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文改译之争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者论文,译文论文,之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但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存在一个译介问题，译介问题的核心又是在时代中如何理解文献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概念如何翻译。《探索与争鸣》于2008年第3期、第5期分别发表了高放和郑异凡两位国内知名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否需要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的争论。这一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者”与“劳动者”、“世界”与“所有国家”这两对概念的涵义，以及哪两个概念组合更能体现原文本意，又适合时代状况。
在高放先生的文章中，高先生主张应该将《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其论据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本方面，二是现时代的需要方面。在文本论据上，高先生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无产者”和“劳动者”基本上是同义语，时常同用、混用，可以用“劳动者”替换“无产者”；而“全世界”这个翻译是意译，没有将原文中“劳动者”或“无产者”的国别属性、国家民族属性表达出来，如果按照德文或英文、俄文等西方文字应该直译为“所有国家”或“一切国家”，由此，可以用“所有国家”替换“全世界”。这样，仅在文本上而言，就可以用“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来替换“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了。在现时代需要的论据方面，高先生认为，“在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生产力革命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越来越少，依然是劳动者的小有产者尤其是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现在用‘劳动者’取代‘无产者’其外延更广、包容量更大，这样能够团结、联合更众多的劳动群众”；对100多年国际工人运动史而言，全世界无产者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实现全面而持久的联合，是长期、异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将“全世界”改为“所有国家”，“既符合原著措词，又吻合历史实践经验，也更能切合当今各国实际情况”。结合文本和现实两方面的因素，高先生认为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既忠实于原著，有利于准确、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又有利于联合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体劳动者，最终实现人的解放，更有利于促进全世界所有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共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增进人类福祉”。
与高放教授商榷此事的郑异凡研究员明确反对对这句译文进行修改，反对的理由很充分，即在文本上原来的译文很准确、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这句世界性口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译文上都改不得。就笔者个人而言，是赞同郑先生的无需改译的理由的，我想高先生也不会反对，因为他在文本依据上也是反复强调原译是“符合原意的”、没有什么“不当”，只是“当今最好”改译，使译文“既符合原著措词，又吻合历史实践经验，也更能切合当今各国实际情况”。通过上面对高先生文意的梳理，不难看出其修改译文依据大都来自当今之现时代的变化。在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问题。下面，笔者结合这场争论谈谈对有关几个问题的看法：
1.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作为历史文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笔者认为，对待历史文件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应该客观、应当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我们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文献的性质是历史文献，对待历史文献就需要尊重其原始内容，客观地保留文本原始意思，而不可以修订删改历史文献本身。因为一修改，原来的意思就会与原作者的意思偏离，造成文献的支离破碎与毁坏，丧失珍贵的文献价值。例如，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经书，先人对待这些经书，都是很尊重的，不会改变原经文句，而是依据时代内容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由此，就有汗牛充栋的经书注解、集解、旁解、疏证等作品。但是，高先生和郑先生讨论的不是《共产党宣言》的原德文版修改问题，而是其中文译文的修改问题，《宣言》的中文译文是不是原初的历史文献本身呢？答案：显然不是。所以，高先生要求修改的不是历史文件本身，而是其中文译文。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文译文，我们有权修改吗？当然有权。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对《宣言》本身进行过直接修改，但是恩格斯在校对穆尔英译本时曾经同意将原来的“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unite！”改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unite！”那么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文译文的修改问题呢？下面，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2.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文译文修改问题？关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谨慎和具体分析。虽然经典文献的中文译文不是第一手的历史文件本身，但是其形成也具有历史性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翻译成中文后已经成为民族思维中的重要因素，不能轻易改变和修正。即使是对其修正也应具体地分析，例如一些明显不符合原著本意的被误译的译文可以修改更正；对于符合原著本意、贴切的译文就没有必要依据时代需要做出改动了，这里牵涉到时代因素对译文修改的影响，对于此问题，我们应该放弃依时代因素修改译文的动机，不能依时代需要裁减经典文献(其中也包含中文译文)，我们修改译文的唯一充分理由就是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能准确、贴切、精当无误地传达原始历史文献的本来意思。所以，笔者认为高先生文中的关于修改译文的关涉时代因素等诸多事由并不能成为修改译文的论据，而高先生列举的诸多文本事由才是其修改译文的合法论据。
3.我们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证？承接第二个问题，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译文的修改需要准确的文献考证为基础，那么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证呢？按照解释学原则，任何解释和理解都有时代的背景，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用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考证也是在一定“效果历史”中进行的事情。在这里，又存在一定时代中马克思主义原始文献的考证与理解，以及在经典文献译介中的词汇转换问题，由于中外词汇非对称的一词多义、多词一义情况的存在，一般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原文(德文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又需要在中西语言间进行思想转换。所以，我们要改换译文使译文更加符合原意以达到“最好”是一件严肃而繁难的工作，这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长期艰苦的努力。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考证的情况下，对有争议的译文，可以采取加注或保留原文的方式来处理。我国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中文两个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些地方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4.我们在时代的变化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于这个问题，我基本同意郑异凡先生的意见，就是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改历史文献的内容，而是依据时代发展，根据时代状况和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提出新的口号或观点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使其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并不是金科玉律，他们的理论探讨是面向现实生活的，他们向来反对理论的教条化和绝对化，同时，他们也反对思想观点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且身体力行地在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中瓦解一切理论至上主义。因此，我们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前提下，更应该以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为坐标，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和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2]。
总之，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应当把握文献的历史性质；尊重文献；译文的修改需要依据文献考证，而不是现实需要；应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和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需要学界同仁一道研究。笔者对高先生理论创新和探索的勇气以及郑先生详细的文本解读都十分的钦佩。以上由二位前辈启发所得之浅识只是不避疏漏、抛砖引玉，以得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