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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并非新名词
“打工妹”一词，自8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而广为流行，使用频率之高，可与“民工潮”一词等量齐观，较之“打工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打工妹”并非新名词，至迟在清末民初就已出现，近代著名文人徐珂所著《康居笔记汇函》中就有“在粤之打工妹”的专门记事，可以为证。
“打工妹”并非新名词，女性民工进城打工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它的原始起点并不在80年代初，而是上一个世纪的中叶，随近代工商业的发生发展而渐成大观。
“打工”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19世纪中叶，以洋务运动为起点的近代工业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核心。伴随着外资和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的迭起高潮，城市近代化进程加快，市场面貌日新月异。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在“洋布”、“洋纱”等“洋货”的冲击下，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体系被撕裂，大批农民破产失业。这些因自然经济解体以及兵灾匪患等多种原因而遭致破产或生活困顿的农民，为生存，自发地大量拥入城市“找工谋生”（他们被统称为“流民”）。“民工潮”由此而涌起。这其中，女性流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打工妹”一词也因此流行开来。
近代打工妹入城途径
来自农村社区的强劲推力，使“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成不可逆转的“必然之势”（陈炽：《续富国策》第1卷）， 但“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被动、受牵或不由自主的“追逐”，是她们“向心”运动的主要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随流”，据30年代比较系统的调查资料统计，举家“离村”进入城市“谋事”者占整个“全家离村”项的50.9%（《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这就意味着妻子女儿作为家庭成员相伴流入城市，虽然“流量”上可与男性流民“平分秋色”，但“随流”却在不言中，尽管如此，她们与男性流民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沉浮。
二是“投亲”，与市民的亲缘关系，是牵动“打工妹”的心灵丝线，无依无靠，很难想象农家女会孤身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姻缘”的牵动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据上述调查资料统计，青年男女（男青年占绝对多数）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者占整个“青年男女离村”项的47.8%。乡土中国早婚盛行，结婚早，订婚更早，一般青年一旦谋到职业，能够在城市立足，便回乡娶亲，把家属接出来，一项关于“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的抽样调查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在191位男性流民中， 未婚者占到将近三分之二，其中14岁以上流入上海的单身汉中，却有29.5%在家乡订了婚，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他们“并不愿意或不习惯于切断家乡的纽带。他们或许是为生活所迫来上海谋生立业，而成家还是想在家乡娶亲。当时移民的社会风情大致如此。成了家的一般不会只身到上海，没有娶亲的单身汉为寻求新生活来到上海，一旦站稳了脚跟，回乡娶亲后一并将老婆带出来。”（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至于已婚青年， 将老婆孩子接出来，更不在话下了。她们虽然没有较男性明显的民工特征，但同属于“打工族”。
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职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20年代上海租界里名为“荐头店”的职业介绍所就有2000家左右。
妇女外出打工，受“妇道”、“女德”封建道德束缚，固然不可能像男性那样“随意”，但自由性流动仍不能漠然视之，中国毕竟跨入近代，在新的经济因素的涤荡下，社会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社会流动明显加快，因此，在东南沿海近代经济发达地区，妇女进城打工不足为奇。当然，饥饿机制是妇女打工持续发挥作用的驱动因素，这在经济落后、生存压力沉重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打工妹的职业流向
流民如潮水般涌向城市，连外国人也感到由衷地“嫉妒”：“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令世界上所有的工厂主垂涎……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似乎预示着她已处于工业大发展的前夜。”（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的确，芸芸“打工妹”，为近代工商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雇佣劳动力资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难怪陈炽在论及发展轻纺工业时满怀信心地说：“女工人等，一呼可集。”（陈炽：《续富国策》第1卷）另一方面，近代工业的发展， 也不断为贫困之家的女子创造出“打工”的机会。工厂“打工”于是乎成为“打工妹”趋之若鹜的职业。在一些轻工业部门，有的行业甚至为“打工妹”所“包打”，如上海怡和丝厂雇佣“剥茧与拣茧的女工二百人，缫丝的女工五百人，刷丝的女工二百五十人，清理废丝以备供应市场的女工一百人。”（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几乎清一色的“打工妹”；在华美烟草公司“包装”（卷烟的）工作主要是雇女工来做。她们非常灵巧，一个女工能装大小包卷烟三千至一万五千支”（《捷报》1995年6月14日）；广东南海丝厂“均用女工”； 杭州某针织厂“工人完全是女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这些职业，“天然”选择“打工妹”，并非资本家纯粹为排挤男工而设。
“打工妹”从事的职业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并不只限于工厂打工，如拣茶、茶楼酒肆的招待、做花边、结发网、帮忙工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较为主要的“特色职业”当属家庭服务。无论大都会，还是中小城市，无论沿海城市，抑或内地城市，都有为数众多的女工从事保姆、仆役之类的家庭服务职业。
“打工妹”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是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但由于性别歧视和传统意识的惯性影响，女子“打工”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舆论的非议，甚至有企业抱定“妇女应料理家务”的教条，“不用女人”，如“鄂省织布局不用女工而用男工，固属防微杜渐，于风化大有裨益，盖女子不出门，固古人明训也。”（《益闻录》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非议尽管非议，排拒尽管排拒，但却不可遏制。轻纺工业需要女工，生存重压下的贫民之家的妻女也需要“打工”以摆脱饥饿的煎熬。共同的需要，终于使女子做工成为近代中国普遍而寻常的社会潮流。
打工妹的价值远远超出赚取工资
在传统中国，“料理家务”是妇女的本分，“女子不出门”因此成为妇女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这就使她们长期处于家庭和社会的“附庸”地位。就是在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以后，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根深蒂固，据《捷报》报道说，“中国政府执行‘妇女应料理家务’的原则，因此所有公共事务从来不用女人，只有唯一的例外，即看管女犯的女监。”（《捷报》1897年9月10日）而“打工妹”的“走出家庭”， 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为男性垄断的社会公共领域，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
经济独立是妇女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的前提。“打工妹”进城打工，其价值远远超出“赚取工资”本身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意义。3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考察时发现，“城市工业吸引农村劳力，无疑这种人口流动对农村社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例如，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据传统的观念，丈夫是不侍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不能这样做。另外，丈夫不能毫无抗议或反击，便接受妻子的责备。”这个例子还是在乡镇企业中“挣工资”的妇女，城市中的“打工妹”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变化是可想而知的。如上所述，经济独立是妇女政治解放的前提。
“打工妹”同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这是不能忽视的。女工在整个工人队伍中所占比例，历年有所不同，总起来看，约占工人总数的35%左右（参见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 第21页：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489页）。她们为近代工商部门所吸收，改变流民身份，完成非农化过程，成为工人队伍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
总之，“打工妹”现象的普遍化，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义，虽然她们是破坏了封建家长制的家庭和与丈夫们竞争工作，她们却获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增进了社会的劳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