系列语言或方言，它们之间共同词汇的声韵会有一套对当关系。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种对当关系，以便建立这一系列语言的亲属树(family tree)，并拟测祖语(proto-language)的音系和词汇。
比较研究在19世纪的西欧有伟大的成就。格林、维尔纳分别建立了格林定律(Grimm's law)、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在这种定律的基础上找出整个印欧语系的亲属树。布鲁格曼(Karl Brugman)发表了《比较印欧语法大纲》(Grumdriss der VergleichendenGrammatik der lndogermanischen Sprachen,[1886-1893])。[6]对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这几个史语所的创始人来说，这就是科学的历史语言学。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的前两年，高本汉的sur la phonologicChinoise[7]四卷出版完毕。这本书有精确的描写音韵学，二三十种汉语方言的比较词汇，还有日本吴音汉音、高丽音、汉越语的音韵资料。
最重要的是高本汉首次把比较拟构的方法用在汉语音韵身上，得到辉煌的成果。以前只知道《切韵》音的声母有若干类，韵母有若干类，现在高本汉拿汉语方言当作资料，用比较拟构的方法把声母和韵母的音值都拟构出来了。这项研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汉学界。对国人来说，更引起忧患意识。在20年代，科学的汉语音韵史研究，正统不在中国，而是在瑞典或巴黎。怪不得在20年代胡适、刘半农、赵元任几位都想把高本汉的书译成中文（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傅斯年序）。
史语所成立后，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先生，在傅斯年所长、胡适先生的支持下，前后花了5年工夫，把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成中文，并且加上精审的译者注。翻译工作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北极阁完成，出版却是要等到1948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只懂中文的读者才能在汉语音韵的资料里看到比较方法的运用。
赵元任先生在《中国音韵学研究》只有法文本的时候已经看出来这本书的若干缺点。比方说，上海、温州、福州、汕头、广州都是靠传教士编的字典，是第二手资料。还有，按照比较拟构的一般程序，应该是先拟构共同吴语、共同粤语、共同闽语等等以后，再拟构它们的共同祖先，而不是像高本汉那样大杂拌地把二三十个方言在一个层次中同时运用。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8]，从书的架构看来，目的是得到吴语方言第一手资料，而且是准备用比较方法来拟构共同吴语的。
此后在中国境内，比较研究首先在“非汉语”语言学中取得成果。李方桂先生的《古台语中一套前带喉塞音的假设》(The Hypothesis of a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in Primitive Tai),[9]看到现代台语方言反映都是浊声每，但声调的演变却又像清声母喉塞音
，于是为古台语拟测了复声母
来解决这种冲突的现象。李先生的假设奠定了比较台语研究的基础。随后张琨先生的《苗瑶语声调问题》[10]又用比较方法说明古苗瑶语有8个调类（其中有两个入声），其中4个是阴调，4个是阳调。
比较研究在19世纪的西欧兴起，最早获得的成果都是关于声母（格林定律），元音（英语的Great Vowel Shift)，或是轻重音（维尔纳定律）。东亚和东南亚的语言有声调。最早把比较方法用在台语、越南语、汉语的声调研究是马伯乐(Henri Maspero)。[11,12]他认为台语和汉语的基本差别在于汉语声母的清浊不同决定平上去入四声中的阴阳两调，而台语却是由于高中低3种声母决定诸方言中的3个调(registers)，而且古越南语的声母也是三分制。李方桂先生《台语声母及声调的关系》[13]推定古台语的声母分成一清一浊两类，把4个声调演分为后来的8个调；李先生的两分制修正了马伯乐三分制。李方桂先生[9,13]对台语的研究，张琨先生[10]对苗瑶语的研究，首次成功地把比较方法用在有声调的语言身上，让我们看到，在没有早期文献记载的情形下，还能拟测出来这样的复声母，还能够找出来声母影响声调演变的规律。
1977年美国语言学会主办的暑期语言学研讨会请李方桂先生担任HermanColitz Professorship。这个讲座一向都是给印欧比较研究的学者，这次打破多年的传统，把这个荣誉给了一位以研究汉藏语系和侗台语系为主的学者，而李先生会心地选择了“喉音征性与声调演变”(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alDevelopment)[14]为公开演讲的题目。“喉音征性”包括声母的清浊，送气还是不送气，带不带前置喉塞音：最精彩的例证还是古台语中一套前带喉塞音的复声母。印语语系研究的拿手戏是比较研究，Colitz讲座历年来就是请印欧语的专家来展示比较方法最新的成果。李先生的演讲不啻在说，我已经把比较方法推广到喉音征性与声调演变，更有资格承继少壮语言学家(Junggrammatiker)发展出来的光荣传统。
汉语和藏缅语的比较研究在2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但有系统地进行却是60年代末期的事。那时候有人想，藏文字典里的词汇是层层累积而形成，需要先用敦煌唐代藏文的资料筛选一番，古老的语词才能用来跟上古汉语比较。缅甸文的词汇也需要筛选。这种想法虽好，落实起来却是工程浩大。
龚煌城先生《汉、藏、缅语元音的比较研究》[15]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基本词汇如数目字，人称代词“吾、汝”、身体部分“耳、乳、膝”，亲属称呼“父、舅、子、母”，鸟兽虫鱼名称“鹅、马、虱、蜂、鱼”作为资料，找出它们在藏文、缅文的同源词，然后将四个元音的汉语上古音系统与5个元音的古藏语元音系统及龚先生分析古缅语所得3个元音的系统加以比较，得出若干条汉藏缅元音对当关系的规律。两个语言的比较，所谓同源词还有偶合的机会。3个语言的比较把偶合的可能大大地减少。因此，这几条3个语言的元音的对当规律，本身就有断代，筛选的功能。附合这些规律的同源语，属于同一个时间层次，都是共同汉藏语传下来的。
白保罗(Paul Benedict)[16]，包拟古(Nicholas Bodman)[17]差不多同时发表了汉藏比较的著作。但他们没有做龚先生所做的基本工作。看了他们著作中的“同源词”，读者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元音对当规律来决定，因此也不知道他们是在乱猜还是真正找到了同源词。龚先生TheSystem。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18]又添了西夏的资料，汉藏缅的比较中也添了新的同源词，删减了一些以前的所谓同源词。这种工作之所以能够积累，正是因为龚先生早就用比较方法，建立了坚实的元音对当规律的基础。
从1928年开始，史语所的前辈学者就想做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史语所迁台后，机会终于来了。董同龢先生的《四个闽南方言》[19]比较厦门、漳州龙溪、泉州晋江和潮州揭阳等四个地方的闽南话，同时指出：(1)“先生”厦门是
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口语，那么“先、生、学”的一字两音是哪里来的呢？只好假定闽南话的字在历史上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来源。(2)“有些切韵里的韵，在其他方言难找出分别的痕迹的，在闽南语中倒可以看出一些，如：鱼—虞，咍—泰，支—脂，之”。[19][P104]下面会看到，董先生这两个观察，后来都起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是在七八十年代形成方言中时间层次的观念。
杨秀芳台大的博士论文《闽南语文白系统的研究》[20]也是比较厦门、龙溪、晋江、揭阳这四个闽南方言，结论是闽南话有3个音韵层次。在这以前，罗杰瑞的博士论文[21]继续做闽语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所记录的方言中，不但有隆都、厦门、潮州、福州等东部闽语，还有建瓯、建阳、邵武、浦城等四个西部闽语。罗杰瑞《闽语词的时间层次》[22]明确地指出闽语有3个时间层次。厦门话的“石”字有
种语音，都是阳入调；“席”字也有三种语音。福州话的“悬”字也有三种语音。在这种情形下，同一个方言就可以看出来三个时间层次的存在。另一种情形要靠比较研究。比方说，董同龢先生已经指出，厦门话的“先”字有两种语音。罗杰瑞先生指出，同韵的“天”字在厦门话里也有
两种语音；前者比厦门话的文白两种语音都要早，来自共同闽语的*than。这样，比较厦门、福州、将乐3种闽语，可以说明“天”在闽语也属于3个时间层次。更重要的，罗杰瑞先生把闽语3个时间层次的绝对年代分别订在汉代、南朝、和晚唐。
第二、闽语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闽语跟“金陵切韵”的关系密切。
董同龢先生[19][p1041]已经指出，闽南语中可以看出来鱼虞有别，支与脂之有别，咍泰有别。《切韵》序说：“又支脂鱼虞，共为不韵。……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颜之推(531-597)《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甲”。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当时方言有南北的差异。南指江南，也就是江东，其代表方言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邺下，其实就等于洛阳[23][p415]。金陵《切韵》音鱼虞有别，支与脂之有别，而这些韵类的差别，在闽语里可以看出来痕迹。
《切韵》的8位编者刘臻、颜之推等都没有到过闽地，他们怎么会知道闽地的语里有鱼虞之别，支与脂之之别？闽语里的鱼虞之别，支与脂之之别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东晋南朝在江东地区流行的方言词，如“侬（人），
（袖），骹（脚），
（浮萍）”，现在还在闽语里流行，而闽语口语中反而不用或少用“人、袖、脚、杓”等北方标准语中的语词[24,25]。这就说明，南朝江东地区的人迁移到闽地，把这些江东地区的方言词带来。同一波的迁移，也把金陵《切韵》音带到闽地，形成现代闽语中3个时间层次里来自南朝的层次。
我们不禁要问：颜之推等所描写的金陵音，是指太湖周围吴越地区的方言。难道金陵《切韵》在现代吴语中完全看不到痕迹？张琨先生的《论吴语方言》[26][p221-222]首先用比较方法说明，武义、温州、温岭、金华、宁波等浙江的吴方言，知章系声母的几个鱼韵字显示这些方言有个区别鱼虞的层次，例字是“猪、煮、鼠、苧、箸”。李荣(1980)[27]、张惠英(1980)[28]也曾指出温岭、常熟、崇明等吴语，有些见系晓母的鱼韵字如“锯、虚、渠（他）、许、鱼”，韵母演变和本方言同类声母的鱼韵字不同，但没有说明这是因为这些方言有个鱼虞有别的层次。本文作者说明，苏州、上海、嘉兴、崇明、宁波、金华、武义、温岭、温州——整个吴语——都有个鱼虞有别的层次[1,29]，而且我们知道像温州这样的浙江吴方言里面，也能看到支与脂之有别的层次。至此真相大白，金陵《切韵》在吴语和闽语里都留下痕迹。
三 传统和创新
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5]说：“第一条是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的遗训，……亭林以语言按照时和地变迁的这一观念看得颇清楚，百诗于文籍考订上成那末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更早，胡适先生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30]也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接著又盛赞钱大昕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以及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的古音学。在“传统和创新”的课题下，我们应该考察一下，史语所前辈学者所做的语言学工作，有什么成份是继承清代朴学传统的？
（一）“同声必同部”与谐声字研究
段玉裁(1735-1815)的“同声必同部”是清代古音学家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说，《说文》里同一谐声偏旁字一定属于《诗经》押韵中的同一个韵部。有了段玉裁的学说，《诗经》韵和谐声在上古韵母的研究中占同等价值。更重要的是：以谐声偏旁为纲领，古书里不押韵的字也可以归到《诗经》押韵的系统里去了。
李方桂先生1929年回国，他讨论上古音的第二篇文章[4]，用的不是什么欧美语言学最新的理论，而是“同声必同部”。当江有诰赞成孔广森东中分部的提议，而向王念孙引伸其说的时候，终不免几个韵脚的纠缠，致使王氏不能信从，后来高本汉不采纳那种分法，但是一到李方桂先生《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1936)大量的参考谐声字，以证其当分，高氏便翕然听信了[31][p68]。
另一个实例是王力先生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32]里面提倡的“脂微分部”。王先生把他的学说求证于《诗经》韵。结果，在全体108个韵例之中，可认为脂微分用音有82个，应视作脂微合用者仍有26处韵。因为合韵的情形到底是多，王先生只归结到说，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韵表稿》[31][p62-72]大量地参考谐声字，说明“脂微分部说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这样，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而且以后王力先生在《汉语史论文集》[33]重印《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就把董先生《脂微分部问题》当作附录。这是三四十年代上古音研究的一段佳话。
“同声必同部”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段氏学说是说，谐声字所反映韵母的音系属于《诗经》时代。顾名思义，主谐字和被谐字总要音近才能谐声，而音近总不见得只是韵母音近，声母也该音近。声母该怎样音近？高本汉首先在《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34]里的《谐声字原则》说，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高氏的学说由赵元任先生译成中文，就是《高本汉的谐声说》，《国学论丛》1.2(1927):23-65。
高本汉的谐声说非常重要。清代古音学家主要是研究上古音的韵母系统。钱大昕固然也曾提出“古无轻唇音”，“舌无舌头舌上之分”，但钱氏以及其他清代学者都没有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朱骏声(1788-1858)《说文通训定声》(1849)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于古韵十八部。同从一个谐声偏旁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高本汉的《分析字典》[34]《汉文典》(Grammata Serica)[35]都是这种排列法。朱骏声的书贯彻了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主张，给后来研究谐声字的学者添了很多方便，可惜朱氏还没有悟出来谐声字是成系统的研究上古声母的好材料。高本汉的谐声说提出后，问题已不是要不要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而是要怎样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系统。
高本汉[34]已经察觉他提出的谐声字原则有若干例外，如“各、路”、“京、鲸、凉”、“监、蓝”等见系声母和来母互谐的现象，还有照三和见系声母互谐的，如“支、妓”，“氏、祗”，“旨、耆”。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韵表稿》[31]，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36]把谐声字中种种中古声母的配搭关系做了个总结。从形形色色的声母的谐声关系可知上古汉语有复声母，但从甲骨文、金文方块字的记录还是弄不清楚上古汉语有哪几种复声母。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其中一部份可以利用汉藏比较的知识解决。
董同龢先生[31]已经指出明微两母和晓母谐声的例，如“墨、黑；每、晦；微、徽；勿、忽”，还有审二（生母）和来母谐声的例，如“吏、使；林、森”。雅洪托夫(Yakhontov)[37]认为，藏文有s-词头。汉语和藏语有亲属关系，上古汉语也该有s-词头，于是拟构了以下的同源词：
（二）《切韵》的性质
高本汉的中古音虽然是诠释《切韵》的音系，但《切韵》到底是反映哪个时代的哪种方言，这个问题在6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弄清楚。四五十年代最流行的说法认为陆法言《切韵》代表西元七世纪初的长安方言。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38l(p11)就说，“现存最早关于长安方言的文献是陆法言《切韵》(602)”。高本汉在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39][p212]也说：“中古汉语是指《切韵》所规划的公元六○○年的语言，基本上是陕西长安的方言。在唐代它成为全国各大城市里文士的标准语。”在小注里又说“几乎所有的现代方言（除了福建以及临近地区的闽语以外）都导源于这个《切韵》音所形成的标准语”。
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40]彻底地批评了《切韵》代表唐代长安方言之说。他指出(1)按《切韵》序，陆法言论《切韵》是根据开皇初刘臻、颜之推等八人论难的决定。这8个人里面，刘臻、颜之推、萧该是南人，幼年住在金陵；其他五位是北人，四位生长在邺城，另一位卢思道15岁时到邺下。这8位中没有一位世居关中，而他们都是中年以后才到长安的。(2)陆法言论撰《切韵》所用的主要材料，完全没有关中人士的著作。因此（甲）《切韵》不可能代表七世纪的长安方言，(3)也不可能代表“当时某一地行用之方言”。
周祖谟先生《论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41]用了南北朝诗人的押韵，《切韵》以前的韵书，顾野王(519-581)《玉篇》的反切，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等资料，说明《切韵》是折衷南北的一本韵书，其中有两种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一种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最重要的是周先生具体地说明了这两个音系的内容。比方说，金陵方言鱼虞有别，支与脂之有别，洽狎有别，脂之相混，从邪相混，乘禅相混。邺下方言即洛阳方言，其中鱼与虞、支与脂、洽与狎多不分，但脂与之有别，从邪、乘禅有别。
以前高本汉认为《切韵》代表唐代长安方言，也就是全国的标准语。在这种“大一统”的架构下，高氏又认为几乎所有的现代方言都源于唐代的标准语，也就是他拟构的中古音。现在我们知道《切韵》中有金陵、邺下两个音系，现代诸大方言的来源也需要重新考虑。
丁邦新先生[23][p417]说，现代大部分方言可以分为两组，官话是从邺下《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客家话、南赣方言、粤语和邺下《切韵》有关。今后拟测邺下《切韵》要以这几个方言为资料。本文作者在第二段第三节末段尝试说明闽语、吴语各有一个导源金陵切韵的层次，我们猜想赣北方言也有。闽、吴、赣北导源于金陵《切韵》的时间层次，当然是今后拟金陵《切韵》的主要资料。
四 结语
在短短的篇幅中综述史语所二组70年来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实验语音学、汉语语法史、南岛语研究长期以来是本所的研究重点，本文没有提到。其他遗漏之处在所不免。这70年里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其中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教训。下面简单地说几句。
第一、史语所带头的新语言学，里面有传统朴学的成份。
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比较研究，这三种观念和方法，是新语言学的特征，于是不免有人会觉得史语所是个洋味十足的机构。其实不然，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是介乎文字学和古音学的学说，也是兼跨《说文》学和《诗经》学的学说。这是清代朴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上面看到李方桂[4]、董同龢[31]还是用“同声必同部”来研究东中分部、脂微分部。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40]所做的工作，跟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样，是文籍考订。周祖谟先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41l用的也是朴学的方法；找出《玉篇》音系用的是陈澧(1810-1882)发明的反切系联；分析南北朝文士的诗文押韵用的就是清代古音学家研究《诗经》韵部的方法。
新语言学相信“音韵演变规律性”。章黄学派相信“一声之转”。李方桂先生1929年回国后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就是《成均图》里的转来转去，无所不转。不过应该注意清代从顾炎武到江有诰的古音学家，他们追求的就是《诗经》押韵的规律性。《诗经》押韵有一种规律，谐声也有一种规律，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说这两种规律其实是一种规律。由此可见追求音韵演变的规律性并不是十九世纪德国少壮语言学派的专利。不同之点在于清代朴学家如玉念孙、朱骏声一方面相信《诗经》押韵的规律性，一方面又相信“一声之转”。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年的章黄学派。跟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坚决的划清界限，这才是新语言学的精神。
第二、历史和语言这两门学科是相辅相成的。
大语言学家如高本汉、马伯乐、赵元任、罗常培研究《切韵》声母韵母的音质，研究了几十年，还没弄清楚《切韵》的性质。史学家陈寅恪和语文学家周祖谟却阐明了《切韵》的性质以及这部韵书南北两系的方音基础。同时也说明，在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金陵和邺下（洛阳）这两个江东河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对它们所属的地区在语言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
反过来，语言学对历史学也有所贡献。汉藏比较说明汉族和藏缅族有亲属关系，西夏语是藏缅语的一支，这都是民族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上面所说的闽语中的三个时间层次，包含着闽地的移民史。丁邦新先生[23]和我都认为现代方言可以分成两组，一组导源于金陵《切韵》，另一组导源于邺下《切韵》。这种想法是变相的南北朝到唐宋这段时期的汉民族迁移史。
第三、有了方法和理论，才能把原料变成研究资料。语言学的方法理论不需要太多。三五个正确的就够用了。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已经知道汉语有方言，但如果没有描写语言学，如果没有19世纪欧洲创立的历史语言学，我们还是不会描写记录方言，不知道怎样去利用汉语方言这宗可贵的资料。许慎(58?-147?)已知谐声是六书中的一种，但有系统地去研究谐声字的韵部导源于段玉裁，有系统地去研究谐声字的声母是高本汉[34]开始的，由董同龢、李方桂两位发扬光大。这项研究到现在有六十五年了，它的最后归宿一方面是汉藏比较，另一方面，甲骨文、金文里还有同类的音韵资料，可以用研究谐声字的方法去研究。
格林定律是1822年，姑且把那年当作比较方法的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寿命。传入中土后，它在比较台语中建立了声母和声调演变关系的规律，在汉藏比较中间接地给藏文缅文的词汇断代，在汉语方言学中引入时间层次的观念。这个观念修正了亲属树的看法，因为亲属树的每个分支一般假设只有一个层次，而我们知道吴语和闽语都不止一个时间层次。比较方法可以用在汉语身上，也可以用在非汉语身上，而且像汉藏比较的领域更是非要同时用在汉语和非汉语身上不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比较方法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戏法，变化多端，妙用无穷。
最后，我想用一联诗来描写新历史语言学在中国的历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1928年就开始研究《切韵》，就调查汉语方言。到了50年代，积累的各处的方言调查已经不少，但不知用什么样的线把散钱串起来。董同龢、罗杰瑞、杨秀芳的比较闽语研究带来了时间层次的观念，张琨先生和本文作者再把时间层次的观念用在吴语身上。转了一个圈，发现吴语和闽语都跟金陵《切韵》有关。1928年上古音的研究刚开始，高本汉的谐声说带来一宗成系统的新材料，但《上古音韵表稿》[31]发表后，又有山穷水尽的感觉。汉语本身中有关上古音韵的资料用尽了，上古声母的拟构仍在青黄不接的阶段。那时雅洪托夫异军突起，从汉藏比较的观点给上古音研究打出了一条新路。
换句话说，70年以前史语所的几位创始人——傅斯年、赵元任、陈寅恪、李方桂——怎么样都不能预料汉语史研究在中国的具体发展。他们只是凭着一种信念，相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境内的语言，总会让“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们创办史语所的旨趣不但实现了，而且有些成就在国际语言学界是领先的。这是值得我们自傲的，也应该让我们饮水思源。
【附录】
梅祖麟“致郭锡良先生书”，2002年8月12日
锡良先生教席：
呈上拙著一束。其中"In memoriam:Professor Wang Li"(1986)，《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2000)是我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参考书目”里提到的。您在北京或许不容易看到，谨此呈上，供您参考。
拜读大作《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初稿）——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有几点感想。
一、我在香港说王力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经您驳正。我承认（甲）以前没有读过《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乙）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
二、大作“不赞成古有复辅音就要逐出‘主流音韵学’吗？”那节有一段是讨论我对“黑，墨”的拟音。今呈上拙著《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1989)。这篇所说的话，我在别处（《内部拟构汉语三例》，《汉藏语的“嵗，越”，“還（旋），圜”及其相关问题》）也曾说过。给您寄《上古汉语*s-前缀……》是因为(1)这篇文章补正了李方桂、董同龢上古音“黑”的拟音
。(2)宣读这篇文章是在1986年中研院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语言与文字组的主持人是李方桂先生，当时在场的有Pulleyblank,Coblin，丁邦新，龚煌城，Jerry Norman。(3)平常在李方桂先生面前修改他的学说，不免战战兢兢。那次我讲完后，李先生一点没有不悦，私下也没有指责我论说不当。我相信李先生是接受我的说法的。
下面说一说拙著《上古汉语*s-前缀》的主要论点。
根本不适于用复声母的关系来解释的。”来质难我。您的质难拙著(1989:30)已经回答过了，这里不赘。
大作又说：
我们认为，上古有无复辅音，本来是古音研究中一个正常的不同意见，只许一说存在，这是董同龢、李方桂先生可能采取的态度吗？他们在什么地方像梅氏这样没有商量余地就下结论：“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母。”任何对古音确有较深研究的学者，恐怕都不会这样武断。
至于其他学者对复辅音的看法，我收集了一些资料，供您参考。认为“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母”的学者包括：
(1)雅洪托夫(1960)。
(2)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商务1980），25页：“高本汉等已经拟有*sl、*sn-等复声母，我觉得也该有st-、sk-等复声母，这个s可以算一个词头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汉语的构词学里将要占很重要的位置，与汉语有关系的藏语就很明显的有个s-词头（参看Conrady 1896）。”
就目前讨论的“墨，黑”、“滅，
”，“每，晦”等明晓互谐的现象来说，认为上古汉语有*sm-的语言学家包括：
(3)龚煌城2000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语言暨语言学》（台湾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出版）第一卷，第二期，页39-62。
(4)丁邦新2002 《上古汉语的构词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1-12页。丁文引的Mei,Tsu-Lin（梅祖麟1989）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 of the s-prefix in old Chinese就是本函附上的拙著《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这篇文章有中英两个版本，同时在《中央研究院 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里发表。给您寄的是中文版，丁邦新先生引的是英文版。
(5)唐作藩 胡双宝 1986，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前言页3：“在同一篇论文里，他（雅洪托夫）还推测上古汉语存在过清擦音s与响辅音（包括鼻音和边音）相结合的复辅音声母*sm-、*sng-、*sn-、*sl-……根据也是确凿的。”
(6)何九盈1994 《商代复辅音声母》，《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论文集》页75"sm"项以下。
这几位都是说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有*sm-，而不是说上古汉语可能有复辅音声母。按照您的看法，他们是不是“对古音确有较深研究的学者”？
三、大作“四、同源词与汉藏比较”讨论了我对“嵗*skwjats＞sjwai／藏文skyod-pa”这对同源词的论证，并且说：
拿藏语一个词的一个意思和两个汉字的一个部件相配，这是梅祖麟的发明创造；除此，这段文章讨论汉藏音义的搭配，用他构拟的汉语上古音来对应，被他解释得“都能对上号”，貌似科学。……强把它拉到一起，这不是汉藏比较，而是比附，梅祖麟的这篇文章是典型的比附之作。从比附出发，要求汉语上古音的构拟适应自己的需要，这只能是伪科学。
容我做两项解释。
第一，“嵗”写成*skwjats不是我构拟的汉语上古音，而是李方桂先生拟构的上古音。
《上古音研究》（商务1980）页90"skw-＞sw-(su-)"项下，李先生拟构了：
第二，当时我读了李方桂《几个上古声母问题》(1976)里假设的skw-＞sw-(su-)，就想给这条演变规律找汉藏比较的佐证，不久就找到skyod-pa。
第一次论证汉语*skwjats“嵗”跟藏文skyod-pa同源，是1977年在Georgetown University召开的第十届汉藏会议，会上宣读的是英文稿Sino-Tibetan"year"、"month"、"foot"and"vulva"（汉藏语的“嵗”、“月”、“止”、“属”等字），今呈上，供您参考。
拙文宣读完后，李方桂先生领头站起来用英文说，“我非常赞成梅教授刚才所说的，他用的甲骨文资料，《释名》‘嵗，越也’都颇有说服力”。我会后还问过李先生：“我文章里讨论了‘嵗’、‘月’、‘止’、‘属’4个语词的藏文同源词，总不见得您对4个字的说法都赞成”。李先生把一只眼眨了一眨，笑而不答。
1977年我提出的藏文skyod-pa，是当时最早可以支持李方桂先生*skw-＞sw-这条假设的证据。拙著《论文集》页541说“李方桂先生1971年的《上古音研究》拟构了*skwj-＞sw-,*sgwi-＞zw-,……我1979b那篇文章《汉藏语的“嵗”、“月”、“止”、“属”等字》证明上古汉语确实有*skwj-这样的复声母，同时也说明*s-是个词头，就是为了说明写1979b那篇文章的动机。”
那篇文章，李方桂先生推荐给《清华学报》，1979年登出。文章117页的注中说"I am indebted toprofessor Li Fang-kuei for his encouragement,to professors Nicholas Bodman and Jerry Norman for severalhelpful suggestions..."（我要感谢李方桂教授给我的鼓励，以及包拟古、罗杰瑞两位教授对拙文的指正），这句话就是指李先生在Georgetown University会场上的发言。
大作“四、同源词与汉藏比较”又说：
因此，在李先生的古音研究论著中，同王力先生一样，也是很少引用汉藏比较材料的。我们是相信古音研究、汉藏语研究都造诣深厚的国际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呢，还是相信这两方面都不太地道的梅祖麟呢？人们是会作出正确选择的。
请问，如果读者知道李方桂先生曾经在1977年10月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会场上，赞成梅氏"*skw[jats]嵗／藏文skyod-pa"同源的说法，他又将怎样回答您的问题？
无可讳言，我不会藏文，做汉藏比较只能翻翻字典，利用前人的著作。职是之故，我首次发表汉藏比较的新的论说，总是拣有藏文专家在场的场合，如汉藏会议、国际汉学会议。此外就是向懂藏文的朋友们请教，如龚煌城、柯蔚南、孙天心。此外我也知道，skwjats嵗／skyod-pa这对同源词，虽然曾经得到李方桂先生的认可，也不见得是百分之一百的可靠。这些词源的问题当然要由行内的专家来评定。
在香港的演讲我还提出几个比较大的问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这些问题希望能在您的修正稿里看到答案。
顺颂
研祺！
梅祖麟敬上
2002年8月12日
附件： (1)In memoriam:Professor Wang Li(1986)
(2)《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2000)
(3)《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2)
(4)《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1989)
(5)《汉藏语的“嵗”、“月”、“止”、“属”等字》(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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