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语与满语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称，全世界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计有14种，分布在中国的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历史上的女真语；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吉达尔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语、奥罗奇语等；其中鄂温克语也分布在蒙古国的一些地区。①满语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历史上的女真语又是满语的祖语，它们之间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对其进行历史语言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对此将进行粗浅的探讨，敬希海内外方家教正。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之回顾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为女真语、满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途径。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在西方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其奠基人主要是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葆朴和格里木（亦译格林）以及俄国的沃斯托克夫等，他们都各自独立地促进了本国语言科学的诞生，并在欧洲各国掀起了对各种语言展开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学者们按照语言的历史来源和亲属关系，对各种语言作出了谱系分类，分出语系、语族和语支。19世纪70年代是历史语言比较研究的转折点，其主要标志则是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得到了进一步阐明，并确立了类推作用的原则。瑞士的著名学者索绪尔及其学生法国的梅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集大成者。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在中国真正进行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则起步较晚，而且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多是在描写研究基础上起步的。解放前乃至解放初期研究成果不多。八十年代后，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阿尔泰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虽然各有关语族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及内部系属分类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不过在整个语系的研究上尚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阿尔泰语系的古代各族，有的建立过政权，创制过本民族文字，留下了许多民族语文资料。例如：满族的先民女真族曾先后创制女真大、小字，记录女真语言。在有金一代直至后期，延用了四百多年。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又命学士额尔德尼、噶盖依仿蒙古文字创制无圈点老满文，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时，又由达海加上圈点改为新满文，保留了大量的满语词汇，满文在整个清朝一直延用了三百多年。
早在清代，对女真语文和满语文就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满语文处在“国语国书”的地位，不仅编印了大批的辞书，还有一些传统的语文研究论著问世。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使用满语的人口骤然减少，满语文研究也随之走向低谷。虽然自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一些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发表了一些关于女真语言文字和满语文方面的论著。但是，历史比较语言研究方面则尚属凤毛麟角。建国前曾著文介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是董同和先生，他在《阿尔泰系语言概说》②中，分为叙说、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等四个部分介绍了阿尔泰语系各族及其语言分布、语言特点及其分类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阿尔泰民族语言比较的论文则很少见。60年代著名女真语言文字学专家金光平发表《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③一文，是一篇从文字学角度对契丹文与女真文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章，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不断地取得共识。1964年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④对女真文字的创制、构造、读音和语法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是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第一部专著，可以代表我国学术界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最新水平。书中第一章对女真语在满—通古斯语族中的地位；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女真语与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的关系，均做了概略的论述，应该说，这是我国对阿尔泰语系各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为女真语与满语、女真语与蒙古等其他族语言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开创了范例。80年代以来，阿尔泰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著述逐渐增多，出现了可喜的局面。著名的契丹语文、蒙古语文专家清格尔泰先生与刘照雄先生合写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⑤一文中对国外阿尔泰语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了扼要介绍。我的满文老师、精通日、俄、英和蒙、满、达斡尔语言的巴达荣嘎先生的《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⑥一文，也是一篇比较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章，着重对古蒙古语与达斡尔语的对比、满洲语与达斡尔语的关系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论和对比，很有见地和说服力。著名的契丹语言、蒙古语文学者陈乃雄教授的《阿尔泰语系概要》⑦讲座稿，除一般性介绍外，也提出了自己对阿尔泰系属问题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地用“谱系树”、“波浪论”、“错合论”、“蔓延论”、“借贷论”加以概括，也不是“三个同心圆”机械扩展的结果，而是一些具有共同起源的语言，一方面受到祖语内在引力的制约，一方面又受到外来引力（包括地理、历史等变迁）的影响，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不断经历着自觉与不自觉的语言向心和离心作用，在缓慢持续地偏离同一个圆心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语言的形成和演化往往是在一系列语言“滚雪球式”的运动中实现的。在“雪球”滚动过程中，不光融掉一些表面的东西，同时又吸收或生成了更多的东西，使“雪球”越滚越大。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使用阿尔泰语言的集团完全脱离了母体，于是它们的语言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有的可能保存下来，但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接受着迥然不同的影响；有的可能消亡，转用了别的民族语言；有的则可能在别的语言社会的影响下和本身独特的经历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此外还有几篇文章也各有特色，如：林莲云的《我国阿尔泰语言的谐音词》⑧；胡增益的《阿尔泰语言中的经济原则》⑨；吴维的《融合与分化——中国阿尔泰语系源流概说》⑩；金炳喆的《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共同词的探讨——〈五体清文鉴〉研究》(11)等，有的是属于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有的是就某些方面的语言比较研究，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尚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总之，近十多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探索，多数学者不断取得一些共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不论历史上是否存在过阿尔泰语共同体（或称母语），也不管突厥、蒙古、满—通古斯三大语族彼此间是否有原始的亲缘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满—通古斯语都还不是这些语言的起始，它们有可能从一种或一些更古老的语言或方言中继承了某些语法形式和词汇。所以对这些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仍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目前，我国阿尔泰语系历史语言比较研究，一方面需要加强跨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另方面，也要注意本语族内部各语支，甚至是同一语支的民族纵向或横向比较研究，女真语与满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当然是属于后者。
二、女真语与满语之比较
女真语是满语的祖语，满语是女真语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联系方面说，历史上这两种语言，本来就生长在一棵语言谱系树上，所谓“肃慎女真连满洲”，是说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个古老民族的不同称谓，只是到了后金天聪汗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才将女真族称改为满洲。皇太极明令宣布：“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12)从此，便正式将显赫数世的女真族改称为满洲。翌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其本人也改汗称帝，是为清太宗。显然，改族称和改国号都是人为造成的。它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具体说来，一方面统一后的女真各部需要一个新的族名，因为原来的诸申（即肃慎、朱里先）的旧称，已随着女真族内部阶级分化而下降为贱民之称，不再能概括新的扩大了的民族共同体的全称。虽然，在各部落中自有专名，但却没有一个可以施及全民族的通称；另方面，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如果继续沿用从前与宋朝对峙的大金旧称，则易为明末汉人所厌闻，造成不必要的民族隔阂，何况此时多民族的后金政权，已不是金国号所能概括的，因而要改国号为清。
从区别上说，首先是反映民族语言的文字符号有别。原有女真文字是在完颜阿骨打反辽后建立大金政权之初，金太祖宗颜阿骨打于天辅二年（1118年）命开国功臣、女真族著名学者完颜希尹与耶鲁（叶鲁）创本国字，备制度。希尹等“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13)这就是女真大字。后来，金熙宗完颜亶又对女真字进行了改进，创制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并于皇统五年（1145年）“初用御制小字”。(14)与希尹等人所制女真大字俱行用，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广泛地应用起来。女真文作为官方通用文字，用以撰写国书谕令和文诰，设立女真字学校以教授女真文，培养女真字人材；立女真进士科，以升擢选官；译述汉文经典，传播先进的汉文化；女真字还应用于碑刻、符牌、铜印、画押、墨书题记或官印铜镜之边款等。总之，女真字颁行后，由于金统治者的提倡，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各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女真贵族垄断文化，广大的女真下层人民并不可能人人都学会了女真字，加上女真字本身固有的局限和弱点，普及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当女真族与中原文化接触后，学习汉语和汉字的人逐渐增多。金亡以后，在元朝统治期间，女真族同蒙古族接触频繁，又有不少人学会蒙古语和蒙古文。而真正会女真文的人便逐渐减少，到了明中期以后，女真文逐渐变成了一种死文字，其使用范围也仅限于女真族的发源地。到明末，很多女真人已经不认识女真字，甚或不使用女真字了。因而，当建州女真兴起统一女真各部后，其首领努儿哈赤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学士额尔德尼、噶盖等以蒙古字拼国语，创制无圈点满文新字，也称老满文，颁行国中。从此，女真文便彻底废止不用了，满文终于取代了女真文。这种老满文字母比较简单，比女真文字易学，便于普及。但是也有弱点，它不能很好地记录音素较多的女真语音，致使部分字母“上下字无别。故‘它、搭’、‘特、德’、‘扎、蜇’、‘呀、耶’等字不分，均如一体。若平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至如人名地名，则恐有错误”。(15)加上老满文属初创，字母尚不统一，变异较多，不大规范，故天聪汗皇太极在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又命文士达海“可以原字头照旧书写，惟增加圈点，俾后学者视之，或有裨益于万一。如有错讹，仍能用旧字头证明”。(16)于是，皇太极颁布了新满文十二字头，规范了字母形式，较准确地区别了原来不能区分开的语音，由于增加了圈点，使一些字音得以区别开来。还增加了一套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拼写汉语借词）的字母。用这套字母写出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称有圈点满文。以上，我们是从文字符号上，对女真文和满文进行了区别和比较。
其次，从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角度来考查，我们发现满语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与女真语的词汇、读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女真语与满语相同的语词占绝大多数。例如：
女真语与满语相异的语词中，根据语词的不同情况，大约可分为三类：
其一，指语词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例如：
这一类语词数量不多。
其二，语词的意义虽相同，而读音略异者，属于此类的语词，大体可归纳为两项：
1.语音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
2.两者读音有关连而没有一定变化规律
类似以上这些截然相异的语词，约占现在已知的女真词汇中的百分之十左右。且以上所举语词均为永乐《华夷译语》中的《女真译语》的语词。
大家知道，《华夷译语》乃是明初四夷馆所辑。四夷馆于明成祖朱棣永乐五年（1407年）成立，因而，习惯上称为永乐《华夷译语》，而现存的《女真译语》，当是四夷馆成立之初编辑的。后来又有会同馆《华夷译语》，系明末人茅瑞徵（字伯符）所辑，时间大约是崇祯年间(1628-1644)编成，其底本乃是会同馆的口译用本，因此，只标有汉字注音，却没有女真文字。茅瑞徵虽然是在崇祯年间编辑此书，但其所根据的底本，起码是从明中叶起，即已汇集了这些女真语语词。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会同馆《女真译语》与永乐《女真译语》两种本子的语汇不甚相符。会同馆《女真译语》词汇数量多，而且经过仔细查阅和对比，有些地方与满语非常相近。这里仅举出一些常见的例子列表说明之，供比较研究时参考。
三、关于女真语言演变规律的初步探索
主要是就会同馆《女真译语》的语言特征及其与永乐《女真译语》的语言进行比较。会同馆是明朝廷接待边疆少数民族官员及外国使臣所设的官方机构，隶属于礼部，其主要馆务工作是掌管通译、伴送、点视贡物以及在馆内互市等事宜。
明末会同馆所编《女真译语》乃是研究明代女真语的重要语言资料。现存会同馆《女真译语》主要有下列几种抄本：
1.日本德岛市所藏阿波文库本。
2.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
3.日本松泽老泉1820年《汇刻书目外集》著录本。
4.日本近藤守重1823年《正斋书籍考》（再版）录本。
5.孝慈堂书目所载体，即《观古堂书目丛刻》所收本。
6.英国伦敦东洋语学校藏本。
7.法国远东学院藏本（已蛀坏）。
8.越南河内原佛国远东学院藏本。
上述所列各种抄本中，常见的是两种本字，即阿波文库本和静嘉堂本。阿波文库本所收语词共1154条，而静嘉堂本所收语词共1080条。两种本子相比较来看，阿波文库本的错误少些，而静嘉堂木的错误较多、较严重。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和山本守先生有研究和考异，(17)可资参考。
由于会同馆《女真译语》没有标明女真字，故学术界长期以来往往忽视其学术价值，这是不对的。日本学者石田斡之助、山本守和外山军治先生对其进行过研究和考论，尤其是山本守对两个本子都进行过整理和研究，成绩突出。
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会同馆《女真译语》中的女真语词与传世的女真文碑刻语词很有距离，而永乐《女真译语》中的女真语词多与现存碑刻文字相符。这就有理由使人怀疑，在明朝时女真语口语与书面文语已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以至会同馆《女真译语》多把中辅音l及尾辅音n（甚至音节）去掉，这看起来并不足怪，因为在清末所见闻的满语口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
类似现象还有一些例子。可见，人类语言演变的规律，基本上是日趋简便，因此，依靠满语来推究女真语时，只能观其大略，并且要注意到这种情况，不能机械相对，因为女真语与满语只是大致相同，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一样。(18)
不过，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会同馆《女真译语》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会话应用教本。这正体现了当年编写会同馆《女真译语》的初衷和用意，目的在于提高该馆官员的女真语会话水平。因为这些官员在通译、伴送等业务中，一般只需要口语和会话，因而在教本中便省略了女真文字。正因为教本是以会话为宗旨，故所编语词的读音与永乐《女真译语》和满文书面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口语中的语流音变。例如：
从上述的例证中可见，双唇音[p]在词中出现时，由于受邻近音的影响，语流音变的可能性最大，满语和永乐《女真译语》在第1和10号词中的[p]音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已被脱落，而1号词中吐气音[k]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则转换成不吐气音[k]。
第5号词在满语中的[pi]音节，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则被前元音[y]所代替。
第8号词满语中的[p]音，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又被脱落，以后元音[u]所替换。
由于现代满语在满族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消亡或半消亡状态，因而我们很难以活的语言材料证实口语和书面语的读音差别。不过，据金启孮先生说，北京“内城语言”不但含有教授所著《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19)所述：“吃饭”为布达哲妹（满语书面语为buda jembi），这jembi中的双辱音[p]在口语中已消失。看来，从书面语到口语，在语流音变中[p]音是最容易脱落的一个语音。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看，[p]音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的口语中也是常见的语流音变现象之一。例如：
从蒙古语口语中的双辱音[p]脱落现象可以推断，会同馆《女真译语》很像是一本口语读本。
第15号词在满语书面语中为angga，会同馆《女真译语》作昂哈。满语书面语中的塞音[k]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异化成擦音[x]，这种异化现象，在满语口语中也是最常见的语流音变现象之一。
除此而外，[k‘]音的脱落、异化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如“鸡”的满语书面语为cok‘o，而口语中则成为chuo或huo。
所谓语流音变中常见的音变现象有同化、异化、换位、弱化和脱落等。在连续的语流中，一个音往往由于邻近音的影响发生一些变化。这种现象在汉语中也同样存在。如，棉袍一词[miεnp'au]往往说成[miεm-p'au]，舌尖辅音[n]被同化成为双唇音[m]。
那些与满语读音不同的会同馆《女真译语》中的很大一部分词汇是由于口语读音所致。这是会同馆《女真译语》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
其次，会同馆《女真译语》另一个显著的语音特征是末音节[n]音脱落和末音节的全部脱落现象。众所周知，语音的脱落现象是语音弱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语言学的一般规则中，辅音的弱化往往由于邻近音的影响或辅音本身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而引起元音的弱化，总是出现在弱化音节中。弱化音节再发展一步，就会出现语音的脱落现象。下面试就会同馆《女真译语》中舌尖辅音[n]的脱落现象，列举如下：
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绝大部分词语的末音节[n]音都已脱落。在满语口语中末音[n]大量脱落的原因，由于说话时连续的语流中舌尖[n]的发音不十分方便，而末音[n]在满语中本身发音很轻，属弱化音。这种现象，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口语中可以得到佐证。例如：
词义 三家子村口语 满语书面语 词义 三家子村口语 满语书面语
三以拉 ilan 牛 伊阿
ihan
四堆
duin 狗 因大或 indahūn
八
扎虎 jakūn 薄 尼寄列 nekeliyen
十抓
juan
女真语和满语口语中语音的脱落现象不仅仅限于[n]，其它辅音中同样有脱落现象，甚至在一些词中有整音节的消亡现象。此种现象在会同馆《女真译语》中仍然是可以找到的。例如：
词义 会同馆《女真译词》 满语书面语 词义 三家子村口语 满语书面语
杏
贵guilehe 海墨得
mederi
花
亦ilha路住 jugun
夏 壮里
juwari 发分黑
funiyehe
凉 塞儿 serguwen 野鸡 兀鲁麻 ulhūma
上述词例说明，有些语词不仅脱落整音节，而且词根以下各音节都有脱落现象。这些现象说明，满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发音差别，从明代女真语中即可以得到证实。由此看来，有些学者所说满蒙语重音在词首音节，虽然尚未得到公认，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会同馆《女真译语》确实应属于应用性的会话教本。
金代女真语发展到明代时，语音方面发生了不少变化。而明代女真语则为满语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语言条件和环境。会同馆《女真译语》比起永乐《女真译语》则更接近于满语了。例如：
词义永乐《女真译语》会同馆《女真译语》满语
父
阿民阿麻 ama
舌
一棱古 亦冷古
ilenggu
衣
哈都阿都 adu
饭
卜都乖 不答 buda
米
卜勒伯勒 bele
酱
速温迷速 misun
水
没 木克 mude
鞭
素失孩 速失哈
susiha
灰
伏勒吉 伏冷吉
fulenggi
薄
南克洪 捏克叶
nekeliyen
牛
委罕亦哈 ihan
鼠
申革胜革力
singgeri
鸭
灭黑捏黑 niyehe
从上举例词中的读音可以看出，会同馆《女真译语》明显地与满语十分相近。说明从金代女真语到清初满语，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现有女真语言资料来分析，主要发生了下列变化：
1.前高元音i前的[t]、[t‘]已经完成腭化音变，即di＞ji、ti＞ci的音变。
2.前高元音前的鼻辅音[m]和边音[l]在一些词中发生鼻辅音[n]的音变，即m＞n、l＞n的音变。
3.前高元音[i]在一些语词中发生鼻化，即i＞m的音变。
4.擦音[x]为词首的语词中，[x]音变为零声母，即h＞零声母的变化。
在明代末年，第1种现象尚未完成；而第2、3、4种音变已经或正在完成之中。例如：
明代女真译语既保留着金代女真语的读音，也反映着清初满语的语音特征。因此，在女真语到满语的发展过程中，明代女真语处于承前启后的连接状态中。关于这一点，除了会同馆《女真译语》之外，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所刻《奴儿干永宁寺碑》之女真文也可以佐证。至于对女真语数词的表示，永乐《女真译语》中完整地保存着女真语的原始表达方式，即个位数到十位数都是以固定词来表示。学界讨论中，有人曾认为永乐《女真译语》成书时，大约是根据金代女真语文资料做为范本。而《奴儿干永宁寺碑》中，女真文数词则已过渡到较先进的组合表达方式了。例如：
词义 永宁寺碑女真文 满语
十一juwa-enu
juwan cmu
二十二 juwe-juwa-juwe orin-juwe
二十五 juwe-juwa-sunjaorin-sunja
在金代，不仅十位数中二十、三十、四十类似整数以一个语词来表达，而且对非整数，如：十五、十六等数词，也是以专门语词来表示。如：《金史·国语解》人事条云：“十六曰女鲁欢”。《金史·石盏女鲁欢传》云：“石盏女鲁欢，本名十六。”(20)
综上所述，会同馆《女真译语》不仅更接近于满语，而且也反映着女真语向满语发展演变的重要过程。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于天兴三年（1234年）被蒙古汗国所灭。可惜，元代没能留下多少女真译语文的资料。但是，从一些零星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以女真语做为日常交际工具。《元史·地理志》云：“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真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21)另见《元史·世祖纪十》云：“以河西回回、畏兀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
到了明代，由于永乐《女真译语》，尤其是会同馆《女真译语》以及《奴儿干永宁寺碑》的留存，使人们得知明代女真语的概貌。会同馆《女真译语》的传世，使人们获得了较系统而完整的明代女真语的基本资料，为明代女真语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文献，足可以与永宁寺碑和永乐《女真译语》相参证。
从金代女真语到清初满语的形成，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女真语同女真社会一样，经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女真语在语法特征、词汇结构、音位系统、语音规则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代女真语正是处在这一变化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
总之，会同馆《女真译语》对于了解金、明两代女真语演变过程以及明代女真语发展到清代满语等重大课题的探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注释：
①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②董同和：《阿尔泰系语言概说》，载《边政公论》2卷9-10期，1943年。
③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2期。
④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⑤清格尔泰、刘照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民族语文研究文集》1982年。
⑥巴达荣嘎：《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2期。
⑦陈乃雄：《阿尔泰语系概要》，《语言调查研究讲座》，1986年。
⑧林莲云：《我国阿尔泰语言的谐音词》，《民族语文》1984年5期。
⑨胡增益：《阿尔泰语言中的经济原则》，《民族语文》1989年4期。
⑩吴维：《融合与分化——中国阿尔泰语系源流概说》，《北方论丛》1989年5期。
(11)金炳喆：《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共同词的探讨——〈五体清文鉴〉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4期。
(12)《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条。
(13)《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
(14)《金史》卷4，《熙宗纪》。
(15)《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十七日。
(16)《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十七日。
(17)外山军治：《关于阿波文库华夷译语》，载《东洋史研究》3卷5号，1943年。山本守：《静嘉堂木本女真译语考异》，载《书香》15卷10号，1943年。
(18)参见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7月版。
(19)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20)《金史》卷116，《石盏女鲁欢传》。
(21)《金史》卷59，《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