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宦官论文,宰相论文,之争论文,面貌论文,玄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讲唐玄宗朝的宰相，往往只注意到开元时的姚崇、宋璟，天宝时的李林甫、杨国忠，通行历史教科书也多数是这么写的。这也难怪，原本李唐《国史》的《旧唐书》，在卷一○六《李林甫等传》的“史臣曰”就说：
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
元稹名篇编入今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四的《连昌宫词》也说：
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其实这只能算是代表了唐朝人的世俗之见。姚崇、宋璟、李林甫、杨国忠等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有需要重新探讨讲说。
二
《唐会要》卷一“帝号”附记李唐列朝的宰相，玄宗朝是：
宰相三十四人：刘幽求、韦安石、魏知古、崔湜、陆象先、窦怀贞、岑羲、萧至忠、郭元振、张说、姚元之（崇）、卢怀慎、源乾曜、宋璟、苏颋、张嘉贞、王晙、李元纮、杜暹、萧嵩、宇文融、裴光庭、韩休、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杨国忠、韦见素、崔圆、房琯、崔涣。
这当是从所说延和元年（公元712年（注：为方便注上相当于该年的公元，月日就不再换算。））七月五日玄宗即位时算起的，即位后改本年为先天元年。但据《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和《宰相表》并参考两《唐书》本传，韦安石任宰相早在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二月至十月，不知怎么被错算进玄宗朝的名单里。崔湜、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则是玄宗尚未掌握全权时站在太平公主一边的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已随太平公主被玄宗翦除。最后的崔圆、房琯、崔涣已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七月玄宗避安禄山叛军逃离长安将到成都时所任命，也可以不算进去。除去这两头，为玄宗所用的宰相有二十六人。这里再用两《唐书》纪传和《宰相表》，表列他们任宰相的起讫年月，并核计其干了几年几个月，以便观览，以醒眼目：
姓名
任宰相起讫年月②
年月核计③
刘幽求开元元年④八月至十二月5个月
魏知古先天元年八月至开元二年五月 1年10个月
陆象先先天元年正月至开元元年七月 1年7个月
郭元振开元元年六月至十月
5个月
张说 开元元年七月至十二月，6个月，
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四年四月
4年8个月
姚元之（崇） 开元元年十一月至四年闰十二月3年2个月
卢怀慎开元元年十二月至四年十一月
3年
源乾曜开元四年十一月至闰十二月， 3个月，
开元八年正月至十七年六月
9年6个月
宋璟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至八年正月 3年2个月
苏颋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至八年正月 3年2个月
张嘉贞开元八年正月至十一年二月
3年2个月
王晙
开元十一年四月至十二月9个月
李元纮
开元十四年四月至十七年六月 3年3个月
杜暹 开元十四年九月至十七年六月 2年10个月
萧嵩 开元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一年十二月
5年2个月
宇文融开元十七年六月至九月 4个月
裴光庭开元十七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三月3年10个月
韩休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至十二月
10个月
裴耀卿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一月
3年
张九龄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一月
3年
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五月至天宝十一载十一月 18年7个月
牛仙客开元二十四十一月至天宝元年七月
5年9个月
李适之天宝元年八月至五载四月
3年9个月
陈希烈天宝五载四月至十三载八月
8年5个月
杨国忠天宝十一载十一月至十五载六月3年8个月
韦见素天宝十三载八月至至德二载三月2年8个月
注：②有人在此前已一度以至再度任过宰相，在这表里不再将其前度的年月列入。
③这年月核计的几个月，只是指跨有几个月，如刘幽求之为开元元年八月至十二月，就算五个月。
④这年本是先天二年，到十二月才改为开元元年。为醒目起见，这表上就用《通鉴》纪年的办法，都写成开元元年了。
表上核计得很清楚，开元年间的宰相一般只干了三年多，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其中姚崇、宋璟也不例外，姚崇是三年两个月，宋璟接上同样是三年两个月，加起来核算是六年三个月，还不到开元二十九个年头的四分之一，认为开元之治全靠这两位好宰相显然不尽符史实。开元时比姚、宋干得长的宰相有张说，先是六个月，再是四年八个月，源乾曜先是三个月，再是九年六个月，萧嵩也有五年两个月。开元后期的情况有些变动，其时拜相干到天宝后期的李林甫为时长达十八年七个月，而与李同获奸相之称的杨国忠只有三年八个月者，乃缘随玄宗逃离长安在马嵬驿被杀，并非罢免或正常死亡。
为什么会出现如上的情况？上述的这几名宰相干得究竟怎么样？这里试就现有的史料作剖析。
三
先看上述开元时的几名。
姚崇是老资格，早在武周时就擢用，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十月至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还任过宰相。睿宗即位后，在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七月又入相，和比他早几天入相的宋璟都站在玄宗一边反对太平公主，到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在太平公主压力下又和宋璟同被贬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翦除太平公主之后，同年十一月姚崇才重新入相。
姚崇这次入相后处理的政务，《旧唐书》卷九六《姚传》只记述了两件：一是“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经姚崇进奏，“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再是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主张“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遣御史分道杀蝗”，“蝗因此亦渐止息”。但这总还算不上事关大局（注：《新唐书·姚传》还说姚这次入相时提出十事要玄宗施行。但据《通鉴》卷二一○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甲辰的《考异》，其说出于传为吴兢所撰《昇平源》，《考异》即不置信，指出：“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依记兢名，难以尽信，今不取。”）。关大局的政绩，当如这《旧唐书·姚传》所说，是：
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
《新唐书》卷一一四《姚传》讲得更详细，说：
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他相莫如也。时承权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注：据两《唐书》纪传和《宰相表》，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包括翦除太平公主之前加上其后之在宰相位上的，统共也仅得刘幽求、魏知古、崔湜、陆象先、窦怀贞、岑羲、萧至忠、郭元振、张说、姚崇十人，除去与太平公主同被翦除的崔湜、窦怀贞、岑羲、萧至忠更不到此数，这里说“十七人”或传写有误。），台省要职不可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
能使“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俾中枢政局走上正轨，这应该就是把姚崇加上其继承者宋璟作为良相典范的原因。
但《新书·姚传》还有一大段记载不知怎么被读史者忽略了，这就是说他：
资权谲，如〔缘得罪太平公主出〕为同州〔刺史〕，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轻之，出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知古憾焉。时崇之二子在洛，通宾客馈遗，凭旧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为隐，微以言动之，及闻，乃大喜，问安从得之，对曰：“知古，臣所荐也，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无状，桡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罢〔知古〕为工部尚书。
这虽均不见于《旧书·姚传》，但已为《通鉴》卷二一○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癸丑条、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五月辛亥条采用。《旧书》卷九七《张说传》也说张“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卷九八《魏知古传》也记“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足见自可信从。何况为姚崇谗毁者绝不止此二人，仅就《旧书》记载，尚有卷九七《刘幽求传》所说“开元初……幽求……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同卷《钟绍京传》所说“玄宗即位，复召拜户部尚书，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可见宰相大臣间多有矛盾，不时地在相互排挤倾陷。而姚崇所玩手法，一如《新传》所描述那样，才使他屡屡得逞吧！
当然，纵使屡屡得逞，仍总有被抓住把柄不得不下台之日。《旧书·姚传》记述其经过，《新传》简约为：“紫微史赵诲受夷人赇，当死，崇素亲诲，署奏营减，帝不悦，时曲赦京师，惟诲不原，崇惶惧，上还宰政，引宋璟自代。”这是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闰十二月的事情，如前所核计这次任宰相只有三年两个月。
前面讲过，宋璟在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七月到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已任过宰相。《通鉴》卷二一一在他这次再任宰相的开元四年闰月己亥纪事中说：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
《新唐书·姚宋合传》的论赞也说：
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这自是原本《国史》所写的议论。《通鉴》还给加上几句，写成：
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此焉。
更加重了姚、宋二位的分量。
但宋璟这次在相位上的嘉言懿行之见于记载者，也和姚崇那样并不多。仅有驾幸东都，因崤谷处驰道隘狭，车骑停拥，玄宗要罢黜河南尹和知顿使，为宋璟劝阻。宋璟和与他同时拜相的苏颋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号，不奉诏别撰一佳名及一美邑号，以免母宠子爱发生问题。又当时的王皇后父王仁皎卒，宋璟与苏颋请筑坟一依礼式。这些在《旧传》、《新传》都相同。其罢相经过，则《新传》失记，仅《旧传》作“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将还，多有改转，率以为常，璟请一切勒还，绝其侥求之路。又禁断恶钱，发使分道检括销毁之，颇招士庶所怨。俄授璟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通鉴》更认定禁断恶钱是宋璟与苏颋罢相的导火线，在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讲其事的经过说：“时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璟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璟为开府仪同三司，颋为礼部尚书。”《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说他“与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颋为之助，相得甚悦”。可见宋璟和他同时罢相是为别个有力者所排挤中伤。
声望次于姚、宋的张说，也早在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到十月任过宰相。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翦除后重新入相，这年十二月即改称开元元年的十二月，又为同列姚崇倾陷罢相外任。姚崇、宋璟也相继罢相之后，他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又以军功三度入相，干了四年八个月，在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又罢相。《旧唐书》卷九七《张传》备详最后罢相的经过说：“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献策，请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劝农使分往检察，说嫌其扰人不便，数建议违之。及东封还，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铨，融与礼部尚书苏颋等分掌选事，融等每有奏请，皆为说所抑，由是铨综失叙。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鞫问……时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并依倚说势，诈假纳赂，又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为隐甫等所鞫伏罪……由是停兼中书令，观及庆则决杖而死，连坐迁贬者十余人。隐甫及融等恐说复用为己患，又密奏毁之，明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这又明显地是被排挤倾陷。
在相位五年两个月的萧嵩，是在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十一月以抵御吐蕃有功拜相的。《旧唐书》卷九九《萧传》说：“〔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与嵩同位数年，情颇不协，及是玄宗遣嵩择相，嵩以右丞韩休长者，举之。及休入相，嵩举事，休峭直辄不相假，互于玄宗前论曲直，因让位。玄宗眷嵩厚，乃许嵩授尚书右丞相，令罢相，以休为工部尚书。”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是互相闹矛盾而同时下台，两败俱伤。
开元年间居相位真正特别久的是源乾曜，先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到闰十二月干了三个月，再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到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又干了九年六个月。《旧唐书》卷九八《源传》说：“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元纮、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荐遂擢用，及皎得罪，为张嘉贞所挤，乾曜竟不救之，议者以此讥焉。”就凭此种姿态，好歹不和同列闹矛盾，这才干得长久。以致《旧传》的“史臣曰”都要说他“职当机密，无所是非，持禄保身，焉用彼相”！他最后罢相，当是由于年老多病，因为再过两年到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冬他就死去。
在源乾曜之前还有一位同类型的人物，就是早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拜了相的卢怀慎。《旧唐书·卢怀慎传》正好和源同卷，说“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机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只是过了三年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卢就病故，没有能继续对付着干下去。
为什么开元前期的宰相一般都干不长？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从宰相方面来说，当时玄宗的新政权刚刚建立，各路人物都有兴头来奔竞，来猎取高位。因而宰相们的所谓外朝一时不易形成其重心，同列之间相互排挤倾陷之事自然层见叠出。玄宗这方面呢，我把他毕生几个关键时间的年龄编排了一下：出生是在武太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的八月五日，翦除太平公主的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才二十九岁，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五十八岁，天宝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七十二岁，到肃宗元年建巳月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四月五日七十八岁时去世。则开元前期正当他年富力强，有精神有兴趣来直接过问外朝宰相的事情。加上宰相的事情也确实叫他不怎么放心，岑羲、萧至忠等投靠太平公主和自己作对的事情就在眼前，稍远一点，为首发动政变把他祖母大周皇帝武曌弄下台的也有宰相张柬之和崔玄
。而此时宰相们的排挤倾陷也容易暴露其弱点毛病，易于为他一一抓住及时处理。这些应该就是开元前期宰相更迭频繁、多数干不长的根本原因。
不过，他大概还不曾发现这些宰相敢于动摇他的统治，所以让他们罢相时一般不再严加处分，相反还常给予名义上的高官聊事安抚。如姚崇、宋璟都授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其后玄宗幸东都，还令姚崇五日一参仍入閤供奉，令宋璟兼京兆留守俄又兼吏部尚书，复迁尚书右丞相即尚书右仆射。张说罢相后也与宋璟同时拜尚书左丞相即左仆射和集贤院学士，又加开府仪同三司。魏知古、韩休都是转工部尚书罢知政事，韩休还迁太子少师。萧嵩授尚书右丞相即右仆射罢相，后又拜太子太师。这当然并不能说这位玄宗就如何宽厚，因为此前对付真与他为敌的岑羲、萧至忠等宰相是概从诛戮，丝毫不手软的。
四
现在来讲李林甫。此人一向被认定为祸乱国家的罪人，如本文一开头所说，《新唐书》更索性把他打入了卷二二三的《奸臣传》。但正因为如此，两《唐书》的《李传》不会和有些史传那样尽给传主说好话，可以从所记述中多少看到点此人的真面目。
《旧唐书》卷一○六《李传》说他走源乾曜、宇文融的门路进入官场，又说韩休推荐他“堪为宰相”，应都是事实。不过韩休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十二月罢相，而李林甫拜相已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注：《旧传》错成二十三年，前列表格作二十二年，是据两《唐书·玄宗纪》、《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写定的。），可见还是凭其能力为玄宗擢用的。
李林甫对同时的宰相大臣也很会排挤倾陷，《旧传》记述的归纳起来有两起。先是针对张九龄。张九龄反对听从武惠妃废掉太子瑛等，李退后对中贵人即宦官说“家事何须谋及于人”。又不顾张九龄反对，支持进用牛仙客。加上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蔚州刺史王元琰坐赃，严要救免，玄宗“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令〕、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拜牛仙客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这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的事情。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
同月太子瑛等被废，李林甫建议立武惠妃生的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可第二年玄宗立了年长的第三子忠王也就是后来继位为肃宗的李亨为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此后太子周围的人就成为李排挤倾陷的对象。李先令御史丞杨慎矜诬告太子妃兄刑部尚书韦坚，自己再奏宰相李适之与坚昵狎，及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并曲附适之，玄宗“赐坚自尽，裴、韩皆坐之斥逐”。后杨慎矜权位渐盛，李又引王鉷为御史中丞，授意王鉷“诬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邻为婿柳勣飞书告其不法，引李邕为证，诏王鉷与杨国忠按问，“鉷与国忠附会林甫奏之，于是赐有邻自尽，出良娣为庶人，李邕、裴敦复枝党数人并坐极法”。李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说忠嗣自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意相得，欲拥兵以佐太子”，玄宗虽不置信，“然忠嗣亦左授汉阳太守”。
所有这些当然都很恶劣，但和前此姚崇倾陷人的手法相比较，也只能说各有千秋。只是此时外朝权力已相对集中，倾陷人也得集中火力，不像姚崇当年权力分散，致使四面出击而已。就凭这点来评判谁奸谁贤，显然是欠公允的。公允点，应该认真弄清楚玄宗为什么会宠用此李林甫，李林甫又凭什么能见宠于玄宗。
玄宗本是够精明有作为的，从他早年翦除伯父中宗的韦后和安乐公主，继而又翦除太平公主建立自己的政权，都看得很清楚。无奈年龄不饶人，到开元后期他已渐入老境，加以其时中原经济日见繁荣，户口赋税有所增长（注：如后来杜佑《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所说：“〔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这当然还只是为征收赋税而登录统计的数字，实际的户口肯定更大于此数。），而自设置节度使以来，周边也大体宁静（注：其事别详旧作《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等篇，均已收入自选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使他对外朝宰相们的事情，不再像当初那样有兴致去过问处理。这样就出现了《旧唐书·李林甫传》所说的：
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
就李林甫来说，前面讲到本是凭能力被擢用的。其主要表现如《旧书》本传所说是：
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再是：
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
吕诚之师据此认为他“盖亦守成综核之才”（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玄宗政治”。）。这和姚崇的“明于吏道”，“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宋璟的“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其实也只是一回事，确可说已多少克尽了相职。至如《旧书·李传》所说：
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
这通过宦官和妃家来伺上动静，可又是姚崇、宋璟辈未尝措意的，自然更让玄宗对他放心倚重，“一以委成”。而李也就此加紧地党同伐异，培植自己的势力，做到：
与宰相李适之虽同宗属，而适之轻率，尝与林甫同论时政，多失大体，由是主恩益疏，以至罢免。黄门侍郎陈希烈性便佞，尝曲事林甫，适之既罢，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这样就使李林甫能集外朝相权于一身，经历长达十八年七个月的岁月，到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才以老病去世。
杨国忠在《旧唐书》和李林甫同卷，说“本名钊……太真妃（注：玄宗杨贵妃本为寿王李瑁妃，出寿邸入宫前，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即国忠从祖妹也。天宝初，太真有宠，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国忠为宾佐，既而擢授监察御史”。但后来大用，倒并非如通常所说全凭裙带关系，而自有其理财的能力，如《旧书·杨传》所说：
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天宝〕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而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与此同时，杨国忠也卷入朝臣互相倾陷的漩涡而得到好处。先是投靠李林甫，《旧书·杨传》讲侍御史杨慎矜听从李林甫倾陷太子妃兄韦坚，“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温舞文巧诋，为国忠爪牙之用”，“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忠乘而为邪，得以肆意”。《旧传》还说杨慎矜与王鉷有隙，“鉷乃附国忠，奏诬慎矜，诛其昆仲”，据《旧书》卷一○五《杨慎矜传》事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十一月，也是李林甫在指使操纵的。
到羽毛稍丰，又把矛头转而指向李林甫了。《旧传》说“吉温为国忠陈移夺执政之策，国忠用其谋”。“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皆林甫所亲善，国忠皆诬奏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宠侔于国忠，而位望居其右，国忠忌其与己分权，会邢縡〔潜构逆谋〕事泄，乃陷鉷兄弟诛之，因代鉷为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事在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四月。其前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四月杨国忠推荐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进攻南诏“全军陷没”，十一月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使司马李宓率师再讨，又“不战而败”。十一载南诏侵蜀，“蜀人请国忠赴镇，林甫亦奏遣之，将辞，雨泣恳陈必为林甫所排，帝怜之，不数月召还。会〔是年十一月〕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旧书》同卷《李林甫传》还说国忠“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堮诸子并谪于岭表”。《旧书·玄宗纪》记此事发生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二月，即李林甫死后第三个月。这就旧道德来说，也是很不像话的，所以《旧书·李传》要给加上句“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旧书·杨传》说：“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又说：“国忠既以宰臣典选，奏请铨日便定留放，不用长名……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明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注官时，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这都是对杨国忠的政绩作否定的。《新唐书》的《杨传》在卷二○六《外戚传》里，大体本上述史料讲述外，还加上一段：“故事，岁揭版南院为选式，选者自通，一辞不如式，辄不得调，故有十年不官者。国忠创押例，无贤不肖，用选深者先补官，牒文谬缺得再通，众议翕然美之。”给杨说了好话，这应该也有依据，但总的看来比当年的姚、宋以至李林甫都差多了。至于《旧传》所说“贵妃姊虢国夫人，国忠与之私”，“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之类，还只是当年权贵们的通病。安禄山的叛乱也另有原因（注：别详已收入《文史探微》的旧作《〈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不能由杨国忠承担责任。
《新唐书·李林甫传》说：“至德中两京平大赦，唯禄山支党及林甫、杨国忠、王鉷子孙不原。”《通鉴》记其事在卷二二○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戊午。此后原本《国史》的《旧书·李杨等传》、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把李林甫和杨国忠相提并论，对李说来是颇为委屈的。
五
杨国忠如前所说只做了三年八个月的宰相，在安禄山叛军进逼下，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随玄宗逃离长安，马嵬驿兵变中被扈从的禁军所杀。这当然不会如《旧唐书·杨传》所说是“军士饥而愤怒”的自发行动，因为据《通鉴》卷二一八天宝十五载所纪，头天六月甲午晚已“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第二天乙未黎明方启程，并非仓惶逃窜，何以钱帛都知厚赐而偏不准备饭食？而且马嵬驿距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上一天即可到达，禁军再娇弱亦不致饥疲不堪而激起兵变。真激起兵变，则军心早已涣散，军纪早已荡然无存，也决非让他们杀个杨国忠、杨贵妃即能重新把队伍收拾整顿，继续把玄宗一行安全护送到成都。足见这次兵变只能是有预谋有计划且有指挥的行动，而其指挥者即是此行的禁军最高长官陈玄礼。这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里本已写得很清楚，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无不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而《旧书》与李杨等同卷的《王毛仲传》所附《陈玄礼传》，更有“及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的明文。
只是《陈传》说陈玄礼其人“以淳朴自检”，自非怙势弄权、飞扬跋扈之徒。而动用禁军去杀宰相，以至杀皇帝的宠妃，可得担当绝大的风险，如非另有强有力的后台，陈玄礼决无此勇气。此后台为谁？《旧唐书》卷五一《后妃·玄宗杨贵妃传》说是“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卷一○八《韦见素传》说是陈玄礼“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即肃宗身边的宦官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都认为后台是皇太子即肃宗，吕诚之师也曾采用其说（《隋唐五代史》第四章第七节“安史之乱上”）。但据兵变后陈玄礼并未跟着肃宗去灵武为建立新政权出力，却和宦官首领高力士继续扈从玄宗去成都，第二年随玄宗返回长安后且以此被肃宗勒令“致仕”，丝毫看不出他和肃宗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足见这次兵变的后台应另有其人，《贵妃传》、《韦见素传》所说当缘其后认为诛杀杨国忠、杨贵妃乃正义之举，如杜甫《北征》即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之说，因而史官要献谀肃宗而曲意为之涂饰。
为此我曾撰写了《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注：后收入掘撰论文集《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并推测此次兵变的真正后台只能是高力士，因为其时只有他才能左右禁军的行动。要知道，在玄宗初年禁军本是很有权势的，禁军羽林军的主力左右万骑在翦除韦后、安乐公主立了大功，从而替玄宗出面勾结万骑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的亲信家奴王毛仲就“至大将军三品”，“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以后又“进位特进”，“加开府仪同三司”，不特是玄宗的宠臣，且在实际上成了禁军的领袖。这样也就和同受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辈发生矛盾，如《旧唐书·王毛仲传》所说：“中官等妒其全盛逾己，专发其罪，〔毛仲〕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力士辈恨入骨髓……构之弥甚，曰：‘北门奴官太盛（注：《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末胡三省注：“王毛仲……帝奴也，又葛福顺等皆出于万骑，中宗以户奴补万骑，故云然。”），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高力士还拉拢了某些朝官替他讲话，《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齐澣传》就记时任吏部侍郎的齐澣对玄宗说：“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其子娶毛仲女，〕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预图，恐后为患，惟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官，便于禁中驱使。”加之宦官确实没有篡弑自立的先例，不像其他权贵势力过大会引起皇帝的疑忌。终于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春正月壬戌，开府仪同三司霍国公王毛仲贬为瀼州别驾，中路赐死，党与贬黜者十数人”。这是《旧唐书·玄宗纪》的记述，《旧书·王毛仲传》还详记了被贬逐的党与的名单，有禁军将领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就是没有当初与葛福顺同为万骑营长立了功的陈玄礼。相反，《旧书·陈传》还说“其后中官益盛，而陈玄礼……宿卫宫禁，志节不衰”。到开元二十六年且“析左右羽林军置左右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注：《旧唐书·玄宗纪》，《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同。《旧书·王毛仲传》说“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是错误的。），也就是把左右万骑营扩编升格为左右龙武军。而马嵬驿兵变时陈玄礼的身份又早已是左龙武大将军（注：《新唐书》卷七《玄宗纪》，《旧唐书·玄宗纪》只说是“龙武大将军”。）。这都说明禁军当年已被玄宗所分化，以陈玄礼为首的禁军将士已另立门户听玄宗驱使而不复为王毛仲、葛福顺等所用，否则如拱卫大内及京师之禁军全军尚尽为王毛仲等所掌握，王毛仲等就决不可能俯首就范，甘受贬逐诛杀。至于分化禁军拉拢陈玄礼等的工作，玄宗自不克躬自为之，而必委之于与王毛仲等相对立且最为自己宠用的大宦官高力士。而高力士也就此成为了禁军事实上的领袖人物，如同当年王毛仲为玄宗拉拢葛福顺等就此控有了禁军。但此等分化拉拢的阴谋秘计多不宜宣之于庙堂，不会见登载于《实录》、《国史》，新旧《唐书》也就无从作正面的记述，只有让后人来作合乎事理的推测了。
再说宦官高力士和宰相的关系。如《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高力士传》所说“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实际上形成了以宦官为主体的内朝而高力士贵为后来的所谓“内大臣”之后，和外朝宰相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自迟早要发生。对此我曾引用《高力士外传》所追记高力士和玄宗的一次对话，即：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冬，林甫云亡，国忠作相……十三年（公元754年）秋大雨，昼夜六十日，陈希烈罢相，韦见素持衡。上因左右无人，谓高公曰：“自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百姓，虽韦、陈改辙，杨、李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高公伏奏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眚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
并指出此《高力士外传》的作者郭湜在肃宗后期曾与高力士同贬流巫州，《外传》所记即多本力士口述，因而《通鉴》也将此对话写入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的纪事。很清楚，高力士的用意是在劝说玄宗至少要对杨国忠不再重用予以摈斥。只是玄宗迟疑不决，“久而不答”，于是乘安禄山叛乱、李唐统治出现危机之时动用禁军翦除此政敌。先由陈玄礼指挥禁军诛杀杨国忠，再由高力士亲自逼缢杨贵妃，如记述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事迹》所说“高力士乃请先入见太真，具述事势，太真……遂缢于佛堂”，就证明了这一点。至玄宗此时自不能再如前此之“久而不答”以图两全，只有舍弃杨国忠、贵妃而听从高力士、陈玄礼。因为他和杨家的关系毕竟比较浅，杨国忠如前所说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才任宰相，杨贵妃入宫也不可能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二月武惠妃死去之前，到这时也不到二十年。而高力士、陈玄礼都是他年青时夺取政权中结合的老伙伴，是经历了四十多年考验的旧交情。加以高力士、陈玄礼掌握的禁军是彼时唯一可恃的护驾力量，玄宗自然宁要高力士而不要杨国忠和贵妃，《旧唐书·玄宗纪》所书“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允是史官的直笔。所以到达成都后玄宗仍有赖高力士、陈玄礼保护，回长安住进南内兴庆宫后高力士、陈玄礼还和他形影不离，直到在肃宗的大宦官李辅国压力下迁居西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时，高力士、陈玄礼也随之贬逐、致仕，这真可说是相依为命，毫无猜疑隔阂。如果高力士之杀贵妃不曾获得玄宗同意，这种融洽无间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六
以上是我当年围绕马嵬驿兵变所作的考证。不足之处是没有从其时内廷宦官与外朝宰相的整体关系之上，将问题作更进一层的探索。
其实《高力士外传》在上引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对话之前，还有一段也为《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所转述，而未被我注意引用的，即：
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谓高公曰：“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公顿首曰：“臣自［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已后，陛下频赐臣酒，往往过度，便染风疾，言辞倒错，进趋无恒，十年已来，不敢言事。陛下不遗鄙贱，言访刍荛，纵欲上陈，无裨圣造，然所闻所见，敢不竭诚。且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但顺动以时，不逾古制，征税有典，自合恒规，则人不告劳，物无虚费。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来，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会朕心。”乃顿首曰：“臣生于夷狄之国，长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余年，尝愿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诚尽节，上答皇慈。顷缘风疾所侵，遂使言辞舛谬，今所尘黩，不称天心，合当万死。”顿首顿首。上曰：“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命左右曰：“即置酒为乐，无使怀忧。”左右皆称万岁。从此便住内宅，不接人事。
这又使人想起前此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2年）立太子的事情。如前所说，李林甫本来建议立寿王李瑁，结果立了年长的玄宗第三子忠王即后来的肃宗李亨，而高力士在中间是起了作用的。《新唐书》卷二○七《宦者·高力士传》就讲了其事说：“帝……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五月也据此写入，《考异》并说还见于《统记》，自非虚构可信，说明至少早在此时内廷高力士和外朝李林甫之间的矛盾已经露头，到天宝时就逐步加深。前面讲过曾进言帮助高力士反对王毛仲的齐澣，这时候见厄于李林甫即是一个事例。《旧唐书·齐澣传》说：“澣因高力士中助，连为两道采访使……李林甫恶之，遣掎摭其失，会澣判官犯赃，澣连坐，遂废归田里。天宝初起为员外少詹事留司东都。时绛州刺史严挺之为林甫所构，除员外少詹事留司东都，与澣皆朝廷旧德。既废居家巷，每园林行乐，则杖屦相过，谈讌终日。林甫闻而患之，欲离其势，［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用澣为平阳太守，卒于郡。”和高力士闹矛盾发展到倾陷高力士一边的人。
至于在李林甫之前，尚未发现高力士与宰相之间的矛盾痕迹，这当由于姚崇、宋璟以至张说等宰相疲于同列显贵之间的相互排挤倾陷，还没有能形成集相权于一身的局面。宦官高力士这边也因与禁军之间的矛盾要到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王毛仲等贬死才得解决，此前也未形成其为内朝，自与外朝宰相无多争竞。而这双方的变化正在开元后期，亦即玄宗渐入老境而李林甫集相权于一身之时。我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说是理清了玄宗时期中枢政局种种纠纷的头绪，而其时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也才得以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