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管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比较管理学曾一度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且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时至今日，比较管理研究已经走过5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高速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并共同构成了比较管理学独特的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Harbison & Meyers(1959)的《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正式拉开比较管理分析的序幕。Farmer & Richman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一个比较管理理论框架，即“法默-里奇曼模式”。[1]Scholl Hammer通过回顾已有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取向，归纳出社会-经济研究法、生态学研究法、行为研究法和折中-经验研究法四大学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比较管理理论分析框架。[2]Ajiferuke & Boddewyn分析了文化与其他解释变量在比较管理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正式将文化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引入到比较管理研究中。[3][4]Negandhi等相继对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探讨，由此掀起了比较管理研究的一个高潮。[5][6]美国纽约大学举办的首届比较管理学学术研讨会被认为是比较管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7]这一时期的比较管理研究明显地呈现出注重建立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探讨管理是否具有可移植性等特点。
第二阶段：比较、融合美日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掀起了探究日本管理方式成功秘诀的浪潮，而且还掀起了美日比较管理研究热潮，出现了“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日本的管理艺术》、《Z理论》、《寻求优势》和《企业文化》。[8]这一阶段有一个突出成果(或共识)，即优秀的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成功的决定性要素。在这些著作中，研究者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比较不同国家间企业管理的异同，更具有实证性特点。
第三阶段：引入制度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在比较管理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Calori(1997)等遵循权变的逻辑思路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造成英、法两国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Arndt(1991)、Iye(1997)利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跨国公司的营销管理战略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是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它将比较管理研究引向深入。[9]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分析着手，通过提取关键制度因素，说明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更进一步强化了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尽管比较管理研究在近40年的时间里被广大研究者关注，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8年，却逐渐归于沉寂，经典著作和学术论文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在我国，比较管理学规范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比较管理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追根溯源，我国学者在引入比较管理学以来，一直对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缺乏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同时，国外的研究和教科书也忽视了对这些基础问题的探讨，或者讨论不够。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跨文化管理研究的日益繁荣，诸多比较管理研究者转向跨文化管理研究，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将跨文化管理与比较管理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如果不尽早地认清这些基础问题，就很难系统地开展比较管理研究。
基于此，从2009年开始，高闯等学者发起并分别以“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的企业发展”、“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方法及其应用”、“比较管理的演化理论、方法及案例分析”、“情景化、本土化理论与比较管理研究”和“中国管理实践与比较管理理论创新”为主题在南昌、南京、北京、济南和香港成功地举办了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这对活跃比较管理研究气氛，建立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推动比较管理研究及本土管理理论发展，完善比较管理学科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将比较管理研究对象的认识与诠释分为以下四类观点：
一是重合说。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一致，都是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原理、方法与实务。不同的是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比较管理学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
二是管理现象说。比较管理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并且研究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的关系。[10]
三是管理思想与实践说。这种观点认为，比较管理学是用比较的方法对本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与异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的比较研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不同情境中的主体加以对比考察。[11]
四是管理方式说。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组织的管理方式。这里的管理方式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组织内部条件下，组织管理部门和人员履行管理职能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管理系统的运行方式，包括执行管理职能的观念、价值标准、方法、分析技术等内容。[12]
重合说实质上是简单地把“比较分析”嵌入到管理理论层面上，混淆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管理现象说、管理思想与实践说、管理方式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法默-里奇曼模式”、“尼根西-埃斯塔芬模式”和“孔茨模式”的影响，使研究者仅仅看到了管理系统表层现象化的要素，而忽视了深藏其中的管理机理。比较管理学比较不同情境中管理实践层面的活动，但不等于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就是管理实践。通常，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质量特征值或“典型化事实”才能成为具有规律性的元素，才具有研究意义。以上认识中提及的“活动”、“现象”、“实践”、“方式”的总量中包含着许多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零散的、碎片式的元素，不具有研究意义。假定这些范畴具有研究意义，也只是研究工作的入手之处，因为停留在这些范畴上的认知只能是表面化或表层化的，较难进入事物的本质。比较而言，支配管理行为和方式的管理机制或管理机理更接近“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质量特征值”范畴，似应成为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高闯、关鑫(2010)提出了第五种观点，即管理模式与机制说。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管理情境下，企业间管理模式的显著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比较管理学并不简单研究处于现象层面的管理实践活动，而且要揭示具体情境下管理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机理，比较不同情境下管理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机理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回答具体的、不同情境的管理活动如何进行，有什么异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不同情境管理活动的差异。比较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比较管理这一学科所要论证的普适性命题。这一命题区分了其他学科与比较管理学的问题与范围，高度凝练了比较管理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主要研究方面和重点所在。这一界定可以抓住比较管理学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与根本，并努力探索和寻求所研究的各种问题的终极解释。比较管理学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研究不同环境系统中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性，揭示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生成与演进机理，破解其一般演化规律，探寻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的相互借鉴与移植提供可能性论证和理论依据。
二、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有关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一)“中层理论”的启示
通常，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习惯于从定理、公理的角度去研究问题。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确定定理、公理是什么，难道这时只能囿于对现象进行简单描述吗?即使找不到公理性规律，仍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诠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也就是说，在公理和现象之间还可以有一个解释层次，这个层次就是“机制”。换言之，如果把公理、机制与现象理解为上、中、下三个层面，机制位于中间层面，这就是“中层理论”。
现象是事物最表层、最直观的活动，具有零散性、碎片性等表征性特征，它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事物的内在运行机制，但观察事物往往从现象入手。“机制”一词源于机械学，用来说明机器在运动中各个部件之间的咬合关系(比如动力装置、传动装置以及制动装置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被引入到生物学领域并在社会科学多门学科中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机制不仅用来说明事物内部，还要说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机制作为公理与现象之间的一种解释性层次，重点要说明事物间“经常发生的、易于识别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诱发的条件或后果并不明朗。
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关注的重点正是“管理模式的生成与运作机制”，恰恰介于管理现象与普适性公理(按照权变理论的观点，管理中并没有绝对的普适性的公理，只是管理者适时地根据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制定能够带来令其满意的决策，并付诸实践)的中间。因此，比较管理学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既高于对管理对象的简单描述，又离不开对管理现象的抽象概括，既不一味追求管理中的公理，也不放弃探寻机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规律和法则。
(二)远离描述性研究的认识误区
通过翻阅国内外一批教科书，发现20世纪90年代或更早出版的一些《比较管理学》教材中，大多把比较管理视为描述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许多内容还停留在浅层次的比较或表面的现象罗列上。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使比较管理研究偏离了其发展的轨道，且在管理学界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魅力。因此，比较管理研究者需要高度警惕，比较管理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找出可以引进或者模仿的楷模，而是通过比较，认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提供引进或者模仿的可能性论证。学术研究从来都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策性的。由比较研究直接进入对策研究，不是比较管理学的真正出路。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所要揭示的基本问题共同决定了这种对管理现象、管理实践或管理思想的简单描述根本无法完成比较管理的真正使命。
尽管如此，简单地把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完全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同样也会阻碍研究者完整地认识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虽然描述性研究仅是在对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或素材进行简单分析的基础上，描述管理现象、管理活动、管理方式和管理结果，而并不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加以分析和说明，但是描述性研究也是比较管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解释性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对管理现象等高度概括和陈述是为系统的解释提供必要的素材。描述性研究旨在描述、解释和预测，主要用于解释科学的研究。因此，在比较管理学中，如果离开描述谈解释，会导致难以解释或解释不清晰、不准确。相反，离开解释谈描述，又丧失了比较管理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根本无法实现比较管理研究的宗旨。单纯的描述性研究方法最常见于文学翻译和医学研究中，此外，还常被作为国别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例如，在大内的《Z理论》一书中，有约一半篇幅都在描述A理论、J理论的基本特征，讲述从A理论到Z理论的应用问题。但大内本人很清楚、很谨慎，他提醒人们“这些步骤只是供人们讨论的焦点，而不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食谱”[13]。在比较管理研究中，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是不可割裂的。
(三)比较管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典型的解释性科学
按照Aken的分类方法，可以将科学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形式科学，如数学和哲学；二是解释性科学，如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等；三是设计科学，如医药科学和现代西方心理疗法等。比较管理学之所以也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在明确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基础上，通过对管理实践、管理现象和管理模式等进行分类和分析，概括或假设反映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说明概括或假设反映了客观事实，并能解释事理，揭示管理模式的生成与演进机理，预示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最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比较管理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需要讨论三类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最本质、最复杂、最难处理的，同时也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及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解释性科学本质上也是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的处理则归于设计科学、经验-分析科学或人们常说的管理科学。比较管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的核心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管理科学和设计科学不同，比较管理学是一门解释性科学。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比较研究似乎呈现出一种共性，即解释性研究。凡是比较，而且在学术上有所创见者，在已有的事例中基本上都没超出解释性这一范围。[14]比较管理就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研究。虽然也要回答“是什么”，但其根本任务是要回答“为什么”。要揭示管理行为和管理模式背后所蕴藏的管理运作机理，要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情境下管理的异同”，比较管理既要从事共时性研究，又要从事历时性研究。这种解释性研究，就是要对管理模式进行解释性说明，应当超越“存在”，进入“过程”，通过历史长河分析其承袭机制、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等，从而可以更好地解释一国或一个地区企业管理模式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种解释既有利于人们发现一国或一个地区企业管理模式中的特殊经验，也有利于发现管理模式中的普适规律。唯有如此，比较管理研究才能对管理演化中复杂的多元因果性作出深刻的理解和说明。
综上，比较管理学的本质是一门典型的解释性科学，是一种诠释性理解管理行为，并对其过程和结果作出因果性说明的科学。具体而言，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第一，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情境中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高度概括，发现其中显著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轨迹；第二，找寻出关键情境因素，讨论这些关键情境因素对企业管理模式的作用机理，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选择样本，收集关键信息和基础数据，通过数理统计分析或多案例研究检验研究假设的真伪，验证其中的因果关系；第四，选取合适的研究范式，诠释不同管理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的生成与动态演进机理，揭示其中蕴藏的一般性规律。
三、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定位
演化主义学派把管理理论的研究放在对实际管理工作者的管理经验教训上，强调从企业管理的实际经验而不是从一般原理出发来进行研究，强调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在比较管理学领域，由其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和任务所决定，在研究进路上，更主张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经验的、归纳的，也不是唯理的、演绎的。而主张演化主义的认识论和研究进路，同比较管理学以管理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是完全吻合的。
传统管理理论认为，所有理论背后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所有情境中的管理都存在一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原则、过程和一套最好的方法。然而，从20世纪中叶开始，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强，管理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管理更多地受到企业自身或管理者所处的管理情境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一个统一的且普遍适用于所有管理情境的原则、过程和方法。正如情境管理理论所强调的那样，管理者在管理部门或下属时，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方法，而是要随着组织内外部的情况和环境的改变以及下属的不同，来改变管理方式。情境可以改变构念的含义及构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于比较性分析来说非常必要，对于普遍性理论也很有用。
因此，除建构主义与演化主义之外，管理学的学科定位还需考虑情境因素或情境变量。这里所讲的情境，是由历史遗留及对未来的预期而决定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现行的、占主流地位的环境因素，或企业所处的环境系统，包括企业所处的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同时，可以将企业的管理模式视为内外环境交互作用下(受情境因素约束)形成的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
图1 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思路
徐淑英等认为，管理知识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针对具体情境的理论或知识；第二层次是受情境制约的理论；第三层次是超越具体情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15]受“管理知识体系”理论的启发，可将管理学科进行另一种分类(见图2)：第一层次是国别(或情境)管理学，研究“具体情境的理论或知识”，旨在揭示某一国别中企业管理实践的特色及规律；第二层次是比较管理学，研究“受情境制约的理论或知识”，旨在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间的系统比较，揭示管理模式的运作机理，探索管理模式的移植路径；第三层次是一般管理学(演化主义的)，研究“超越具体情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旨在揭示管理实践中普遍适用的原理、原则和一般性规律。按此标准审视现在流行的西方管理学教科书可发现，这些教科书所提供的管理学原理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下发展起来的一套管理思想体系，离开了西方情境，就会有相当一部分管理知识失去用武之地。因此，不能笼统地把这种理论定义为普适性理论。
按照以上逻辑，比较管理学可以被更为准确地定位成一门在一定程度上受情境因素约束的演化主义科学。比较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跨越性；二是对比性。跨越性是指在两个以上的独立情境中展开的比较研究。跨越性既包括空间的跨越，也包括时间的跨越。空间的跨越是不同对象的共时性对比，时间的跨越是对比较对象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的一种历时性的对比。对比性则是对具有相同性和相似性内容的管理活动(如对不同情境企业间的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活动)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按照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特征，根据企业及其管理情境的匹配类型，可以将比较管理研究分为单一企业的跨域管理比较(历时性研究或单一企业管理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不同地区单一企业间管理比较、同一地区不同国家企业间管理比较和不同地区企业群体间管理比较四种基本类型。每种基本类型的比较管理研究都是在严格的情境因素的约束下，比较企业管理模式间的异同，通过概括归纳，构建基于演化主义的合理的、能够得到广大研究者普遍认同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探讨、梳理和诠释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生成与演进机理，并从理论层面上对管理模式间的差异加以解释和说明。
四、比较管理学的演化分析范式
在比较管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一是比较管理研究中的能力范式。该范式主要是从企业能力中找寻造成不同情境下管理模式差异的关键要素，进而探寻和解释企业管理模式的生成与演进机理。能力范式的理论前提是将企业看成一个不同能力的集合体，在假定企业外部环境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企业管理活动及其管理模式主要受企业内部资源基础和能力的影响。二是比较管理研究中的文化范式。该范式立足于不同管理情境中的文化差异，在其他环境因素影响确定的前提假设下，从企业外部文化和企业文化中找寻关键文化因素及这些关键文化因素对管理模式的生成与演进的作用机理，进而解释管理模式间的显著差异。企业外部文化，即企业所处外部环境中的文化环境，包括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风俗、惯例、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认知模式(对自我的认知，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知，对个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等，对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和交易方式的选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构建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文化，如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等，必然会对内部成员间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及与此相对应的管理模式起决定作用，并且还会影响到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模式的选择。文化范式实际上遵循了“文化—认知—行为—模式”的分析逻辑。文化范式对比较管理研究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三是比较管理研究中的制度范式。该范式致力于通过找寻不同管理情境下的制度因素及其差异，并透过这些制度因素对企业管理模式的作用机理，解释管理模式间的显著差异(高闯、关鑫，2010)。
图2 建立全球知识管理体系的几类研究
资料来源：徐淑英，张学志：《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7期。
可以说，这三种分析范式在以往的比较管理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分析范式都属于静态比较，致使比较管理学的发展受到较大限制。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相关学科的飞速进步，如演化经济学等，为比较管理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高闯首先提出将演化分析方法引入到比较管理研究中，进而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探寻和揭示管理活动的内在规律，建立和完善比较管理学的演化分析范式，更好地推动比较管理研究的发展。演化分析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动态分析。就是说，对事物存在原因的解释取决于对其如何成为目前状态的解释。从不把一种存在性定理(静态意义)或一种纯功能主义的主张(实体X存在是因为它执行功能Y，即用结果解释原因)作为一种“适当的解释”。
社会演化理论成功运用演化分析方法，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惯例来进行选择的。惯例是经济演化理论中最核心的范畴，是指组织中重复出现的活动方式，是基因的经济对应物。经济演化理论在人类的经济活动分析中也沿用了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惯例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同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惯例是相对稳定和可以继承的，具有某些惯例的企业可能比其他企业做得更好，因此，惯例是可以选择的。组织的搜寻与评价可修改惯例，甚至替代惯例。选择环境是由组织的外部状况和其他组织的特点及行为决定的。企业所作出的全部选择都是基于对这一选择环境的考虑和适应性调整。
在演化分析范式下，惯例和基因一样，能够自我复制。但是惯例中没有一个像基因那样的有形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社会机制，包括模仿和学习机制(如企业风俗、礼仪、价值观)。组织中新奇事物的出现或现实中经历了挫败导致惯例发生变异，推动创新。但其惯例的某些遗传特征仍会保留下来，即变异或创新过程经历的是路径依赖式的演变。因此，演化分析范式主要运用了惯例的复制、遗传、变异或创新来对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比较并加以解释，诠释其动态演进机理，进而明确回答两种不同管理模式间区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即不同的惯例。[16]
五、比较管理学的前景展望
尽管比较管理学在国内取得了一些新发展，并收获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现阶段比较管理研究中仍存在着三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如何确定两个比较管理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二是针对高水平的比较管理研究成果较少的现状，面对国内外专注于比较管理研究的学术团队极少的现实，如何进一步提升比较管理研究的质量，建设和壮大学术团队；三是比较管理研究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确保促进比较管理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①。
(一)比较管理未来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管理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应该将比较或国际比较方法排除在比较管理研究之外，主张将针对我国管理实践的研究纳入比较管理研究范畴。
第二，关注我国管理模式的总结。当前，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急需对我国的管理方式加以总结。而比较管理恰恰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比较方法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严格地做一项比较管理研究，就是一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受控实验方法。因此，它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研究对象的清晰界定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前提，而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管理移植理论则是比较管理研究的终极归宿。从这方面来看，比较管理研究的未来方向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国际管理模式的横向比较，二是不同类型组织间的管理比较。特别是后者，即针对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间管理模式的比较，应当作为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三，当前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解决好刚成立不久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比较管理研究院的定位问题；二是正确对待比较管理研究的目标和选题问题。国际比较管理研究院应该作为国际比较管理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国内领先的专门从事比较管理研究的学术机构。“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间的关联和差异”是比较管理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而这又恰恰是政策制定者与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这一选题与深入研究有着美好前景。
(二)比较管理研究质量的提升与学术团队的打造
研究方法的优化、研究领域及研究成果的应用导向三方面都可有效地提升比较管理研究的质量，并合理建设相应的学术团队来推进比较管理学的发展。
在比较管理研究方法中，既要有描述性研究，又要有解释性研究。比较管理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阶段的描述性研究，可能是案例或事件，这是解释性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比较管理学科的建设过程中，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按照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建构主义和演化主义来划分，并不容易清晰地区分。由“企业本位论”到定量研究，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展示中国现实问题，依旧是摆在每一位管理研究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有效地提升本土理论水平。
管理学是在总结管理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所有的管理研究都会有比较管理研究的味道，所以，比较管理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管理实践。当前困扰学术界的有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面向中国管理实践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中国管理实践服务的；二是管理理论对实践是否有影响，影响的层面有哪些；三是管理研究需要定量分析，而企业家则大多是凭借非理性的直觉和判断力来制定战略决策。管理实践者喜欢德鲁克和波特的书，而不知道徐淑英，更不喜欢数理实证研究。这些管理畅销书对企业的影响又集中在哪些层面。咨询公司提出的东西又是一个套路，企业借助这些来造势、宣传，但并不一定真的会采用。提升比较管理学的研究质量，打造专业研究团队，首先就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
依托目前已有的两个组织，建立学术共同体，考虑吸纳各个层面的人才进入研究队伍中来。同时，要尽快完成并出版比较管理学系列教材，并借此扩大比较管理的学术影响力，推动比较管理研究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比较管理的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外学者对我国经济和企业愈加关注，他们非常希望与我国学者建立起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一同开展面向我国的课题研究。作为国内首家专业的比较管理研究机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比较管理研究院可抓住这一契机，与国际知名学府或专业研究机构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加强学术与人才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并借此推动比较管理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同时，还要尽快完善比较管理研究专业网站建设，加强与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的学术合作，并定期召开国际比较管理研讨会。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共同分享中外比较管理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加快推动比较管理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进而大幅提升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比较管理学科基础问题与发展动态》。
注释：
①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和下面的解决思路主要根据2012年12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国际比较管理研究院主办的“比较管理研究专家座谈会”上高闯、仝允桓、徐二明、黄群慧、王佳宁、陈传明等专家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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