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制裁”之后联合国对朝制裁的经济效果评估
李婷婷
[内容提要 ]联合国对朝制裁自2016年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起开始超越“聪明制裁”，2017年底出台的多项措施已在事实上构成高强度经济制裁。制裁加强的预期效果常被用来解释朝鲜半岛局势的近期转圜，但从最新数据所反映的朝鲜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制裁的经济效果虽在贸易和外汇收支等直接作用领域表现显著，但在价格和国内生产层面的间接效果迄今仍显有限。这说明制裁经济效果尚不足以解释朝鲜近来的姿态转变，应结合其自身战略和军事安全因素加以均衡解读，对于朝鲜的无核化意愿、在当前对话中的政策回旋空间及其经济的制裁缓冲机制，也应加强实证性客观研判。
[关键词 ] 联合国制裁 朝核问题 聪明制裁 经济制裁 朝鲜经济
朝鲜半岛局势自2018年初以来出现迅速转圜，关于促成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转变姿态的原因，除了在朝鲜核导开发加速进展背景下的朝美军事安全博弈和朝鲜自身发展战略调整外，2017年下半年联合国安理会全面加强对朝制裁的经济影响也常被视为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对联合国对朝制裁效果已有诸多探讨，但或因成文较早而未能涉及制裁全面加强以后的变化，[注] 林今淑、金美花：“评估安理会制裁对朝鲜经济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5期，第17～22页。 或重点从制裁措施本身及其政治信号来探讨制裁影响，但未进一步阐明制裁加强的本质变化或考察其实际执行效果，[注] 郝群欢：“联合国对朝制裁的效果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5期，第1～9页；李圣华、朴银哲：“国际制裁对朝鲜经济的影响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8～28页。 难以有力支撑关于朝鲜半岛局势转圜的经济解释。
2)生态化原则：以修复保护自然生态格局为基础，结合现有的山体地形、水体、植被等自然资源，维持并争取修复绿道及周边自然生态功能。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和局限，尝试对联合国对朝制裁加强的实际经济效果加以系统分析。文章首先基于对联合国制裁决议的跨时比较，阐释制裁措施从“聪明制裁”转变为全面制裁的关键变化及其政策含义，再基于2017年后朝鲜经济各领域最新开源数据，从贸易、价格和生产等层面，综合评估制裁加强后的实际经济效果。本文不但有助于从经济角度深入理解朝鲜半岛局势的现状和前景，在分析方法上也为评估对朝制裁的经济效果建立了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与数据集合。
一、联合国对朝制裁的加强：超越“聪明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针对朝鲜第一次核试验通过第1718号制裁决议开始，迄今已出台11项朝核制裁决议。其中，2016年3月出台的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具有转折性意义，标志着联合国对朝制裁开始超越通常意义上的“聪明制裁”原则，实际扩展到传统经济制裁范畴。
本试验在配制C40水工混凝土时，σ的取值为5 MPa，即C40水工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应不小于48.2 MPa（混凝土强度保证率95%）。
“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又称目标制裁(targeted sanctions)，是区别于传统的全面经济制裁，有选择性地针对直接牵涉违反国际法规则的个人或其他非国家实体进行精准制裁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安理会基于对此前对伊拉克和海地全面制裁引发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反思，开始转向“聪明制裁”，在朝核问题上也长期遵循该模式。直到2016年以前，关于朝核问题的安理会制裁决议都精准针对与朝核导开发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者和物资，采取金融制裁、旅行限制和物资禁运等措施，对尚未被证明直接牵涉核导开发的对象则没有采取惩罚性措施，以兼顾制裁的有效性和伦理性。
从贸易层面来看，联合国制裁加强以来已产生显著影响。超越“聪明制裁”的进出口限制使贸易领域首当其冲，其影响在中朝贸易和朝鲜贸易整体上都有体现。中朝贸易自2016年以来的进出口金额变化及其时点都与联合国决议内容高度契合，朝鲜对外贸易整体2017年也呈现类似趋势，尽管少数地区存在逆势变动，但预计2018年后差异会有所收敛。以下将首先考察中朝贸易，因其在朝鲜对外贸易中占压倒性份额，数据又相对及时完整，是观察朝鲜贸易变化的首要领域。
表1 朝鲜近年五大出口品类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韩]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2017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首尔：KOTRA，2018年7月，第3、6页。
此后直到2017年底，安理会针对朝鲜核导试验又出台了五项制裁决议，其中四项包含了超越“聪明制裁”的高强度措施，分别是2016年11月针对第五次核试验的2321号决议、2017年8月针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2371号决议、9月针对第六次核试验的2375号决议以及12月针对弹道导弹发射的2397号决议。这些决议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煤、铁和铁矿石等矿产品的出口限制，并将禁止出口范围扩展到纺织品、海产品等领域，对朝鲜进口则主要设限于能源产品、工业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和矿产金属等，还对朝鲜人海外务工和对外经济合作加强了限制。[注] 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2016)号决议”，S/RES/2321(2016)，2016年11月30日，第5页；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2017)号决议”，S/RES/2371(2017)，2017年8月5日，第3页；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2017)号决议”，S/RES/2375(2017)，2017年9月11日，第3～5页；联合国安理会：“第2397(2017)号决议”，S/RES/2397(2017)，2017年12月22日，第2～4页。 这些措施的出发点仍是限制朝鲜可被用于支持核导开发的工业创汇能力，其中禁止出口的矿产品、纺织品和海产品是朝鲜的前三大主力出口品目(参见表1)，受限进口品主要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性物资，海外务工和对外经济合作则可能为朝鲜提供外汇来源、工业发展助力和跨境物资流动网络。总之，安理会在随后的四项决议中延续2270号决议对工业创汇与核导开发关联性的判断，在超越“聪明制裁”的程度上继续推进，实际上构成了高强度的传统经济制裁。
二、制裁直接效果：贸易与外汇收支
学界普遍预期高强度的新制裁措施会带来显著效果，并经常以此作为朝鲜近来在无核化问题上转变姿态的重要解释因素，却鲜少对其经济效果进行实证性考察。制裁的经济效果通常可分为由浅入深三个层次：贸易效果、扩散效果和内部效果。其中贸易效果是指被制裁国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扩散效果是指贸易持续减少后引发的外汇供给枯竭和国内市场价格变化，内部效果则是指制裁进一步加剧导致的工农业生产萎缩等问题。但在对朝制裁效果的现有研究中，目前仍缺乏这种多层次立体分析，通常只涉及对贸易层面的粗略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鲜经济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但尽管如此，现有数据至少可供以朝鲜的贸易表现、美元汇率和大米价格以及国内产值等作为代理变量，考察不同层面的大体变化趋势。
模型的路径参数如表9所示，可以看到模型的各条路径均在P值小于0.05 或P值小于0.001 的水平上显著。
基于迄今可得的各方公开数据，可以从贸易与外汇收支、价格和生产等层面，评估高强度制裁实施以来的经济效果。
但在朝鲜2016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安理会开始在第2270号决议中超越上述原则，将制裁扩展到了进出口等与核导开发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除了进一步加强指定物资禁运和指定行为者经济活动限制等“聪明制裁”措施外，决议还决定限制朝鲜对外出口煤、铁和铁矿石，并禁止其出口黄金、钛矿石、钒矿石、稀土矿产和进口航空燃料。[注] 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2016)号决议”，S/RES/2270(2016)，2016年3月2日，第6～7页。 关于这一变化的原因，决议指出“朝鲜将金融、技术和工业资源转用于发展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注] 同上，第1页。 意指其工业领域的外汇收入涉嫌被用于支持核导开发，有必要采取措施限制其工业出口创汇。煤铁等矿产资源作为朝鲜最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相关企业又多有政府或军方背景，首先被列入了制裁范围。安理会作此决定的紧迫感主要来自“聪明制裁”框架下朝鲜核导开发的快速进展：第四次核试验距上次仅三年时间，间隔较此前又有缩短；核爆威力也进一步增大，被朝鲜自称为氢弹试验，尽管国际专家对此多有质疑。在此背景下，安理会认为“聪明制裁”的效果面临局限，并基于朝鲜工业出口创汇涉嫌支持核导开发的判断，开始对部分非指定对象的进出口活动施加制裁。
除前三大贸易国保持不变外，朝鲜主要贸易对象的排名2017年出现了大规模洗牌。首先是韩国对朝交易额的消失。尽管韩国此前从未计入该排名，因韩方统计口径不将朝韩交易视为对外贸易，且双方交易中经济合作与贸易的界限尚待明确，但朝韩交易此前在朝鲜对外经贸合作中一直占重要份额：2015年曾高达27亿美元，约为中朝贸易额的一半，尽管2016年开城工业园区关闭后双方交易额全面萎缩，但年度总额仍逾3亿美元，仅次于中朝贸易。但进入2017年，朝韩贸易几乎全部蒸发，只剩100万美元，[注] [韩]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2017年更新)”，[韩]统一部主要业务统计，http://www.unikorea.go.kr/unikorea/business/statistics.(上网时间：2019年1月25日) 跌出了朝鲜经贸合作对象的前列。其次，泰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乌克兰的对朝贸易大幅缩减，排名跌出前十。其中除乌克兰受自身政局影响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可视为联合国加强制裁的影响。与此相对，中国香港地区、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新进入前十，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也有小幅上升。[注] [韩]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2017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首尔：KOTRA，2018年7月，第12页。 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对朝贸易规模有所下跌，排名上升主要是因相对跌幅较小。唯有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71.3%，从朝鲜进口额的涨幅更高达139.3%，其中锅炉与机械类、车辆及零部件、塑料及其制品、光学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有机化学制品等五大进口品目都有巨幅增长。[注] 同上，第35页。 此外，中国香港地区和斯里兰卡在进口额上也有逆势增长，其中香港的增长额主要来自锅炉与机械类、电器影音设备及零部件、橡胶及其制品，斯里兰卡的增额则主要出自棉、锅炉与机械类和钢铁。[注] 同上，第27、31页。 鉴于其中多个品目已在2017年底的联合国决议中被列入制裁范围，预计2018年起其交易额会明显下跌，对上述三地的对朝进口构成下行压力。
具体到各季度数据，上述变化体现得更加清晰。如表3所示，从进出口总额来看，2016年第二季度受2270号决议影响同比下降了1/5，此后变化一度平缓，但在针对朝鲜洲际导弹试射和第六次核试验的2371和2375号高强度决议出台以后急转直下，2017年第四季度同比下降超过1/3，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降幅更是高达50%～60%，第四季度在上年基础上再降近1/3。中方进口变化趋势与此类似，但波动幅度更大。继2016年第二季度大幅下跌后，2017年初因2321号决议增设朝鲜煤炭出口上限再度开始下降，第四季度降幅剧增，2018年前三季度降幅高达80%～90%，第四季度也在上年基础上又下跌3/4。相比之下，中国对朝出口则表现为先升后降，且下降区间带有时间滞后、幅度偏小的特点：2017年前三季度因朝鲜超前进口出现明显上升，下半年新制裁措施的压力进入2018年后才有明显反映，且下行幅度与进口相比更加和缓。
经过2年观测及调查，四个区域试验示范栽植地新疆忍冬均能安全越冬，生长良好，平均保存率达95%以上，枝条年均生长量平均在20-30cm,区域栽植示范效果良好，今后可在这些地区大面积的推广使用新疆忍冬。
表2 中朝贸易总额与收支结构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月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7/index.html)各月数据整理，上网时间2019年1月23日。
表3 2016～2018年中朝各季度贸易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同比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月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7/index.html)各月数据整理，上网时间2019年1月23日。
表4 2017年朝鲜十大贸易对象统计情况 单位:千美元，%
资料来源：[韩]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2017北韩对外贸易动向》，第3、12页。
说明：1.本表中国数据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有一定出入，韩方计算时加入了对朝鲜原油进口额的推测值；2.由KOTRA基于当年可得的朝鲜贸易对象所公布数据加总得出，2017年数据包括89个国家和地区。
朝鲜对外贸易的整体情况与中朝贸易类似，基本表现出与联合国制裁同向变化，尽管随着进出口结构和地区的不同也有所差异。鉴于朝鲜未公布官方贸易汇总数据，这里使用的数据由韩国方面根据朝鲜各贸易对象所公布的对朝贸易数据加总而成，目前最新数据更新至2017年，包括89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各方统计口径或有出入且韩方在汇总过程中会做个别调整，但该数据至少能大体反映各方对朝贸易的比重和变化趋势，在现有数据中最具代表性。如表4所示，2017年朝鲜对外贸易总额减少15%，其中各国对朝出口有微弱上升，从朝鲜进口则降幅显著，达到37.3%，呈现与中朝贸易相似的走向。这不仅仅是因为中朝贸易的超高占比，俄罗斯和印度作为朝鲜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国，也受联合国制裁影响表现为进口降幅大于对朝出口。
中朝贸易2016年以来在年度总额和中方进口额上都明显缩减，中国对朝出口则先升后降，体现出朝鲜在制裁加强初期曾尝试超前进口。如表2所示，中朝贸易总额在2016年制裁初步加强后出现小幅下滑，2017年降至约50亿美元，在同年高强度制裁密集出台后则大幅下跌，2018年仅有24亿美元。该趋势在中方进口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继2017年降幅接近1/3后，2018年降幅直逼90%，跌至2亿美元。中国对朝出口在制裁加强之初曾有上升，2017年超过前两年水平达到33亿美元，是朝鲜为缓解制裁冲击而预先进行进口储备的体现，但2018年受新增进口限制和外汇消耗的影响开始大幅回落。总之，从中朝贸易的年度情况来看，联合国制裁加强以来两国贸易总额和进出口都出现了显著变化，各项变化的方向及其时点也与新制裁措施的内容和出台时间高度契合。
关于生产层面，现有数据仅更新到2017年，显示出朝鲜国内产值有小幅下降，但相对于制裁内容及其贸易影响，存在时间滞后性和幅度有限性。朝鲜的国内产值同样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只能基于联合国和韩国银行的估值加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存有局限：如仅能体现联合国驻朝代表处或韩国有关机构搜集的可得信息，无法全面纳入朝鲜产值，而且韩方统计是在朝鲜产量信息基础上以韩国的价格、附加值率和汇率等估算得出，[注] [韩]“北韩GDP相关统计”，http://www.bok.or.kr/portal/main/contents.do?menuNo=200091.(上网时间：2019年1月22日)。 显然难以准确体现朝鲜的绝对产值。尽管如此，这两种数据作为现有最具代表性的总量统计，仍可通过跨时比较、相互比照和与直观经济现象的综合考察等方式，为理解朝鲜生产的大体构成和变化趋势提供重要参考。
三、制裁间接效果：价格与生产
贸易和外汇收入的缩减虽有助于减缓朝鲜核导开发的推进速度，但要想进一步迫使朝鲜改变既定核导政策乃至战略方向，显然还需要更多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从经济角度来讲，有可能促使被制裁国改变政策的必要条件至少还应包括贸易效果进一步扩散以后的间接影响，主要包括价格体系的紊乱和国内生产的萎缩。这也是联合国高强度制裁常被提及的预期效果，尤其是长期受“朝鲜崩溃论”影响的部分国际媒体和政策研究者，自有关决议出台以来便预测制裁将使朝鲜经济濒临崩溃，迫使朝鲜政府作出政治让步换取制裁解除，以维护经济稳定和政权安全。尽管这些预测只是逻辑推论上的可能性，但在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圜后却经常被直接用来解释朝鲜行为的转变，对中间的逻辑假设和推论在现实中是否成立却不加论证。本节针对这一问题，尝试用目前可得的数据对上述逻辑链条进行初步实证性检验，以期对联合国制裁加强后的间接经济效果作出更加客观有据的评估。
首先在价格层面，联合国高强度制裁最常被提及的预期效果是朝鲜汇率的紊乱，即外汇收入持续缩减造成的外汇价格波动和市场混乱。朝鲜货币对美元的官方牌价固定为900朝元=1美元，但实际市场交易中常用的汇率与此有所差异并随市波动，讨论制裁效果时提到的汇率主要指后者。关于汇率预期变化的具体机制，韩国学者林秀虎认为，出口创汇的持续减少会迫使朝鲜政府从社会领域吸收外汇，引发市场交易中断和物价上涨，进而因“钱主”中断或回收投资造成生产停滞。[注] 林秀虎：“联合国2321号决议的影响与中国的对韩半岛政策”，[韩]《KDI北韩经济评论》，2016年12月号，第35～36页。 李硕进一步提出，即便朝鲜的外汇规模依然充分，也存在非官方外汇流通体系陷入混乱的可能，尤其是随着联合国制裁限制了朝鲜人海外务工和外界对朝合资合作，此前在朝鲜钱主、对外合作企业、汇款中介、中方合作伙伴和首尔脱北者间形成的非官方外汇流通网络难免遭到破坏，致使朝鲜的外汇供求陷入混乱。[注] 李硕：“总论：2017年北韩宏观经济动向评价与2018年展望”，[韩]《KDI北韩经济评论》，2018年2月号，第15～17页。
这些主张或许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在现实证据上迄今还没能得到足够支撑。韩国的朝鲜信息专业网站DailyNK每月会根据当地信息来源的观察值，记录平壤、新义州和惠山三地的美元市场汇率，尽管并非官方权威统计，但在现有开源信息中样本最多最全，是研究朝鲜汇率时最常用的数据来源，至少能够粗略反映其汇率的跨时变化，且鉴于网站属性不会对朝鲜经济情况评价过高。据该网站统计，朝鲜汇率2016～2018年总体保持稳定，除2016年6月三地汇率均突破8400朝元以外，其他各月基本都处于8000～8300朝元之间，与制裁加强以前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即便是高强度制裁密集出台的2017年8～12月，三地汇率非但未出现显著波动，反而平稳保持在8000～8100朝元，直到2018年上半年都是如此。2018年8月起虽然有小幅上升，但变化幅度仍不超过8100～8300朝元而且走势基本平稳，尚不足以视为市场混乱的表现。而且截至2019年1月底，三地汇率又分别回落到了8200、8160和8360朝元，[注] “北韩市场动向”，[韩]DailyNK，http://www.dailynk.com/%E5%8C%97%EC%9E%A5%EB%A7%88%EB%8B%B9-%EB%8F%99%ED%96%A5.(上网时间：2019年1月25日) 说明前几个月的小幅上升也未必代表某种长期上扬趋势。总之，现实证据显示朝鲜汇率在制裁加强以来表现基本稳定。
关于2018年以来朝鲜生产的最新变化，尽管总量数据尚未公布，但仍可基于个别行业数据和现有信息进行初步评估。据韩国农业振兴厅估算，2018年朝鲜谷物产量约为455万吨，较2017年的471万吨下降3.4%，其中大米产量220万吨，玉米150万吨，薯类54万吨，麦类15万吨，豆类及其他杂谷类16万吨，主要影响因素是日照和降水量等天气原因。尽管谷物总量有所下降，但大米产量的估值比上年增加1万吨，增幅约0.5%。[注] [韩]农村振兴厅：“报道资料：北韩今年谷物生产471万吨，较上年小幅下降”，2017年12月20日；农村振兴厅：“报道资料：北韩今年谷物生产455万吨，连续两年下降”，2018年12月18日。 该数据由韩方根据朝鲜的气象、病虫害、肥料供求情况和卫星图像分析综合估算，且与前文所引朝鲜大米价格变化趋势形成呼应，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能实现粮食自给量基本持平，会对朝鲜2018年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到不同产业，产值变化趋势和时序与上述总量变化基本一致，但在变化幅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作为出口主力部门的工矿业和与国际合作密切相关的基建行业变化幅度较大，增减都高于总体均值，农业和服务业等对内部门的波动则相对较小。据韩国银行统计，2016年朝鲜各行业产值全面上涨，同样可理解为受制裁影响的滞后性，其中工矿业和电气水道业的增长率分别高达6.2%和22.3%；2017年各行业产值普遍下降，降幅最明显的依次是工矿、建筑工程和电气水道业，分别下跌8.5%、4.4%和2.9%。反观农业和服务业，近两年的变化幅度都小于朝鲜总产值的增减水平。其中农业增长率是2.5%和-1.3%，服务业则保持着稳定增长，涨幅分别为0.6%和0.5%，[注] [韩]“北韩GDP相关统计”，韩国银行，http://www.bok.or.kr/portal/main/contents.do?menuNo=200091.(上网时间：2019年1月22日)。 2017年的逆势上涨或与朝鲜持续对外开放旅游业有关。与生产总值一样，各行业产值数据同样受信息来源所限，其参考价值也主要在于大体相对趋势而不是精确绝对数值。至少就现有数据来看，各行业产值的变化方向在2017年基本符合联合国高强度制裁的预期效果，新制裁措施对朝鲜出口创汇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限制可以较好解释矿工业和基建行业的下行，尽管其下降幅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冲。
表5 朝鲜国内生产总值(2012～2017) 单位：亿美元、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韩国银行(http://ecos.bok.or.kr)，上网时间：2019年1月23日。
说明：1.韩国银行原始数据单位为韩元，此处为便于比较，已按韩银各年度汇率换算为美元值；2.以2010年为基期价格计算的实际GDP及其增长率。
伴随着上述贸易效果，朝鲜的贸易收支在联合国制裁加强以来也有明显恶化。如表3和表5所示，2017年朝鲜贸易逆差总额已超20亿美元，其中对华逆差高达16亿美元，约为上年的5.5倍；2018年逆差总额数据尚未公布，但仅对华逆差就已增至20亿美元，与上年总值基本相当。除贸易逆差外，2017年底对朝鲜人海外务工和对朝投资合作的新增限制也会直接冲击朝方的外汇收入来源。总之，朝鲜的贸易和外汇收支作为联合国高强度制裁的直接作用对象，自2017年以来都已受到显著影响。
从上述数据来看联合国制裁加强后的朝鲜国内生产总值，如表5所示，都显示朝鲜实际GDP在2016年和2017年先升后降，联合国和韩国银行韩元值算出的两年增长率都是3.9%和-3.5%，在近年波动幅度中处于高位，但韩银数据换算成美元值后两年增长幅度都有所收敛，分别为1.1%和-1.0%，相比历年属于温和水平。鉴于两方数据的结果相近，以往数据又基本符合朝鲜经济的大体趋势，尽管近几年增长率数值的完全一致让外界难以排除双方相互参照调整数据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认为其显示的增减方向和相对变化幅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总之，比起贸易层面在联合国制裁加强以后的迅速和显著变化，生产层面所受的影响在现有数据中显现得更加滞后，总产值2017年才开始下滑，且下降幅度有限，尽管具体降幅水平在不同算法下存在差异。
一是与国际知名航运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开辟新的海运直达航线；明确各港口功能定位，错位发展，建设上海北翼江海组合港，融入长江经济圈；二是构建便捷高效的路上运输网络，主要包括铁路和公路建设。三是打造方便快捷的空运运输通道，开通更多的对外直航航线，进一步拓展多式联运范围，实现水陆空一体，尽快融入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一类开放口岸圈。
平儿正在王寡妇家，他休息在情妇的心怀中。外面狗叫，听到日本人说话，平儿越墙逃走；他埋进一片蒿草中，蛤蟆在脚间跳。
除了汇率以外，大米的价格也常被视为观察朝鲜物价变化的关键指标，但迄今同样未出现显著负面变化。据DailyNK数据显示，朝鲜2016～2018年大米价格围绕5000朝元/公斤的主线，上下波动幅度不超1000朝元，未显著高于制裁加强前的变化范围。其中2016年和2017年9～10月出现6000朝元左右的峰值，也与历年变化规律相符，可视为大米季节性供求周期的体现。进入2018年后米价更趋平稳，就连季节性波动也变得微乎其微。[注] 同上。 朝鲜汇率和大米价格得以保持稳定的机制或许仍需进一步解释，但上述考察至少说明现有数据尚未显示联合国制裁已对朝鲜的价格体系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2018年朝鲜的经济生产总值，尤其是工矿业等主力出口部门，必然因2017年底出台的高强度制裁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但朝方的政策引导和原料、动力、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新增对内投入等构成的积极因素，短期预计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制裁冲击。政策引导上最重要的当数朝鲜在“自强力第一主义”口号下推行的进口替代政策，旨在降低对进口贸易和外汇补给的依存度，促进相关国内生产，以应对制裁的加强。该政策是2016年5月朝鲜劳动党七大上为支撑新出台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而确定的战略路线，其思路类似于进口替代，强调通过原材料国产化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自立性和主体性，并加大对电力、煤炭、运输等先行部门的重视程度。[注]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中作历史性结论”，[朝]《劳动新闻》，2016年5月9日。 这一政策思路在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宣布完成经核并进路线、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时再获巩固，金正恩在谈及贯彻新战略路线的任务和途径时提出“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高举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口号，切实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增强自强力，掀起生产高潮和飞跃”。[注] “朝鲜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全会，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自豪宣布并进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并提出党的新战略路线”，[朝]《劳动新闻》，2018年4月21日。 在朝鲜的体制下，如国家倾力推动进口替代，应能对促进生产起到积极作用。此外，鉴于朝鲜在制裁加强以来持续超前进口原材料，因煤炭出口部分转供内需和新建发电站启用改善了动力瓶颈，而且开城工业区关闭和朝鲜人海外务工受限后国内回归大批优质劳动力，预计多种生产要素的新增供给也会有利于朝鲜谋求扩大生产、缓解制裁压力。
综上所述，在制裁需要间接发挥影响的价格和生产层面，联合国制裁加强以来朝鲜的现实经济指标尚未表现出明显效果。其中美元汇率和大米价格仅有小幅震荡，波动幅度并未超过历年水平，且未出现整体下降趋势。朝鲜国内产值截至2017年虽有延时下降且各行业变化方向基本符合高强度制裁的预期效果，但降幅得到很大缓冲；进入2018年虽面临更大的制裁压力，但其国内政策引导、新增要素投入和粮食生产仍可发挥缓冲和稳定器作用。总之，比起高强度制裁在逻辑推论上的预期效果，现实中朝鲜经济在价格和生产层面呈现出的间接影响相当有限，2017年内尤其如此。这对于理解2018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迅速转圜的原因及其未来前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制裁加强对朝鲜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果存在显著落差，在贸易和外汇收支等直接作用领域已基本达到预期水平，但在价格和国内生产等间接作用领域所显现出的实际效果仍相当有限，尚难以支撑关于制裁效果的高度预期和关于制裁对朝鲜核导政策影响机制的简单推论。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医院文化是管理活动，体现参与和主动，它具有较强的个性，强调其独有的个性特征，重视对医院个性的研究，服务于全面实现医院的整体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实践活动，注重教育和引导，是有组织的、有针对性的一种教育方式，并作为转化和塑造医务人员的思想、感情、心理、行为的工作，其根本任务是提高医务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存货预算的编制为企业用于采购及仓储方面提供了使用标准及界限，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粮食仓储企业中，很多企业的存货预算编制工作的地位较低，导致预算管理缺乏可控性、可靠性，无法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实际效用，成本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5]。在一部分企业中，预算数据的来源缺乏真实性，部分预算人员并没有对当前的市场环境进行充分的调研，导致预算与实际脱轨，使预算管理的准确度降低。
上述结论能够为研判近来朝鲜半岛局势的迅速转圜提供多方政策启示。第一，关于2018年初以来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转变姿态的原因，仅以联合国制裁加强的经济效果进行单线解释，未免过于薄弱和武断。如前所述，这种解释的思路与部分国际媒体和政策研究者长期主张的“朝鲜崩溃论”如出一辙，预期制裁加强将导致朝鲜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不稳定因素，使朝鲜政府迫于内部压力急于解除制裁，不得不对核问题作出让步。但现有数据显示，至少到2017年底为止，朝鲜经济的内部运行并未显现出足以威胁政权安全的严重困难，不足以单独解释2018年初起朝鲜政府对无核化问题的立场变化。这意味着对朝鲜姿态转变原因的理解不应仅限于制裁的经济效果，而应结合朝鲜自身的经核并进发展战略和所面临的军事安全压力，进行更为全面均衡的解释。
第二，关于朝鲜半岛局势转圜的现状和前景，本文的结论也能够为研判朝鲜的无核化意愿及其在对话过程中的政策回旋空间提供启示。如果朝鲜在核导问题上的姿态转变只是迫于致命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怀疑论者或许更有理由质疑其无核化表态的诚意及其在制裁缓解、经济好转后的违约可能性；但如果其姿态转变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和军事安全等因素的综合考量，那么同等条件下其无核化立场则更有可能在经济好转以后得到持续。关于朝鲜在当前对话过程中的政策回旋空间，如果因过度高估其经济困难程度和紧迫性而一味极限施压，而不对朝鲜的政治安全诉求予以合理考虑，短期也不能排除朝方不顾经济负担而进行强硬应对的可能性。
第三，本文的实证考察还有助于加深对朝鲜经济的制裁缓冲机制及其整体发展情况的理解。朝鲜经济近十余年来在联合国制裁局面下仍基本能够保持稳定增长，其背后的原因历来受到关注。此前部分国际媒体和政策研究者主张“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作为朝鲜最大贸易对象国却不严格执行制裁，是朝鲜得以抵御制裁冲击的主因。其论点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注] 参见李婷婷：“以贸易为例：对朝制裁应打破片面强调‘中国责任’的误区”，《世界知识》，2016年第6期，第30～31页；Li Tingting, “China-North Korea Trade in 2015: The Beginning of a Downturn”, Joint U .S .Korea Academic Studies 2016,Washington D.C.: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 2016, pp. 185-196.而朝鲜经济在国际制裁大力加强、中朝贸易显著缩减的局面下仍能保持国内价格和生产的相对稳定，更说明其内部的制裁冲击缓解能力及其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介绍 ]李婷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朝鲜半岛政治经济、东北亚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