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为什么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革命性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大革命的成与败都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在学界，很多学者都承认这一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因过高估计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性而过分信任国民党。但共产国际为何要过高估计国民党从而信任国民党？这种对国民党的盲目信任导致了共产国际哪些政策上的失误呢？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说还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共产国际信任国民党的原因分析
共产国际过高估计国民党从而盲目信任国民党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列宁对国民党评价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有着比中国共产党更长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前，国民党就成为苏俄革命者关注的一个政治团体，尤其是这个团体的领袖孙中山，更是为世人所瞩目。早在1912年7月，列宁身居异国，当他看到布鲁塞尔出版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刊载的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时，就以极大的兴趣研读了这篇文章，并且撰写了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尽管列宁这篇文章对孙中山的理论提出了直接批评，但同时给予孙中山本人、孙中山的理论和他所代表的阶级以高度赞扬。
列宁认为，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的论文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潮”，“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是“代表着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1]（p423—428）
这里之所以较多地引用列宁这篇文章中的话，是因为列宁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对后来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有着重大影响，它实际上为共产国际和苏俄认识国民党定下了基调。1927年1月，共产国际书记拉狄克这样写到：“1912年7月15日他（指列宁）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直到今天还以其分析的精辟令人惊叹。这篇文章成为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基本政策。”[2]（p262）（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
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是不是列宁所论述的那样，已有历史下了定论。问题是国民党本身是变化着的，他的领导者的变化更大，共产国际把列宁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的评价，看成是对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国民党的评价，并把这种评价一直当成“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基本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列宁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评价，成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过高估计国民党从而信任国民党的根源。
当然，影响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态度的不仅仅只有1912年的这篇文章，在这之后，列宁还写了《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并一直关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孙中山有了书信联系，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态度使列宁更加信任孙中山，并一直在谋求与孙中山建立某种直接的联系。当共产国际二大确立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政策后，在中国，共产国际可以与之结成“临时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又是谁呢？有学者断言：“关于这个问题，在列宁的心目中早已有了答案的轮廓。”[3]（p17—18）后来，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中国，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列宁对国民党信任的影响贯穿整个国共合作的始终。
第二，受共产国际要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影响。
共产国际之所以过高地估计国民党、信任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在当时要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全世界各国反动派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下，结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联盟，他们要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消灭东西方革命运动。为了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世界范围寻找同盟军。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看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已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这一重大问题紧密联系了起来。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这个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4]（p137，139）。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路。共产国际二大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5]（p144）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5]（p145）“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5]（p143）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开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寻找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由于中国与苏联间的地缘关系，中国必然成为共产国际工作的重点，被列宁信任的孙中山国民党自然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线之中。
当时国民党确实是中国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反帝反封方面体现出的革命性是不容怀疑的。从反帝反封这个角度讲，他们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共产国际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来评判当时的国民党的。至于国民党革命性以外的其他特性、国民党革命的目的与世界革命的目的之间的差异性、国民党与共产党党性之间的根本冲突性等事关中国大革命成败的很多方面，共产国际并没有作更多考虑。
第三，受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考察不实的影响。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来考察国民党时有的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后来在促成国共合作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马林。特别要指出的是马林来自列宁身边。他曾说过：在共产国际二大期间“我被指定参加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是这个委员会主席，里面还有罗易。我任秘书。我们依据列宁和罗易的两个提纲进行工作。”“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6]（p22）“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6]（p23）
马林来中国后，看到的国民党是一个由“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的组织表示极大的兴趣”）、侨民（“这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但“国民党的领导者从来不曾真正代表过这个集团的要求”）、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孙中山好几次谈到国民党组织的目标时“明确地列举苏联红军作例子”）、工人组成的“各阶级的联盟”，它有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党纲，包括三项原则：反对外国统治；争取民主；争取公民的人的生活。这个党与工人联系密切，领导并支持着工人的罢工[6]（p15—17）。正是基于马林考察国民党后得出的这种结论，共产国际很快决定在中国实施国共合作计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国民党的定位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5]（p436）后来的情况曾复杂而多变，但共产国际给国民党的这一定位基本上贯穿国共合作的始终。在越飞1923年1月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话：“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孙逸仙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国民党确实正在成为中国群众性的政党。”[7]（p197）孙中山的首席顾问鲍罗廷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两年多后说：“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8]（p2）他确认：“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8]（p13）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国际代表中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国民党与他们过去认识之间的差距，但基于这个“同盟者”的重要性，共产国际便一直坚持过去的结论，保持对国民党的信任。
第四，受共产国际推进、维持国共合作方针的影响。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目的，罗易曾说得很清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任务，同在一切殖民地国家一样，是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力量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起了共产党组织，但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组织在实现共产国际的目标方面，并不具有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非常明显，组成反帝队伍的各阶级不可能全部动员到共产党的纲领之下。因此，必须寻找一个达到这个目的的更加广泛的基础。基此理由，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的出发点，就在于支持国民党，给它人力和物力的援助，以期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9]（p354）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共产国际就极力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企图通过共产党来影响、改变国民党，使国民党掌控在共产国际手中，使之为实现共产国际的目标服务。但现实的情况是共产党人中很多人并不认同国民党，国共合作方针的实施遇到很大阻力。为了说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不得不多说国民党的好话，以使共产党人改变对国民党的看法。关于这一点，有太多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们都知道国共合作前陈独秀曾写信给魏经斯基，力陈共产党与国民党不能合作的六点理由，其中第六条说，“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10]（p31—32）可当共产国际确定的国共合作方针已成定局，共产党的三大接受了这一方针之后，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说了另一番话，让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截然不同的认识：“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7]（p262）事隔仅一年有余，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对国民党产生一种全新的看法？这并不是国民党在短时期里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结果，实际上陈独秀只是在重复共产国际的结论。所以后来马林得意地说：“在我们党内，关于加入孙逸仙党的决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7]（p180）
当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共两党磨擦不断，国共合作随时有分裂的危险，为了维系两党的合作，共产国际又不得不为国民党说好话，以使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也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第五，受国民党本身的言行对共产国际迷惑的影响。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正式成立，孙中山提出了“重新改造中华民国”的号召，再次举起“革命”的旗帜，他重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提出北伐主张、开展讨逆斗争，革命热情不减当年。所以当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同盟者时，国民党很正常地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线。在和共产国际的交往中，国民党的很多表现也给共产国际以迷惑，导致共产国际过分信任国民党。比如，孙中山接受马林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和苏俄副外长越飞发表联合声明、接受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和共产党合作开展以消灭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等等革命行为，成为共产国际信任国民党的有力依托。同时，国民党的很多言论也导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如孙中山标榜自己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标榜自己的革命与苏俄革命的一致性，时不时流露出“以俄为师”的言论；国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言论更是让共产国际迷惑，关于这一点有必要举些例子进行说明，因为国民党在莫斯科的很多言论极大地影响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看法。如蒋介石在拜会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时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7]（p283）。在《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在1923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说：“今天，国民党肩负着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责任，这是进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是世界的革命因素之一。”[7]（p330）蒋介石还对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党员总数为60万，其中约1/3是工人和农民。”“另2/3包括知识分子、商人、士兵以及华侨。”[7]（p334）正是听信了蒋介石的这一番高谈阔论，季诺维也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政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7]（p337）也正是在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相信国民党会像共产国际所期望的那样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全力支持共产党。决议说：“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所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7]（p344）。而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影响深远。
蒋介石回到国内后一直以激进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政坛，更是给共产国际以迷惑。当蒋介石明显出现叛变革命的迹象时，国民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汪精卫继续对共产国际给予迷惑，直到革命完全失败，共产国际才看清了这些国民党人的真正本质。
二、过分信任国民党所导致的政策失误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认识上的偏差，必然要带来政策上的失误。笔者认为，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由于信任国民党而出现的政策性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导致共产国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支配国民党的能力。
由于共产国际对对国民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共产国际确信国民党会听命于自己，所以我们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决议”中，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吻：我们应当“使”、“促使”、“迫使”国民党如何如何；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应该”如何如何，俨然把国民党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似乎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志发展下去。历史证明这只是共产国际的一种幻想，共产国际并不具备这种支配国民党的能力。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发来指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注重农民问题、领导权问题的要求，同时也对国民党提出了基本要求：“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5]（p457）同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充分表现了共产国际由于过分相信国民党而替国民党作主这一特点。《决议》对国民党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应该”进行新的解释，“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在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还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的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和建立联系。”[7]（p344—345）1923年11月，在同蒋介石谈话时，季诺维也夫也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并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出现一些困难，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希望国民党做工作，把共产党成员和国民党另一部分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在无产阶级发动的时候，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国民党应该始终站在工人一边，应该始终积极支持工人的斗争。”[7]（p335）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多次用这种口吻指挥国民党。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种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组织约束，共产党应该努力去完成共产国际赋予的任务。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并没有组织约束关系，共产国际凭什么对国民党提出种种要求？没有别的什么理由，惟一的就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信任。历史事实是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抛开共产国际、苏联的良好愿望，自行其事，对他“应该”支持的工农运动进行了镇压，对他“应该”很好地合作下去的共产党进行了清除、屠杀。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应该”做到的，国民党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去做，相反，蒋、汪叛变革命，以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为敌，而共产国际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
第二，导致共产国际赋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难以完成的重任。
有些学者在总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轻视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着“重国轻共”的倾向。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决议中，除了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还不强大，中国惟一重要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外，也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寄予了厚望。
首先，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时，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图改变国民党。马林在得知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后就说过：“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6]（p26）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5]（p437）魏经斯基说得更直接：“和国民党共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农和年轻知识分子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宣传和演讲，逐步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1]（p94）罗易在中共五大时还在说：“目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不是削弱而是巩固国民党，是要把国民党转变为被压迫阶级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巩固的革命联盟。”[12]（p419）为什么共产国际会让共产党去改变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呢？也只有一个解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信任。
其次，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国民党，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而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发展自己的组织。“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5]（p549）同时共产国际又这样要求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有的旗帜。”[5]（p436—437）
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7年7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曾这样表述过：“这对于一个党的领导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年轻而又没有经验的党的领导来说，会有一定的困难。”[12]（p492）魏经斯基也曾这样说过，“以扶植新生的无产阶级，建立和发展工人阶级组织为主要的任务，在当时对年轻的共产党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要了解并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另一任务——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对这个人数很少、还未经受斗争考验的党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11]（p28）这里并不是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就有什么过错，问题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都是以信任国民党为基础的。事实证明，国民党不是共产国际所相信的那样一个政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将国民党改变成共产国际所期盼的政党。
第三，导致共产国际不加防范地给予国民党过多的援助。
自从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为值得信赖的力量后，就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曾使中国革命迅速出现了高潮，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创办军校，进行北伐，轰轰烈烈。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锻炼、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掀起阵阵高潮。受共产国际援助的国民党，面貌更是焕然一新，政治上，召开了代表大会、确立了新的纲领章程、建立健全了组织。军事上，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支持，创办了军校、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局面。组织上，到1926年1月，国民党的组织除新疆、贵州外，“几遍全国”。国民党的这种强大局面，给中国反帝反封的革命带来了希望，然而也潜伏着一种危机——羽翼渐丰的国民党可能抛开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在一个对中国革命形势评估的决议中这样说过：“同资产阶级的派别的合作和对其军事力量的支持，只有在不妨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工作，而自由资产阶级还没有反对工农，资产阶级还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的情况下才能是允许的。”[12]（p492）如果资产阶级超过了这些限度，就不应该再给予支持了。不错，共产国际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时，仅仅再不予以支持就够了吗？如何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发展起来的力量来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并不仅仅是没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而且也应该是共产国际在支持国民党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
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没有错，对孙中山国民党进行军事力量的支持，也没有错。因为这种合作、支持都是在允许的限度里进行的。可是共产国际在同国民党合作并对其军事力量给予支持时，没有考虑到，如果资产阶级在得到合作、援助后，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利用这种合作和援助所带来的条件，作为向共产党进攻，反对工农、破坏民主革命的资本怎么办？在援助国民党时，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并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和革命的领导权，以防止资产阶级的叛变？
共产国际、苏联出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援助的国民党军队，不仅屠杀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且对它的援助者也没留情面，他们通缉逮捕苏联顾问，袭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杀害领事和工作人员，并宣布与苏联绝交，照会撤销对驻各省的苏联领事的承认，停止苏联银行及轮船公司等国营商业机关营业，令俄侨领取执照，并侦查拘禁苏联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以中国共产党的失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绝交而告终，这种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不加防范的援助造成的，而不加防范地给予国民党各种援助，正是共产国际信任国民党的结果。
第四，导致共产国际忽视了“临时联盟”的思想。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讲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时，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应注意的问题：“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我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3]（p57）“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对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3]（p58）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讲到：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4]（p275）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也强调了列宁的观点：“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5]（p143）应该说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都是在列宁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思想的贯彻：“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5]（p313）
所谓“临时联盟”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有联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利益趋于共同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联盟是可以结成的，但是结成这种联盟之后，无产阶级千万不能忘记这是在和资产阶级结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合作时期随时都会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种临时联盟中的斗争是经常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有了发展，资产阶级会警觉起来，而资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有了发展，无产阶级更应该警觉起来。国共两党合作时，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无时不在注视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并且在注视的同时，对无产阶级的力量或加以限制，或加紧资产阶级本身力量的发展，以求超过无产阶级。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装出十分革命的样子，赢得苏联对他的信任和援助，当他感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再发展下去，对他将是威胁时，他开始了镇压。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呢？虽然也逐步认识到了国民党力量的发展对自身的威胁，但迫于共产国际对“临时联盟”的长期坚持和对国民党的信任，显得十分被动、束手无策，最终遭到失败。
“临时联盟”就意味着有朝一日这种联盟会不存在，那么当临时联盟破裂时，联盟的双方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是联盟双方在联盟时所应考虑的，而且这种地位取决于双方在联盟时的作为，在整个大革命中，我们看到，共产国际一味强调的是如何与国民党建成联盟，如何巩固这个联盟，如何维持这个联盟等问题，至于联盟的临时性问题，只是到了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才有所认识，只可惜，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此时已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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