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经济学的“联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无疑是经济学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世纪，经济学被萨缪尔逊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长驱直入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帝国主义”方兴未艾。但是， 经济学家也被“拷问”了整整一个世纪。 100年以前，也就是1898年， 凡勃伦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破天荒地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过是象征性地承认经济学的地位。对此，人们心照不宣。凯恩斯主义式微以来，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怀疑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对经济学的“世纪末批判”。1983年，A.S.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集中体现了经济学家的自审与自责。
不管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性程度如何，经济学的目的是探求经济生活与运行的真理王国。将科学精神引入经济学，或者说，将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经济学家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纵观人类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科学理性与科学精神的成长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
古希腊科学精神与古希腊经济思想
古希腊既是西方科学的发源地，也是西方经济思想的发源地。古希腊的经济思想虽然远离我们所处时代，但它与科学理性的内在关联，它所体现的科学精神，至今仍影响着经济学。
在商品与市场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古希腊思想家对价值、交换、货币等范畴分析的理性化程度，令人称奇，这些见解，至今仍闪耀着科学理性的光辉。
如同古希腊其他科学成果一样，古希腊经济思想成就深深植根于古希腊的科学理性，即其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
古希腊科学思想的特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就是对人类生活环境进行理性的理解，试图超越具体个别的现象，而进入一般的认识。这一点，也是古希腊科学思想与东方强调具体、个体和技巧的科学技术思想的重大差别。
古希腊这种科学思想必然只能产生在当时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到的哲学和科学产生所需的三个条件，即惊异、闲暇、自由，在当时的古希腊真正具备了。希腊奴隶制提供思想家以闲暇，希腊城邦民主制向他们提供自由，而希腊人热爱生活、天性乐观，他们每4年举办一次奥林匹克竞技会，足见他们享有欢乐的生活， 个性因此得到充分发展，这点又使他们对自然界时常感到惊异，由此引发他们的求知欲。因此，希腊人崇尚智慧，崇尚理性，且由于自由，使得这种对真理和理性的追求很少带有功利主义色彩。
与特殊的科学思想相联系的是古希腊特殊的科学精神。古希腊科学精神的特质是其理性自然观。许多古老民族或只有神话或宗教式的自然观，或缺乏对自然界的系统看法，自然界常常被认为是混乱的、神秘的、变化无常的，人在自然面前完全只有听从命运摆布。而希腊人首先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看待；其次，他们将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第三，他们创造一整套数字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
基于上述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古希腊人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就不足怪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古希腊的科学理性从此开始深深植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并影响此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科学理性之植入经济思想，是从古希腊开始的。
首先，确立了人类经济生活同自然界一样，是独立于人类的一个对象的思想。这种对象性的确立，不仅是自然科学产生的前提，而且也是理性地探索经济规律的前提。
其次，经济生活同自然界一样，充满了自然秩序，这些自然秩序即经济运行的规律。经济思想的任务就是探索这些自然秩序。
第三，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客观地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古希腊悲剧深刻地体现了这种自然秩序的冷酷与无情。在希腊悲剧中，命运是无法逃避的。这种命运即自然秩序或规律。悲剧的本质并非不幸，而是自然秩序或规律的严肃性。尊重规律，也就成为经济思想及其基于其上的政策主张与对策建议的基点。
第四，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秩序又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把握的，因为它是数学的。对数学的重视，是希腊人最天才的举动。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即万物”、导致万物差异的不是其物质组成，而是其包含的数量关系的差异，这种数本主义哲学乃是经济学数学化深远的哲学基础。
可见，经济学中对经济生活的对象化思考、对经济规律的重视、对自然秩序的崇尚以及数学化等学术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具备了。所有这些，都应归因于古希腊特殊的科学理性，归因于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探索经济问题时，将这种科学理性植入经济学。
科学革命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黑暗的中世纪，希腊科学理性被神学封杀，人类经济思想被神学笼罩，无科学理性可言。
17世纪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这一过程也是与科学理性对经济思想的滋润分不开的。
首先，11世纪开始，欧洲出现第一次科学与学术复兴，古希腊学术遗产与科学精神得以复兴和继承。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一次科学与学术复兴，古希腊经济思想及其所包含的学术传统难以恢复，人类经济思想将难以走出中世纪神学的桎梏。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16、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以及近代科学的产生，为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背景。
以哥白尼所发动的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作为先导的近代科学革命，是对既有古典数理科学的一场基本概念框架的深刻变革。这一场革命所产生的科学理念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所展开的天文学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在这个秩序中，宇宙不再是一个由上帝支配的等级结构，因而对当时的宗教情绪和压抑人性的精神生活方式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伽利略开创的新的物理学以及牛顿开创的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起来。这向人们传输这样一种科学理念，自然界存在着统一的规律，科学的使命，就是探求这种具有普通性支配力的规律。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从对价值即财富性质的探讨出发，确立了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即“看不见的手”。这种“看不见的手”与牛顿世界中支配一切的“力”是等同的。
在帕拉塞尔苏斯、阿格尔科拉、赫尔蒙斯、波义耳等化学家的努力下，炼金术转化为化学。他们复兴了古希腊的原子论。这种科学观对古典经济学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可以依据原子论的主张，将复杂的多样性的物质运动还原为量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将价值、财富还原成劳动无疑受此启发。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经济运行时，将参加经济活动的主体假定为无差异的原子式个体，这种假定也得益于原子论的启示。
维萨留斯对人体结构的剖析，塞尔维特、法布里修斯以及哈维对血液循环系统的发现、以及马尔比基、列文虎克、胡克和斯旺麦丹运用显微镜发现的有机生物的微观世界，都确立一种对生命有机体的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强调生物机体构造与运作的有机性。正是基于此，古典经济学将社会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将经济生活看作是一个有机运作的过程。大抵也正因为如此，古典经济学家中，医生出身的人物就有好几位，如配第、魁奈，这也反映出医学革命对经济学的影响。
此外，胡克发现了弹性定律以及数学中微积分发现为后来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构建的经济学体系，离开这种成就显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到此为止，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中所需要的科学理性与科学工具都已具备。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除了构筑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科学理性以外，还提供了均衡、力、弹性、微积分等力量的科学工具。只不过经济学家们在运用科学工具方面，不及他们将其他科学工具引入经济学来得迅速和及时。
当今世界，物理学继相对论革命、量子力学革命以后，面临着新的革命。这一革命不管以什么新的理论的面目出现，其实质是对复杂性或混沌现象的研究。实际上，老三论与新三论已经呈现出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新的科学理性和科学工具的应用步伐。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经济学家已开始将复杂性理念引入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自组织经济学、全息经济学、场态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科的出现，昭示了科学理性渗入经济学的当代图境。
经济学科学理性与阶级属性的冲突
经济学追求科学理性的传统除了表现在经济学主动引入科学精神、引入自然科学分析工具以外，还表现在经济学依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追求一个精确的科学标准与范式。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在为此不懈地努力，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也有意识地引导了这种努力。
在这几种力量的作用下，经济学日益陷入唯科学主义的泥潭。
自萨伊开始，象其他诸多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实际上开始逐渐放弃了它自己作为社会科学所必须具备的阶级属性，而演化为纯粹数学化的、公式化的资源配置工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传统实际上是偏狭的。因为，完整的科学精神与科学传统包括源于追求对世界进行系统理解的哲学传统以及源于追求技术与工艺进步的工匠传统。经济学家更多地继承和发挥了工匠传统。
标榜为科学的经济学因此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关系，经济学必须体现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必须具有阶级性；作为一门纯科学，经济学必须回避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局限于对配置过程的纯数学研究和纯工程设计。如果保持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必须牺牲一部分经济学的数学特征从而真正的科学特性，反过来亦是如此。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在他看来，回避了生产关系研究的经济学，实际上是庸俗经济学，即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在他看来，超阶级的纯粹经济学是不存在的。
经济学家通过将自己从事的领域界定为纯资源配置研究来回避科学精神与阶级属性的冲突。也许，这是目前阶段上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从社会需求角度看，在目前条件下，以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远不及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纯经济学。回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经济学适应社会需要的一种适应性机能的表现。正是基于此，我们可能还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接受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实际上的分立状态。
实现经济学的阶级属性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从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统一，还不是目前这代经济学家所能圆满解决的课题。
不过，在笔者看来，新的一轮经济学革命如果说是复杂性经济学革命，那么其中的一个分支，即“场”态经济学可能解决这种问题。“场”态经济学引入物理学的场概念，将自然场与经济场统一起来。在这种视角看来，无论是生产关系、经济体制，还是资源配置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场”的问题，即“力”的传递问题，信息的交换问题。这样，在“场”、“力”、“信息”等范畴的基础上，自然与社会达到新的统一，生产关系与资源配置达到高度统一，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社会科学属性也就可以达到统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恐怕需要长时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