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应否反侵略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应否论文,反侵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世纪40年代起至20世纪初，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如何估计这些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我们民族昨天抗争的意义，如何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如何在今天的新形势下探索出一条通向明天的光辉之路，这是学习历史、加强爱国主义及国情教育的重要内容。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近代史上的这些战争，若只从中国角度看，是受侵略，是带给中国斑斑血泪，但是，如果站得高些，纵观历史就会看到，那种对财富的掠夺会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全人类是有好处的。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一些不谙世界历史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生中，颇能引起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一股社会思潮，特别是史学界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反映。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逐步发展，在史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这一老问题时，在有人撰写的文章中，就出现了一些所谓“新”观点。其一是说应把中国近代史提到近代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研究，据称，进入了世界史时代就不再有国别史了；其二认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所到之处都是在同封建主义斗争，旨在传播资本主义文明；由此二者推出其三，认为谁要是还站在自己一国、一民族看历史问题，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就会把世界历史范围内资本主义对一国封建主义的斗争，人为地当作侵略。
在有的青年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混乱，他们多从朴素的感觉出发，没有更多的理论依据，但同上述的主张确有相通之处；令人瞠目的是上述主张走得更远，明确否认“侵略”这一客观存在，那么，“反侵略”当然决无必要。如是，已有的中国近代史岂不应重新改写？或者干脆取消（因不应再有国别史了！）？说是“新”观点，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老调重弹，不过换了些提法，披上了些“理论”外衣。既然如此，让我们针对上述主张，对于近代中国应否反侵略，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这样，学生中存在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亦当得以澄清。
一
主张之一关于历史范围的提法，是引了列宁的话为依据的。1914年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主张之一据此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提到近代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对此，我们认为应有全面的理解。我们从来都讲历史不能割裂，不能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孤立地研究，问题在于如何提到近代世界历史范围。主张之一是说有了近代世界史之后，就结束了国别史时代，因而不必也不应再研究个别国家了，否则即是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我们决不能同意。
列宁在文章中强调的恰恰是“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②，反对那种脱离历史条件、抽象地对事物下结论的作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来，那就要把19世纪40年代开始进入近代的中国，放到更广阔的舞台背景下观察。比如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不仅要从国内角度研究，而且还要研究英国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发动这场战争，它的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同近代世界是什么关系，近代世界使它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对世界有什么影响等等。这里，“近代世界”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进入近代世界的标志是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率先，在此后的二百多年内，继之而起的是美、法、德、俄、日诸国，他们一面在国内剥削劳动人民，一面在国外掠夺殖民地。“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③由此可见，近代世界既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任何否认或忽视后者存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有害的。
关于进入世界史时代就不再有国别史的论断能否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注意到，主张之一在引用列宁的话时断章取义，截去了后一半。如果把这段完整地引出，意思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在上面的引文之后，紧接着，列宁说：“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历史特点。”④显然，一国有别于另一国，各国国情不同。怎么可以武断地说进入近代世界史就结束了国别史时代呢？事实刚好相反，资本主义为战胜封建主义，恰恰需要“民族国家”，列宁对此有详细论述，为表达充分，我们愿把下列几段援引出来。
列宁指出：“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⑤
列宁反复强调：民族国家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这就告诉我们，面对列强到处殖民的行径，不仅不能撤去国别，而且要唤醒民族，争取独立，然后才谈得上发展资本主义。否则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二
我们再来看主张之二，近代世界历史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个论断从各“先进”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在国内都经历了反封建主义的斗争的角度看是不错的，但决不能据此下结论说：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到处革封建主义的命，为使所到之处都实行资本主义。这种论点不符合历史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⑥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⑦
我们先看西方国家的情况。众所周知，开拓市场伴随着竞争，激烈的你争我夺甚至引起战火，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然而，阵线的划分决非以资本主义抑或封建主义为界，而要视利益之需要。只要利益需要，资本主义可以同别国封建主义携手，打败那里的或第三国的资本主义。请看：
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可是，充当着资本主义老大哥的英国，却同荷兰、西班牙、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先后不同排列组合地搞起了五次反法联盟，为了维护英国充当霸主的旧秩序，悍然同资产阶级法国相对抗。
拿破仑统治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法国，也曾两次同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同盟，成功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国。
西欧如此，东方又如何？
资本主义列强先是把东方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对象，继而使之成为工业资本的剥削对象。根本谈不上革封建主义的命以推行资本主义，倒是往往保封建主义的命，以利于搜刮更多的财富，发展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
以印度为例，最能说明问题。为了对印度进行掠夺，英国、荷兰与法国，分别于1600、1602和1644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以控制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这些公司拥有政府授予的垄断东方贸易和进行军事侵略的全权，有自己的舰船、军队和武器，在印度每攻下一地，首先便洗劫宫廷国库；公司拥有直接管理民政和财政大权，可以霸占土地、增加田赋，建立管区、设置总督，聚
税收、垄断进出口贸易，以及发放高利贷等等。据统计，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时股本只有63000镑，1708年已增加到3163000镑，即增加了50倍。⑧从1757至1857年，英国从印度掠夺达1200亿英镑。公司汇回英国国内的费用年年俱增，至1857-1858年度达到616万英镑⑨，印度成了英国王冠上的一颗珍珠。英国对印度的封建土地关系，不仅未触动，反而加以扶植和利用，农民负担沉重。
原始积累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工业品大量打入印度市场，摧毁了印度手工业，并从欧洲市场逐出了印度棉织品，千百万印度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以至大批身亡，构成了“织布工人的尸骨漂白了印度平原”的悲惨画面。“印度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⑩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带给印度的命运。而假如没有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许早就垮台了。
再看中国。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对象和外国工业资本家剥削对象，中国也未能逃脱。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是导致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之一。完成了产业革命的英国，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采取了商品输出、鸦片走私和武力入侵三部曲，目的是为了征服中国，获得市场。经过多个资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推移，而是从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受列强控制、丧失了各种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更主要由于中华民族一次次不屈的反抗，中国才避免了沦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境地。
中国遭侵略、被迫吞下苦果的过程，也正是列强大发横财、哺育其自身资本主义的过程。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它款项共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的赔款就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11)以《马关条约》为例，日本得到的赔款及“还辽费”总共23000万两白银，折合日元35000万，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12)这笔赔款使日本朝野顿时感到无比的富裕，利用赔款，日本钢铁工业得到起步、腾飞，并发展了其它军事工业和教育。另一笔是著名的“庚子赔款”，数额更巨，达45000万两白银，规定39年还清，本息总共达98200万两白银，使英、法、美、俄、德、日、意、奥、荷、比、西11个国家受益，俄国掠到的份额最多，它用这笔款加速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德国则用掠到的赔款发展海军，……总之，不平等条约对于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产生的效应截然不同，正面与负面反差极为悬殊。作为历史，这一页已被翻过，但作为被侵略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不应忘记的。
列强是否帮助中国革封建主义的命呢？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日子确曾不好过，内有太平天国的强大风暴，外有英、法、美、俄四国联合进攻，……然而最终“洋上帝”还是同封建势力携手，打败了“造反的上帝”，太平天国被镇压。前面分析的“视利益之需要”的原则，在这里同样适用。经过鸦片战争的回合，及其后10多年的接触、干涉，列强权衡利弊，认识到保留清王朝政权，迫使其履行所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较之让太平天国得势更为有利。就这样，资本主义列强同中国封建势力开始了主子与奴才的勾结，使清王朝得以度过难关，并又延续了半个世纪。侵略者对中国封建势力采用或打或拉、先打后拉等不同手法，并非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中国出现，那岂不就多出了一个竞争对手！从列强对待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不同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封建军阀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得到了列强大力支持，而一生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向往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孙中山却屡屡碰壁。由此不难看出，维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甚至保留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利益的需要。可见，并不存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到处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永恒的公式。
至于传播资本主义文明应该怎样看，这里有三点必须认清。第一，任何文明设施的配置，首先是出于侵略的需要。铁路、商行、租界、银行、医院、学校……是一系列为侵略者服务的经济或文化工具，是进行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所不可缺少的。曾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40多年的英国人赫德，于1865年递交给清政府一篇《局外旁观论》(13)奏折，内中说到清政府应办的事情有“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并警告说：这些事情“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之后，英使馆参赞威妥玛在公使阿里国授意之下，于1866年也写了一篇，名为《新议略论》(14)，口气与赫德如出一辙，要求清政府答应在“各省开设铁道，飞线（电报），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并威胁说，如不照约行事，势必各国干预，“一国干预，诸国从之”，后果“不待言而可知”。试想这难道是为传播文明？非也。这是为了推销廉价商品、掠夺原料、劳动力、建立市场、以及信息捕获、参与竞争的需要。第二是要认识历史的辩证法谁也无法推翻，事物的发展不能以侵略者主观意志为转移，既然配置了这些文明设施，就不能阻止革命者也可得以运用。即播撒下的是侵略的种子，不可避免地会长出革命的枝芽。第三，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15)这对于所有被侵略的国家都是适用的。只有当侵略者被打败，先前的一切经济文化工具才能获得解放，转入人民手中，为新的社会、新的主人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中国不正是在完全摆脱了殖民枷锁之后，才真正获得了这些“果实”吗？！
三
主张之三是问题的关键和归宿，即打着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旗号，否认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史实，以及被侵略国反侵略之必要。这是极其错误的，既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也无视历史与现实的实际。
“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产物，无产阶级不剥削任何人，而且为追求一个人不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它就必须反对一个民族去压迫另一个民族。”“它既反对任何异民族压迫自己的国家，同时，又坚决反对自己的民族去压迫任何其他民族。”(1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正当的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同狭隘民族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正是由于坚持了反对民族侵略的斗争：从地主阶级革新派，到农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直到无产阶级，多少民族脊梁撑住了民族的大厦，中华民族才没有亡，中国才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1949年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基本前提。
远在欧洲的伟大革命导师，对中国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了热烈的称颂。马克思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卫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17)列宁在1913年撰文揭露“先进”的欧洲在掠夺中国，在帮助中国民主主义的敌人，在帮助中国自由的敌人。他严正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革命的。”(18)
侵略是客观事实，抑或是主观地认定？反侵略是否必要？只要不怀偏见，就会从历史中得到回答。同时，这一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在当今国际剥削和压迫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宣扬那种主张，无异于解除被压迫者的武装，使之俯首听命、任人摆布。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开国大典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19)1971年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亿万中华儿女扬眉吐气。1985年《中英联合公报》发表，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问题，终将获得解决。……这一切，结束了弱国无外交的屈辱时代。离开百多年的反侵略，哪里会有今日崇高的国际地位与平等的国际交往可言，没有反侵略，没有主权和实力，一切都谈不上。
正是在世界范围内横行霸道的资本帝国主义，往往把自己说成是全人类利益的代表，世界乃至全球的中心，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追逐财富！财富！不断地追逐！为此，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威胁，目的并非要在全球消灭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大同”。从现今世界的贫富差别状况也可说明。1992年度全球人类发展报告提供了下列资料：占全球人数20%的最贫穷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从1960年的2.3%，下降到1989年的1.4%。从1965～1990年25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国家平均增长2.3%，而非洲（北非除外）仅0.2%。(20)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操纵国际市场，实现不等价交换，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严重，每年偿付给发达国家的利息和利润，超过得到的投资，形成资金倒流，每年平均流向发达国家达500亿美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21)那种似乎超然的“世界主义”，恰恰是损害民族利益的高调，我们必须警惕。
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土著人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有些人以为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可以作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下，走上富裕发达道路的实例，这里，我们不准备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作全面分析，但有一点须阐明，那就是所列举诸国，都存在土著民族的遭遇问题。在加拿大，当欧洲人到达北美之前，北美大陆居住着印第安人，在极北部有爱斯基摩人。17、18世纪，英、法、荷争夺北美大陆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赶走和屠杀印第安人的过程，印第安人所剩无几。(22)目前，加拿大居民绝大多数是欧洲移民的后代。在澳大利亚，英国殖民主义者推行“白种澳洲”移民政策，武力镇压土著人的反抗，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人竟全部灭绝，至今土著人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1%。(23)在新西兰情况也与之类似，19世纪初，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后，毛利人立刻惨遭屠杀。今天新西兰人口中90%以上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移民后裔。(24)早期殖民主义者就是这样通过武力征服、入侵、占领和殖民等手段，在这些地区反客为主，占了统治地位，土地和资源被掠夺，民族及其文化受歧视，种族遭到屠杀甚至灭绝。土著人贫穷和苦难的境遇至今没有解决。站在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人、毛利人以及其他一切土著民族的立场上，看待殖民主义的入侵，绝对是灾难，而不是福音。
今天，当霸权主义横行，总习惯于把自己作为全人类之化身、世界之主宰，动辄对别国制裁、向别国输出“秩序”的时候，那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所谓世界主义，无论打出什么旗号，都是自欺欺人，年轻的朋友们切勿上当。要知道，在当今存在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决不存在“世界公民”，任何人都属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国家。把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斗争，冠以“狭隘民族主义”，无论是指历史还是现实，都只能表明自己失去了应有的民族立场。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曾说：“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5)并指出：“我们（指尼克松和他——引者注）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6)这不正是我们每个爱国的公民所应具有的民族立场吗？
研究和回顾历史，是为了把握现实，开创未来。无数经验与教训表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头等重要的。对于有损于自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侵略行径，只能反抗，必须反抗，否则将会玷污历史，也会失去未来。
注释：
①②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2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3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8、508～509、511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⑧⑨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9、22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1)(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3)(14)《同治夷务》卷40，第13～22、23～3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16)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解放社编，第1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18)《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51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20)《学习参考资料》第72期，第2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22)吴纪先等：《加拿大经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2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388页。
(24)季任钧：《新西兰经济地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25)(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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