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几次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次论文,论战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民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口号，指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本世纪“五四”以来，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中国文化趋向——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论战，同时在经济思想领域还爆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即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战。后一论战时断时续，一直延续至四十年代初期，按时期、内容、性质来分，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加以阐述，目的在于梳理清楚这场旷日持久、时兴时息的论战历史，以期揭示工业化理论在中国得到普遍接受和研究不断深化的历程。
论战的发端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甫建，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政府鼓励发展实业，全国范围内掀起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暂缓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高潮，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很快就由“繁荣”转入萧条。1920—1921年，陷入工业恐慌时代，大批民族工业面临倒闭的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以农为本思想抬头，思想界形成了第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论战，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讨论的第一阶段。
最早鼓吹以农立国的是章士钊。1923年8月12日上海《新闻报》登载章的《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①a]一文，文中宣布“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主张重建正在瓦解的农本社会，不必趋重工业，以免面临欧美经济危机时的经济混乱局面。章氏的文章马上引起反响，孙倬章于《东方杂志》上著有《农业与中国》[②a]一文，对工业和农业的文化内涵都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至于农业，则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代社会之进化潮流，当相反；工业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适相应。”对于“倡重农论者”“余窃以为此等反抗进化潮流的主张，以理论言之，则为不应有，以事实推之，则为不可能。”文章多处引用了考茨基（Karl Kautsty）和季特（Charles Gide）的理论佐证自己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学术各个层面进行分析、论证中国不应偏重农业。
同年10月25日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申报》撰文《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③a]，文中列举欧洲各工业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现象，以为“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若尚趋处，何异自蹈陷井中乎？”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董又畏惧与其他工业国间产品市场的竞争，认为中国一无兵力，二无经济力，是必无前景的。全文显露了对于工业化的悲观论调。而“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其组织不若工业国社会之细致，一部生事，牵动全局。”甚至认定中国的目标就是建成如丹麦那样的在列强包围中独存的农业大国。董文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0月28日，10月30日杨杏佛、恽代英先后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能长为农国乎》、《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等文，反驳董的观点。恽文措词较激烈，对于董文的“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外资之纠葛”等逐条进行了驳斥和分析，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①b]。而杨以为“工与农实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②b]，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相依而存，密不可分的。而工业化是“大势趋，人心不古，虽有大力，孰能挽此狂澜哉？”[③b]大意虽相同，字里行间不免残留些对古旧的怀恋。
章士钊见杨、恽二文后立即针锋相对，写就以农立国的经典篇章《农国辨》，先载于11月3日上海《新闻报》，后又重刊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26号[④b]。章氏对经济是外行，全篇一是从政治、道德、伦理、法律、习惯等角度立论分述农国与工国的差别，大肆宣扬要维护“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国之精神”；二是以欧洲十八世纪以来工业日茂，而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的历史，述工国之弊端。杨杏佛立即以《答农国辨》作答，第二年又有杨明斋总结性的《评〈农国辨〉》。两杨均针对章氏的论点，逐条加以分析驳斥。可以说，至此把农本论给驳了个体无完肤。如杨杏佛文说“章氏但知欧洲之祸乱由于工制，而不知工制之能为祸至此，实资本制度有以使之。有资本制度，农与工受祸均也。”[⑤b]从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指明欧洲工业国“崩坏难于收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工业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杨明斋的《评〈农国辨〉》是1924年6月北京印刷局出版的专著《评中西文化观》的卷三部分，评论得更具体，先摘录章氏文中基本观点，再一一针砭，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弊病，并在卷四《总解释》中，着重阐述了“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⑥b]的论断，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另外还有江公怀的《中国可以农立国吗？——重农主义的批判》、周宪文的《中国经济的两条路线——工业化或农业化》，历述中国重农思想的发展脉络、渊源和新农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从理论和现状指出如果中国欲以农立国，“不啻自己甘做工业的经济附庸”[⑦b]，必是走向殖民地的结果。周宪文更提出了号召青年们“养成奋斗进取的精神，铲除无为复古的风尚，向工业‘迎头赶上去’，把中国‘从根救起来’”[⑧b]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
二十年代的这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其本上与同时期的东西文化的争论互相呼应，实质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从战事中拔身出来重新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压迫的形势下，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回潮，也是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次大碰撞。
论战的深化
1929—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转嫁危机，倾销过剩商品的大市场，农村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最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逐渐成为共识。论战各派的争论激烈精彩，因不是本文详述范围，这里只谈谈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穿插于这些论战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当时，国民政权统治相对稳定，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成为关注焦点，社会各界各抒己见，可称讨论的“战国”阶段。
经过二十年代的论战，至三十年代，工业化的思想已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就连要以儒教为纲，伦理本位建国的梁漱溟也承认“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的能否繁荣进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①c]。斯时，中国经济发展有两只拦路虎，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干涉，一是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正是基于对这两种障碍强调程度的不同，而形成了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强调外在阻因的往往着眼于工业、城市，强调内在阻因的往往着眼于农业、农村。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四派，各派之间互有笔战，论战呈百家争鸣之势。
一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②c]，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民族工业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得不到发展，而农业却具备了发展所需的劳力和资本。中国两千年来实行的是注重伦理的经济，“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③c]，“有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④c]，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问题。只要倡导孔孟儒学，各方共同谋划就能造成一个新的社会。复兴农村的步骤：一要排除四大障碍，即解决好治安、运输、农民负担和灾害四大问题；二要把握好三个要点，即流通金融、引入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⑤c]。农业得以翻身以后，便要由农到工，由国家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化[⑥c]。乡村建设理论受到各方的批评。当时比较重要的对农村运动的评伦文章由农研会的千家驹、李紫翔编成《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陈序径是乡村建设最激烈的批评者。作为一个主张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主要倡导者，自然与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水火不相容，他把梁漱溟的工作与罗伯特·欧文的工作加以比较，认为它们都是由空想走向失败[⑦c]。梁漱溟的理论前提抹煞了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而他又过分依靠社会上层，依靠地方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力量，不能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这些使他的理论带有较多的空想色彩，也是乡建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理论性因素。
二是以吴景超、贺岳僧、张培刚等为代表，大力主张工业化，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农村。当时从各个角度反对工业化的仍大有人在，1934年11月4日工业化的大力鼓吹者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没有歧路》[⑧c]，将反对工业化者言简意赅地分为四派：夸大派（夸大中国文化的优越，力主文化保守，力主以农立国）、禁欲派（提倡节制欲望）、因噎废食派（看到欧美工业化文明之后发生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劳资冲突、社会动荡，而对工业化本身产生怀疑）、畏难退缩派（认为帝国主义压迫下本国工业没有出路，只好整顿农村过固有的农民生活），分别加以批驳，指出要看到以农而立之国与以工而立之国之间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差距，不能因循守旧，要求进步，不畏艰难，不能失去信心，“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反映吴景超另一重要观点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1934年9月9日《大公报》），此文发表后，先后有李炳寰、刘子华、万钟庆、姚溥荪等提出非议，认为救济农村不能靠发展都市，吴答以《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935年1月），对各种责难作出反驳和说明，重申其发展都市三种事业：工业、交通业、金融业以救济农村的观点，双方都有道理而又不能完全说服对方。工业化与都市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落后的农村经济必须走上工业化的路才能发掘其潜力，农业的工业化进程也就是农村的都市化进程。发展都市仍然不能解决存在于农村的问题，还要从农村着手。然而都市代表着先进的、进步的技术和观念，不能忽视发展都市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领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三是主张发展乡村工业带动都市，时谓“第三条路”，代表人物是郑林庄，另外抗战爆发前，方显廷也抱有类似的观点。郑林庄于1935年1月《独立评论》上撰文《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①d]，认为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客观环境尚不具备都市大规模工业所需的三个条件：一个能够有自主的国民经济；一片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一群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经济制度、社会观念、建设资本等各方面都不利于都市工业的发展。要想建立工业经济，只能“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1936年方显廷在《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一文中，比较乡村工业对城市工业的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廉，接近原材料产地，运输成本低，认为“中国工业化之未来，系于乡村工业之复兴者至
”[②d]。张培刚于1935年2月17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针对郑林庄的观点而作的《第三条路走得通吗？》[③d]，认为郑所谓城市工业所需具备的三个条件在发展农村工业时同样需要，相比较而言，发展农村工业尚不及发展都市工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途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
四是以漆琪生为代表，属于“农业基础派”。漆认为当时中国走工业化之路是行不通的，而走农村建设之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反对农业生产技术改良派、农村教育派、乡村救济派、乡村自治派以及空想主义者等关于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主张，提出首先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振兴农业，先农后工的发展思想[④d]。袁聘之称漆为“过渡期的农业资本主义派”[⑤d]，而当前“救亡图存之急务”是发展民族工业。
从经济理论上讲，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任何以农立国、以农兴国的观念都是倒退的，逆潮流而行的。农业社会必然要逐渐转变成为工业社会。工业化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的问题。从长期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对于整部国家经济机器的运转，任何对农或对工的偏废都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制订适宜的工农业发展政策，农业既要能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人力资源和市场，又不能为筹集工业化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强制性从农业中豪夺而最终损害农业，结果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跛行甚或不前。从当时的中国国情来看，列强虎视眈眈，一心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生产国，成为他们工业经济的附庸；国内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整个社会实需要彻底的改造。从实践上讲，只有在摆脱了列强控制，中国成为政治独立，经济自主的国家，关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步骤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民族矛盾为第一要着的形势下，战时经济只能侧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以加强战斗力，抵抗外侮，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中国幅员辽阔的农村，以它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特点，成为抗战与革命的根据地，有它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论战的再起
抗战爆发以后，城乡受战火荼靡，更显一派凋敝景象。抗日战场的连连失利令人不免怀旧，思想界以农立国的旧调又有人重弹。起因是周宪文应稿约于1939年12月20日《时代精神》月刊上发表《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①e]一文，重申“在今日靠农业已不能立国，要立国只有靠工业。”“中国要立国，只有本百折不挠的精神，向工业迎头赶上去。”实在是旧文新作。不曾想1940年1月7日重庆《新蜀报》载文杨开道的《中国以何立国？》[②e]，开宗明义地宣称：一、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二、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以农立国；三、将来的中国还是要以农立国。从此掀起新一轮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周宪文又有《再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兼与杨开道先生商榷》、《三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杨开道又有《再论中国以何立国》、《现代农业国家诠释》等文，周杨两人各据理力争，针锋相对。杨开道的理想是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备，农业科学人才，而演化成“一个科学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中国农业制度”。他口口声声以农立国的一个重要佐证是中国一直是以农立国；抗战几年，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城市工业受日军炮火破坏毁火殆尽，而能不至于亡国正是在广袤农村与敌周旋的结果，中国靠农业也立住了脚。“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不特赶不上英国，也赶不上日本”，决不能“用外国的办法，去和资本主义的老祖师斗法的”。这是当时抗战形势扑朔迷离，消极悲观思想的反映。周宪文反驳杨，认为杨所谓战时中国能“以农立国”，不过是“以农苟安”[③e]，抗战的持久在于“地大人众”，而不是“农业国家”[④e]，战争反而更说明工业化的重要，不工业化就要受欺，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从客观环境和历史进程来讲，中国都已不能再以农立国。此外还有杜沧白的《中国能以农立国吗？》，王亚南的《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朱伯康的《异哉！中国能以农立国吗？》，彭立谟的《读〈再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以后》等文均批驳以农立国论。
十几年后重提这个话题，正如王亚南所说实是“论坛上的一件煞风景的事”[⑤e]。然而这次论战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弄清了一些混淆的概念，坚定了工业化的信念，也为工业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础。许涤新在1940年6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登文《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⑥e]，对杨开道的观点给予坚决的批评。许认为杨“与其说农业生产是中国长期抗战的条件，反不如说也是引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原因。”在以工立国问题上，许涤新虽然十分同意周宪文工业化的观点，但指出周对杨的批评还是不够深刻，带有某些妥协性，“必须更进一步，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上，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剥削关系上，从这种障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观点上去给‘以农立国’论以坚强而致命的回答。”另外批评周“把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当作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这是涉及“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必须首先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许涤新此文可以说是抗战中这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论战的最后总结，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必然要尽量的工业化，必然要使农业工业化。”这场论战中宣扬“以农立国”的杨开道、李鲁航等人的理论，不及前两个时期主张以农立国、以农兴国的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以深厚的儒家文化、农业文化为背景的理论表现得有深度，往往摇摆不定，不能自圆其说，仅仅是战争刺激下的产物，企图钻回旧日的蜗居。
论战的意义
农业历来是中国最大的生产部门，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追本溯源可至先秦，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甚至建国以来仍有市场。农业立国的观点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在近现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如俄国的民粹主义，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小农经济虽说分散、脆弱，经营规模狭小，但同时又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便于扶持、重建，自然成为封建、半封建、殖民、半殖民等社会状态下知识界、思想界寻求民族自立的寄托。建国前近三十年时起时伏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实际上体现了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间的冲突、融合的过程。二十年代第一阶段的论战，是在几十年磕磕碰碰发展起来的薄弱的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时爆发的，传统第一次跳出来指责现代的不可取。而“战国”阶段的论战，已初步显露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出现了颇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思想，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郑林庄的“第三条路”思想。抗战中的论战只能看作是战争带来的特殊的回潮，但战争令一部分人更坚定了建设国防工业、重工业重要性的现代观念。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这段论战，正如方显廷所言“事实常因详述而益明，理论亦因辨难而益进”[①f]，总的趋势是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论战中的各方言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囿于个人的学识、背景，认识的角度不同，对现实作出的不同判断。历史上工业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牺牲农业的政策，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正是特别关注广大农民的利益，以儒家文化为基石构筑的。他们的许多想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某些启示意义，如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观点，与长江流域近年来浦东开发，搞活上海经济，使上海发挥龙头作用以带活龙身、龙尾的经济发展规划之间的联系。有些问题仍有待于将来的继续探讨，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后，儒家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普遍受到重视：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等。工业化不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可以说，农业社会如何工业化这一理论问题现今仍处在探索阶段，尚未得到圆满解决。建国后四十多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也是在尝试中不断付出代价，积累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政策而一点点取得的。中国作为几千年的文化古国，每一次观念的更新，理论的提升，都是在不断的新旧冲突中完成的。建国前近三十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只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的无数次电闪雷鸣中的几次，虽然不能带来倾盆大雨，却能震聋发聩，照亮了前行的路途。
注释：
①a②a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a 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南平国民出版社1945年版。
①b 恽代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②b③b 杨杏佛：《中国能长为农国乎》，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④b 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⑤b 杨杏佛：《答农国辨》，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⑥b 杨明斋著：《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刷局1924年6月版，第308页。
⑦b 江公怀：《中国可以农立国吗？——重农主义批判》，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⑧b 周宪文：《中国经济的两条战线——工业化或农业化》，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①c②c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见《从“西化”到现代化》。
③c④c⑤c⑥c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78、515—528、547页。
⑦c 陈序径：《乡村建设理论的探讨》，《从“西化”到现代化》。
⑧c 见《从“西化”到现代化》。
①d③d 见《从“西化”到现代化》。
②d 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32页。
④d 漆琪生关于农村问题的观点，主要见于1935年4月13日发表在《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的《由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论目前农村之出路》，转见《从“西化”到现代化》。
⑤d 袁聘之：《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重农重工问题之探讨》，见《从“西化”到现代化》。
①e②e 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③e④e 周宪文：《再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兼与杨开道先生商榷》，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⑤e 王亚南：《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见《新农本主义批判》。
⑥e 见《从“西化”到现代化》。
①f 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