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格里希：武柴是他一生的牵挂和骄傲
文/孙梦格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上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威尔纳·格里希、阿兰·梅里埃等10人获得该殊荣。会上，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获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颁奖，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专门授予深度参与改革开放进程，为支持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外籍人士，他们中既包括开启与我国国际合作新纪元的政治家，率先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企业家和专家，也有一直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人文、体育合作的国际组织知名人士，还有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瑞信这份题为《转型中的亚洲》报告认为，中高收入亚洲经济体正由制造业出口导向型，转向更多依靠服务业产出的增长模式，庞大的储蓄将驱使消费成为增长引擎，进而减少债务驱动型投资。随着面向本地投入的增加，亚洲出口商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有望日益提高。同时，人力成本上涨很可能削减部分东亚经济体的出口份额，转而由越南及孟加拉国等低收入经济体替代。
在这份10人的名单中，有一位推动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德国专家，他的名字是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而他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称号——“洋厂长”。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成为国企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洋厂长”。在此后的两年任期内，格里希大力整顿工厂纪律，严格规范质量管理体系，率先改进工资激励措施，使武汉柴油机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学生是初次接触到这种运算形式，在讲解完线性卷积的定义及基本运算步骤后，虽然能够了解运算的方法(翻转、移位、相乘、求和)，且完成正确的卷积计算，但对卷积运算意义的理解仍然比较模糊。此时，教师可以采用概念对比的方法来再次讲解，即利用学生已经理解，或容易理解的概念，来与这个新的卷积运算概念对比分析，进一步阐述卷积的意义。具体来讲，可以将“输入序列x(n)可以表示成单位抽样序列δ(n)的移位相加，即输入序列本身就是自身与单位脉冲响应的卷积结果”这个概念与线性卷积的概念对比起来讲解。教学设计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2003年，83岁的格里希先生在德国米尔豪森市与世长辞。2018年12月，其子伯恩特·格里希先生——同样也是一位工程师、外国专家——专程来到中国，代表格里希先生接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对他进行了专访，倾听他畅谈父亲与他两代人之间与中国的缘分和他们的跨文化故事。
伯恩特·格里希先生如今也年逾古稀，回忆起父亲的这段经历，他依旧充满深情地感叹道：“感谢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武柴是我父亲一生的牵挂和骄傲。”
从退休专家到第一位“洋厂长”
在不改变现有机器设备，没有引入新资金的情况下，格里希厂长采取了一系列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法，提升工厂的效益和产品的质量。比如，为了避免人浮于事，他大胆对人员进行整顿和精简，罢免失职员工的职务，或给他们调岗；为了提升零件质量，彻底改革质检科，亲自为员工培训相关知识，打破原有制度藩篱，重建一套严格的质检体系；为了全方位调动工人积极性，他推动施行“结构工资制”——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岗位、绩效的变化而浮动，打破“铁饭碗”；为了改革当时懒散敷衍的工作态度，他推行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甚至还跑到工厂大门口检查考勤……
1983年7月，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提到“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同年8月，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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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的德国技术专家，是如何来到武汉成为“洋厂长”的呢？
“他最喜欢强调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质量’，一个是‘效率’。父亲把他贯彻了一生的德国经验带进了武汉柴油机厂。他经常对员工们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企业工作，你们面对的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因此，一分一毫也不能浪费，甚至你们的时间都很宝贵，要清楚自己的职责和工作的质量标准，时刻把产品的质量和工作的效率当作最重要的事情”。伯恩特·格里希先生回忆，格里希厂长身上有着一名德国工程师的严谨性和责任感。
百业待兴的中国，从此向世界人才张开了怀抱。
1984年8月，经与武汉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德国杜伊斯堡市的推荐，格里希被派遣到武汉柴油机厂，开始担任技术顾问。“当得知父亲要去武汉时，我们全家都很惊讶，因为他此前从未想过会和中国的这座城市产生联系……他退休后本想去环游世界的。”伯恩特先生笑道。
1984年11月，格里希走马上任，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位“洋厂长”。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对人才引进和交流的政策探索，造就了此后的这一段奇妙的缘分。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当格里希来到武柴时，这里却像当时的多数国企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低下、浪费严重。在工厂里考察巡视的格里希对此忧心忡忡，按捺不住地说：“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格里希的话让当时也在苦思企业改革甚至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新途径的武汉市政府领导产生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想法：正式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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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希厂长上任后给武柴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印证了伯恩特先生所言。“我父亲到了武汉，了解工厂的情况后，就决心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这马上得到了当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伯恩特·格里希先生将往事娓娓道来，“当时的决策者和领导人是非常有魄力的，他们希望有像我父亲这样的专家主导一些开创性的改革。”
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看来，正是格里希身上的这种热情、决心、勇气与魄力，增强了他们大胆改革、锐意突破的信心。
“质量先生”的“中国制造”
“洋厂长”不仅是管理职责上的称谓，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父亲成了中国一家国企的厂长，这不仅对我们来说很意外，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级的新闻，我记得德国的电视台、广播和报纸上出现很多相关的报道，甚至是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伯恩特先生这样回忆，“作为家人，一开始我们自然会担心他是否能够适应随之而来的压力。不过，我了解我的父亲，他承诺的事情就一定会尽力做好。他曾经向我提过，他非常看重这个荣誉身份。也因为这样一份荣誉感，他曾主动提出不拿工资，以便更好地贯彻自己全部的改革理念”。在改革的决心以外，格里希厂长还有一份热情，伯恩特先生这样说道：“父亲是一个心态非常开放的人，他愿意去拥抱生活中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尽管上任之初面对很多争议，他的兴奋还是大于担忧，我想这也是他鼓舞人心的一点。”
格里希厂长的改革首先从车间质量管理层面开始。“他年纪大了，但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天天往仓库、车间跑。他依然像个一线员工那样，随身带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逐个车间巡查，注意一些其他人都没有留意到的细节”。同样是一名工程师的伯恩特先生非常赞赏父亲的做法，“他经常说自己不是来消磨时间的，而是真的要给这个工厂带来改变”。
伯恩特·格里希先生（中）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佩戴在位于武汉的威尔纳·格里希铜像上
威尔纳·格里希（1920—2003），1920年生于德国，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航空技术工程师学校，曾是一名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1983年，退休后的格里希成为第一批申请加入刚刚成立的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SES）的成员。
牵引力显微镜技术基于对柔性基底变形的测量，通过对比细胞施加力前后的两个不同时间段得到的荧光标记物的图像，获得基底的变形信息。数字图像相关算法比较加载前后的图像，算出变形凝胶的位移场。常用于牵引力显微镜的基底材料包括聚丙稀酰胺和硅基凝胶，它们都是线弹性材料，具有良好的光学透明性并且刚度易调节。随着该技术的发展，牵引力显微镜技术从最初的只能测量二维基底上的单细胞引起的二维牵引力，延伸到测量细胞在二维基底上引起的三维牵引力，以及测量细胞在三维基底内部引起的三维牵引力。
总之，汉字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中介，对我国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好汉字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我，有责任从小培养学生的识字写字的兴趣，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让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2018年12月，威尔纳·格里希之子伯恩特·格里希及夫人访问武汉
在格里希大刀阔斧的改革下，武汉柴油机厂有了明显的改观：年产柴油机从1.83万台增加到6万台；柴油机使用寿命从1000至1500小时，延长到6000至8000小时；铸件废品率降到5%，出口到东南亚7个国家，从年亏损500万元到年盈利达600万元……
武柴的变化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会见格里希，向他了解改革经验，朱镕基曾称他为“质量先生”……1985年，他被武汉市授予“荣誉市民”；1986年5月，他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成为来武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1987年，他被联邦德国授予“联邦十字勋章”；2005年，在武汉和德国的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两尊铜像，以纪念他为增进中德友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伯恩特·格里希先生也是一名参与过国际合作的工程师，他说：“父亲在武柴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将‘德国制造’所代表的精神理念传递到中国，让中国也拥有‘中国制造’，这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不过时的。这几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和父亲当年在厂里和工人们所强调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
格里希厂长的精神财富
格里希厂长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见证者、支持者和贡献者。伯恩特·格里希先生认为，父亲带来的不仅是德国的先进技术，更有蕴含在深处的人才互相交流、文化互通有无的理念。
受父亲的影响，伯恩特先生也成了一名工程师，并且，他也一直关注着文化间的互通与交际。在格里希厂长的任期结束后，他和伯恩特先生也先后几次回到过中国。“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一政策无疑是非常正确和伟大的。如今的中国已经和我父亲在武柴时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也经常对我感叹，无论是经济发展、工厂管理水平还是制造业人员的素质都有了大幅提高。在今天的中国，‘洋厂长’肯定已经不再新鲜，也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和轰动了。并且，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自己培养出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反向向德国输出。”
无论是4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还是今日已经深度参与国际治理和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未曾停止。今天，中德之间的企业、科技交流日益紧密，不仅有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也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合作。我们所要思考的是，无论是从中国“走出去”的专家还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外国专家，能从格里希厂长身上学习和吸取到哪些精神财富？
伯恩特·格里希先生沉思后慎重地说：“父亲教给我的一点，也是我自己无论何时都贯彻的一点，就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中，都要找到适合的方式去激励你身边的人，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成为榜样，亲力亲为。同时，应该学习父亲身上的专业和严谨的精神，尽管他是专家，但他还会拿出大量的时间去深入车间，走上一线，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而让伯恩特先生最受益的，依旧是父亲当时参与改革的决心与担当。“他的改革措施在当时的中国实行起来阻力重重，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改变过或动摇过他的初心，他是我永远的骄傲。”
改革开放40年，格里希厂长的故事和话语依然焕发着活力，激励着我们，他在武柴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这段经历却给他的家人和子女、两座城市乃至两个国家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管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