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入世』对策与国有资源组合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国企论文,对策论文,战略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入世对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出的新课题
“挑战与机遇并存，从中长期看，利大于弊”，是我国各界对加入WTO合理性、可行性的基本判断和共识。但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企业近期面对的挑战和冲击决非轻风拂面。它对我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角度，下面只谈两点：
其一是，国内市场的国际化。
众所周知，我国入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大幅度降低关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现在，WTO发达国家成员加权平均的进口关税为3.8%，发展中国家成员相应为11%，WTO各类成员国平均为7%，而我国平均关税率为17%，入世后估计平均要降到9%左右，比现在下降近一半。此外，许多非关税保护措施也要取消，而且5年左右就须全部兑现。可见，拆除篱笆，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将成为我国入世的本质特征。
入世后，我国企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应对国际竞争。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基本上实现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初步形成了国内市场机制，初步解决了国有企业参加国内市场竞争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项重大成果，是我国今天能够或敢于入世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对于企业应对入世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了少数外向型企业之外，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参加国际竞争的经历、条件乃至意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国内经营与国际化经营还有很大差别。过去，讲参加国际竞争往往是与走出国门相联系的；现在，用不着走出去了，人家就要打上门来，想躲也躲不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外向企业与内向企业的区别和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几乎所有企业都要面对、参与国际竞争或与外国企业竞争。这使我们进一步深切认识到，我国的改革为什么与开放密不可分。而相对于入世来说，我们前一阶段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是初步的，随着入世，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将跨入一个新阶段，也就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真正接轨和融合阶段。这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企业都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
其二是，企业竞争的综合化。
国内市场国际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最大影响是，企业竞争力内涵的变化。现在，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是以“成本——收益”思维为基点。我们的习惯口号是“降低成本，扭亏为盈”。这种思维和口号是在国内同行业企业的产品大多雷同、人们的购买力还较低、消费者的选择以节约、实用为主的情况下形成的，其核心是价格竞争。所以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价格战和降价风，出现了“舍本大甩卖”、“含泪大甩卖”之类的惊人标牌。有人说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临时现象，是告别了短缺形成了过剩的结果。单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从国际市场来看，对于大多数产品，特别是已投产的制造业产品来说，过剩至少是生产能力过剩是正常的、经常性的现象，短缺或求大于供则是个别的、临时性现象，往往只是那些稀缺的资源性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毫无疑问，入世后这种过剩现象将更加严重和持久。这就是说，只靠降低成本和降低价格解决不了这一矛盾，更保证不了企业盈利和生存。
国际竞争则是“综合竞争力”的竞争，是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全要素的竞争，而不只是生产过程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竞争。当然，成本和价格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因素，但它们只是在产品的性能、质量、外观、售后服务等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一定阶段才起作用。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和要害不是价格，而是科技进步、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是开拓市场、创造新需求、捕捉信息、把握消费心理变化、洞察市场发展方向乃至竞争者动向的能力，是摆脱过剩，制造短缺的本领。总之，是人才和知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创造力的竞争。如何提高这种综合竞争力，是我国企业面临的最大课题。
当然，入世对我国企业除了挑战外，还会带来许多机遇，如可以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可以更多地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此外，我国地域辽阔，国民经济部门相对齐全，各行各业发展水平和经营条件都很不平衡，面临的挑战和冲击差距很大，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应变能力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例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1997年中国对外投资累计只为204亿美元，只占世界各国对外投资累计额的0.58%，远低于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近3%）。同年，中国对外投资只为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的0.9%，而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也为3.3%。因此，加入WTO后，我国企业能否充分利用其提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机遇也是问题。
入世后，虽然各种企业都会受到冲击，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些。例如，我国大多数企业处于体制转换时期，它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在内江、内河中游泳的本领，马上又要被抛入国际竞争的大海洋；原有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卸下，又背上了安排下岗职工生计、维护社会安定等新的社会负担；入世要求所有企业都要按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规则运作，国有企业享受的各种扶持和援助将被消除；等等。因此，受冲击最大、应变能力最低的一些企业有可能被加速淘汰。面对这严峻的挑战，要求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苦练基本功，尽一切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面，仅从国有资源重组宏观角度，谈几点粗略的对策。
调整企业结构，组建各行业的优势集团
对国有或国有资源进行重组，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这一战略性任务，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以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优势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过去，我们偏重于从国有企业发展与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配合和竞争角度来理解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现在看来，为了应对入世的挑战，更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优势，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这方面，我国国有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的配置过于分散，虽然国有经济的盘子很大，但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偏小，在资本、技术、产品开发、销售等方面足以与跨国公司抗衡的企业仍很少。例如：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到1995年底，全国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达87905家，平均每个企业的资产额仅0.54亿元，销售收入仅0.3亿元；在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公布的世界500家大企业中，中国（包括台湾在内）只有10家入选；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集团的总资产和销售额只相当于美国同行业企业卡特彼勒的1.97%和1.39%、日本同行小松制作所的2.22%和2.15%；等等。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适应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企业购并风潮。与昔日大鱼吃小鱼式的企业兼并不同，现在西方国家的企业购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并大”，组建超大型企业集团；也与昔日着眼于生产组织和工艺上的合理性以及降低成本不同，现在这些国家大企业合并的基本目标是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现在西方国家流行一种理论，认为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多数产品供大于求、新产品不断涌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企业发展战略首先考虑的应是企业的生存能力，而不是眼前的盈利率；而只有那些在同行业中最有实力的头几家大公司才能确保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空间。因为，只有这样的大公司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制订和执行长远的研制与开发战略，保持技术上的主导地位，才能掌握乃至左右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才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经受得起国际竞争的风险和难以完全避免的挫折。当然，企业规模并非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因素，企业更非越大越好。事实上，西方国家中小企业在各行各业仍居绝大多数和主体地位，其中获得成功，逐步发展为大企业的也不乏例。但真正代表这些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实力、在各行各业起主导作用、决定其发展前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还是大企业。也正因如此，尽管这些国家大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仍嫌不足，仍要购并。
而我国的现实是，企业规模本来就过小，入关后又要面对西方国家以大跨国集团为后盾的激烈竞争。那么，是让我国8万余家国有工业企业分头在国内外市场上去应对外国企业和产品的激烈竞争，还是组织起来，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优势呢？这是应对入世，国有资源重组首先要考虑的重大课题。
应该看到，在我国现实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让每个企业都能与外国企业和产品抗衡，确保每个企业都能站住脚是不现实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建立起在国内外市场上首先是国内市场上能与外国企业和产品抗争的优势企业和优势品牌。为此，每个行业必须集中力量组建本行业的优势企业集团，作为全行业的旗手和航空母舰。一个行业只要有一两家在资本、技术、销售、管理诸方面有竞争力的大集团，民族工业就有了至少一半的立足点。只要有了这样的旗帜，只要这种大集团有了比较坚实的立足点，就会逐渐地把本行业的中小企业带起来。
我们强调组建各行业的优势企业集团，主要着眼于如下三点：其一是，尽可能消除或减弱与国外竞争对手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提高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抗风险和生存能力，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回旋余地，加之技术和管理水平跟不上，可能头一仗就败下阵来，而且一败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其二是，尽可能消除或减弱与国外竞争对手在生产组织和管理上的差距，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诸如汽车、石化等行业，企业的规模效益是明显的，企业生产没有一定的批量就难以采用现代技术、工艺和先进的生产组织方法，就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我国这方面的企业规模过小，是其竞争力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现在各种汽车厂有数百家，但最大的年产量也只有几十万辆，还不如发达国家大公司年产量的零头。为数众多的半手工操作的小厂，即使不入世也难以存活。其三是，尽可能消除或减弱与国外竞争对手在产品研制和开发方面的差距。这可以说是我们主张尽快组建优势大企业集团的最重要的着眼点，也是我国企业的最突出的弱点，下面着重做些说明。
如前所述，在科技飞速发展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时代，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的态势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工业化时期，各国企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资源和制造技术为基础的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的话，那么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由于产品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企业的竞争已从产品本身的质量和价格向后推移，推到了售后服务和产品的使用保障方面；而在如今知识经济深入发展的新条件下，企业的竞争战线又在从后向前推移，移到了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同是一台电视机，它的清晰度比你的高一等或多几个功能，就能卖你两台的价钱，甚至把你完全挤出市场，即使你的产品再坚固、再耐用，价格再低廉也无济于事。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和威力。
总之，组建优势企业集团的最重要目的是解决我国企业知识、人才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乃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应指出，简单地合并企业，扩大企业的规模，并不一定带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些落后企业的简单合并或联合，不仅提高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能其经营效果更差。前苏联东欧国家八十年代用行政手段发动的企业合并、组建所谓“联合公司”运动以及越南现在正在进行的由上而下组建各种形式的所谓“总公司”运动，效果均不佳。其原因除了行政手段，拉郎配，企业貌合神离之外，这些国家的企业联合都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即要优势企业帮助落后企业，实际上是变相的抽肥补瘦。其结果往往是，不仅优势的企业的优势难以保持，有时还会被落后企业拖垮。因此，我国国有企业资源重组，组建优势企业集团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虽然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划、引导和协调不可少，但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必须以企业为主，以市场为主。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应该转变观念，重组的主要目标是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的配置和经营效益，组建的是优势企业，而不是把每个企业都救活。为此，应着眼于优势企业的联合，使它们的优势更加突出，更加具有竞争力，而不是对落后企业的救济、扶贫。正因如此，现在发达国家通过优势大企业购并和联合组建超大型企业的做法，对于解决我国企业规模偏小、实力不足的问题和组建部门骨干企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除了企业购并之外，发达国家还在广泛发展所谓企业间的“策略性技术同盟”，早在90年代初，全世界就组建了4千多个这类同盟，95%以上是在发达国家之内或之间组建的。与企业购并不同，加盟企业仍保持法律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主要目的或是共同研究开发某一技术和产品，以增强加盟企业研究开发的实力和提高研究开发的效益，或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协议，防止新技术扩散和转移，以提高加盟企业的竞争力，维持其垄断地位。发达国家所有这些优势企业联合或合并的方式，都是在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加深，国内外竞争加剧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突出的动因是把竞争者变为合作者，减少内部竞争和内部消耗，加强外部竞争，以建立或维护其垄断地位，特别是国际垄断地位。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日益加剧的国际垄断现象，我们将如何应对，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新课题。
其次，为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必须建立和加强国家的技术、知识创新体系。在这方面，我国需要解决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是，我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不仅与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而且与我国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开发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为2%左右，诸如巴西、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也在1—1.5%之间，而我国近年来只为0.6—0.7%左右。其二是，我国的科研体制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重大区别。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是国家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研究开发费用50—60%来自企业，大部分科研人员由企业聘用；而我国则恰好相反，大部分科研力量集中在官办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大部分科研经费由政府承担。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且阻碍了科研与生产和市场的联系，为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和现实生产力制造了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研体制虽然逐渐有所改进，但变革的力度不够，特别是企业研究开发能力和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发达国家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平均为其产品销售额的2%左右，而我国只为0.2%左右。
当然，这种落后的局面是长期形成的，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要在短期内全面扭转，要每个企业乃至大部分企业马上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把有限的力量和资金集中加以使用，以发挥其最大的效用。为了应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组建部门优势企业集团的同时，政府应对这些大集团加以扶持，在资金投入特别是研究开发投入方面，政府和上级的政策应是“扶富不扶贫”，企业越是有实力、有发展前途，政府在投资、贷款等方面越是向它倾斜。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形成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的中坚力量。对于那些没有发展前途，没有救活可能的企业，投入越多，损失越多，与其花钱维持这种企业的生存，不如把钱直接花在下岗职工身上。
再次，要建立以优势大企业集团为核心的配套企业群。企业经营活动过于庞杂，企业规模过于庞大，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果和竞争力不一定有利。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其经营效益和盈利率。如果企业长期亏损，其竞争力也就丧失了基础，甚至于其生存也成为问题。优势大企业的经济实力不仅表现为自身资本和生产能力的规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它能调动和借用他人资本和生产能力的大小。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建立以中心大公司为基干的卫星企业群或协作企业群的实践，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美国福特、日本丰田等大汽车公司都有数千家中小企业为其配套，为其生产和供应各种零部件或配套产品，总公司主要是从事新产品开发、汽车组装和营销。这些中小配套或协作企业往往专业化水平很高、设备先进，经营管理灵活，成本很低，这就为提高大企业的竞争力提供了条件。除了生产复杂的制造业产品的大公司大多有卫星企业群之外，一些大的研究开发公司也在发展协作企业群，大公司或向有能力的中小研究单位乃至个人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开展专项委托研究，或收购各小单位的研究成果。这些配套和协作中小企业都是独立法人，自负盈亏，大企业与之合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经营灵活性，减少了开支，而且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大多与大公司有这样那样的配合和协作关系，从而提高了它们的生存能力。
强调组建优势大集团的必要性，并非否定广大中小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有弱点，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例如，它们可以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更好和更快地捕捉市场的空隙，开发一些简单实用的小产品；可以利用自己机构简便等特点，降低成本，发挥价格优势，薄利多销；等等。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结构都是多层次的。就工业品而言，入世后国外涌入的大多是档次比较高的大宗产品，因而受冲击的首先是我国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大企业，广大中小企业还会有相当广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小企业可以采取“避开大道，占领两厢”的策略，多在广大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市场开发方面下功夫。这就要求这类企业的经营思想要更加灵活，同时也要在内部资源的组织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努力开发有特色和特定消费对象的产品。
此外，从生产和工艺组织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并非所有的产品生产都必须组织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大多数生活日用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需求多变的产品，规模效益并不明显；相反，中小企业机动灵活则可能是突出的优势。正因如此，发达国家的企业购并风潮也并非在所有部门全面兴起，也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它首先发生在银行金融领域，继之深入到飞机、汽车、化工、电机等高科技领域，一般的加工业、日用品等行业则很少涉及。为了应对入世后的挑战，我们既要对发达国家的企业购并风潮有足够的认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也不应盲目追随；既要组建相关行业全国性的大兵团、正规军，又要注意组织各地区的地方军乃至游击队。个别大集团孤军奋战并不能有效地应对入世后我国企业面临的新挑战，大企业集团的组建必须与发挥每个企业“人自为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
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融合之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
为了更好解决入世后面临的新课题，国有资源的重组不应局限于国有经济内部，应该扩大眼界，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不仅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要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不仅是国有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需要。在这方面，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融合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绝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民有资本，官民资本融合的过程早已开始。这种融合基本上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国有企业吸收各种形式的民有资本；二是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向民有企业投资。这种双向参与的动机和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国有企业上市纳股、吸收职工参股、向民有企业转让股权等都是吸收民有资本，以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常用方式；政府或国有企业购买民有企业的股票以及把贷款、债权转为私有企业的股权等，则是常见的政府参与民有企业，以扶持或影响民有企业发展的常用方式。由于这种双向参与，在市场经济国家形成了两种官民混合企业：一是以政府资本为主，一般称为政府控股企业；二是以民有企业为主，一般称为政府参与企业。现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独资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多了，8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成了官民混合企业。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的统计口径是，凡是国有资本占50%以上的企业均列为国有企业（公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官民混合企业之所以得到了广泛、迅速发展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独资企业它们有如下几方面的优势：
第一，发展官民混合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国有经济的职能，有助于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带动民有企业发展，实现政府的意图和发展战略，是各国举办国有企业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实现国有经济的这一重要职能方面，官民混合企业具有突出优势。首先，所谓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是指它对民有资本和民有企业的支配、影响、引导、带动、调节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就是说，国有资本的控制力以民有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是全盘国有化的，那么这个国家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就等于零。其次，国有资本的控制力不仅取决于其对民有资本的控制程度，而且取决于其控制成本和控制效果。如果这个企业的国有资本占90%，那么它的控制力只为10%，如果国有资本占30%就达到了控股目的，那么它的控制力就为70%，由于民有资本往往很分散，实际上国有资本只要占30%左右就足以实现政府的意图；如果国有资本不能直接控制民有资本，它的控制力是通过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政府的经济政策达到的，那么这种控制力是间接的，其效果则欠佳，如果它是通过在企业之内控制民有资本实现的，那么这种控制力则是直接的，其效果则更好些。总之，在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民有资本和企业越发达，就越有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力。
第二，发展官民混合企业有助于盘活国有资产。官民混合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官民资产相互交流的过程，这对于克服国有资产的呆滞性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国有资源部门配置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那些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产业升级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国家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那些并不一定需要国有资本投入和占领的部门和企业又大量占用了国有资源。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国有资源在国有企业之间流动和重组固然很重要，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只有这一种途径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辅之于第二渠道，促进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交流和融合。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企业，在促使国有资本向其流动的同时，也应大力吸收民有资本参与；而那些非重点部门和企业的国有资本则应向该领域有发展前途的民有企业流动，以支持其尽快发展和成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前一时期，我国对于吸收民间投资，增强国有企业实力注意的较多，而对于国有资源走出去，支持民有企业的发展则注意不够。事实上，在后一种融合方面，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潜力，如果国有企业把自己为数众多的闲置设备、场地等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急需的民有企业，或者把一些没有发展前途、难以救活的国有企业转交给有实力的民有企业接管和经营，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而且也是对民有企业的有力支援。而面临入世的新形势，这种融合则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国有经济要想发挥主导作用，不仅要提高本身的竞争力，还有责任提高包括民有企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融合，也不应局限于与本国的民有资本融合，还应包括与外国资本的融合，随着我国入世，这种融合的可能性也将进一步扩大，而且这种融合对于提高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意义可能更大。
第三，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融合有助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经营效率。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之所以积极发展官民合资企业，除了资金方面的考虑之外，另一个重要意图是，用民营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式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进行改造，即国有企业民营化。在西方国家，政府独资企业基本上是那些所谓“自然垄断”性部门的企业，而一般商业性、盈利性国有企业基本上合营化了。一般说来，政府对那些自然垄断性、非盈利性的政府独资企业实行“公法”管理原则，实行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审批以及行政性稽查制；而对于那些有民间资本参与的商业性、盈利性企业，则实行“商法”或“民法”管理原则，它们的经营管理办法已与民间股份公司没有什么区别，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作为出资者之一，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参与企业的管理。总之，我们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融合是推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提高其经营效率的强有力杠杆，而经营效率的提高则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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