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策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城乡论文,城镇化论文,进程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4-0053-11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深度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能否有效地推进高质量城镇化，越来越成为我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的城镇化却日益成为一个显性现象。学界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市民化的概念。能否顺畅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科学解决失地农民职业发展问题，让农民工带着归属感融入城市，是当代我国市民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紧密、与人的职业发展和生存生活关联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必须也有能力为我国城镇化市民化的有效推进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城镇化市民化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要厘清城镇化市民化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关系，进而界定职业教育在城镇化市民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一)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关系
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关系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从城镇化内涵看，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是其中“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实现方式；第二，从历史发展历程看，市民化是我国当代新型城镇化中的最突出特征和最关键任务。
城镇化是发展战略和模式，是一个立体性概念和系统化工程。既包括城乡布局、基础设施等物的层面，也包括市民身份落实和城镇文化渗透等人的内容。在长期实践中，我国走了“先物的城镇化再人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的城镇化”的道路，市民化一度被相当程度地忽视了。其结果就是城镇化率的虚高。王卫国研究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但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除去“被城镇化”的农民工，我国真实城镇化率不到40％[1]。也就是说，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城镇化率的真实性，关乎其中10个百分点究竟是否可以确认。因此，要实现我国城镇化率的实际提升，实现城镇化由虚而实、保证质量、持续稳定，市民化是关键。
2012年以来，“新型城镇化”这一战略构想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各界人士从多个角度作了解读：与传统的城镇化或城市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将在农民市民化上重点发力；“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力促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和互促共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2]这再次表明，没有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既无法实现“新”，也无法保证“真”，更不能达到“实”。
城镇化市民化主要涉及三大类群体，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而他们的市民化离不开职业教育。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职业教育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欲进城务工的农民，即“准农民工”，他们时刻为进城市务工做准备，机时成熟便会离村入城；有一部分已经有过短暂的城市务工经历，但还不是常态化和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二是拟在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称为“农村非农经营者”，他们留在农村但不从事传统的农业劳作，即离农不离乡；三是留在农业内，但是拟在未来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产业中就业的“农业工人”，他们既不离乡也不离农，但谋求产业转型和升级。
对于“准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农民工，除了城市相对就业机会不够而“进不去”和家庭特殊情况而“出不去”以外，深层原因是知识和能力相对不足，只能去竞争相对低端的、劳动力供给并不缺乏的岗位。即使短暂务工，也不具备到城市稳定就业的能力，更没有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出去”的硬实力。对其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其职业能力，实现成功向城市转移的必由之路。
对于农村“非农经营者”而言，他们大多是具有灵活头脑和产业转换勇气的“能人”，不少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经营、投资、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和盲区，既有知识也往往限于经验主义。尽管他们从农业中“走出来”了，但是，在没有大量适切性知识补给的情况下也“走不远”，对其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刻不容缓。
对于“农业工人”而言，加强教育与培训更是必需的，因为他们大多数并未为新型农业做好充分准备，与持续深化推进的农业改革不适应。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合作社发展。这些都表明国家改革农业生产模式，深化农业改革的决心。新型农业对从业农民科技文化知识、新设备操作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乃形势所需。
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职业技能培训率仅13.6％[3]。无论是让想走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走出去，还是让想留下来的更好留下来，都需要职业教育发挥其应有作用。
(三)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转业培训与职业教育
失地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获得的补偿费较少，具有较为急迫职业转向需求的群体；一种是获得了可观的补偿费，暂时没有生存压力而徘徊观望的群体。其中还有部分人具有创业的愿望，但是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对于前者，由于补偿费用低，难以替代原来土地对养老等的保障作用，有的很快就被用完，有的即使暂时可以维系，但也往往“好景不长”。在没有职业能力的情况下，他们未来的处境可能比原来作为农民时更为窘迫。而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财或者创业的能力，即使在短期内没有生活之忧，长远来看，也终究有不可避免的隐患。
无论是哪一类群体，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职业转向的素质和能力。一方面，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无法有效匹配，直接造成其就业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城市在空间上接近，容易受到繁华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对劳动条件和报酬的要求较高，就业视野和机会狭窄。已就业的人员其工作的稳定性也较差，收入很难保障。
再者，虽然失地农民在城市氛围的影响下逐渐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但是传统农民的生活习惯还在其身上有重大影响，市民意识还比较淡薄。比如在许多城市新村中，还有不少农民习惯地把街道和小区内道路当做自家晒场和后院，堆杂物、晒东西、泼污水，甚至还把公共的花坛、草地当做自留地，种上了蔬菜、水果等等。[4]这些现象都表明，失地农民要发生行为方式的重大改变并与城市文化有效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失地农民市民化是市民化工程中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部分，既有心理调适和文化重塑的成分，也有职业转向的成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使其掌握一些新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在“失地”的新背景下“成功转业”，开始新的市民生活，这也是职业教育应有的作为。
(四)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社会融合与职业教育
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也不可忽视。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5]尽管目前这一情况有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但农民工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率低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的简单劳动。从工作的外部条件看，他们往往从事劳动保障制度相对缺乏的职业，受到就业歧视、拖欠工资、劳工合同不规范等困扰。农民工现有的知识、技能水平，直接影响其接受新技术、应用新工具、创造新方法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其生产效率与收入水平。一旦经济结构转型和就业单位有变，往往最先受到冲击。农民工返乡潮尽管有待遇低、生活成本高等外部条件因素，深层次的还是职业技能水平与企业岗位需求的不匹配。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更是一个大问题，是比户籍问题更为深层次的市民化障碍。不少学者将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归结为户籍问题，事实上，深入考究可以发现，仅仅关注农民工户籍问题仍然没有触及农民工问题与城镇化之间更为深层的矛盾。即便农民工都取得城市户籍，也无法保证我国城镇化率的有效落实。因为农民工之所以不能有效纳入城市化率指标，既是因为他们处于城乡流动状态中而身份未变，更是因为其思想观念、生活质量、行为方式等没有达到与城市融合的地步。是否具有户籍只是一个外显的标签问题。不少城市人甚至不把已经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视为真正的市民，新取得户籍的“新城市人”自身也会感到不能与城市很好融合，还是个未被城市真正接纳的“外来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农民工职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教育是其能够真正成为城市人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国城镇化应该最先考虑的问题。将农民工有效而稳定地“市民化”，是我国当前城镇化和市民化的最迫切任务。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契合度最高的教育类型，可以也应该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必须统筹发展
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教育是农村和城市职业教育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必须统筹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需要城乡统筹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相对较差，其职业培训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此类培训需要承担基础文化知识补习的成分；另一方面，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低，实施难度大。只有实现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欲进城务工的“准农民工”既需要接受一定程度和规模的文化补习教育，也需要接受现代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前者农村职业教育基本可以完成，而后者则离不开城市职业教育的帮扶。因此他们的培训需要城乡联动。“农村非农经营者”往往只能向身边人学习非农产业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要“做大”与“走远”需要学习现代经营理念与先进专业知识，城市职业教育具有教授这类知识和技能的优势，因此他们的非农经营能力与专业技能培训也需要城乡统筹。掌握先进农业技术、适应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工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人力基础，目前农村职业教育水平与能力不足以独自承担这一重要使命，而高水平的农业院校大多在城市，因此他们的培训也需要通过城乡统筹的方式来实现。
(二)失地农民转业培训需要城乡统筹
失地农民转业培训目前是一个城乡皆有责任，但是城乡都不管或者管不好的“真空地带”，这是造成培训项目少、效果差的重要原因，无法很好回应其较为强烈的“转业培训”需求。目前，只有69.1％的失地农民已就业，其中仅10％通过政府、社区介绍就业；60.8％的失地农民就业存在困难[6]。
限于公共资源和经费问题，失地农民来源地往往无力承担失地农民的转业培训，即使开展一些工作，也往往会因为教育观念和办学条件的原因而低效甚至无效。对于城市而言，由于农民工培训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失地农民转业培训往往是其无暇顾及的。失地农民转业培训的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如果不进行城乡统筹发展，无法有效解决这个矛盾。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他们不愿意接受，而现代化的城市职业教育又与他们有一定距离。只有城乡职业教育实现资源、内容上的对接，失地农民转业培训才能走入正轨。
(三)农民工职业培训与社会融合需要城乡统筹
农民工来源于农村，他们的成功转移既是很多农村发展正向拉动的重要因素，也可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作为受益方的输出地，具有对农民工进行转移前培训的义务。“准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性体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性”与进城务工的“就业成功率”，这需要城乡在用工信息上的沟通、技能培训上的合作。
输入地的教育义务则更为明显。农民工进城务工变成“真正的农民工”之后，他们的体面就业、技能提升、稳定就业、收入增加、子女就读、医疗保障、安居乐业、社会融合，事关国家“城镇化、市民化”战略的成败，其中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城市户籍开放、实现农民工子女“随地就读”、允许“异地高考”等这些与“市民化”直接相关的政策措施上，更需要城乡统筹！在“用工荒”愈加严重的今天，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事关企业转型、技术升级的成败；他们的稳定就业与社会融合，事关输入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城区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些都离不开城乡统筹。
另外，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城乡均具有从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中持续获益的潜在可能。从“城”的角度看，农民工在当地就业，用人单位具有进行培训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20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从“乡”的角度看，小城镇发展是未来城镇化的重要方向，农民工返乡或者就近城镇化必然会成为未来一个显性现象，今天的“乡”将成为未来的“城”。从这个角度讲，农民工教育培训也需要城乡统筹。
总之，从实际承担能力和优势来看，输出地在承担农民工流动前培训任务上具有优势，容易采取符合农民工特点的教育方式，从而为其成功流动奠定前提和基础；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教育方面，城市职业教育则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容易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城乡间的这种优势互补，使农民工在教育培训与社会融合上的城乡统筹，既显必要性，也具可行性。
三、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良好的顶层制度设计，也需要坚实的现实基础，需要在具体环节中密切配合与联合攻关。但是，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情况看，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体制机制障碍
影响职业教育城乡统筹的体制机制障碍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分割，二是实践操作层面的不沟通。
从宏观管理主体来看，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职业教育由城市政府管理，农村职业教育由农村管理，二者显然存在权力管辖范围和模式上的不同和冲突，这是城乡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天然缺陷。加之职业教育内部的中高职分属不同教育部门管理，职业教育与职工培训分属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管理，这种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势必给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带来困难。
在实践层面，为了回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农民工的特别需求，我国多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种“农民类”职业教育①。从积极的角度看，各部门、各有关单位结合自身部门特点和资源，各自开展富有特色的职业培训，为“农民类”职业教育提供了多样菜单。但是，也出现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重复培训、证书互不认可等问题，造成了培训资源浪费[7]。要解决农民类转移培训中低效率和不沟通问题，必须实现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
(二)经费投入不足
经费投入不足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的投入不足造成职业教育整体实力与城乡统筹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城乡投入不均衡造成的城乡差距导致城乡统筹职业教育根基不稳。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也需要较好的教育教学条件。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有的“农民类”职业教育，更需要经费投入上的有效保障。但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整体办学情况显然与现实需求有一定差距。国家对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而职业教育投入更是其中的短板，职业教育投入上历史性的欠账积重难返。城市职业教育往往并不具备大量开展“农民类”职业教育的现实条件和运作机制；而农村职业教育的短板问题则更为突出，城乡职业教育均无法完全满足这种培训需要。
在总体上发展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城乡职业教育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当前，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的差距直接决定了城乡职业教育在财政投入上的不平等。王欢的研究表明，占人口多达70％的农村只得到18％的中央教育经费支持，这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2006年至2008年，中职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围绕12.5平方米小幅上下波动，但在2009年陡降至11.7平方米；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在2009年又降到了比2006年还低的水平。[8]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直接导致城市与农村在职业教育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根基很不牢固。农村职业教育无法提供较高水准的职业准备教育和基本素质培养，而城市较高水平的教育教学手段在“农民类”教育中又无法得到及时运用和充分发挥。实现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职业教育统筹发展，亟需城乡合作，实现均衡配置。
(三)连接体缺失
城乡职业教育的分割是客观事实，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职业教育要实现统筹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依托和专业抓手。管理上的长期分割造成城乡职业教育对“农民类”职业教育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做好组织机构、承接单位和具体专业上的准备。
首先，尚未形成专门服务于“农民类”教育的职业教育机构网络。在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农民类”职业教育供求严重失衡。从已有的城乡职业教育机构体系看，虽然有体量不小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但是真正服务于“农民类”职业教育的机构并不多，更谈不上成体系。城乡职业学校之间的沟通往往也仅限于招生就业方面的交流，也大多在在校学生范围内，对“农民类”职业教育延伸不多。一些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从理论上讲可以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先锋与载体，但并未有实质性作为。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基层体系破坏导致城乡职业教育统筹机构对接不力。目前，由于经费、思想认识以及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等方面的原因，许多乡镇农校和村组级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点基本被废弃，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相当不完整，甚至有许多方面的漏洞与缺失。尽管在国家大力发展面向农村职业教育的背景下乡镇农校发展重新得到了重视，农村职业教育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建设成效并不理想，对总体格局的改变也不大，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9]。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难点与重点在农村，农村职业教育任重道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工职前培训的需求量非常大，城市职业教育无法取代，从降低农民接受职业教育成本、提升“农民类”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角度考虑，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关键。
最后，职业教育专业结构问题导致城乡统筹专业层面链接不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类、计算机类比较热门的专业招生相对容易，专业设置成本较低，因此学校盲目跟风举办，专业设置重复现象比较严重，而一些农业类的急缺专业则受到冷落。而对于“农民类”职业教育而言，热门专业的教育虽然不能说完全无用，但是显然是很不够的。“农民类”职业教育既需要专业的转型转向，还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一些针对性强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不解决这些问题，“农民类”职业教育极容易陷入形式化和虚无化，不但对需要接受教育与培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和农民工没有较强的吸引力，还容易导致职业教育无效性印象的进一步加深，导致更深层次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与鄙薄。
(四)教育教学问题
由于受教育对象在文化程度、学习习惯、时间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农民类”职业教育必须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设计和安排进行对应。当前职业教育并未做好准备。
一是理念问题。目前城乡职业教育均存在重“学生”轻“农民”的情况，城乡均未对“农民类”职业教育给予足够的关注。无论城还是乡，能够直接服务于“农民类”职业教育的师资也不多。进一步提高认识，做好对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农民类”职业教育重要性、特殊性的理论研究和理念转型，这是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是教育组织和安排问题。“农民类”职业教育与主要面向学生的职业教育在开设专业、办学灵活性、评价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现有职业教育的长学制、求正规、系统化等都与“农民类”职业教育不相适应。“农民类”职业教育在教学场所方面也有一定的特殊要求，相应的组织安排问题也是现有职业教育机构可能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的问题。
三是教学方法问题。“农民类”职业教育不仅需要面对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挑战，也需要面对年龄跨度较大的问题。这类群体的职业教育在方法上与现在面向学生的职业教育有很大不同，即使是相同专业、相同内容的传授与培养也会有较大差别。另外，农民工社会融合教育也是带有一定创新性的课题，与传统的公民教育和文化教育也会有不同。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实践。
四、我国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案例
这里以重庆市(直辖市)、成都市(省会城市)和绍兴县为案例介绍我国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以总结既有实践成果。
(一)重庆经验
在推进城乡统筹方面，重庆市着力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走出了一条以“三百”促“三化”，以“三化”促“三农”之路。其中，“三百”是指百万农业产业化、百个经济强镇、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化”是指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王剑华等曾用显性指标和隐性指标对重庆的教育城乡差距进行研究，研究显示城乡差距显著[10]。近年来，重庆通过城乡统筹较为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在城乡统筹职业教育方面，重庆也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以“六带”为标志的“永川模式”。“六带”即以附中分校模式为标志的“以院带校”，以教育集团模式为标志的“以校带校”、以综合中学模式为代表的“以校带人”、以上挂下派导师制模式为代表的“以人带人”、以社会学院模式为代表的“以人带区”和以城校企三位一体乡村基地建设模式为代表的“以区带区”。“六带”模式使重庆职业教育城乡统筹落到了实处，而且持续富有生机与活力。永川的“城校互动”也被教育部称为全国第四种职教模式——永川模式。永川模式不仅有效促进了城乡统筹事业的不断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兴起。永川职教城现有包括6所省部级和国家重点学校的中高职院校30所，共有10万在校生。永川模式也激活了职业技术培训，目前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20个，每年开展相关职业培训量达1.5万人。职业教育基地共开设90余个专业，形成了以数控机电技术、电子技术、旅游服务等为龙头的示范专业群。
二是扎实开展“送教下乡”活动。近年来，重庆市由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业教育学会和相关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牵头，积极整合辖区内高校、中职、行业企业等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送教下乡”活动。有针对性的“送教下乡”活动不仅提升了城市职业院校名优教师参与教育教学的热情，而且有效增加了农村薄弱职业学校教师参与研讨和交流的机会，使其在对话活动中提升专业能力。
三是“大课堂”教学改革。所谓“大课堂”是指以“班群”为单位组织教学，同一教学时间有5—8名教师参与活动，在互动与体验教学中领悟人际关系、文明礼貌、仪表风范、职业言语等的内涵。[11]“大课堂”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职业教育的基础平台课而进行的大胆尝试，直接回应了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能力要求，以“实用”与“够用”的目标定位改变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这种改革尤其适用于以提升职业素养、礼貌习惯等体验性教学类型。“大课堂”教学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在其职业信念和专业信仰提升方面获得了良好效果。
因此，重庆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上体现出既有良好的顶层设计，又有较好的城乡联结纽带作依托，并扎扎实实地落实到教育教学具体环节上，体现出职业教育城乡统筹的全方位、立体化特点。
(二)成都经验
在实施城乡统筹中，成都大力推进“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比较完整地体现了集约发展原则。成都职业教育也积极投身于服务于城乡统筹事业发展中来，一方面积极完善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认真开展农民类职业教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成都实施了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发展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等在内的大力改革，不断完善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城乡统筹为抓手，积极着眼于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等实际方面，不断创新，做实每项工作。目前，成都城乡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农村教师缺乏问题得到很大缓解，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社会融资办学实践取得丰硕成果。通过城乡统筹，成都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都积极建立健全就业培训体系、再就业援助体系，大力解决城市扩张带来的农民失地、失业问题。出台了《关于促进城乡充分就业的意见》及其配套文件，将就业培训体系、再就业援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新举措配合起来，努力形成合力。通过腾岗、买岗和开展劳务输出等形式，为被征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并围绕失地农民的实际教育需求，积极落实培训机构，做好有效安排，取得良好效果。
因此，成都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的特点是构筑强有力的城乡统筹职业教育体系，注重与普通教育在类型上的沟通，注重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在层次上的协调。
(三)绍兴经验
在城乡统筹发展上，绍兴积极推动农村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的蓬勃发展，大力培育专业市场，着力发展效益农业，顺利地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绍兴农村经济从“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块状经济起家，逐渐形成相对集聚的区域性行业群，并且块状结构向带状延伸，形成规模更大的区域特色经济，从而实现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绍兴积极发挥县域职业教育统筹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和设计上的创新，实现较好的发展。
首先，大力培育示范学校，并对既有职业学校进行特色化改造，实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通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和调整，已涌现了一大批示范学校和特色学校。以园林为主要特色的绍兴县园艺学校、以戏曲为主要特色的绍兴县戏曲艺校、以保安类专业为特色的绍兴县越崎职校都实现了良好发展。
其次，构筑城乡教育统筹网络。这是绍兴县为推进城乡统筹而设立的十大城乡统筹网之一。绍兴大力实施《绍兴市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积极开展教育基本现代化乡镇创建活动，进一步优化教育网点，调整优化教育资源；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把优秀教师向农村配置，努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以“百万农民培训工程”为抓手，建立健全以成人职业教育中心为主体、乡镇和部门配合的农民培训体系，按照“企业出订单、培训机构出菜单、政府来买单”的办法，每年培训农民10万人。[12]
最后，创新职业教育投入机制，实现职业教育创新性发展。1995年，绍兴县人民政府联合浙江大学、浙江省人事厅、省劳动厅在柯桥纺织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绍兴县职教中心，开了全省集资兴办职业教育的先河，在短期内就筹集了3100多万元用于总投资5300万元的职教中心建设，为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机构基础。绍兴还探索灵活办学形式，实现投资渠道多元，形成了以教育部门为主，行业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办学模式。
因此，绍兴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以特色职业学校为引领、以城乡教育统筹网络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不断实现城乡统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到了前进有示范、发展有基础、创新有方法。
五、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国际经验
从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的经验看，不少国家将关注重点放在扶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上，通过多种途径夯实农村职业教育根基，并建立良好的城乡沟通机制，既为城乡统筹打牢基础，又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实现城乡统筹持久有效发展。
(一)韩国的“新村运动”模式与职业教育城乡统筹
韩国注重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手段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增强农村吸引力的情况下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为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奠定坚实基础。
韩国通过调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学生比例、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课程、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开放大学、对劳动者进行更广泛的继续培训、开设升学与就业指导课程等措施来发展职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韩国积极保护农村职业教育，对毕业生提供创业资助。如韩国政府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并在1981年开始组织实施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工程，通过农业院校或职业中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农渔民后继者。[13]
城乡职业教育通过统筹建体系、强根基、增活力，为韩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保证。
(二)日本的“造町运动”模式与职业教育城乡统筹
日本一方面积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变农村地区面貌，使“町”具有与“城”相同的发展潜力，有效增强了农村地区对农村职业学校和涉农专业毕业生的吸引力，并通过保护农村工商业发展等手段，确保农村职业学校和涉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途径。这些都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日本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除职业训练所、经营农场外，还在每一个县开设一所农业高中，并在学校附设农场。同时也开设有许多学习年限为一年左右的农业技术教育学校。[14]这种“内外兼强、标本兼治”的发展策略既实现了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也为城乡统筹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1945年日本战败时城镇化率只有28％，而到1955年就上升到56％，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86％。根据有关统计，2011年，日本的城镇化率为91.3％，远远超过东亚地区55.6％的平均水平。[15]
(三)美国的“乡村复兴”模式与职业教育城乡统筹
与韩国和日本相同，美国也比较注重通过加强农村职业教育设施建设和办学条件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实现了大部分乡村的教育公共服务与城市基本持平。
美国注重通过良好的法律法规来巩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果。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就明确要求公立学校必须开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
美国积极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大力发展综合高中和社区学院。如美国的公立高中89％为综合高中，其余11％又分为地方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和全日制职业高中。1998年有91％的高中毕业生取得了不同的职业教育学分。[16]
美国还开展多元化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工读课程计划”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总结
总体来看，各国城乡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最大共同点就是通过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政府承担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责任，遵循农村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征来实施发展策略。[17]这些既是强化农村职业教育根基的基本方法，也是实现城乡统筹持久有效发展的根本之策。
首先，注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城乡教育统筹奠定宏观基础和背景。韩国、日本和美国都注重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手段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使城与乡在差异化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均衡发展。
其次，对农村职业教育实行保护政策。韩国积极保护农村职业教育，对毕业生提供创业资助；法国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等形式为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这些都为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职业教育差距奠定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再次，扎实开展专项项目培训，把城乡统筹落到实处。如韩国政府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并在1981年开始组织实施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工程。美国开展多元化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工读课程计划”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通过强化法律和制度为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六、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对策建议
要实现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必须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是：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体系和网络，建立何种沟通协调机制，经费怎么保障，效果如何评价，等等。要实现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必须在以下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一)加大经费投入，夯实发展基础
进行明显增量的投资。因为“农民类”职业教育涉及人员规模巨大，而且教育难度较大，既需要对现有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体扩容，也需要对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的职业教育资源进行转型性改造，这都需要有明显增量的投入。
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积极吸引民间投资的经费投入体制。“农民类”职业教育关乎城镇化发展大局，也可以说是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背景下我国人力资源扩充与储备的关键一环。政府是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应在事业发展经费中单独设立“农民类”职业教育发展经费。当然，由于“农民类”职业教育需要资金庞大，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该领域也十分必要，建议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吸引民间投资。
建立以省级财政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城镇化市民化是我国当前一项宏观战略，涉及面广，绝不是城或乡一方所能完成的。以县级财政为主进行投入，往往会使“农民类”职业教育投入大打折扣，只有以省级财政为主的投入体制，才能保持连续性，并有效保证投资规模。
具体投入方式上，宜先进行专项直接投资以增强城乡统筹开展“农民类”职业教育的水平和能力，再逐步转向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农民类”职业教育资源长期欠账的情况下，先进行直接专项投资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在规模稳定、水平相对有保证的情况下，试行政府购买服务也非常必要。
(二)健全教育培训网络，实现载体有力
城镇化市民化背景下城乡统筹职业教育需要有良好的教育培训网络做依托，但是，城乡在网络构建中的任务又不尽相同，必须从城和乡两个方面加以设计，实现协同发展。
补齐农村短板，大力加强“农民类”职业教育学校和教学点建设。农村职业教育实现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在修正方向的基础上大力做好补齐短板的工作。所谓修正方向，就是契合城镇化市民化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特殊需要，将农村职业教育由盲目跟风、日益城市化、专业设置与农业渐行渐远的总体状态中拉回来，回归到为城镇化市民化服务的轨道上来。当然，提倡其亲农性，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农业，而是指包括农业在内的、与城镇化背景中的农村产业发展有关的产业和相应的职业。所谓补齐短板就是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中服务于农民职业教育的教学机构和办学点建设，同时大力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于城镇化市民化的基础办学能力和师资条件等。这里要提升的能力和条件，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提升其硬件水平和师资结构，而是要提升切实服务“农民类”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能力和条件，如果是强化其偏离该方向的能力和水平，对城镇化市民化也没有意义。
充分发挥城市职业培训资源优势，打造学校职业教育与社会培训机构协同攻坚的局面。城乡统筹中的职业培训机构是个特殊的方面，需要进行特别的关注和加强。在城市，由于“农民类”职业培训在效益上可能不如其他类培训，而且培训难度大，很少有社会培训机构投入到这个带有一定公益性的职业培训的板块上来。因此，对于城市职业培训机构和资源，需要通过行政、资金、政策等多渠道进行引导。
建立并逐步拓展“农民类”职业教育的区域性集团。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往往存在就业方向不太明确、就业变化大、变动性强的特点。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有利于发挥其综合协调的优势，有利于在进行职业基础培训和基本素养提升方面更好的作为。具体区域主体选择上，宜以县区和与农村联系密切的城区为主要选择对象，这样更利于集团的建立与成功运作。这种特殊类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单位既包括区域政府、主要行业、企事业单位、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也应积极吸纳具有农民教育性质的基层单位。应该通过适当机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个人代表等参与到职教集团的课程安排、培训方式的确定等工作中，既调动其积极性，也能更大程度上提高相关安排的科学性，更有利于集团的运作与发展。
(三)创新管理体制，保证运转顺畅
当前，我国“农民类”职业教育与培训存在多部门管理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和行政成本增加。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建议大力创新管理体制，为“农民类”职业教育统筹推进奠定基础。
成立专门“农民类”教育联席会议，由政府牵头，综合协调教育、劳动人事、财政、民政、农业等在“农民类”教育培训中的资源和职能。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育部门无法有效协调其他部门的弊端。在我国农民类职业教育资源少、管理不规范的现实背景下，这样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必要的。
积极做好相关的制度配套建设。在接受职业教育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农民工的共同特点是无法接受长学制、求正规的系统教育，而且学习能力普遍较弱。因此，必须针对这样的特点，设计出灵活机动、短时有效、结果导向的职业教育业态，这显然需要相关的教育教学制度设计做配套，涉及招生、就业、经费管理、安全保障等多方面。需要按照有利于确保“农民类”教育效果的基础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
(四)构建动态协调机制，确保进出有序
由于农民类职业教育与培训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应建立良好的动态调整机制和激励机制。
对于专项投资进行合格评估和质量监控。对于专项资金建立的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培训机构，要进行定期的水平评估和常态化的质量监控，确保办学方向正确、资金使用科学、教学质量先进。
通过多种方式对政府购买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进行调控。如通过教育培训经费直拨给农民，让其以“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和项目。对于教育质量的举报要认真进行查实和处置。
实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淘汰激励机制，对相关管理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和项目进行动态调整，既保持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保证质量的稳步提升，确保“农民类”教育与培训扎实有效开展。
如果说我国在城镇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话，那么，市民化的路则更长。新型城镇化能否避免“先物后人”、“有物无人”、“物实人虚”的现象，关键在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要在这一进程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城乡统筹！从根本上看，职业教育不仅应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新需要，而且应该变被动为主动，具有前瞻的眼光，通过城乡统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3-03-17
注释：
①为了便于表述，文章后面这种面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与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通称为“农民类”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