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新海洋战略的解读——涉台问题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视角论文,海洋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6.008 朱晓琦、朱中博：“对日本新海洋战略的解读——涉台问题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70-82页。 ZHU Xiaoqi,ZHU Zhongbo,“An Analysis of Japan's New Maritime Strate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Taiwan”,Pacific Journal,Vol.23,No.6,2015,pp.70-82.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5)06-0070-13 修订日期：2015-05-08。 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后，日本不仅通过新《海洋基本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提出了2013-2018年的海洋发展战略，还积极规划海洋战略布局。位于东海海域、与中国大陆共同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中国台湾也成为日本竭力拉拢的对象。那么，安倍内阁究竟如何界定台湾在日本新海洋战略中的地位?这种界定反映了日本怎样的战略考量?这种界定又对日本的对台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 一、日本新海洋战略对台湾地位的认知 台湾，在地理上与日本仅有咫尺之遥。近代以来，台湾一直是日本觊觎的对象。1874年，明治政府借口琉球居民与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出兵台湾，向清政府勒索赔款后方撤兵。1895年，日本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纳入版图，直至1945年战败才归还给中国政府。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导致日本国内产生了浓郁的“台湾情结”，并由此演变成了一种推动现实政治的舆论力量。①冷战时期，台湾与日本共处“第一岛链”，成为协助美国封锁中国大陆的重要力量。这种“以台制华”的战略认知在冷战结束后，甚而有重新加强的趋势。台湾被视为日本南部安全屏障以及日本海上运输“生命线”的关键节点，也是美日强化同盟、加强安保合作的覆盖对象。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日益崛起、中日海洋争端凸现的背景下，日本对台湾的拉拢更是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安倍二度执政后，日本新海洋战略对台湾地位的重视明显提升。 1.1 新海洋战略核心文本对台湾地位的认知 2013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计划》，标志着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形成。该《计划》在总论部分中，明确提出了四个目标。一是在海洋领域，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开端，与各国在多个层级加强国际合作；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海洋潜能，实现国家的富裕与繁荣；三是从“被海洋守护的国家”转型为“守护海洋的国家”，确保海上通道、领海与专属经济区的安全；四是充分利用本国的科技优势，在未知领域进行海洋研究以解决全球课题，进而通过海洋主导世界，对世界作出贡献。② 以上述目标为指针，2013年的新《计划》在2008年版《计划》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海洋战略作出了调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新《计划》突出强调要关注“离岛”的安全。在2008年的《计划》中，关于“离岛”的论述篇幅为1.5页，而2013年的新《计划》共用2.5页的篇幅详尽地阐述了离岛保护与发展的有关内容，包括以专属经济区、领海等为根据的离岛保护与管理(如自然环境、观测活动等)、对离岛的安全保障及海洋秩序的维护、对岛上通信、医疗、产业、工业等的保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计划》中首次出现了“对重要离岛及其周边海域实施适当的监控、警戒；加强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岛屿的防卫”等内容，并强调可以采取相关的“必要措施”。其中，“西南诸岛”就包括了中日之间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第二，新《计划》更重视海上通道安全。尽管新旧两个版本的《计划》均提出了“为确保海上航行的自由与安全，与各国加强合作。为加强与海上航道相关国家之间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关系，积极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等场合，推进合作的具体实施”，但新《计划》增加了关于“支持相关国家提升防范海盗的能力，在打击偷渡、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等方面与亚洲各国的海上安保机关开展合作”等内容。具体到马六甲海峡，新《计划》还特别阐明“要在现有的合作机制范围内，推动航行援助设施管理及相关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为保障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和环境保护，积极推动利用国与利用者的广泛合作”③。 第三，新《计划》对国际海洋合作的阐释更加具体化，强调利用国际机制，积极参与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尽管2013年的新《计划》与2008年版相比，在“国际海洋合作”部分的篇幅没有明显变化(均为3页左右)，但新《计划》更具有系统性。首先，在国际制度层面，新《计划》特别强调“利用多边及双边海洋问题磋商的场合，为完善国际制度与达成国际共识做出贡献。遵照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国际规则，谋求与海洋相关的争端的解决。对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海洋领域的国际司法机关的活动积极予以支持”。其次，在具体实施层面，新《计划》主张，“积极参加与海洋相关的国际性框架、努力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等。特别是通过保障在广阔的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与安全，来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积极利用各种场合，在同相关各国在海洋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关系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合作的具体化。”④ 新《计划》虽没有直接论及台湾，但突出强调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离岛安全，而“西南诸岛”就涵盖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意味着日本在应对钓鱼岛问题时将采取更主动的措施。新《计划》宣称，日本要从“被海洋守护的国家”转型为“守护海洋的国家”。为此，在守卫海洋领土、开发海洋资源、争夺海洋权益、保护海上运输等方面，日本政府会采取更主动的政策，包括实施适当的监控、警戒，加强防卫，甚至采取相关的“必要措施”。 其次，新《计划》更重视海上通道安全，地处日本海上运输“生命线”上的台湾也因此在日本新海洋战略中备受关注。正如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辉政所言：“来自中东的石油被视为日本的生命，而这些油轮和运粮船的海上通道几乎都经过台湾周边……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⑤对于日本来说，从欧洲、中东地区进口能源和物资的海上运输线必须经过东南亚地区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再在东海经过台湾周边海域，最终抵达日本。因此，保障这条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对日本政府来说，绝不仅仅是确保马六甲航段的通行安全，台湾周边海域同样至关重要。 再次，从加强国际海洋合作与海洋交流的角度看，台湾在日本新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不可小觑。新《计划》强调，日本将利用国际机制，积极参与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谋求与海洋相关的争端的解决”。台湾既地处日本海上运输的“生命线”，又因与中国大陆同样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而令日本头痛不已，必然成为日本进行海洋问题磋商、开展海洋合作积极争取的对象。 1.2 日本官方关于新海洋战略中台湾地位的表态 安倍晋三本人对台湾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06年，安倍就在勾画其政治蓝图的《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谈到了台湾的战略地位：“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更加开放的国家，东南亚、韩国、南亚固然重要，但从地域上看也必须将台湾考虑进来。”⑥可见，对台湾之于日本未来发展的地缘政治意义，安倍不仅认识清楚，而且非常重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安倍在第二次登上首相宝座之后，非但没有中断此前民主党政府时期进行的对台渔业谈判，反而更积极地推动谈判完成。 在安倍内阁的积极推动下，一直久拖未决的《台日渔业协议》终于在2013年4月得以缔结。然而，在日本国内，特别是冲绳县，渔民却纷纷对这一协议表示抗议，指责日本政府为与台湾达成协议牺牲当地渔民的利益。尽管安倍没有正面回应国内民众的抗议，但他此后的发言却道破了《台日渔业协议》签订的玄机。在《台日渔业协议》缔结当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称“亚洲地区安全保障环境已得到极大改善”，“台湾今年2月已经表明在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不会与中国联合的立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台双方得以缔结此项协议。”⑦这表明，安倍内阁之所以不惜承担支持率下降的政治风险，主动在对台渔业谈判中让步，正是基于阻止海峡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联合对抗日本的考虑。在接见参与渔业谈判的日本谈判团团长大桥光夫时，安倍更直言，“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台日签署渔业协议对双方都很好”。⑧2013年11月，《朝日新闻》刊发《“为国家利益”早日缔结日台渔业协议》一文，再度披露安倍已经将台湾视为“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伙伴”⑨。由此可见，在中日海洋领土争端加剧的背景下，安倍内阁已经将台湾视为其“捍卫海洋权益”，对抗中国大陆的拉拢对象。⑩ 安倍内阁提升台湾在日本新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不仅体现为对《台日渔业协议》的促成，还体现在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11)(以下简称《蓝皮书》)中。以日本新海洋战略出台的2013年为界，《蓝皮书》对台日关系的表述作出了三个重大调整。第一，将钓鱼岛问题提升为台日关系的重要方面，并开始每年对其动态进行评估。以2010-2014年的《蓝皮书》为例：2010-2012年的《蓝皮书》在台日关系部分从未提及钓鱼岛，然而，2013年4月出版的《外交蓝皮书(平成25年版)》却开始密切关注钓鱼岛问题：“虽然台湾在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奉行自己的主张，民间人士旨在登岛的各种活动和台湾当局船舶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航行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并没有出现影响台日关系全局的事态。”(12)这本《蓝皮书》恰恰是在《台日渔业协议》签署、日本新《计划》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当月正式发布的，其对台内容的调整并非偶然。2014年的《蓝皮书》沿袭了前一年度对钓鱼岛问题的跟踪。 第二，对台湾地区人员往来的关注点发生变化：由关注台日人员交往转向聚焦两岸人员往来情况。自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尽管《蓝皮书》连续几年跟踪了海峡两岸的频繁接触，特别是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的情况，但最初对两岸人员往来并未予以关注。以2010年、2011年为例，《蓝皮书》详细描述了随着羽田(日本)—松山(中国台湾)航线的开通，台日人员往来大幅增长，但对海峡两岸的人员交往情况只字未提。然而，这种情况自2012年出现了变化：当年的《蓝皮书》写道，“随着两岸直飞航线的开通和台湾方面对中国游客入台的解禁，两岸人员往来不断增加。2010年后，中国成为除日本之外赴台人数最多的国家”。(13)2013年的《蓝皮书》继续跟踪这一问题，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大陆赴台人数已经超过了日本的赴台人数”。(14)由以上表述中不难看出，两岸人员交流数目的增长、特别是大陆赴台人数超过日本赴台人数，实现历史性突破，已经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心理压力。日本担心，两岸关系的加强会冲击台日关系。 第三，将台湾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由“重要地区”提升为“重要伙伴”。在论及台日关系时，2010-2012年《蓝皮书》写道：“台湾是与日本具有密切经济关系的重要地区，是日本的第四大贸易对象。”(15)而2013年的《蓝皮书》却将相应内容调整为：“台湾是与日本具有密切经济关系的重要伙伴，是日本的第五大贸易对象。”(16)从经贸关系来看，在日本对外贸易的排名中台湾从第四位滑落至第五位。然而，日本政府非但没有轻视台日关系，反而将台湾提升到了“重要伙伴”的高度，这显然不能归因于经济因素。 《蓝皮书》表述的变化与《台日渔业协议》签订后安倍对台日关系的阐述，表明随着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出台，安倍内阁愈加重视台湾，并竭力拉拢台湾当局、大力推动台日关系发展。 1.3 日本学界关于加强新海洋战略中台湾地位的呼吁 2011年，东海大学海洋学部教授、同时兼任新《计划》的提出机构——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PRF)客座研究员的山田吉彦就从地缘政治角度，(17)指明了台湾对日本的战略意义。在《日本的国境战争——围绕日本海的攻防线》一书中，山田吉彦断言：日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日本的领海”，台湾是关键。(18)因此，构筑与台湾的亲密关系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山田吉彦作为日本国内研究海洋政策的中坚力量和代表人物，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学界对台湾战略价值的基本判断。 2012年，针对马英九当局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曾专门撰文指出，台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并建议台日以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目标，采取积极行动。(19)同时，他指出“日台联合的形成可能引起中国的警惕。围绕尖阁(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台湾作为‘参与者’介入，一旦台日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或采取具体的行动，就可能导致局势出现巨大的变化”。(20)可见，在中日东海领土争端背景下，日本学界非常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鼓吹在新海洋战略中拉拢台湾。 二、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地位的战略考量 为什么台湾在日本的新海洋战略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与亚太地区战略局势的演变促使安倍内阁更加看重台湾在日本海洋战略中的经济价值与政治价值。 2.1 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地位的经济考量 (1)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令日本愈加重视“马六甲—台湾”海上生命线 台湾地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西太平洋岛链之上，西濒台湾海峡，东临太平洋，南与菲律宾群岛相对。每年，大量产自波斯湾和中亚的能源和货物经过台湾周边海域运抵日本。以能源运输为例，远在中东地区的石油要抵达日本本土，就必须通过中东至东亚的海路，即“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海域”。由于这条航线直接关系到日本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被称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台湾也因此成为日本海上运输的关键环节。 作为一个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确保能源安全是保障日本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在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发布的《新·国家能源战略》中，日本政府确立了“核能立国、油气补充”的发展目标：计划大幅降低石油在能源供应中的比例，确保到2030年该指标低于40％；同时将核电的比例提高到30％～40％或以上。(21)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导下，2010年日本的电力供应中核能比例达到29％、煤炭占25％、天然气占29％、石油占8％、可再生能源等占10％。(22)然而，2011年的“3·11”海啸及由此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彻底打乱了日本的能源独立计划。 目前，日本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达历史最高水平。核泄漏事故暴露出核电的脆弱性，引发了日本民众对核电安全性与稳定性的强烈质疑，不仅迫使日本政府中断了核电发展计划、暂停筹建新的核电站，还对全部既有的核电站进行停机检查。截至目前，日本境内仍有20台核电机组在等待日本核电监管委员会(NRA)的评估。(23)与此同时，伴随着核电供应量锐减，日本对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需求急剧增加。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统计，在2013年日本的能源构成中，核能仅占1％、天然气占43.2％、煤炭占30.3％、石油占13.7％、可再生能源等占12.8％。从2010年至2013年的短短三年时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在日本能源构成中的总比重已经从62％激增至87.2％。在一次性能源的消费方面，2010年日本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存度为82％，2013年猛增至93％，甚至高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日本的能源对外依存度(90％)。(24) 因此，保障“马六甲—台湾”的“海上生命线”安全成为日本新海洋战略的重中之重。据统计，2013年日本原油进口的83.3％来自中东地区，3.3％来自印度尼西亚；进口天然气的29.7％来自中东地区，30.1％来自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25)换言之，日本进口原油的86.6％，进口天然气的59.8％都必须通过台湾周边海域才能运抵日本本土。关于台湾对日本海上运输的重要性，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图宁(Daniel Twining)甚至断言：“一旦敌对力量控制台湾或是掌握了向台湾周边海域投射海军或空军的力量，将会阻断日本的能源进口。”(26)正因如此，安倍内阁高度重视台湾在日本新海洋战略中的地位，安倍本人也毫不避讳地表示“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27)。在2013年底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特别强调了从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亚丁湾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附近海域再到日本近海的这条海上航线对日本的重要性，要求支援该航线沿岸国家增强海洋安全保障能力，强化与那些同日本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伙伴的协作关系。(28) (2)安倍内阁对海洋资源的高度重视提升了台湾在日本海洋战略中的地位 受“3·11”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日本遭受核泄漏的土地面积达1万多平方千米，约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3％，其中泄漏到土壤中的部分化学元素不仅毒性极强、辐射持久(其中，钚240与钚238的半衰期分别为6560年与87.7年，铯137的半衰期为30年)，而且极难清除。核泄漏事故不仅迫使日本政府中断了核电发展规划、击碎了日本能源独立的梦想，还给原本土地面积狭小、陆上资源有限的日本造成了棘手的资源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安倍内阁通过了新《海洋基本计划》，将“最大限度地开发海洋潜能，实现国家的富裕与繁荣”作为其基本目标，强调更充分地利用海洋资源、发掘海洋潜能。(29) 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涉及渔业、矿产、能源等多个产业。以渔业为例，作为日本传统产业和日本民众最喜爱的食物来源，海洋渔业与日本国民经济生活息息相关。位于日本暖流(又称“黑潮”)与千岛寒流交汇处的北海道渔场不仅被誉为“世界四大渔场”之一，更是日本海洋渔业的支柱。钓鱼岛作为中国台湾地区的附属岛屿，距离台湾岛的基隆170千米，靠近日本暖流的源头，不仅对日本渔业资源的稳定具有直接影响，还关系到东海海洋环境的保护。因此，日本主张在钓鱼岛周边海底资源的开发中与台湾进行合作，在日本“拥有主权”的前提下共同开发钓鱼岛周边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石油资源。 根据以上分析，近年来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更为迫切。无论是作为海上运输通道还是海洋资源开发的合作对象，台湾对日本的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2.2 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地位的地缘政治考量 (1)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 第一，保持台日关系稳定有利于美国同盟体系的强化。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签订，“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0)尽管美国政府随即终止了与台湾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却在同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多年来，美国不仅持续向台湾销售武器，并且一直保持着与台湾的密切关系。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台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美国同盟体系的强化，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希望台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关系恶化，影响其对中国大陆崛起的防范。 第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防范、遏制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调整其全球力量配置，收缩在欧洲的力量部署，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为了确保“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需要日本的战略配合，期望日本更积极地肩负起在亚洲地区的“责任”。 为此，日本积极强化军事力量，并将台湾周边海域视为其加强海上防卫力量的目标区域。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撰写的《东亚战略概览(2014)》报告明确指出，“为了提高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实效性、实现全方位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将致力于①在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强化日美间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合作：以强化日本自身防御能力来提高威慑力为根本，通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包括依靠美国扩大威慑，确保本国的国家安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②确保美军在亚太地区的稳定存在。”(31)为此，日本政府除了继续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致力于大力发展日本自身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安倍政府高度关注离岛的保护与开发，包括以专属经济区、领海等为根据的离岛保护与管理(如自然环境、观测活动等)、对离岛的安全保障及海洋秩序的维护、对岛上通信医疗、产业、工业等的保障等。该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将“运用综合指标进行能力评估，重视海上优势与空中优势”。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态势开始，为有效抑制和应对各种事态，优先整顿防卫能力使之能够确保日本的海上优势与航空优势，并建立广阔的后方支援体系，强化机动能力”(32)。 这意味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为了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既有的“日美同盟”框架下更主动、更积极地“承担”防卫义务，进一步将台湾岛周边海域纳入了其海上防御范围。 (2)利用台湾围堵中国大陆发展 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的地位，不仅意在围堵中国向海洋发展，还隐藏着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不良居心。 第一，利用台湾处于“第一岛链”，阻碍中国大陆向海洋发展。关于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前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会长、现东京财团理事长秋山昌广曾经指出，“中国的海洋战略具体来说是在日本本岛、奄美群岛、冲绳、八重山群岛、台湾、菲律宾、南中国海形成的第一岛链内守护中国的海洋，并且在第二岛链内取得支配地位、阻止敌国的自由活动。”(33)日本政府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将位于“第一岛链”的台湾视为遏制中国大陆发展海洋力量的重要棋子。过去十年(2005-2014年)的日本防卫省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情况。2014年的《防卫白皮书》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面向台湾配备的武器已经将我国固有领土包括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的西南诸岛的一部分纳入其射程之内。”(34)中国的防卫力量覆盖台湾地区原本无可厚非，但日本防卫省却毫不掩饰地将大陆对台湾地区军事力量的强化视为对日本本土安全的重大威胁。原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现日本冈崎研究所理事金田秀昭甚至呼吁：“中国正试图把从日本列岛到台湾、再连接菲律宾的第一岛链内侧变为不可侵犯的区域。日本要与美国一起阻止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岛链沿线和周边海域加强防卫力量。”(35) 第二，拉拢台湾，牵制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近年来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令日本政府感到了压力。两岸关系、特别是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学者的警惕。根据台湾地区“统计处”2014年7月预估数据，2014年起“大陆取代日本，开始成为台湾最大的进口地”(36)。同年底，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环境与问题”部分，专门分析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在多个领域的积极参与”，指出“近年来台湾海峡的两岸关系随着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两岸的军事平衡发生变化，两岸关系安定化与不安定性因素并存”(37)，暗指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将给日本带来负面影响。对于日本政府的隐忧，安倍的主要智囊冈崎久彦的分析一语中的，“台湾如以和平名义交给中国，美国将失去亚洲的信赖。在经济上华侨控制的东亚地区会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这对日本来说相当于国际政治的地壳运动。”(38) 日本极度担心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会持续下去。日本学者中西辉政曾在《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中指出：“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合为一体，那么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台湾周边就将完全成为中国海”，“那就意味着日本的出入口将被北京完全堵死，那么日本只能对北京唯命是从，日美安保条约也将有名无实。”(39)日本著名台湾问题专家、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也指出：“在权力平衡方面，很多日本人担心台湾倒向大陆。紧密的、稳定的两岸关系，甚至是更极端的情况——统一，将是那些关心权力平衡的日本人的噩梦。”(40) 为此，日本积极采取措施拉拢台湾，牵制两岸关系的发展。一方面，马英九主政时期两岸经贸合作加深、政治关系日趋缓和；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领土争端持续升级。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阻止台湾当局与祖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联合对抗日本，安倍政府积极推动台日渔业谈判，甚至不顾国内渔民的反对，签订《台日渔业协议》。根据日本学界的判断，尽管台湾与中国大陆都坚持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但“台湾(当局)最重要的目的是钓鱼岛周边的渔业权”(41)，因此，“日本有必要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42)关于该协议的签署，尽管我们无从知晓日本政府的具体决策过程，但农林水产省水产厅官员的谈话却向人们透露其中的一些细节：“(我国渔民)在台湾(周边海域)的许多操作区域已经被剥夺，我已无权作出更多的让步。”然而，菅义伟已经受到了安倍首相促成协议的委托，他最后说：“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这样做，对渔业的支援是你们(水产厅——作者注)的职责。”(43) 日本政府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视、对两岸互动的密切关注还充分反映在2010-2014年日本防卫省编撰的《防卫白皮书》中。其中，两岸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是防卫省关注的焦点。2012年的《防卫白皮书》对两岸在军事领域的对话给予了密切关注，显示出日本防卫省对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联合的高度紧张。随着2013年4月《台日渔业协议》的签署，在2013年、2014年的《防卫白皮书》中连续出现了海峡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各自主张……台湾明确表示不与中国大陆合作”(44)的论述，表现出日本政府对《台日渔业协议》签订的政治效果基本满意，其对两岸就钓鱼岛问题合作的担心也暂时得到了缓解。尽管如此，《防卫白皮书》仍旧强调，“中国将台湾问题作为关乎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高度重视，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以增强阻止台湾独立等活动的能力。”“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平衡在向大陆方向倾斜。今后对于大陆与台湾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化、美国对台销售武器等动向必须持续关注。”(45)与此同时，还必须“密切关注两岸关系的动向，特别是包括军事问题在内的政治对话的动向”(46)。 (3)拉拢台湾，构建日本主导的“海洋联盟”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著名“海洋派”学者川胜平太就指出，“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即使仅从日本明治时期以来被纳入到‘自由贸易体系’这一事实来看，不言而喻，海洋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条件。对日本文明的兴衰而言，东海海域、南中国海海域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47)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即从鄂霍茨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这个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而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48)为了实现日本“海洋立国”的目标，川胜平太强调：“如果日本推动九州和冲绳地区的自由贸易圈合作，与其关系密切的台湾就会加入进来，如果说日本九州、冲绳与台湾由此可以包围中国这种看法可能不太恰当，但的确可以形成这种态势。台湾如果能和东盟继续形成贸易圈，就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把东海、南海包围起来。”(49) 近年来，随着中日在东海的领土争端不断持续、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逐步升级，日本学界围绕日本新海洋战略中的台湾地位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强调台日海洋合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一方面，他们从日本的国家特性与东亚的地理环境入手，运用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分析，将台湾视为建立日本主导的“海洋国家联盟”的关键。山本吉彦曾断言，日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日本的领海”，台湾是关键，(50)以此强调构筑与台湾的亲密关系对日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呼吁要建立日本主导的“海洋国家联合”，拉拢台湾是当务之急。2014年1月，山田吉彦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声称“今天的南海就是明天的尖阁群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51)，鼓吹日本青年要用爱国之心守护海洋。他将台湾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并列起来，认为上述国家或地区均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日本应当竭力避免这些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被中国分而治之。(52)特别是在《台日渔业协议》签署以后，日本海洋政策研究的泰斗秋山昌广更是犀利地指出，利用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关注点的差异分化台湾与大陆，在搁置争议的情况下密切日本与台湾关系具有可能性。(53) 建设日本主导的海洋联盟，不仅是日本学界的构想，也反映在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底，由安倍内阁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将与各国密切合作，确保航行、飞行的安全与自由……日本将为维持‘开放和稳定的海洋’发挥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应对海上航线所面临的各种威胁、采取反海盗等必要措施，促进与各国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注意构建国际网络……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增加两国间、多国间共同训练的协作机会、提高协作质量。支持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途经台湾周边海域、终抵日本的这条‘海上生命线’的沿岸国家提高海上保安能力，与此同时，强化与那些与我国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伙伴的协作关系。”(54)作为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关键环节之一，台湾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进行海洋合作、构建海洋联盟拉拢的对象。 三、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措施 3.1 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 (1)牵制两岸关系的发展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日关系中，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了对这一事实的尊重，并体现在中日双方多个政治文件中。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且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记录了“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再次“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 然而，日本在现实中却不断强化与台湾的关系，不仅积极推动台日间的经贸往来、技术合作、人员交流，还强调所谓台海安全形势对日本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将台湾纳入日美军事合作范围。日本国会甚至于1999年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为鼓噪“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介入台湾海峡炮制法律依据。如今，日本一方面在其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的地位，企图提高对台湾的影响力，增强对台湾地区周边海域的军事投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签订《台日渔业协议》拉拢台湾，破坏海峡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的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两岸政治互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伤害，造成中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孤军作战”的事实。 (2)阻碍中国走向海洋，影响中国海洋战略的实施 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的地位，将给中国海洋战略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中国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被日本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日本官方智库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撰的《东亚战略概览(2014)》密切关注了2013年夏季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的集体学习及中国领导人关于维护海洋权益的发言，并据此判断“中国将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特别是围绕领土问题、海洋权益的海洋主权，并为此采取行动。”报告还分析指出，“中国在东海强调对日本的固有领土尖阁诸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在南海围绕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存在领土主权争议”，这将“引起与周边国家的摩擦。”(55)该报告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化及在海空领域的日益活跃，加之北朝鲜的核试验与导弹开发，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56) 台湾处于“第一岛链”，是日本阻碍中国实施海洋战略的必要环节。根据日本的新海洋战略，日本势必通过加强其海上军事能力，特别是对台湾地区周边海域的军事辐射能力，力图阻止中国大陆冲破“第一岛链”。 (3)对台湾地区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台日关系主要存在三个“爆破点”或“悬案”，分别是随军慰安妇的赔偿、原台籍日本兵欠饷和军事邮政储蓄清偿问题、钓鱼岛渔权争议问题以及在钓鱼岛乃至琉球群岛主权归属上的对立问题。台日达成渔业协议，日本达到了分化“两岸”的目的，台湾则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渔权”突破，所谓“主权无让步，渔权大进步”。因此，台日各得所需，且一举解决了横亘于双方关系中的一项“悬案”，有利于台日关系顺势发展。 在日本拉拢台湾构建“海洋联盟”的背景下，日本与台湾在海域经济、海洋资源保护、海上执法、海上救灾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可帮助台湾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更可能间接推动双方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海上军事情报侦察与交换、联合反潜等领域的合作。 未来，日本必然会继续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棋子”。台湾当局也会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坚持“友日和陆”，推进与日本的实质关系，并尽量避免刺激中国大陆，一方面坚持“借力打力”，从中国大陆与日本海洋问题之争中谋求“渔翁得利”，获取实质好处。 3.2 对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应对措施 (1)对未来台日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合流”保持警惕 当前，台湾岛内国民党的支持率下降，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2016年重新执政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民进党若取得执政地位，不排除在海洋问题上与日本“合流”。事实上，早在2013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访日时就表示，“台湾与日本的核心利益是一样的，民主认同一样，台日应该在区域和平共同协力、共同关切……台湾如果站在民主政体这一边，对东亚区域和平会更加稳定。”(57) 台日在东海问题上“合流”会助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气焰。在民进党2016年重新“执政”可能性升高的背景下，不仅要防止日本利用台湾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拉拢并支持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更要防止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进一步分化两岸，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的图谋。特别是由于民进党“反中媚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仅无意认真捍卫中华民族权利，而且长期拖马英九当局的后腿，指责马英九“保钓”是“亲中”，(58)个别民进党人物(如民进党前“立委”蔡启芳)甚而主张钓鱼岛属于日本。可以预见，民进党若2016年重新执政，不仅不会在“保钓”方面有大的作为，且会迁就、迎合日本的主张。 同时，还要防止台日在南海问题上“合流”给中国大陆与东盟相关国家解决海洋争议制造困难。在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角力的背景下，日本为强化在东海问题上对中国大陆的牵制并配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不仅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洋主张，而且向后者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力图借此在海洋问题上营造“反华同盟”。 未来，民进党若上台执政，在南海问题上也可能会弱化“主权”主张。在2014年9月13日“台湾安保协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期间，一些前民进党高官就表示，民进党再度上台后，将考虑“依据国际法”放弃对南海“主权”的主张，包括对南海“九段线”的论述，以及对南海诸岛的主张。如曾任前民进党当局“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张旭成在此次研讨会期间就表示，国民党在二战后提出的南海“九段线”与台湾没有关系，台湾的立场与中国大陆强调历史、强调中国大陆主权的立场是不一样的。(59)这种可能一旦实现，将是对日本、美国南海立场的直接呼应，不利于中国大陆在南海问题上维护中华民族权益，更无助于中国大陆与东盟相关国家解决海洋争议的努力。 (2)推进建立两岸海洋深度合作机制 两岸应该共同维护钓鱼岛与南海“主权”，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但在两岸公开联手“保钓”，捍卫南海“主权”阻力较大、不易实现的背景下，(60)两岸一方面应继续以“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默契方式，在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上坚持中华民族的固有权益，另一方面应抓住机会，大力加强海上产业、环保科研等方面合作，力争在国民党尚在台湾地区“执政”的背景下建立两岸制度化、常态化的海洋合作平台，以此对台日海洋合作形成牵制。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背景下，两岸可发挥各自的海洋经济比较优势，分工互补、相互提升，强化海洋产业开发合作。事实上，当前福建、广东等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台或实施与台湾地区的海洋交流合作计划。如福建正力争以厦门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闽台(福州)海洋产业园为重点，加强两岸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和深层海水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的合作，并设法推进台湾海峡油气资源合作勘探，强化两岸同胞经福建口岸的双向旅游，以及深化闽台渔业交流合作等。(61)这些交流合作方案具体务实，遇到的阻力也较小，不仅有利于两岸合作发展海洋经济并做到成果共享，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创造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也有助于进一步扩展两岸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 (3)加强中日在海洋问题上的磋商与对话 在当前钓鱼岛问题“无解”的形势下，中日两国应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并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首先，双方应当积极落实在2014年11月就处理和改善双边关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承认双方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并重启及强化海上联络机制，加强危机管控，防止双方军事力量“擦枪走火”，导致局势走向不可控的后果。 其次，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一贯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并要求日方正视和妥善处理历史、钓鱼岛等重大敏感问题。日本也有意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愿意同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62)201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从而开启了中日关系改善的进程。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希望推动双边关系的改善，努力将“中日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以及两国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加以落实，并推进两国各领域交往与对话。安倍表示，愿继续坚持包括“村山谈话”在内的以往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63)从长远看，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是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形势下，还要切实按照四点原则共识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构建中日政治与战略(包括海洋安全)互信以及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这不仅可以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助于两国共同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更可以在此过程中，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解台日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的企图。 四、结语 日本的新海洋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战略，既包括了对海洋通道的保护与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又有借助海洋，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积极发挥日本在亚洲地区主导性的意味。在日本官方与学界精心谋划的日本海洋战略新棋局中，台湾已经成为一枚关键的棋子。 张蕴岭曾经指出，“冷战后日本加快发展日台关系不是个别政治人物或某届政府的孤立行为，而是冷战后日本加快成为政治大国的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调整对华政策的结果。”(64)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的地位，基于其多重战略考量。从经济方面看，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日本对进口能源依存度的提高使台湾在日本海洋战略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安倍内阁对海洋资源的高度重视也提升了台湾在日本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从政治方面看，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地位既是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也有利用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围堵中国大陆的企图，还试图通过拉拢台湾构建日本主导的“海洋联盟”。我们要对台日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合流”保持警惕；要通过推进建立两岸海洋深度合作机制，对台日海洋关系发展实施牵制；中日还应加强在海洋问题上的磋商与对话，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并推进中日关系改善及双方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 注释： ①吴寄南、陈鸿斌著：《中日关系“瓶颈”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9页。 ②総合海洋政策研究本部著：《海洋基本計画》，平成25年4月26日閣議決定，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130426kihonkeikaku.pdf。 ③同②。 ④総合海洋政策研究本部著：《海洋基本計画》，平成25年4月26日閣議決定，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130426kihonkeikaku.pdf。 ⑤[日]中西辉政：“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呼声》，2004年第4期。转引自李兵：“日本海上战略通道思想与政策探析”，《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第102页。 ⑥[日]安倍晋三著：《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版，第157-158页。 ⑦“日台漁業協定、中台の連携阻止が狙い——首相が説明”，《日本経済新聞》，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3011_T20C13A4EB1000/。 ⑧“台日签署渔业协议、安倍称台是重要伙伴”，《自由时报》(台湾)，2013年4月13日。 ⑨“日台漁業協定、早期の締結‘国益のため’”，《朝日新闻》，2013年11月20日。 ⑩有关台日渔业谈判的历程及其影响，可参见朱中博：“台日渔业谈判的历程及其对钓鱼岛局势的影响”，《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 (11)《外交蓝皮书》由日本外务省于每年4月发行，用以记录前一年全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日本的外交政策、外交总体情况及与各地区、国别的外交情况。 (12)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3)》(第57号)。 (13)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2)》(第56号)。 (14)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2)》(第56号)；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3)》(第57号)。 (15)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0)》(第54号)；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1)》(第55号)；日本外務省著：《外交青書(2012)》(第56号)。 (16)同(13)。 (17)2015年4月1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与笹川和平财团合并，合并后的财团沿用“笹川和平财团”的名称，原“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的活动由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继承。 (18)[日]山田吉彦著：《日本国境戦争、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版。 (19)[日]天児慧：“キーワードは‘現状維持’”，载[日]孫崎享編《検証尖閣問題》，岩波書店，2012年版，第115页。 (20)同(19)。 (21)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ンネルギー庁著：《新·国家エネルギー戦略》，2006年版，http：//www.enecho.meti.go.jp/topics/energy-strategy。 (22)Trade and Industry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Ministry of Economy of Japan,“Japan's Energy Situation”,January 2015. (23)Ibid(22). (24)Trade and Industry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Ministry of Economy of Japan,“Japan's Energy Situation”,January 2015. (25)Ibid(24). (26)Daniel Twining,“The Future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Strategic Diversification in Pursuit of Security,Autonomy,and Prosperity”,Paper Prepared for“Taiwan's Future in the Asian Century:Toward a Strong,Prosperous and Enduring Democracy”Conference,Nov.20,2011. (27)“台日签署渔业协议安倍称台是重要伙伴”，《自由时报》(台湾)，2013年4月13日。 (28)日本防衛省著：《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13)》。 (29)総合海洋政策研究本部著：《海洋基本計画》，平成25年4月26日閣議決定，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130426kihonkeikaku.pdf。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 (3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著：《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4)》。 (32)同(31)。 (33)[日]秋山昌広著：“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その戦略环境を探る》，亜紀書房，2014年版，第216-217页。 (34)日本防衛省著：《防衛白書(2014)》。 (35)“安保の底流、中国は脅威か”，《朝日新闻》，2013年10月11日。 (36)“大陆取代日本成我最大进口国”，《联合报》(台湾)，2014年7月22日。 (37)日本防衛省著：《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13年版，第11页。 (38)“日美台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对话”，《产经新闻》(大阪版)，2006年7月2日。 (39)[日]中西辉政：“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呼声》，2004年第4期；Mike Moore:A World Without Walls:Freedom,Development,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转引自李兵：“日本海上战略通道思想与政策探析”，《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第102页。 (40)2014年9月15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参加题为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研讨会回答提问时的讲话，http：//csis.org/event/japanese-perspectives-china-taiwan-and-cross-strait-relations。 (41)[日]山田吉彦著：《日本国境戦争、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第164页。 (42)[日]秋山昌広著：“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その戦略环境を探る》，亜紀書房，2014年版，第216-217页。 (43)“富士山と玉山、日台友好山提携”，《朝日新闻》，2013年11月20日。 (44)日本防衛省著：《防衛白書(2013)》；日本防衛省著：《防衛白書(2014)》。 (45)日本防衛省著：《防衛白書(2014)》。 (46)同(44)。 (47)[日]川勝平太著：《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論社，1997年版，第170页。 (48)[日]川勝平太著：《文明の海へ：グローバル日本外史》，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年版，第12-13页。 (49)[日]川胜平太：“西太平洋联合论”，《21世纪日本的前进道路——第26期防卫讨论会演讲集》，社团法人队友会，2000年版，第304页，转引自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102页。 (50)[日]山田吉彦著：《日本国境戦争：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版。 (51)[日]山田吉彦：“山田吉彦氏、今日の南シナ海は明日の尖閣だ”，《産経新聞》，2014年1月27日，http：//www.iza.ne.jpkijicolumnnews140127/clm14012703190001-n1.html。 (52)同(50)，第168页。 (53)[日]渡辺昭夫、秋山昌広著：《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その戦略环境を探る》，亜紀書房，2014年版，第216-217页。 (54)日本防衛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13)》。 (55)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4)》。 (56)同(55)。 (57)范凌志：“苏贞昌访日称‘台湾日本核心利益是一样的’”，环球网，2013年2月4日，http：//taiwan.huanqiu.com/news/2013-02/3615063.html。 (58)“台湾学者：若民进党执政会怎样面对钓鱼岛”，环球网，2012年12月1日，http：//taiwan.huanqiu.com/taiwan_opinion/2012-10/3161106.html。 (59)“民进党高官：若重新‘执政’，考虑放弃南海‘主权’主张”，凤凰网，2014年9月15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915/41986857_0.shtml。 (60)关于两岸涉及第三方的海洋事务合作遇到的阻力，可参见朱中博：“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71-74页。 (61)关于闽台、粤台海洋经济合作，可参见：许雪毅：“福建将构建两岸海洋开发深度合作平台”，新华网，2012年8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2-08/06/c_112639327.htm；“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海峡两岸海洋经济合作交流会’于8月25日至27日在我市举行”，华夏经纬网，2014年8月22日，http：//www.huaxia.comgdtbgdzt/hxlahyjjhzjlh—08/4040354.html。 (62)“杨洁篪会见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11月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08349.shtml。 (63)“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4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56984.shtml。 (64)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