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规律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哲学方法上论证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规律的研究和把握，全面阐述了邓小平研究并解决中国现代化的规律系统，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这三个层次的规律问题，从而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融为一体，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形态。作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纪元。
现代化的规律是发展的。据此，邓小平研究并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规律系统，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这三个层次的规律问题，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融为一体，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形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纪元。
一、关于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问题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这件“事情”上，从50～60年代起，就出现过（至今也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思潮。一是，一些人把中国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他们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主张把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邓小平说，这种思潮“忘记了事物的本质”，“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①。二是，把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说成是精神的东西，是其主导的方面，导致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在“四人帮”猖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退到次要地位。邓小平指出：“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②
深入揣摩邓小平对上面两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一个如何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这一“具体事物”的哲学方法问题。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到“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时，曾经指出过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他又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③毛泽东阐明并倡导的这一研究事物的原理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有一般与个别两方面及其联结的问题；同时，对于复杂的事物来说，又有个普遍、特殊、个别的多层次关系问题。这一研究事物的原理，也是邓小平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所遵循的科学方法。
邓小平之所以说把中国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忘记了事物的本质”，“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一般、特殊、个别相统一的矛盾巨系统，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矛盾巨系统，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殊本质，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只是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一种道路、方式和途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其共性，在资本主义各国又有其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社会的“一般”就作过阐述④。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古代社会无法比拟的现代文明，但是，它却存在着明显的“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便深切地关注着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这个矛盾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⑤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是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今的一切贫苦灾难，完全是由于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⑥。同时，他们指出，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⑦，“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⑧。他们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⑨因而，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无须等待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进行革命斗争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德国革命的进程时预期：德国无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中，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建立公有制，并利用它大力发展生产力。1877年至1882年，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时，根据对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分析，也曾设想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给后人提供了重大的理论启迪。其意义正在于超越传统的现代化模式，预示着无产阶级干现代化方式的诞生。而尔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如果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是它的第一个创造性的回应，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它的顺理成章的续篇。
而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一无产阶级干现代化的道路、方式、途径的出现，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道路，过去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的资产阶级方式的现代化的“一般”，相对于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更大范围的“一般”来说，它则变成了矛盾的特殊性。又如毛泽东所说的，“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十月革命后，随着一些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干现代化的道路、方式、途径，则从特殊性变成了普遍性。当然，对于社会主义说来的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的“一般”，相对于当今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说来，也是矛盾的特殊性。同时，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各国又各具不同的特性。
由此而观之，当今各国的现代化都是处于现代化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矛盾统一的巨系统之中。
这样，也就不难得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确方法了。依据前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明的研究事物的原理，结合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国又是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同时，又需带有必要的中国的特性；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就应该是，既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又要放眼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活动，发现其共性和个性“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同时，深刻揭示和认识它是一个一般、特殊、个别，即现代化之一般、社会主义方式之特殊和中国特色之个别相统一的矛盾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
所以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对于现代化的“一般”说来，有其共同点，就是都和现代化的“一般”相联结；但是，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和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各有其特殊性，各有其特殊的本质，不能等同。邓小平说，把“（中国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种思潮“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之所以深刻，是因为邓小平是站在现代化是个复杂的巨系统的认识高度，指出这种思潮的错误的。
那么，邓小平又为什么说，“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呢？这是因为，诚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式同时关注了精神文明建设，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式的特殊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但是，特殊性又是和普遍性相联结的。忽视、乃至丢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个性也就被否定了。经济，终究是其基础。忽视发展生产力，不致力于把经济转到社会化大生产上来，再怎么抓精神的东西，现代化也终究是空的，是实现不了的，是唯心主义的。
邓小平熟谙为毛泽东所阐明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实事求是哲学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也十分欣赏邓小平的这一名言，在延安作报告时号召大家学习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直至建国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邓小平这句话，在1957年1月27日给各省市自治区书记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⑩邓小平正是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在1976年后，结合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问题，对其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作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从而出色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研究和解决现代化一般规律问题
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熟识现代化社会活动的根本特点，并以此来确立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这是邓小平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的前提。
我国革命胜利后，从原来单纯的工业化目标转为多方位的现代化目标，是比较早的。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具体概括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及时向全国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了现代化国防的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重申在本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同时，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明确地指出过：“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应该说，那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搞，即发挥我们制度的优势，同时要接受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加速发展生产力，在思想认识上还是清醒的。此后，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大的学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光辉思想，他也强调了“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然而，从50年代后期到1978年，在这长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能把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化过程统一起来。事实是，1957年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整体对象的认识，随着反击右的干扰，却出现了大的偏差。极“左”路线把“污水”（现代化等于“全盘西化”）和“孩子”（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一起泼掉，离开了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样，也就必然地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迷津。“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2)。三届人大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四人帮”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如此等等，荒谬之极！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进行全面整顿，却又一次被打倒。1975年底至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中国大地上越演越烈，邓小平的“罪状”便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等等。历史的这一页表明，中国发展的轨道偏离了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流。极左的干扰，“四人帮”荒谬的理论，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濒临绝境。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一般统帅、贯串个别。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有一段很长的阐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的话，也告诉人们，研究具体的事物，是以对“一般”的认识为指导的。“一般”规定着事物的基本性质、基本的发展道路与途径。否定了一般，事物就失去其一般的本质，就不成其为一般的个别了。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一般”，无论是对于认识其本质来说，还是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来说，都具有前提的意义。因此，能不能认识和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1975年3月，邓小平深切地指出，全党要多讲“现代化”这个“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从此后的邓小平的诸多著述来看，他首先切入的，正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问题。如同列宁深刻发问的，为什么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而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他们认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13)。马克思关注这个特殊时代的目的，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4)。这也是邓小平思考“现代化”首先碰到的、也是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全面环顾、总结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及其经验。从邓小平1977年5月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谈话并结合以后在各种场合下的讲话，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大体上有五种类型：
一是“老牌资产阶级干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如英国、法国、荷兰等第一批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它们是现代化的起步者，是历经与封建主义复辟势力多回合的较量后，又历经血腥的原始积累之后，才进入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后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对这一类型，特别是日本的现代化很注意。他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的力量。”尔后，日本抓住了50年代兴起的科技革命的机遇，教育立国，科技立国，利用20～30年的功夫，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
三是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小型地区型的急速腾起的现代化。这一类的现代化大多是抓住了某个历史机遇，迅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
四是中国、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类国家的现代化由于历史条件以及贫困落后的现状，要求以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方式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现代化问题，这是一场20至21世纪人类的伟大试验和历程，它会充满曲折和复杂，但最终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进步、更合理的现代化道路。
五是原来作为殖民地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通过全面环顾，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发展，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现代化”是全球性的历史活动。在他看来，很显然的，现代化有其共同的一般规律，并就此得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结论：
第一，现代化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和大工业文明转轨的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搞四个现代化，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15)，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第二，市场经济以其效率和效益的优势与现代化相伴随、相联系。市场经济是一种调控经济的手段或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起始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关键。
第四，民主化和法制化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要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指导，提供了理论前提。他正是抓住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民主化和法制化，推动经济现代化，从而也推动着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三、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问题
如前所述，如果不认识现代化的“一般”，就无从发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活动发展的一般的原因或一般的根据。但是，唯物辩证法也告诉人们：“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16)。在人们已经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后，就要“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17)。因此，邓小平在研究和解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同时，研究和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规律问题。
首先，邓小平研究和阐述了中国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一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8)。二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19)他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他又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况下，“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980年，他算过一笔帐：到本世纪末，我国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元美金，如果达到一千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的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的一千美金，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金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1984年他又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低水平的。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20)。
其次，从现代化“一般”和社会主义“特殊”之联结，研究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1)他又指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相比较，社会主义的特殊之点就在于，“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22)。这就指明了我们实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同时，邓小平还具体地指出了现代化之一般与社会主义之特殊的联结。例如，他把“社会主义经济”（特殊）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相联结，1978年12月就明确提出了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又如，他把“市场经济”（一般）与“社会主义”（特殊）相联结，1979年11月就明确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等等。所以，我们的改革，既是以现代化之一般为指导，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邓小平指出，若是现代化瓦解了公有制，这一改革就失败了。
再次，依据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例如依据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研究和阐明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全方位的，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的现象。”(23)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强调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4)
邓小平正确地划分了社会的两种文明，辩证地阐明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所谓精神文明，就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25)。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上，物质文明是基础，是关键的东西，只有物质文明上去了，才有精神文明的根本发展。离开了物质文明讲精神文明，这就是搞唯心主义。只有经济现代化，才会引起人们的观念现代化，精神面貌的大发展。同时，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和思想上层建筑，对物质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保证作用。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26)邓小平特别强调信仰的作用，认为信仰是一种精神动力，“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27)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8)这样的现代化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代化。
所以，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必须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看现代化，研究和解决现代化问题，打破了西方化进程中“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怪圈。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有自己的特殊之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总趋势，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根除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目标而又消灭了人剥削人性质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公正，共同富裕，因此，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更能发挥人们的能动性，能集中优势，能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地发展。
四、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问题
前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具体事物说来，属于“普遍性”范畴，具有“一般本质”的意义，具有思想理论前提的意义。也就是说，研究和解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只是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代化规律问题而作的理论准备。如果只是到此为止，还称不上研究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问题。
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借鉴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又是自己国家的现象，是一种特定方式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必须和我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条件相结合，“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主要之点是：
首先，邓小平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是研究和认识中国现代化规律的基本根据。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一方面肯定了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强调我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即生产力落后。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党依据这一基本国情，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规定，例如：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如此等等。总之，“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其次，实现现代化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条件（包括国内条件、国际条件、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等等）的联结，是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基本途径。
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相联结，揭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这里，仅举我国独特的农村工业化之路为例。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是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所揭示与规定的。同时，我们又不是沿着西方一些国家所走过的路，即通过资本竞争，农村破产，农民赤贫化为代价来实现工业化；在我国，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模仿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式。这又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所揭示与规定的。然而，具体怎么搞法，又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之路。
在西方，工业化必须实现都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真地关注了都市化生活特征。他们认为，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象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29)虽然他们注意到而且揭示了城市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却依然肯定城市化是一种从愚昧到文明的进步现象，巨大的城市创立“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30)然而，按照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50%以上的要求，这样的都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合适。因为，中国农民占有9亿，若有一半以上进入都市，中国的都市便会爆炸式地肿大。它不但不利于我国现代化，反而会缓慢现代化进程，造成社会问题。我国现代化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乡镇企业的方式，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经商不离农——农工贸结合，城乡结合发展工业，从而使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发展有机地统一于农村经济中。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格局。而且，它也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指出：“全国大中型企业是国家工业的主体，乡镇工业企业是我国中小型工业的主体”。这既是对过去工业化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进一步对今后工业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决策。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促进我国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再次，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揭示与规定，体现在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决策选择之中，和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策略设计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一个决策选择的巨系统，也是个充分体现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复杂的巨系统。其中：
“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既是中国现代化决策系统的最高层次的决策选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又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规律的总体揭示，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
而作为这个决策系统的最基础部分的量大面广的政策，同样地，它们既是“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决策选择，也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于现代化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现实条件相联结的科学认识和规定的具体体现。
在最高决策选择和政策选择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层次的决策选择。例如，家庭联产承包的决策选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选择，中国农村工业化之路的决策选择，“先富与共富”的决策选择，“一国两制”的决策选择，办特区、开发沿海沿江内陆城市，设置“窗口”的决策选择，等等，也都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具体实践条件相联结的科学认识和规定的体现。
在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性认识和我国当今的具体实践条件两方面的联结、制约下，揭示中国的现代化规律，既是一个使中国现代化问题得到论理的认识，又是从抽象到抽象的具体过程。它既是深刻的，又是丰富多采的。人们立足于具体实践的大舞台，依据共性和个性的辩证联结，可以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式的现代化”终于在世界现代化道路上另辟蹊经，独树一帜，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①②(12)(18)(19)(21)(22)(23)(24)(25)(26)(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10、269、206、208、138、138、143、378、28、144、154页。
③(16)(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309、310页。
④参阅《共产党宣言》“资产者和无产者”一节。
⑤(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207页。
⑥⑧⑨(13)(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217、81、256、67、25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
(15)(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367页。
(20)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207～208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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