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约论文,中日论文,张荫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代才杰 动关时局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别号红棉主人，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人之一。广东南海人。他与甲午戊戌间的晚清政治关系殊深，因官至户部尚书衔左侍郎，时称张南海。
张荫桓先世居新会小范里，后徙佛山镇，遂籍隶南海，与康有为是同县人。宣统《南海县志·张荫桓传》载他：性豪俊，有胆略，倜傥多奇气，博涉书史，能文章。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学西学。同治三年（1864年）报捐知县，投奔山东的舅父李宗岱观察。因舅父荐引，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异，招致幕中掌书记，公牍奏章多出其手。以后又受李鸿章、翁同和赏识，因而官运亨通。同治七年（1868年），张荫桓由知县迭保至道员。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山东登莱青道，不久署山东盐运使。1876年，协助李鸿章处理马嘉理案，光绪七年（1881年），转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八年（1882年）升按察使。中法战争期间，“会同办理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和划界事宜”。十年（1884年）五月，与薛福成等同被召见，受慈禧赏识，“备出使外洋”，赏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十一年（1885年）六月清廷授命为出使美、日（即西班牙，当时译作日斯巴尼亚）、秘三国钦差大臣。行前请训，慈禧太后对其曰：“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注：张荫桓《三洲日记》卷1；卷4，第50页；卷8，第37页。 ）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张荫桓使美归来，再次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十二月升至大理寺卿。十七年（1891年）七月，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八年（1892年）六月，改户部右侍郎，八月，转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赏加尚书衔，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责，成为清廷枢要人物之一，参与了晚清许多重大内政外交活动。
按清制，汉人中这样不是由科举出身，没有功名而位至卿贰的人是十分少有的。这主要是靠张荫桓自己的才干。他是一位办事勤能、才思敏捷、视野开阔的实干家。帝师、军机大臣翁同和曾在日记里说：“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注：转引自金梁《近世人物志·张荫桓》，台北出版，第298—299页。）。曾作张荫桓助手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又叙其事曰：“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又说：“张氏好为押宝之戏，每晚间饭罢，则招集亲知僚幕，围坐合局，……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时送达。……封中文件杂沓，多或至数十通。一家人秉烛侍其左，一人自右进濡笔，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仅存百余字者，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如疾风扫叶、顷刻都尽。……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谢，谓某事一言破的，某字点铁成金，感佩之词，淋漓满纸。……当时众目环视，但见其手挥目送，意到笔随，毫不觉其有惨淡经营之迹。（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1—22页。）”他成为公认的外交家、洋务专家，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称：“自海疆多故，朝廷忧外交，倚为奔走使令之才，号通洋务。（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资料（四），第82页。参拙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清史稿》也说：“荫桓精敏，号知外务。”（注：《清史稿》列传229，第12436页。）据祁景颐《鞠谷亭随笔》记载：甲午后，李鸿章“凡遇交涉，必使侍郎（张荫桓）同为处理……在总署亦为张氏之言是从”。当时总署“接宾议事，多以属之。俄使尝笑言谓贵署仅君一人耳”（注：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张荫桓》，台北出版，第126页。）。戊戌政变前夕， 军机大臣廖寿恒也曾面奏慈禧：“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总署）实亦非伊不可。”慈禧听后说：“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但“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注：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94、502—503、第496页。）戊戌政变罹入党祸后，他自己也对人说：“先前总署遇交涉交议事件，或外国使臣有照会须复者，各堂均无主见，群推我主稿，我因众人不谙外交音綮，又不与诸使臣相洽，我不得已出头代办……我既被谴，总理衙门更无人了事矣。”（注：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94、502—503、第496页。）
荫桓多才多艺，长于文学，雅好收藏，尤其推崇“清六家”中王石谷画，寻觅珍藏近百幅，号“百石斋”。时时鉴赏，往往得其精义，临摹创作，同以山水画见长，自号铁画楼，名闻京师。当时与维新派关系密切又在荫桓手下任事的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说他“骈散文诗皆能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才也。生平作事不拘绳尺，……然干局实远出诸公上”。戊戌五月被人严参，“尝见其为人所画便面，湿云滃郁，作欲雨状，云气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其线立一危石上，自题诗其上曰：‘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注：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中，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第60—61页。），形象描绘当时的政治风云和他的处境，以及他临危不惧的心态。罗惇曧《宾退随笔》也称：“荫桓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词章华赡，骈俪文尤昳丽，当时名流，并相叹服，而录胥佣贩，以其非由科名进，至今尚称其不识字也。”（注：罗惇曧《宾退随笔》，《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20—321页。）张荫桓以他的一代奇才给自己抹上了传奇的色彩。直到维新运动，张荫桓深得光绪皇帝的宠信。熟悉当时朝政内幕的王照在《小航文存》中记载：“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注：王照《小航文存》卷一，《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55页。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又记：“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朝中守旧诸大臣，皆忌之。”（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31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说，张荫桓“久游西国， 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戊戌变法》资料（一），第283页。）。维新运动期间与康有为交深情密， 给康出谋划策，在光绪与康有为之间传递信息，与他“为人权变多谲谋”的个性相吻合（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资料（四），第82页。参拙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4 期。）。1898年罹维新“党祸”，谪戍新疆，1900年杀于戍所。是近代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人物。张氏著作有《三洲日记》八卷、《铁画楼诗文集》六卷、 《荷戈集》二卷、 《张樵野戊戌日记》（见《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3、4期，1988年1、2期）。据说台湾尚存部分日记原件。另外，书画鉴赏家、收藏家王贵枕老先生收藏有张氏《张樵野观察赠书》、《骈体正宗》、《奉使日记》、《奏稿》、《铁画楼诗钞》等稿本。张氏1897年还延请美国人林乐知等编译成《西学富强丛书》二百余卷，介绍西方数学、电学、化学、天学、地学、矿冶工程、兵学、史学、法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二 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张荫桓1890年出使美国回来后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到1892年转户部左侍郎，仍值总署，一直与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同事，参与主持许多对外事务。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张、翁就常有手函往复，探讨两国关系事宜。1895年1月清廷任命张荫桓、 邵友濂为议和全权代表，到日本议和。行前奏对时，曾说对日本赔偿兵费修改约章均可，但割地等事万不能允，慈禧、光绪都嘉许他。但到日本后，日本借口“全权委任状”格式不合，无“缔结签押”之权，拒绝与张和谈。清廷改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于1895年4 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中日关系完全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
《马关条约》第六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所以日本在原则上已享有西方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新的不平等关系的全面建立必须以此为基础（后因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陆路通商章程遂作罢）。该约签订后，因利权所关，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寻求挽救办法，希望在商订通商行船条约时挽回些许利权， 减少损失。 1895年7月21日，光绪皇帝连续发出三道上谕，分别给李鸿章、 王文韶、张之洞、鹿传霖、谭继询等，说：“通商行船章程现在即须开议，此事于华民生计及应征税厘大有妨碍，就中有何设法补救之处。”着他们迅速筹议复奏。又谕：“凡此次所须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之外。”（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台北版，卷45，第45－46页；卷46，第11页。）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廖寿丰、鹿传霖、谭继询、沈曾植、吴景祺等均有论奏，极言挽回利权，“能争回一分则为亿万小民多留一分生计”，为国家保住一分元气。光绪帝命按诸臣所议，力与磋磨，将利权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
1895年9月30日两国开议，日本代表为新任驻华公使林董， 提出条约原稿40款（注：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70－680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121，第20－32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9，第14－21页。）。清政府代表初为李鸿章，“聚议多日，未能删改一字，势不相下，且不能再迟，因借贺俄皇加冕事，将李合肥遣赴外洋”（注：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94、502—503、第496页。），1896年2月10 日改派张荫桓接议。张本着“为海关争一分税课，即为国家保一分利权”的宗旨，与日方反复争辩，费无数唇舌，将原稿40款删去11款，驳改20款，照准9 款（注： 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70－680页；又， 《清季外交史料》卷121，第20－32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9 ，第14－21页。），成《改定条款文稿》29 款（注：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81—686 页。），还有其他照会驳难， 为国体利权、海关税源，争回些民族权益。1896年7月21日正式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注：《中外旧约章汇编》（1），第662 －667页。），即以张氏所商改文稿为准，几乎一字不易。纵观张氏所争权益，主要有下列几项：
1.有关国家、民族荣誉部分。
如日方原稿第9款：“日本臣民在中国如遭欺凌扰害， 应由中国官加意保护，令其身家安全。设有放火焚烧房屋及抢掠毁坏物件者，地方官立即设法查追，随时弹压，并将焚抢匪徒拿获惩办。”张氏驳：“谨查此款虽各国条约所有，然究于中国声望有损，应开除。”原稿第10款：“日本臣民所有各种财产物件，在中国地方，中国官民必须重视不得擅动。至日本船只，中国官员不得借词封禁，亦不论公用私用，均不得擅自强取。”张驳斥：“谨查中国官民安有擅动洋人财产及强取洋人船只之事？此款要求无理，应删除。”原稿第19款：“凡中国官员，以中国国家之名征收日本臣民及货物船只税赋、钞课、厘金、杂派各项，惟中国国家是问。若查出系违例征收，或照条约所定税则加征等情，中国国家立即将不应征及浮收之数交还。”张驳曰：“谨查此款语气傲慢，隐以贪黩相待，应删除。”原稿第25款：“中国通商各口官员，凡有严防偷漏之法，准其相度机宜，设法办理。惟于本条约各款并现时及将来两国所定章程毋得违背。”张氏又驳斥说：“谨查严防偷漏，中国随宜设法，何至违背条约章程？著此数语，既碍中国自主之权，且于相度机宜设法办理词意矛盾，准字亦太倨，应驳改。”原稿第31款，“凡有与本条约并现时及将来两国所订章程违背者，或应罚款，或应将物件充公，案归日本官员判断。”张氏驳：“罚款充公案件，应归中国自办，断无归领事官判断之理。应删除。”（注：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70－680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121，第20－32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9，第14－21页。）张氏上奏说，这些条款，“关系国体利权，万难核准。臣率僚佐繁征博考，随宜钩稽，以为辩驳，该使乃不得已而删除”（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20， 第18页。）。这里固然含有维护统治阶级面子的意思，但也关系国家民族的主权荣誉问题，历史学者不可不细察。
2.力图使部分条款具有对等性质
张氏驳日方原稿第1款：“谨查此款但说和好敦睦， 未言两国人民如何保护，究嫌空泛，应驳改。”后经辩驳，条约第1 款中增加“彼此臣民侨居，其身家财产皆全获保护，无所稍缺”字样，中国寓日侨民的保护方有依据。原稿第2款，张氏驳：“谨查第2款只日本使臣可以携眷，中国使臣无此权利，……日使初议不肯两国一律。”又原稿第4款， “此款专言日本可在中国设立领事，而于中国可在日本设立领事全未提及，应驳改。”后经辩驳同意设领、携眷。原稿第24款，只讲日本商船遇有损坏，或别项事故，不论避难中国何处，中国官员须立即设法救护搭客及船上一切人等，并照料船货，所救之人应加意看待等。张氏驳：“谨查日本只知恤商，而于中国商船绝不肯相提并论。中日邻近，设中国商船或因遭风遇险驶避日本海口，将何处之？应驳改。”后来订定的第17款增加：“如中国商船遇有损坏或别项事故逼入日本附近海口暂避，日本官员亦照以上所载，一律办理。”（注：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70－680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121，第20－32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9，第14－21页。）
3.有关机器制造的土货征税、减税、免税货品问题。
这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两国利益的核心，内外臣工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原稿第13、14、15、16、17、18款。张氏驳原稿第13款：“日本瓷器、陶器、各种酒、烟草、烟卷、罐装鱼，及中国蚕茧、生绵、净绵等，竟要免税，所损甚巨，应驳改。并将所附甲、乙税则驳除。”驳原稿第16款：“谨查洋商在各通商口购买土货，并无复运内地之例。且土货出口向只一年为限，所称十八个月内出口亦太宽，尤须声明运往外国，应驳改。”驳原稿第17款：“谨查洋商运土货在本地销售流弊滋大，应删除。”原稿第18款：“此约未行以前，中国政府将中国厘卡若干处所，设何处地方，并例定厘金章程，告知日本驻北京秉权大员。以后如有更改，应随时立即知照。”张氏驳：“谨查厘金系中国内政，厘局章程、厘卡处所，日本安得过问？应删除。”（注：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70－680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121，第20－32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9，第14－21页。）
其中最尖锐的是机器制造货的税厘问题，久争不决。原稿第15款：“日本商民在中国制造之货，按照货物价值每百抽三输纳，……所有赋税、钞课、厘金、杂派各项，无论国家官员、私民公同社会名目赋课若何，均当豁除。”张氏驳：“谨查制造货应征离厂正税，岂能仅以运入内地值百抽三了事？……应驳改。”（注：戚其章主编资料《中日战争》（续编）（3），第670－680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121，第20－32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9，第14－21页。）1896年6 月24日，张荫桓《复日本使臣林董说帖》：“查《马关条约》（第6款第4条），只言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耳；至制造货离厂等税，应否豁免，一字未提，其为应征，自无疑义。且中国系自主之国，原可任便妥定公平章程征收税项。若虑中国将制造货税加重苛征，使制造之权利化为乌有，无乃以不公不平相待乎？中国应征制造货之离厂税，不过以之抵所失洋货之进口税，于就货抽税之间，仍寓恤商惠工之意。……事关国课，义重国权，条约中既未让去，然则中国分内所应为之事。”（注：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4），第230－231页。）在所必争，断不相让。1896年7月1日， 清政府就此制定税则，规定凡机器制造之货，不论华商洋商，都应在该货离厂之前，按货值抽10%的离厂税，以后无论运往何处，概免抽厘。由于两国意见迥异，日本表示此节可“剔开另议”，若亟亟如此，必至罢议。7月13日， 张氏上奏朝廷，认为罢议于日本无损，我则不能设立领事，寓日侨民无所依托；且须贴给日本驻守威海卫兵费银每年50万两，而且撤兵无期，贴费银两将是无底洞，建议签约。7月21日， 张荫桓与林董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29款。订明3个月内御准互换。
三 弱国外交情势下的艰苦努力
《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后，中日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据《清史稿·张荫桓传》，有人认为荫桓能够“力争优待利益、征收税则二事”，争回些利权。日本方面，“新约议定，日本武臣、义士，以未得格外利益，类多不满林董之词。林董来署，自言政府责其颟顸，（将）撤调回国”。10月11－12日，林董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节略、送照会，声称“现中国自定行船章程，日本又不得专界专馆及威海卫山东驻兵之地，均与马关约不符，商催逾年，各省迄不遵守。至所定机器制造税，日本可以照办，惟须增开津、沪、厦、汉四口租界以相抵换”（注：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4），第239－240页。），他还威胁说， 日本各项要求期于必办，否则《通商行船条约》即行停换，清政府逼于压力，于19日与林董签订《公立文凭》（又称《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约》），完全同意日本的上述要求。次日，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交换批准，正式生效。驻威海卫的日军不久即撤走。
考察整个签约过程，与日本原开40条约稿相比，张荫桓为减少清政府损失，挽回利权作了个人努力。但限于历史条件，距当时舆论要求尚远，张氏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接议之初，张荫桓就说：“林董约稿悉以马关约为底本，既不能废马关约，则现议各条岂能别开生面。论者乃欲借此商约为马关约匡救，甚且欲为泰西各国已定之约争回利益，此皆未悉此中为难之故也。”他列举了五种为难情形：机器制造土货，实系非常利益，“中外臣工率多注意此款，谓宜加重税课，使制造之货不能随处畅销，庶进口之货不致日渐减少，此诚至当不易之论，……林董屡请将制造货税即按马关原约办理，无庸再行议订，并有如必欲议收制造正税，则商约只可暂停不议。……马关约浑言制造一切货物，并未分析种类，沪上来电有欲将土货酌定限制，分别准造不准造者，更与马关原约不符，无从议办，其难一也”；“彼处处以马关条约借口，我复何从设法钳制其必从，揆诸取益防损之方救弊补偏之道，我但冀使不于西国旧约之外更肆要求，断难望于西国旧约所有之中再图补救，其难二也”；“林董谓马关约已载明日本轮船得驶至重庆，不能将已许之利益复行收回，所言尚非无据。既有马关成约在前，类此均难抵拒，其难三也”；“定约之早迟，于彼固毫无出入，而在我实有受损之处”，侨居日本商民无从保护，驻山东威海卫日军不能早撤，“卧榻之旁岂可容他人酣睡，其难四也”；“苏杭租界勘定，上海制造土货厂亦纷纷设立，彼挟马关约开办，现虽设词延宕，究无抵制之方，其难五也”；“具此五难，欲使就我范围，翕符观听，殆非易易”（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20 ，第4－6页。）。他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空凭口舌，就想冲破《马关条约》的束缚，挽救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国际地位，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综合较量，所以主要是政府行为。它典型地反映了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外交，弱国外交，妥协中有抗争，抗争而又软弱，不甘沦亡，又无法摆脱弱肉强食的历史命运。就订商约论，订立了《通商行船条约》，争回些利权，但又被迫接受《公立文凭》，多开租界，试图摆脱一种枷锁，但又被逼套上另一种枷锁，这是近代的民族悲剧。参与其事的人，也扮演着悲剧的角色。事后张荫桓说：“我议此约，费无数唇舌，事后有谓我专擅者，有谓我揽权者，更有谓我得贿甚巨者，殊令人寒心。”（注：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94 、502—503、第496页。）还有人说他是卖国贼。这的确是历史的悲剧。
近代参与对外条约的签订，易招物议，他尽量避开，他自己后来还有很传神的描述。据《张樵野戊戌日记》（二月十四日，即1898年3 月6日）：翁同和、李鸿章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朝廷没派他画押，他私下很庆幸，“余获免，亦意外之幸”，免受人谤。三月初一日（3月22日）记：“赴总署公所，合肥（李鸿章）旋至， 余语合肥：以奉派俄事（指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毁我两人而已。合肥谓：同归于尽，何毁之意云。”三月初五日（3月26 日）又记：“余初二日力辞不获。”次日（3月27日）不得已与李鸿章去画押。 看来，他受贿50万两的事应予存疑。又五月三十日（7月18 日）记：“（职员）治格赴胶澳勘界，所携界图竟将胶州画入德界，若不重阅，误莫大焉。”这都典型地反映了当事人的心态，能争之处必争，细微处见精神。无奈事情总得有人办，有时皇命难辞，只好应命，反而挨骂。据《日记》五月初六日（6月24日），光绪就曾面责军机大臣、 总署大臣廖寿恒等：“你们甚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张荫桓）一人捱骂。”正是这种写照。这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当事人个人的悲剧。尽管如此，张荫桓在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还是作了个人努力，争回些利权，这是应予肯定、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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