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六点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六点论文,改革发展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目前中国出版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结合出版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我们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学术期刊改革要尊重期刊发展规律，以繁荣学术、促进学术期刊发展为目的
1.学术期刊改革重在促进学术发展繁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期刊原有的办刊机制、办刊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办刊环境下期刊发展的需要，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鉴于学术期刊的特殊性，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繁荣发展学术上。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所谓的“转企、改制”都只是手段而已。在学术期刊改革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中科期刊“编营分离”的模式，即把出版经营这块交给期刊社统一管理，编辑部以及内容生产还由各主办单位来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利于发挥办刊人的积极性，又实现了在激烈竞争态势下的利润和效率要求，是在既有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推进学术期刊深化转型的较为理想的制度安排。
因此，对于学术期刊改革，国家应给予更多的人、财、物的扶持和政策支持，通过“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来增强和改善服务，调整优化期刊结构，激活办刊活力，让学术期刊能够更好地承担起传播学术、服务科研的职能，这也应该是改革的根本目的。
2.学术期刊改革要适应期刊业生态平衡的规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那么期刊业的改革发展也同样面临着生态平衡的问题。不管是生物界还是大自然，亦或是整个人类，其均衡发展，必然要求“小与大、强与弱、好与坏、美与丑”的完美结合。期刊业的发展也必然要遵守这个规律。有调研发现，即便是在科技期刊发达的美英德日法等国家，其期刊出版单位的规模也并不都是很大。美国出版10种以上科技期刊的出版机构只占全部出版机构的3.3％，美国出版科技期刊的机构有2421家，共出版6720种科技期刊；英国的4323种科技期刊由1019个出版机构出版；德国有2110种科技期刊，由715个出版机构出版；日本有1963种科技期刊，由1473个出版机构出版，平均每家出版科技期刊1.3种；法国有810种科技期刊，由348个出版机构出版。
我国期刊业体制改革虽然有利于破解“小、散、弱”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期刊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期刊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期刊传播能力。但如果“一刀切”地要求学术期刊“关、停、并、转”，将会使我国学术期刊面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直至消亡”的局面。只有“强者”，没有了“弱者”，会有损期刊业的生态平衡。所以学术期刊改革，在扶持和鼓励学术期刊集团化、集群化发展，帮助其做大做强的同时，也要兼顾中小期刊出版单位的利益，允许其存在并为它们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
3.建立完善的非营利出版机制
在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一般分为营利性的商业出版机构和非营利性的出版机构两大类。商业出版机构是出版业的主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商业上的利润为宗旨，完全企业化运作，如爱思唯尔、施普林格；非营利性出版机构则更多地考虑学术发展的需要，包括各类学术团体、大学及其研究机构主办的各种学术期刊，它们一般享受减免税收、政府资助、财政拨款、基金支持等优惠条件。
用政府资助和基金运作的方式对学术期刊进行资助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从基金的资金构成来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政府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德国的科学研究会；二是私人捐款设立的基金会；三是基金来自多种渠道，包括政府资金、民间捐款、社团赞助，如美国福特基金会。此外，政府资助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政府从国库中直接拨出，二是设立一个税收项目，所有税收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作某一基金。像英国皇家学会这样的非营利性出版组织，政府资助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德国每年用于印刷补贴(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的资金在900万马克左右；日本1996年资助学术定期出版物218种，美国早在1977年有关部门直接资助的科技期刊就达149种，直接资助金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
在世界学术期刊市场中，虽然营利性机构占主导地位，但非营利性机构作为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起着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我国学术期刊改革也可以借鉴国外学术期刊发展的模式，建立完善的非营利出版机制，让“公益的归公益，商业的归商业”。
二、出版业传播中国梦要注重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讨论中国梦的热潮，出版行业也积极参与讨论中国梦的实质及实现中国梦的路径，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等很快推出了中国梦主题的出版物。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梦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与自己的出版实践无关，有些中国梦主题出版物存在题材重复、内容抽象、缺乏感染力等缺点。出版人该如何认识传播中国梦，传播中国梦有哪些内在的规律，如何才能使受众更好地认知并接受中国梦?这是一个值得出版业长期探讨的课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出版传播中国梦要有思想性、价值性
中国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与中国价值、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形象密切相关，传播中国梦必须把这些思想观念渗透在每一种出版物的策划、编辑、营销过程中。中国人的诚实守信、坚韧顽强、和谐共进、团结奋斗、集体主义等传统价值观，都应该在出版物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梦应该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一切领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2.要注重传播普通人的中国梦
中国梦不应该是贪官、奸商及不法之徒的梦，这些人尽管可能拥有财富、权力，但其迟早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被人民所唾弃。中国梦应该是勤劳致富的普通人之梦，应该是合法经营的企业家之梦，应该是通过创意、创造致富的创业者之梦。中国梦应该汲取美国梦的合理内核，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每一个有目标有追求勇于奋斗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通过个体的强大实现国家富强。
3.要用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传播中国梦
出版传播中国梦需要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通过情节，通过细节，通过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来传播，要能够感动人，感染人，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许多美国大片与畅销书如《第一滴血》、《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等中没有一个字谈美国梦，但其却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让人感受到了美国式的个人奋斗精神、美国式的传奇色彩、美国式的绅士风度。有人说美国的畅销书史和电影史就是一部美国人追求美国梦的历史，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4.传播中国梦要有创意与创新
目前出版的中国梦主题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出版的现象，这成为中国梦主题出版物亟待突破的瓶颈。中国梦主题出版物的出版传播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课题，必须不断地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进行创新创造，才能常出常新，总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奇。创意、创新、创造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如何提升出版人、作者的想象力是一个重要议题。
5.要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媒体传播中国梦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新的媒体、新的载体、新的传播方式不断涌现，多媒体多介质传播成为大势所趋，新的传播方式带给人新的体验、新的感觉、新的震撼，利用新技术新媒体传播中国梦刻不容缓。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应用3D技术创造出了独特的场景、独特的音响效果与独特体验，增强了人们对电影主题的现场感受，其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出版业借鉴。
三、加强数字出版整体化布局，提升数字化内容的价值
在国内数字出版总产值中，数字内容创造的价值占很少的比重，2012年，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电子书三项合计产值不到数字出版总产值的5％。如何提升数字出版内容价值的含量，是需要全行业解决的重要课题。
1.加强数字出版的整体化布局
与国内不同，近年来，培生、汤姆森路透、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多家国外大型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业务上呈爆发之势，相较国外，国内出版商的数字化却进展缓慢。造成国内外数字出版发展增长差异的尽管有多层面因素，但有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国外数字出版战略是整体化战略，数字出版部门与人员并非孤立在传统出版业务之外，而是与传统业务部门及其人员息息相关，整个公司的数字出版业务在组织架构上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与传统出版业务的关联也是密不可分，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内部的低效扯皮，为数字出版业务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而在国内，往往把核心传统出版部门的数字化业务完全剥离并成立独立的部门，招聘新的产品经理和营销主管，这种割裂不仅造成人员内耗，而且还会带来部门间的合作困境与相互的竞争。应该意识到，传统出版数字化的进程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而更应该是一个集团的整体化战略，是整个集团各部门都应有的工作思维与工作方式的转变，应加强出版单位的数字化整体布局，尽早建立数字出版全集团、全社一体化运营机制，实现传统出版社向数字出版的整体化重心迁移，才能真正将传统出版的内在潜力激活。
2.注重数字出版内容价值的深度挖掘
目前，无论传统出版单位还是专业期刊平台，对于其所拥有的内容价值并没有做到深入挖掘与使用。由于数字出版的从业人员以技术背景人才为主体，对数字技术了解有加，而出版文化底蕴欠缺，对所编辑的内容理解力不足，造成对既有内容的价值挖掘远远不足，编辑与聚合能力不足，难以带来信息内容的增值价值，其所制作出的内容产品，难以获得读者认同。建议实施编辑全流程数字化，使一线编辑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数字出版编辑工作中，加强既有编辑在数字出版方面的训练，便于协同技术人员进行数字内容的深度开发。此外，应加强新技术的关注度，以技术手段提升数字出版内容价值，如增强型电子书的制作，语音技术、互动技术等多重应用，以内容呈现的多元化，提升内容价值。
3.规范数字出版发行平台
2012年，尽管数字出版销售平台获得快速发展，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销售收入连创新高，但电商平台、移动平台对电子书的低价倾销，电子书定价机制中内容商发言权的忽略，电子书销售数据第三方监管的缺失，使内容生产商与平台商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多数出版社仍视数字出版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首页上，14本莫言小说打包销售，售价仅为8元钱，平均每本5毛7分钱，几十万字的中国第一位诺奖获得者作品，还不值6条短信的价钱。对于内容价值的不尊重，很难调动起作者与内容供应商的积极性，作为数字出版产业链源头的内容产业得不到良好的发展，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发展终将是不均衡的。严惩低价免费的倾销行为，规范数字出版发行平台，建立平等对话机制，提高销售产品的透明度，使内容价值真正地显现出来，是数字出版管理部门、数字出版行业协会的重要工作。
四、加大对民营书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对其实施集群化、园区化管理
1.针对教辅出版，应建立清晰、可行、双赢的教材授权模式
教辅新政中的一大焦点即教材授权通知出台后，一些人将其理解成一切配套教辅都是侵权，必须取得教材社的授权，没有获得授权就不能上评议公告。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围绕教材授权，出版业的官司也是不断。早在2011年年初，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原创教材出版社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教材维权和教辅授权工作，引起了整个教辅出版行业的巨大反响与多方热议。在此间，外研社与武汉小熊、人教社与志鸿教育等都有过交锋，但因怎么鉴定侵权等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说法，所以这些官司最终也多以和解为主。
针对教材授权问题，很多民营企业表示也曾与教材原创社谈过合作，但每个教材社都有各自不同的授权条件，有些很难实现。另外，对配套多套教材的民营教辅企业来说，一个个地与教材社谈合作也不太现实。
面对教材授权的种种问题，希望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多方调研，能建立一个统一、合理的模式，对怎么鉴定侵权、如何授权、是否要依据不同地域来授权、授权费用标准等问题能做一个详细、可行的规定，这对于教材社与民营教辅企业来说都应是一件好事，在教材社利益得到保证的同时，民营教辅企业也会经营得更踏实。
2.拓宽经营范围、加强政府支持，是实体书店的生存之道
首先，民营书店应从功能上进行转型，通过多元化经营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由原来单纯贩售式的传统书店模式转换升级为以文化企业自身的创新提升、生产销售高附加值文化产品，提供多元化服务的新型书店模式。
其次，建议各地政府把实体书店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系统，拨出专项基金，扶持文化品牌的实体书店，尤其是社区学区商区的书店，将书店向半经营化半公共事业化的定位转变，让书店担当起基层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的职责，这对城市文化发展也有很大帮助。
第三，建议设立图书公益基金等类似性质的民间或半官方机构，对资金流转困难的民营实体书店进行定期资助。同时，政府可对书店进行税收免除、租金补贴等政策扶持，使书店能进入持续、良性的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5月12日在博雅出版论坛上透露，总局正在与财政部沟通，希望借鉴欧美等国家对实体书店的低税率或者零税率做法，制定对国内实体书店减免税赋的政策法规。我们期待这些政策法规能尽早出台，并能落到实处。
第四，规范价格体系、限制肆意打折。2013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整版的专题，关注价格战伤害实体书店的利益，并发表了德国和法国关于价格立法的文章；业内不少有识之士也撰文呼吁在我国实行图书销售价格立法，以帮助实体书店走出困境。
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于民营书店的扶持，除单纯的资金支持外，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开阔一些，应该努力培育民营书店的自我造血功能，保障其能长久、良性、可持续发展。
3.对民营书业进行集中式、集群化、园区化管理
随着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我们应该使其进入出版的渠道更为畅通。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的建立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实现了引导民营出版企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的目标，增强了民营书业的品牌意识和精品图书的创造力。下一步园区应在扩大园区的容纳规模、增强园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融合、加强民营企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与管理等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以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地成长。
在民营企业的管理上，书业可借鉴其他行业的管理模式，借鉴北京创意产业园区的做法，为经营同类图书的民营书业提供统一的办公区，提供产业园式的管理。对于规范运营的民营企业可给予优惠政策、优质服务，这样既能保证民营企业策划出导向正确的图书，也有利于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五、加快完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
按照《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时期规划》时间表，我国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将在2015年基本建成。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2013年加快完善新闻出版服务的投入保障、运行管理，建立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
1.加大对农家书屋工程、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盲文出版工程、公共阅报栏(屏)建设工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重大出版工程等的财政投入力度
公共服务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其存在与发展需要有稳定长期的财政投入作保障。同时，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是随着时代发展、人民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项事业。因此，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基础性工程也应与时俱进，除了维持工程的正常运转，还应进一步完善、巩固和提高工程原有的功能，这需要国家财政部门给予稳中有升的财政支持。
2.设立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工程
自2006年以来，我国大部分省市成立了全民阅读活动组织领导机构，部分省市制订了中长期规划，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国民综合阅读率呈上升趋势。但全民阅读活动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少统一、高效的政府组织机构，缺少专业的阅读公益机构和阅读推广人等。尤为重要的，公益活动需要政府主导、财政保障投入并持之以恒地开展。但目前由于财政缺少保障，地方经费严重不足，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长远看，这将不利于全民阅读的长效发展。建议像农家书屋一样设立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工程，由国家财政提供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3.建立第三方绩效评估制度
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是否完善，运转是否健康，人民群体的阅读文化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农家书屋、城乡阅报栏(屏)、东风工程等文化基础阅读设施有无得到充分利用，有无达到预期目的，国家投入的资金有无用到实处，公共资产有无流失，全民阅读水平是否提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来客观评价。在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绩效管理与评估已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并拥有专业的绩效评估机构。绩效评估，一方面是落实公共文化部门责任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是帮助政府改进公共服务管理、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重要工具。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尽快建立新闻出版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由第三方组织实施评估。
六、加强引导，创造条件，全面提升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内在动力
走出去是我国新闻出版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包括行业企业、政府机构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应多方面入手，改善企业走出去的外部条件，提升企业的内在动力。
1.协调各类支持政策，构建惠及全体走出去企业的政策环境
目前，除原新闻出版总署作为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推动行业走出去的政策之外，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其他部委也分别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新闻出版走出去企业提供了资金、税收、审批等方面的支持，但相对独立、松散，对作者、权利人、译者的支持也相对缺乏。
从政策层面对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进行支持，需要国家按照实际情况持续出台鼓励政策，进一步完善新闻出版走出去政策扶持体系；需要协调各级各类行政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使鼓励走出去的各类政策相互包容，产生实效；需要在保护走出去企业积极性的同时考虑个体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使相关支持政策惠及产业链各个环节。
2.加强顶尖级人才培养，为走出去储备人力资源
出版走出去需要国际化的顶尖级人才，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介绍中国文化受到美国主流读者欢迎，莫言获诺贝尔奖带动了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马悦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出了卓越贡献。顶尖级人才对出版业走出去的影响不可估量。
人才缺乏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一大难题。对于狭义的出版业，国际化的翻译人才和版权代理人还是稀缺资源；对于广义的出版业，除上述人才外，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际管理、善于跨文化沟通、善于创新的国际化经营人才和数字化人才尤为稀少。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行业目前还普遍缺乏吸引和使用这些人才的机制和能力。
加强人才培养，需要国家从行业需求的角度提高培养的针对性；需要行业协会等组织推动国内与国际出版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边交流、边培训、边提高；需要企业积极尝试与高校、研究机构的互动，通过产学研结合，建立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的培养模式。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需要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培养紧密结合，形成“教育体系—行业培训—岗位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市场化的薪酬和激励机制，实现人才使用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3.建立全面、开放的走出去工作评价体系，充分调动企业走出去的内在积极性与主动性
经过全行业十年的努力，新闻出版业在版权贸易、出版物实物出口、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出口、印刷服务贸易、企业境外投资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事实上，目前只有“版权引进输出比”和“实物出口种次、数量、金额”这两个指标作为评判行业走出去实效的量化数据被广泛认可。这样不完善的评价指标不仅不利于新闻出版走出去成绩的彰显，而且更不利于提升相关企业的积极性。
建立符合行业走出去实际的评价体系，就是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使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入行业统计范畴，进入公共舆论视野。应建立健全国有、民营等各种所有制企业在版权、资金、企业、产品、数字出版物、项目、人员等方面的走出去统计指标体系，保证评价的准确、全面，并对优秀企业给予适当的奖励，调动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内在积极性。
本文为《2012—2013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加。课题组组长：郝振省；副组长：魏玉山；执笔：冯建辉、陈含章、杨春兰、王珺、汤雪梅、张倩影、杨莹。本文由庞沁文担任执行总撰稿，郝振省、魏玉山、冯建辉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