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航路与疆域：14-15世纪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的初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航路论文,疆域论文,渔业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12-0116-11 东沙岛位于北纬20°42.2′、东经116°43.3′，是中国南海诸岛中最北、最靠近陆地的一座出水珊瑚岛。其与外环的东沙环礁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地处南海交通要冲。闽粤涉海人群较早便发现、命名、经营、开发东沙岛，尤其随着南海渔场的开拓、东西洋航路的变迁、亚洲海域秩序的变动与元及明前期海疆观念的突起，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初期，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初步创建，留下了相当的历史文献。自1907-1909年中日东沙岛争端以来，搜集整理传世的东沙岛中文文献、重构20世纪前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成为中外学人建构中国近现代南海诸岛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林金枝、吴凤斌、陈鸿瑜、曾昭璇、陈仲玉、李国强、陈信雄、汤熙勇等先后抉发14-15世纪及更早的东沙岛文献，讨论相关的东沙岛知识。①但他们的研究大都结合地理资源、考古资料对东沙岛文献与知识做直接的勘定与排比，既没有更广泛地踏勘文献、辨析文献的源流，也没有更细致地分疏知识的系谱与类型，自然无法呈现14-15世纪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初创的多元面相。本文即尝试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东沙岛与东沙环礁皆由珊瑚礁和潟湖组成，[1]附近海域的海洋动植物资源非常富饶。据1994年台湾“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组织的第二次整体调查，东沙岛海域记录珊瑚礁鱼类62科396种、仔稚鱼3科3种、珊瑚20科137种、软体动物48科141种、棘皮动物4种、环节动物2种、珊瑚以外腔肠动物2种、海绵1种、海洋植物18目37科114种。[2]粤闽沿海渔民应当很早便已前往这一海域捕获水产。林金枝最早找到晋朝裴渊《广州记》中的一条记载“珊瑚洲，在县(东莞县)南五百里”，从地质“珊瑚”、方位“南”、距离“五百里”三方面考订出此“珊瑚洲”即东沙岛。[3]其考订虽遭致曾昭璇、陈鸿瑜的质疑和反对，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裴渊《广州记》也被看作现存最早载述东沙岛的文献。考诸存世的六朝时期的南海诸岛文献，大多提及在岭南与交州、日南之间的“涨海”中获取珊瑚、玳瑁、螺贝等特产。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相信“珊瑚洲”的记载来自裴渊的《广州记》。可六朝甚至隋唐的中外南海诸岛文献都表明，当时南海航线集中在从交州、占婆(Campa，中国史籍称“林邑”、“环王国”)出入“涨海”的航路。[4]陈鸿瑜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从方位入手，将之勘定为西沙群岛。裴渊《广州记》久佚，林金枝和其他学者也都注明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北宋乐史大约在雍熙三年(986年)至端拱元年(988年)间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但检核《太平寰宇记》原文： 虑山 裴渊《广州记》云：“东莞县有虑山，其侧有杨梅、山桃，只得于山中饱食，不得取下，如下则辄迷路。”珊瑚洲 在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5]即可知晓，《广州记》只是“珊瑚洲”上一条“虑山”的来源。“珊瑚洲”的文字显系乐史亲撰。考古资料证实，中国渔民在唐代已深入西沙群岛居住生产，[6]且与东沙岛命运息息相关的台、澎列岛，“澎湖，在北宋时甚可能已由闽南渔户，开发为渔场”。[7]乐史笔下的珊瑚洲因此有可能就是唐宋之际的东沙岛。但唐宋时期疑似东沙岛的文献仅此一例，无法进一步确诂。而东沙岛的渔业知识长期都在渔民之间流传，可惜这类知识在数百年间没有向上传递。不过，正如曹永和所推断的，汉人渔民在开拓台、澎渔场的过程中吸收台湾土人往来菲律宾群岛的航海知识，促进所谓“东洋针路”的形成。[8]所谓“东洋针路”主要是指南宋以降福建沿海经东沙与台、澎之间的海域往来菲律宾群岛的“东洋”航路。粤闽渔民前往东沙岛习知的航海知识或许对“东洋”及“西洋”航路的拓展亦有助推之功。与东沙岛有关的航海知识也正因为亚洲海域秩序的变动与南海“东洋”、“西洋”航路的变迁，在14-15世纪进入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构成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的基盘。 福建沿海与菲律宾群岛的航海贸易可追溯到唐代，但直到北宋中期还是沿用向西越过“石塘”的“西洋”航路，在占婆(中国史籍称“占城”)中转。[9]宋室南迁后，两地开辟出新的“东洋”航路。这一方面可从《诸蕃志》等南宋文献所载的乾道七八年间(1171-1172年)菲律宾群岛的毗舍耶(Visaya)人入寇澎湖、泉州与淳熙年间(1174-1189年)白蒲延(Babuyan)劫掠漳浦流鹅湾等窥出，另一方面也得到中国澎湖、南沙群岛与菲律宾等地发现的宋元沉船、钱币、瓷器的支持。可宝庆元年(1225年)福建路提举市舶使赵汝适据海商口述纂成的《诸蕃志》和现代考古材料同样显示，当时中菲贸易仍主要由“西洋”航路转运，“东洋”航路贸易撅为泉州与澎湖、台湾与“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具体考证见后文)两段，直接贸易甚少。[10]不过，随着海商水手对更加便捷的“东洋”航路日益熟识，福建与菲律宾群岛直接的交通、交流逐渐引人注目。入元之初，更准确说至元三十年(1293年)，当元世祖命选人招诱三屿时，平章政事伯颜等奏言： 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瑠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11] 自世祖、成宗朝伊始，具有“世界帝国”与“海洋帝国”特质的蒙元帝国便同“西洋”航路上的占城、暹罗、爪哇、俱兰、马八儿等国及伊利汗国之间海路交往频繁。海外贸易空前兴盛，海外地理、航海知识与技术显著进步。时人已正式使用“西洋”称呼涵括南海西部、印度洋的整片海域。[12]大德八年(1304年)《南海志》纂修之时，“东洋”、“西洋”并举标志着其概念的成熟。大德《南海志》还更加细致地区分“东洋”、“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更加详细地列明菲律宾群岛的小东洋诸国。[13]至正九年(1349年)撰述《岛夷志略》的汪大渊第一次在至顺元年(1330年)自泉州下“西洋”，第二次则在至元三年(1337年)由泉州赴“东洋”。[14]因此，《岛夷志略》中的“西洋”、“东洋”诸国大体源自汪的亲身见闻，殆无疑义。尤其是“东洋”诸国与“东洋”航路的信息更加丰富，颇为学者们所注意。他们大都依据《岛夷志略》前三条“澎湖”、“琉球”、“三岛”透露的信息，勾勒出从泉州至澎湖、经“琉球”航抵“三岛”及由“三岛”回泉州的航线概貌，但个中细节却鲜有讨论。[15] 人们普遍认为，《岛夷志略》中的“三岛”即《诸蕃志》中的“三屿”，但具体所在一说在今卡拉棉(Calamian)、巴拉望(Palawan)、布桑加(Busuanga)岛，一说在吕宋(Luzon)岛西南沿岸，一说在吕宋岛北部一带。[16]陈佳荣等编著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在总结诸说时，依据《顺风相送》“泉州往彭家施阑”条及《指南正法》提出另一种新解，“指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Vigan)一带”。[17]此说颇可采信。实际上，《指南正法》“泉州往邦仔系阑山形水势”条中“哪哦皇山尾沿山使一日好风见一、二、三屿，是月投门”、“东洋山形水势”条中“三屿即密岸山表尾，生开洋及刣牛坑大山，生落港是刣牛坑”的记载与《顺风相送》“泉州往彭家施阑”条中“取哪哦山尾见白土山，沿山使好风，使一日一夜收三屿密雁港口，便是幞头门，即杀牛坑”吻合无间。“三屿”既是“三岛”，又是“密岸”、“密雁”，也是“月投门”、“幞头门”，还是“刣牛坑”、“杀牛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of Oxford University)庋藏的《雪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也清楚标出“台牛坑”，位置正相当于今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Vigan)一带。[18]学者们对《指南正法》、《顺风相送》及《雪尔登地图》的成书年代争论不已。不过，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看，尽管它们可能迟至17世纪最后完成，可汇集的航海文献与知识有些却是元代以来不同时期层累的遗存，某些航海文献与知识甚至可以上溯至14世纪。《岛夷志略》“三岛”条尾句写道： 次曰答陪，曰海胆，曰巴弄吉，曰蒲哩咾，曰东流里。无甚异产，故附于此。[19] 既然“无甚异产”，又为何“故附于此”？刘迎胜曾依照《岛夷志略》叙述的先后顺序排列其中的东洋诸国，发现恰与赴“东洋”的航路一致。[20]“答陪”等地很可能亦因为是东洋航路“三岛”段上先后有序的重要航标点，“故附于此”。这并非无据。“答陪”、“海胆”、“巴弄吉”、“蒲哩咾”正可对应《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及《东西洋考》所载的泉州往“彭家施阑”(今菲律宾仁牙因Lingayen一带)航线上“密雁”前的“红豆屿”(一作“红头屿”，今菲律宾达卢皮里Dalupiri岛)与其后的“岸童”(一作“岸塘”，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坎当Condon岛)、“布楼”(或指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圣克鲁斯Santa Cruz)、“麻里咾”(一作“麻里荖”，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博利瑙Bolinao)。而“三岛”条前一则“琉球”条列明的“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中“翠麓”、“斧头”、“大崎”，亦可勘定为同一条航线上澎湖与“红豆屿”之间的“蚊港”(一作“魍港”、“北港”，今台湾布袋)，“虎头”(一作“虎尾”、“打狗子”，今台湾高雄港)，“沙马歧头”(一作“沙马头”、“沙马歧头门”，今台湾猫鼻角)。[21]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汪大渊自泉州往“三岛”的航线正是明代泉州往彭家施阑的一条故道。它亦与明代“太武”(今福建金门岛)往“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泉州往“杉木”(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大担”(今福建金门岛附近之大担岛)往“双口”(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口)、“浯屿”(今福建金门岛)往“双口”等东洋航线的前半段即福建经澎湖、台湾前往吕宋岛西北岸的航路基本重合。[22]《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同时载有这些航线的回针，皆以“麻里荖山”(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博利瑙)为回航望山，分两路：一路“见表放洋”，即望“麻里荖山”直航福建，“取麻里荖，见表放洋。壬子、单子二十五更往回取彩船祭献。此处流界甚多，则是浯屿洋。壬子、壬亥二十更，单亥五更，取太武”，“并麻里荖表，壬子廿五更取浯屿洋中，壬子廿五更取浯屿也”，“取麻里荖表。放洋用壬子、单子二十更往回取彩船祭献。此处流界甚多，即是浯屿洋。用壬子及壬亥二十更，单亥五更，取太武”。另一路是“表上放洋”，即望“麻里荖山”经台湾转航，“若表上放洋，用壬子十七更，取浯屿洋。癸丑八更取沙马歧头。用单癸十一更，取澎湖”，“取红荳屿。丑癸十更是浯屿洋。丑癸八更取沙马崎头。癸十一更取彭湖。壬亥七更取太武入浯屿”。[23]无论是何种回针，都航经“浯屿洋”。而从针方和更数推算，“浯屿洋”并非望文生义的“当指福建厦门港外之一段洋面而言”，[24]而应是接近东沙岛与台湾岛中间的大片海域，东沙岛很有可能因此为中国航海者所知。《岛夷志略》中适有一段与东沙岛有关的文字： 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25] 起首“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所描述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东沙岛，他们对整段文字的释读大多落在“万里石塘”上。他们的看法有三，一为中沙群岛，一为西沙群岛，一为包括东、中、西、南海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倘若结合今天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从“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与“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看，《岛夷志略》中的“万里石塘”当涵括东、中、西、南海群岛。南海航行中遇到的“石塘”又作“石堂”、“石床”，较早见诸《宋会要》、《岭外代答》、《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诸蕃志》及散佚的《琼管志》等宋代文献。[26]学者们对其亦有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三种不同的勘读。但审读诸书原文可知，它们实际都共同指向北宋中期以后南海“西洋”航路经过占婆东南至海南岛东部的广阔海域时遭遇的危险岛礁。与之相比，《岛夷志略》讲述的“万里石塘”已不局限于此，而是扩展至“由潮州而生”的“石塘之骨”和“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的“石塘之脉”。正如“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所表明的，这些危险岛礁都分布在“西洋”航路上。汪大渊第一次出海便是至顺元年自泉州下“西洋”。如此看来，“石塘”是跟“西洋”航路有关的知识，而与“东洋”航路无关。这种扩展当是宋元“西洋”航路变迁的结果。其中东沙岛“石塘之骨”的知识当与此时福建沿“西洋”航路往来东南亚的咽喉要地——南澳岛——航道外移关系尤深。 南澳岛有文字可据的航道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末年。20世纪80年代，在西半岛大潭的海滩石壁上，曾发现一块摩崖石刻。该石刻高1.5米，宽1.6米，楷书阴刻，字径在0.08-0.2米之间。字体歪斜，行次不整，大小不同，由右向左依次分9行，镌刻40字： 女弟子欧 七中捨井 一口乞平安 匠李一 癸巳十一月记 李欧七娘同 夫黄选 捨井 二口 乙未政和五年。[27] 从字体及其大小看，很明显是前后两次分刻。两次捨井石刻当是海商妻子欧七娘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祈祷丈夫黄选行船平安，丈夫归来后于政和五年又去还愿的记录。而就在深澳，番商也建有一座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28]番商建庙显然也是为祈祷航海平安。这些遗迹都出现在南澳岛与大陆之间内航道的边缘，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内航道是海商们常走的航路。 南澳岛的地理形势，据明万历年间陈天资纂修的《东里志》所言，“中分四澳，其最南曰南澳(又名云澳)，东曰青澳，北曰深澳，西曰隆澳。南澳地广衍，然在外海，登陆处皆涉滥。青澳自南澳东折，风波甚恶，是以二澳少有泊舟者。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劫掠”。[29]实际上，早在南宋中前期，广东、福建海面海贼猖獗，闽、广之交的南澳已成为“海寇之舟”的聚集之地。[30]《宋会要》卷22790《兵十三·捕贼下》载：“隆兴元年(1163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言：‘窃见两广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有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贼之所。’”[31]据吴榕青等考证，“潮州沙尾”当即南澳的长沙尾澳，即隆澳。[32]绍定五年(1232年)，理学名儒真德秀再任泉州知州。他在《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中明确写道：“当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状：证会四月三十日据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申，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手、纲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证得贼船见在深澳，正属广东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33]此“深澳”显即南澳的深澳。南宋时期海寇由南澳的长沙尾澳(隆澳)、深澳出入，很大程度上正如陈天资所言，南澳诸澳中坐南朝北、靠近内航道的长沙尾澳(隆澳)、深澳两澳的港口环境最佳。 不过，当时应有不少长途商船走南澳岛以南的外航道。云澳虽因“登陆处皆涉滥”难以成为良港，但“地广衍”、“在外海”，对已能掌握风向外海航行的南宋海船而言却是不错的通道，云澳镇澳前及其附近海域发现的众多唐宋瓷器和金属货币，可为明证。[34]云澳当地留有同厓山海战后南宋残余海上力量有关的“宋井”、“太子楼”等遗迹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宋元之际南澳航道的外移。更为直接的证据是15世纪上半叶绘制的《郑和航海图》。这本航海图册虽然目前见到的最早版本是茅元仪天启元年(1621年)序刊本《武备志》，且名曰《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但经菲笠子(Phillips George)、纪里尼(Gerini)、范文涛、向达、徐玉虎、周钰森、朱鉴秋、周运中等学者考订，其与郑和下西洋直接相关，绘制时间当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1421-1422年)之后、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年)之前。[35]因此，《郑和航海图》正是明初国家力量介入后中国航海技术与知识的体现。该图册闽广交界航路不仅绘出南澳岛的“南粤山”、南澳岛东南南澎列岛之南澎岛的“外平”，而且载明自“大星尖”(今南澎岛西南方约130海里处红海湾南方的针岩头)经南澳外航道回“太武”的针路： 大星尖用丹寅针十五更，船平南粤山、外平山外过，用艮寅针三更，船平大甘、小甘外过，用丹艮针四更，船平太武山。[36] 而就在《郑和航海图》“大星尖”至“太武”、“独猪山”(今大洲岛)至“大星尖”针路的下方，与“南粤山”、“大星尖”、“乌猪门”(今乌猪门与上川岛之间的水道)、“七洲”(今七洲列岛)等近岸岛屿、水道相对，用大片点、圈绘出浅沙礁石密布的“石星石塘”(图1)。“石星石塘”以西则依次绘有山状岛屿的“万生石塘屿”、“石塘”。[37]学者们大都遵从向达的意见，将“石星石塘”、“石塘”分别勘定为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则有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三种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这种从名称、地貌、方位上对南海诸岛的细致区分，较诸宋元时期显然都有飞速的提升。林金枝甚至认为，“用‘石星石塘’一名专指东沙群岛的位置，这在中国历史地图上还是第一次”。[38]但正如吴凤斌所论证的，《郑和航海图》“由于图册版面限制，把不同方位的岛屿压在同一水平线上……‘石星石塘’是从广东南澳的海面一直向西伸延，直到海南岛的东南”，此“石星石塘”当包括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39]尽管如此，“石星石塘”对东沙岛及东沙环礁的描述却相当精确，其右半部分的轮廓同章巽校释的《古代航海图考释》和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收藏的《中国山形水势图》(图2)中“南澳气”颇为相似。“南澳气”正是16-18世纪东沙岛的专名，[40]由此显示出14-15世纪从航海角度建构的东沙岛知识已结出初果。东沙岛附近出水的沉船钱币恰好也能补证其在洪武、永乐年间一度开始成为下“西洋”海船航经的重要海域。[41]而《郑和航海图》同《中国山形水势图》等后来的航海图在专有名称、详细地貌、内部航道与针路指南的异同则能反映出中国传统东沙岛知识体系14-15世纪初创的基本面相及其迈向16-18世纪成熟期的知识流传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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