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公民论文,出境旅游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是从20世纪80年代“港澳游”和“边境游”开始的，大体沿着“港澳游→边境游→出国旅游”的顺序逐渐发展起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国家根据各方面条件变化对出境旅游政策的积极调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图1)，出境旅游消费已成为中国公民的一个消费新热点。2007年中国出境旅游者达到了409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6％，1997-2007年11年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2.6％。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客源输出国和全球出境旅游市场增幅最快、潜力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1]。据世界旅游组织(WTO)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大客源输出国。但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起步较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尤其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然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蕴涵着巨大潜力，这一巨大潜力的释放将改变全球旅游发展的格局[2]。本文选取总旅游倾向(GTP)、潜在旅行生成指数(CPGI)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ACT)三个指标，对中国与出境旅游消费世界排名靠前的其他14个国家在出境旅游发展上的差异和差距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为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优化以及有效借鉴其他国家发展出境旅游的成功经验提供决策参考。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旅游年鉴》。
图1 1997-200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变化
旅游倾向(TP)是测量特定人口中有效旅游需求的最实用指标之一，利用它可直接地考察旅游在人口中的渗透程度[3]。旅游倾向(TP)包括净旅游倾向(NTP)和总旅游倾向(G
)两类。净旅游倾向(NTP)是指一定时间内至少参加一次旅游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NTP=p/P×100％。式中，p为至少参加一次旅游的人数，P为人口总数。由于被抑制需求和无需求的存在，净旅游倾向(NTP)一般无法达到100％。总旅游倾向(GTP)是指参加旅游的总人次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GTP=/p×100％。式中，为参加旅游的总人次数，p为人口总数。随着人们一年中出游次数的不断增加，总旅游倾向(GTP)值可以超过100％，甚至可达到200％以上。
利用各国出境旅游总人次数和各国总人口数计算2000-2006年各国的GTP值，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与其他14个国家相比，中国出境旅游GTP值很低，最大值不到3％，与南美的巴西相当，说明出境旅游对中国公民来说还是奢侈品，对我国总人口的渗透程度很低。除中国和巴西外，其他13个国家的GTP值都在10％以上，其中英国、荷兰两国的GTP值多数年份都超过了100％，说明在这些国家出境旅游已经不再是奢侈品，对总人口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出境旅游已成为这些国家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还说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GTP值呈逐年增长态势，2006年GTP值是2000年的三倍多。这说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以及政府对出境旅游市场从规模控制转向行业规范的调整[4]，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从而使GTP值不断提高。此外，英国、韩国、墨西哥三国的GTP值也呈逐年增长态势，而其他国家的GTP值略有波动。
2 国家潜在旅行生成指数CPGI值比较
旅行生成模型是根据客源地的产客能力对旅游市场需求进行的预测，而不是通常采用的根据目的地的游客统计纪录对旅游市场需求进行预测。Hudman提出了国家潜在旅行生成指数(CPGI)的概念，用来预测一个国家产生国际旅游流的能力[3，5]。其计算公式为：
当CPGI等于1.0时，表明拥有平均的旅游生产能力；当CPGI大于1.0时，表明可产生比按照人口所预计的更多的旅游者；当CPGI小于1.0时，表明产生低于旅游平均指数的旅游者。CPGI值的大小，表明了国家产客能力的强弱。
利用各国旅行人次、全球总旅行人次和各国人口、全球总人口数据计算2000-2006年各国CPGI指数，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与其他14个国家相比，中国出境旅游CPGI指数均值只有0.161，低于南美的巴西，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属于出境旅游低产客能力国家；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西班牙、俄罗斯联邦、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国的CPGI指数均值都在1—2之间，说明这些国家具有较强的出境旅游产客能力；而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等国的CPGI指数均值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4倍以上，说明这些国家具有极强的出境游产客能力。从动态上分析，2005年以前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联邦、荷兰、墨西哥等国的CPGI指数值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国家出境游产客能力在逐年增强；而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CPGI指数值在2002年略有波动。包括中国在内，2006年15个国家的CPGI指数表现出下滑趋势，有些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下滑幅度较大，这说明总体上各国出境旅游产客能力在2006年都有所降低，并且一些国家降低的幅度还比较大。
3 人均旅游消费额ACT值比较
游者消费支出(CT)包括旅游者消费总支出(GCT)和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ACT)两个方面。旅游消费总支出是指一定时期内出境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因购买其所需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支付的开支总额。一般而言，它与旅游者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旅游者人均支出是一定时期内旅游者支出总额与旅游人次之比。它从平均数的角度，在价值上反映了某一时期内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产品的需求状况。通过这一指标，可了解到境旅游者在目的地的消费状况及出境旅游消费的集中趋势。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与旅游消费总支出的关系用公式表示为：ACT=GCT/P。式中，GCT为旅游者消费总支出，P为旅游人次数。
从表3可见，中国出境旅游ACT值的五年均值与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相当，说明在世界出境旅游市场上，中国公民的出境消费额极高，赶上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旅游消费水平；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出境旅游ACT值均值都在1300美元以上，而俄罗斯、墨西哥两国的出境旅游ACT值均值则比较低，在650美元以下。从动态上看，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俄罗斯联邦、墨西哥等国的ACT值总体上呈稳定增长态势；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ACT值虽然在这些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还比较稳定；只有中国的ACT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且下降幅度较大。1997-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ACT值正由高位振荡增长向低位平稳增长转变(图2)。以上分析说明，随着国家出境旅游政策放宽调整(以1997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为标志)，中国公民长期积淀的出境旅游需求逐步得以释放，中国出境旅游消费正由非理性化高消费的“虚高”现象逐步向消费能力推动下的理性化高消费转变[6]。
图2 1993-2006年中国出境旅游GCT值和ACT值变化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出境旅游对中国总人口的渗透程度还很低，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还是奢侈品。旅游倾向GTP值是考察旅游对总人口渗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00年至2006年的GTP值来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GTP值最高也只有2.6％，即在100个人中平均只有2.6人次的出境旅游有效需求，说明出境旅游对中国总人口的渗透还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出境旅游消费还是一种奢侈性消费。一个国家出境(国)旅游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国家对外政策、国家外汇储备与外汇政策、国民闲暇时间以及国民消费意识等因素。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1979-2007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8％，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人均GDP由419元增加到18934元，年均增幅达14.6％)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2008年底已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138个国家签订了ADS协议)促进了公民出境旅游快速发展，但是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韩国、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GTP值只有它们的几十分之一甚至上百分之一，中国的出境旅游还处在起步阶段，能到境外旅游的只是少数人，出境旅游对中国总人口的渗透程度极低。
中国出境旅游潜在需求增长迅速，但仍属于低产客能力国家。从纵向对比上来看，2000年至2005年中国CPGI值年均增幅超过了34％，说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且仍在高速增长。一方面，市场开放前原有的需求积累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新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因此，在今后的几年里，排除突发因素(如甲型H1N1病毒)影响，中国出境旅游潜在需求还将进一步释放，即出境旅游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横向对比上来看，中国仍是一个出境旅游低产客能力国家，CPGI值最高也不超过0.5，与全球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更大。
中国出境旅游消费正处于转型期，但旅游高消费仍是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出境旅游政策的相关调整，中国出境旅游GCT值呈高速增长态势，而出境旅游ACT值的增长则逐渐趋于平稳。这主要是因为，目前GCT值的增长主要由出境人次增长所拉动，这与市场开放初的GCT值增长有着本质区别，开放初的GCT值增长主要由较高的ACT值所拉动。以上分析说明，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机会的增多，出境旅游消费正由刚刚开放时的非理性消费方式正逐渐地向理性化转变[7]。虽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正逐步走向理性化，但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今后一个时期内旅游高消费现象仍会是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一，长期积累的出境旅游需求的彻底释放需要一个过程，由于我国人口出境率和个人出境频率还都很低，受短期内难以再次出境的影响，许多初次出境者还会延续“密集观光+疯狂购物”[8]的消费行为模式。第二，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虽然我国正在治理旅行社“低报价、高自费”以及零负团费经营行为，但市场走向规范需要一个过程，由此所形成的“转移消费”[9]一时还难以彻底清除。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公民生活水平和支付能力的自主性增长，会促使公民消费能力大大提升，理性化高消费将会填补非理性化高消费“虚高”现象的市场空缺，完成向消费能力推动下的高消费自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