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前美国国家公园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及演变
罗 芬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摘要: 自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以来,国家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资源管理方式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不仅是一类国际广泛认同的自然保护地类型,更是一类蕴含丰富政治意义的社会空间,是国家、市场与社会3者互动博弈的产物。美国作为国家公园的发源地,特别在其国家公园发展早期(1916年前),国家、市场与社会3种国家公园主导力量对美国国家公园的诉求、定位与行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对美国国家公园战略定位与国家公园体系构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些关系将有助于我国国家公园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建设。
关键词: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自然保护地
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于1832年首先提出“国家公园”一词,认为“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大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1]。国家公园是一种保留区,一般是由政府拥有,其目的是保护这个区域不受人类发展和污染的损害。1872年,美国国会批准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此后“国家公园”的概念为许多国家采用。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在空间的争夺与互动上十分激烈,以致对当今的国家公园发展与管理仍然产生着显著影响。国家公园彰显了美国的风景民族主义,催生认知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并成功地实现了保障民众游憩权、保护自然与生态环境、全民共享遗产资源、培育国民认同感等多重目标[2]。但是,实际上国家公园的发展目标是与其发展阶段息息相关的。
从全球来看,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相同的问题,即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护与发展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事业。在既需要强调自然保护与发展,又面临政府财政支持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公园的发展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不仅给公园景观的保护带来了难题,同时也给公园的经营管理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一、1916年前美国国家公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关系
(一)资本对空间景观的争夺与塑造
在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20年代,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占据了大量的发展空间,使得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已经无法满足当地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东部地区居民向西部迁移和进行开发的“西进运动”就形成了。以发展主义为宗旨的西进运动,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西部的印第安人居住地进行了空间的掠夺,资本的逐利性对空间景观产生了破坏。时任密苏里州参议员的乔治·维斯特(1830—1904年)说:“在那个时代,美国人民的最大不幸就是物质主义,即金钱,到处都在呼唤金钱,最后我们的人民除了知道如何获取金钱之外其他一无所知。”[2]
东部居民打着“天赋使命”的旗号,穿越大陆无情地向西部挺进,有计划地将印第安人驱离家园,将他们的土地改为他用,原始的自然景观岌岌可危。乔治·卡特林担心大量的野牛以及依靠它们生存的印第安人,有一天会永远消失。因此,他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公园来保护二者,但是政府对其建议置若罔闻。到19世纪60年代,尼亚加拉大瀑布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地标性景观,已几乎被毁,每处景点都由私人所有,且必须缴费才可游览,游客被纠缠和欺诈已成为家常便饭[1]。唯利是图的商贩和自诩为导游的人挤满了车站,尼亚加拉大瀑布变成一个骗子横行的地方,到处充斥着广告,成为一个自然之美被玷污了的地方。欧洲游客曾公开贬低美国人,指责他们让这么美的自然杰作因商业开发而被摧残,并因此称美国仍是一个落后和野蛮的国家[3]。
1872年黄石公园建立,但美国国会却不愿意拿出资金管理公园或保护公园不受参观者的破坏。1883年,北太平洋铁路贯穿了这片陆地,源源不断的游客进入黄石公园。与此同时具有政府背景的黄石公园开发公司成立,黄石公园面临着完全被商业开发的危险。创建国家公园后,国会并没有为这些公园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在1886年,国会甚至拒绝再为国家公园拨出任何款项。投资商们提出了看似不错的方案,反对者寥寥无几,内政部也没有反对意见,开发商们更是无所畏惧。直到20世纪初期,每当涉及国家公园的相关问题时,总能听到类似时任堪萨斯州参议员约翰·英戈尔的以下辩论:“我本人并不理解,政府介入黄石国家公园的必要性,如果能在考察评估后将它出售给私人企业,我将十分乐意。”[4]
(二)国家公园是人们固有的感知空间
国家公园的产生与人们对“荒野理想”的认知息息相关。大部分民众较早地认识到,原生态的自然空间越来越受到人类干预。“荒野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建构的,因而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5],实际上是西方社会非正式制度发展以来所隐含的文化、日常习惯[6]。
《圣经》作为全球两大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籍,融合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与古希腊文明一起,形成了当今欧美文化的源泉,对大多数西方人的文化生活、个人信仰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个人行动的指南。《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多次提到“wilderness”(荒野)一词,对后代西方人在“荒野”观念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荒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用各种试探来诱惑耶稣,耶稣都抵制了诱惑。……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2]。另外,美国电影制片人戴顿·邓肯认为,“对自然或荒野的记忆,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我们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本为一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当我们踏入国家公园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跨越了界限,忽然间意识到我们不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种感觉下,我们好像回了家,无论我们来自何处,好像这里才是我们的出生地”[2]。
当然,如果没有心存高远的先知先觉者的呼吁,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决断,没有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有识之士、广大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保护,国家公园的理念就不会如此深入人心。正如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顾问委员会《为21世纪对国家公园的反思》的报告中所说的:“国家公园的创立是对未来信念的一个表达,是各代美国人之间的约定,一个从过去向未来转移的承诺。”[11]
(三)国家公园空间景观是国家荣誉、自尊的重要表征
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到2019年初,我国已设立11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分别是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北京长城、云南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作家和历史学家华莱士·斯特格纳曾说过:国家公园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构想[2]。国家公园的构想在不断地被讨论、被检验、被改进,最终这个构想包含了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最远大的志向,最伟大的牺牲,甚至也包含了最可耻的错误,带给人们警示。最重要的是国家公园的故事是许多人的故事,他们背景各异,贫富不等,有士兵、科学家、美国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有理想主义者、艺术家,也有企业家,他们愿意为保护他们热爱和珍视的土地而奉献一生[2]。19世纪80年代,黄石公园逐步成为开发商觊觎的景观空间,曾经到黄石公园游玩过的乔治·伯德·格林内尔深深地被其优美的景观所打动。他卖掉父亲留下的产业,接管了一本名为《森林与溪流》的杂志,发起了一场阻止公园掠夺的行为运动,得到了印第安斗士菲利普·谢里登将军的支持,并派驻军队驻扎在公园30多年,为珍贵物种提供庇护之所。菲利普·谢里登认为,“如果当初不派军队入驻,黄石公园很可能会被毁掉,在景观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曾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传统,人们有时也会写下自己的地址,而士兵只需记下这些人的姓名,去旅馆查入住记录,就能把这些人揪出来,让他们把涂抹的内容除去。”[3]
(四)国家公园空间景观对社会的塑造与支持
约翰·缪尔这样写道:我们知道造物主创造世界的步伐并未停止,这仍是造物的黎明时期,孕育已久的山脉终于出现,冰川为之增辉,沟渠描绘出河流,凹地勾勒出湖泊[8]。当我们独自审视某一事物时,我们总会发现,它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紧密相连,自然界浑然一体,其间的相互关系紧密又充满生机。这些会说话的石头互相依靠、情同手足。我们离不开食物也离不开大自然的壮美,我们需要乐园也需要圣殿,在那里大自然可以治愈你的伤痛并赋予你的身体和灵魂以力量。我们对自然之美的渴望会在壮美的国家公园中得到满足。这里有巨大的岩石,瀑布的流水如条条珠玉,坠饰其间;这里有极地梦境,滴水成冰;这里有地质奇观,河流喷出蒸汽,泥浆翻涌沸腾;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间歇泉群。这里是许多珍稀物种最后的栖息地,失去这里,它们将会灭绝;这里也是人类的庇护所,我们可以在这里汲取自然的灵气[8]。美国环境史专家威廉·克罗农认为,荒野是人类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却时常让我们忘记这一点,一旦失去这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就面临失去灵魂的危险。对于缪尔来说,走进自然,走进国家公园,是人类自我治愈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真正的自我,再次与自己的精神取得联系,这些都是我们最神圣的经历[2]。
如今,人们愿意走入荒野的现象,是令人喜悦的,成千上万身心俱疲、为现代文明所累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走进荒野就相当于回到了家园。原始的自然景观是必须存在的,荒野不仅能提供木材、滋养河流,它们还是人类生命的源头[9]。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各地难免会遇到新挑战和“硬骨头”。虽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异较大，但后者更需直面困难，迎难而上，不能找理由推诿敷衍。地区差距不是“喘口气”“歇歇脚”的借口，恰恰是奋起直追的动力。乡村振兴要克服“懒政”思维，与其心动，不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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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共同抗争与努力
美国总统林肯也意识到,西部才是美国人的发电机,才是理想主义的燃料,他想保存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因为他认为北方的工业化,以后将会失控[2]。西奥多·罗斯福曾说,“国家公园是对景观、森林和自然生态的保护,它是献给全人类的,并非只对权贵敞开大门,我们的人民应当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壮美的自然景观”[3]。
缪尔逝世后,新的国家公园运动领袖史蒂芬·马瑟为建立国家公园统一的管理机构所展开的运动达到高潮。他写道:“这个新的公园管理机构,是为了满足全体美国人民的需求,同时保护它们不被破坏,以保障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我们都意识到也曾经讨论过,满足现有需要和保障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这个矛盾存在,但最终,我们相信,在理性、细心和爱心下,这个矛盾可以解决。”[6]1916年8月25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法案,同意成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对美国220万hm2最美丽的风景区进行监管。史蒂芬·马瑟以顽强不懈的精神,终于实现了诸多人为之奋斗数年的梦想,他被认命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第一任主管。“国家公园不仅是美国人最好的创意,而且是最高的理想。每当步入这些壮观的国家公园,我们都会立下誓言,我们决心不仅仅光为自己生活,决心不因为短期的收益而牺牲永久的利益。这里是大自然的初始之地,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地保护好它们”[10]。
在新医改形势下，相关的医疗保险机构会以第三方的形式更多的参与到医院的经营活动中，在实际的发展中，参保的人群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也形成了医、保、患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在体现为人们利益服务的同时，对公立医院的主导地位进行了削弱，患者也具有着对医疗机构自主选择的权力，这就对公立医院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另外，医疗保险机构为了降低保费，还存在对参保人员的疾病预防以及健康保持等措施，这对人们的健康意识以及自我保健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面对疾病的出现，就具有了更好的要求，公立医院如何进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服务方式的丰富，来满足患者的满意度，将是吸引患者就医的重要内容。
另外,一大批崇尚荒野的仁人志士的出现,也促进了社会民众对以国家公园为表征的荒野的关注。如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的约翰·缪尔喜欢步行,正是步行,使他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宗教信仰。缪尔扎根于荒野和自然,他的教义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崇拜上帝创造的万物[6]。
二、美国国家公园发展中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演变
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建设拉开了序幕。同时,原来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美国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开发中,20世纪的初期、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五六十年代的“66计划”时期,是美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高峰时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一是纪念碑、战场、湖滨、河流和步道、自然保护区和历史遗迹等规划为国家公园,使国家公园的规模迅速扩大。二是为了缓解当时的经济危机,美国利用国家公园系统来开展休闲游憩项目,增加经济收入[2]。在“66计划”时期,以政府投资为主修复二战期间遭到破坏或者没有及时得到更新的国家公园相关设施,但游憩设施建设呈现豪华化,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公园内景观的视觉完整性与原野状态。另外,兴建的大规模游憩设施成为国家公园内生物通道的障碍,同时,人工设施也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公园内的生物栖息地。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荒野条例》(Wildness Act )之后,国家公园的保护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12]。直接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拥有国家公园48处,自然及历史保护遗产(含管理的国家公园、国家历史遗迹、历史公园等)334处。
随着“66计划”的推进,1963年利奥波德委员会颁布了利奥波德报告,指出国家公园管理局应该认识到生态群落的巨大复杂化和保护管理程序的多样化,急需将生态科学的思想与知识引入国家公园的管理之中。同年8月,国家研究院提交了该报告,批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漠视科学,并开始寻求科学家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1964年时任国家公园管理局主任Hartzog成立自然科学研究办公室,并任命了首席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的目标是保护国家公园内的生态完整性。例如黄石国家公园提出了“大黄石联盟”的概念,使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区的面积扩大到5万km2[2]。尽管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式从印第安人处掠夺的土地空间客观上促进了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保护,但是在国家公园境内生活或活动的原住民的权益、尊严、生计与文化却被忽视了。1970年修正《国家公园基本法》,开始考虑原住民利益。1987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颁布“原住民事物管理政策”,并纳入国家公园经营管理政策当中。1990年实施原住民计划,原住民的各项权益逐步得到认同与保护,并积极融入国家公园的管理,成为保护国家公园的中坚力量。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华盛顿总部,下设全国7个地区局,以各州州界来划分管理范围,地区局下设16个支持系统,将生态环境与资源相似的公园组建为一个公园组,以按照其资源类型与特色来进行管理。截至2018年底,美国拥有国家公园59处,自然及历史保护遗产497处。
总之,在美国国家公园发展早期(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尽管国家公园成为资本争夺的空间,但是民众固有文化的认知、国家荣誉与自尊的认同,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抗争对国家公园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国家公园不仅是一类国际广泛认同的自然保护地类型,更是一类蕴含丰富政治意义的社会空间,是国家、市场与社会3者互动博弈的产物。它们在国家公园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与行动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重要的代表性事件为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与1970年《国家公园基本法》的修订,重点是对不同时期国家公园建设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权力关系进一步明确。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资本对国家公园空间景观的塑造,强化了对空间的管理,社会弱势阶层也有反抗。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至今,国家规制空间管理政策逐渐完善,社会弱势阶层空间权益地逐步实现。重要事件与相互力量对比见图1。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生态完整性成为国家公园的重要目标,明确提出开展游憩活动是基于维护生态完整性的基础之上。现在,国家公园既可以更加有效地对原始的生态系统与野生动物生境进行保护,又可以给全球民众提供亲身体验原始生态系统与野生动植物生境的机会,还可以作为评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基准[13]。另外,也仅限于开展对环境影响最小且对环境产生非消耗性影响的活动。
图1 美国国家公园发展中的国家、市场、社会影响力强弱演变
三、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启示
因为美国没有罗马遗迹或希腊遗迹,没有雅典卫城,没有帕特农神庙,似乎不如欧洲。其实,美洲与欧洲都有如同创始之初的自然风光,这些能代表美国荣耀的景观,这些无比壮美、无比神圣的景观,都是需要保护的。当时的美国通过设立国家公园及保存荒野的主张来弥补、抚平南北战争所带来的国家民族分裂与认同危机[2]。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祖父”的翁斯蒂认为,国家公园可以塑造一套“令人满意的”“统一的”国家文化,是“国家的象征”[3]。其早在1865年发表了《约塞美蒂山谷与蝴蝶百合大树》,文中写道,“在美国这个弥漫着巨大叛变的战争时刻,唯有艺术(指的是约塞美蒂公园的自然景观)才能驾取忠诚人民的性情与精神。在这个国家内战的历史时刻,艺术对美国人民所展现的心灵影响十分明显而深远”[7]。
1)建立国家公园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一种体制,系统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意义的生态保护地。保护优先的原则对于更加谨慎、科学地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比以往都更加具有刚性约束和挑战性。保护为核心的要求对国家公园的游憩资源利用方式、访客游览方式将带来直接影响。在国家公园内,有限的游憩设施必须严格服从生态保护的各项要求,对访客也会实施严格限定游览范围和方式的可持续性游憩模式。国家公园管理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面临着对国家公园的全新认识和行为调整。
2)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与国家和市场这两个强势主体相比,社会主体的权益保障则更为重要,如何构建有效、适宜的社区参与机制尤为重要。在现实中,社区民众的参与意识、知识储备、技能掌握、对政策法规了解等均存在不足,甚至因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宣传的不明确性、承诺的未实现性等可能使社区民众对制度建设的实施产生消极影响。
综合考虑水功能区水质状况、当地技术经济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从严控制水功能区入河污染物总量为指导，按照以下原则确定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
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及不同高考志愿选择的被试在职业认同上差异不显著，这与张丽莉[7]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如下： 一是研究对象医学生因入学时间不足一年，仍处于基础课程学习阶段，也无实习经历； 二是被试在高考志愿填报时，可能对医学专业的选择更多考虑了就业前景或父母意愿等因素，而不是基于对专业及将来职业的深入认识和个人兴趣，导致职业认同在不同性别及不同高考志愿群体间尚未产生明显分化。
3)资本对国家公园这一极其重要的区域品牌的追逐,势必导致生态系统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特许经营成为资本参与保护的主要手段。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着重需要对特许经营进行细致的研究,涵盖特许经营企业必须符合的重要条款和条件,如营业期限、经营类型、环境条件、费用或租金以及社会责任等。实践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特许活动为当地社区、农村发展和保护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在发达国家,特许经营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成果,同时有助于保护社会资本的投资。
长江及其以南区域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6.5%，却拥有占全国80.9%的水资源量，而长江以北区域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3.5%，拥有的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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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nd Effect between State,Market and Society in National Parks in America before 1916
LUO Fen
(School of Tour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P.R.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in America,the national park has been the focus of concerns as an emerging public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world.It is considered as not only one of internationally confirmed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but also a political meaning-contained social space produced by the state,market and society.The driving forces from state,market and society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mands,positions and actions on national parks,particularly in the early stage from 1862 to 1916,and have produced deep effects on the later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America.Looked upon a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parks,it would mirror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park;nature resources;natural protected area
中图分类号: S7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16(2019)-01-0088-05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8207
收稿日期: 2018-12-17
基金项目: 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旅游景区创意导览导游利用技术与示范”(2016SK202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湖南罗霄山片区旅游扶贫的着力点与战略步骤研究”(17JD87)、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创新教育理念下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方法改革研究”(XJT2016(400)-288)。
作者简介: 罗芬,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森林旅游、旅游业环境管理与旅游业企业家精神。Email:fen.l@csuft.edu.cn 地址:41000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 孔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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