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应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应注意论文,素质教育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素质涉及诸多方面，如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艺术素质等等。前三种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传统文化的素养又是文化素质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民族不可能在一片荒漠上建立自己的新文化，一个人也不能脱离自身成长的文化土壤来完善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成长中都必须正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传统有两种态度是我们应该检讨的：一是一味地固守着传统本位，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一是一概地否定传统，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同传统，扬弃传统，在转化中重建传统。
既然一个人的成长不能脱离自己成长的文化土壤，那么，素质教育也就不能不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特别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精神。下文结合素质教育，谈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点粗浅看法。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实质就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能够持续发展的文化精神，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动力。它能够激励人们前进，同时又有着广泛地影响。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梁漱溟认为“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近年较多地谈到文化精神问题，他以《周易》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即“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我以为，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应该循着这个思路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与我们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方向的塑造有密切的关系。《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最大的品性是生养万物而永不止息，它表现了天地刚健有为的精神。《周易集解》引干宝对于“自强不息”的解释为：“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仄（日偏西）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这种精神一直是鼓励中华儿女敬业进取、百折不挠、不断向前的奋进精神，并且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司马迁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不朽的历史篇章《史记》，他曾说：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所列者，均反映了一个人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在民族压迫面前的不屈精神。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言，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切写照。
二、“厚德载物”的精神。《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是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历史上，先秦诸子的学说在战国末年即开始相互融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排斥，荀子的学说即融合了儒、道、法的思想而成，汉代的儒学融通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而成；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华民族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了它。唐代是颇具包容性的时代，不仅佛教长足发展，而且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火袄教等都相继传入且都在当时的长安建立了寺庙，如波斯寺、景教寺等等。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才有了历史上的“汉唐气象”，才造就了璀灿的汉唐文化。中国人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思考，这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人生论来说，和，就是善于接受不同的意见，能宽容不同意见的人。而“同”则是不讲原则地附和。所以古人常讲“和五味”、“和五音”。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有这方面的意思。老子讲“报怨以德”，就是说，即使与人有怨，也要以道德上的宽容态度和方法来作以回报，而不要以牙还牙。“心底无私天地宽”。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无原则地“和稀泥”，孔子也反对那种“乡愿”的庸俗态度。这里关键是说，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如孔子所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厚德载物可以看作和谐人际关系、谐调事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胸襟。能够包容事物、包容他人的人，他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起来。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也说的是这个道理。
《周易》把“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举，说明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一方面要要求自己奋发有为，图强不止，同时又要对朋友、对外物有宽容、爱物的精神。这应视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它经过一定的转化也可以成为我们适应新时代的重要的个人素质。
三、正道直行、立志乐道的文化精神，我们应以此培育尚气节、重情操的素质。受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中华文化具有正道直行、崇尚气节的精神，从而也使中华民族成为能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民族。孔子讲“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又说“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人要确立正确的志向，树立宏伟的目标，把握好人生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进取。同时要以坚毅的意志为正义而抗争，甚至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强调坚持道义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儒家倡导的是一种大丈夫的气节。后来孟子又进一步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种正道直行的文化精神，被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也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效法。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说：“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不大则易足，易足则无由以成”。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儒家一贯主张，确立远大志向并能身体力行，是一个人必备的素质。
当然，无庸讳言，传统的重气节、讲情操的观念，也有其历史的局限。士大夫常讲的“君子小人之辨”，有蔑视下层人民的贵族意识，在外对交往中讲气节是对的，但有时也有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心理，这些则是应该舍弃的。
四、乐观豁达的文化心态。这涉及到我们心理素质的培养。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从忧患意识发端的，如美国著名学者唐力权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起源于忧患意识，忧患属于仁性方面的，所以才有了孔子贵仁爱的文化。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我觉得，不论是忧患的文化，还是乐感文化，中国人总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存在于现世的、现实的生活中，和佛教那种在现实生活之外确立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价值观是很不同的。在中国人看来，人生在世，富贵发达，固然可喜；仕途坎坷，宦海浮沉，饱经忧患，未必可悲。积极进取，但又淡泊名利，既不悲观，也不盲目乐观。这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以乐观主义为基调的。对真理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使人们对未来满怀希望，至于个人际遇的不顺，可以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自我调适，以便将抑郁之情导向乐观之心态。事业受挫时，可以将其看作是新的成功的契机；人生低潮时，可将其视为两次高潮之间的修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是以这种积极的心态作支撑的。乐观的心态是以一种哲学的思考为根基的。《周易》说“否极泰来”，“无往不复，无平不陂”，事物总是会转化的，在困难时一味消沉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积极地面对生活，促成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才是理智的选择。乐观是建立在正确认识上面的，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能做到远虑，就有了信心和方向。《周易》又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都是主张人要有远见卓识，这是乐观的基础。不过中国人所谓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等人生态度也有其消极方面，它易形成看重并乐于守成的保守心理。
五、注重和谐、重视群体的价值取向。这与我们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是相通的。和谐是《周易》所奠基的文化精神。《周易》把天、地、人纳入一个整体系统中，追求宇宙系统的动态平衡。此后孔子主“中庸”，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无过无不及，反对走极端，即处事合乎中道，把握适度原则，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孔子常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都是强调要努力保持事物的“正”，不要使之走向反而。这里包含着关节点的思想，也说明只有坚持中道，才能保持对立面的均衡和和谐。《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情感要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这就是中道。当然，如果把和谐讲得过分，也会走极端，变成无原则的调和，就有可能倒向折中主义。
“贵和持中”原则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群体价值的观念。《中庸》一书把它说成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群体和谐是儒家倡导的价值观，后来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孔子的仁学价值观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就体现了一种群体价值观，如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都是主张把自己的苦乐与他人、与社会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位的群体价值观。这些道德规范其目的都是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个体也正是在这种人伦关系中才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观其社会作用是二重的：一方面看到了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人应该在群体关系中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看到了道德理性对于保持人格独立，对于调整人际关系、调节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奉献，为民族、为社会的牺牲精神，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些对于培养健康的民族品格，形成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都是十分有益的。历史上的志士仁人，都是在这一文化精神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了和谐，而忽视了必要的对立和竞争，因而它又使社会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易形成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六、重视礼仪文化的传统，重建具有时代特色的礼仪文化系统。礼仪虽然很难把它说成是一种文化精神，但可以说它是中国重视和谐、重视群体的文化精神的一种表现。即使在今天，一个民族的礼仪文明水准也能反映出一个民族进步的程度。一个野蛮的民族是没有多少礼仪可言的。同时，一个人能否在言行举止上合乎一定的礼仪规范，也能看出一个人基本的素养。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礼仪、礼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也是礼仪文化。所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美誉。《礼记·礼运篇》把礼分为八种：丧、祭、射、御、冠、婚、朝、聘等。什么是礼？礼就是社会典章制度、人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古代的礼主要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典章制度和规范，因此，历史上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孔子讲观、听、言、动都要遵守礼，否则就是不仁。但礼的作用也有一般的文化意义，它可以提高人类的文明素质。《礼记·曲礼》说：“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可见礼仪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
礼可细分为礼仪、礼容、礼貌、礼节、礼俗等。礼仪是行礼的仪式，不同的礼要通过不同的仪式表现出来。所以人们经常把礼与仪联系起来。礼容、礼貌，是指行礼过程中表现的动作、态度、情感，是礼的外部表现。礼节、礼俗是礼的程式化和习俗化。“十里乡俗不同”，自古如此。所以《礼记·曲礼》讲：“入境先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等，非常复杂、繁琐。过去墨子就反对儒家的礼：“以其礼繁而不悦”，主张“节用”、“节葬”等。
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随着时代的推移，有很多内容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古代传统的礼仪没有一点价值。事实上，今天在素质教育中很有强调它的必要。必要的、合乎时代精神的礼总是在传统的礼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不可能平空出现，特别是礼俗。至少我们说传统的礼仪文化对今天在提倡社会主义道德的条件下的人文素质教育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七、注重修身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是今天素质教育应注意的方面。要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就要从修身做起。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修身有其系统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修身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古人把修身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如《中庸》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对修身的强调是与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联系起来的。我们今天讲修身应该与我们新的时代风貌的需要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该挖掘传统的修身理论，将其加以现代的转化。
中国古代关于修身的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内省”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方法。其核心是强调反求诸己，即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战胜自我。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都是讲要求自己的重要性，它强调了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律原则，也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孔子认为这不是你做不到的，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修身的关键是要战胜自我。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只有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老子说：“知人者知，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就揭示了这个的道理。当然中国古代的修身理论也有其消极性，容易造成国民性的某些弱点，如内向封闭、安于贫困、息事宁人等惰性以及谨小慎微、因循守旧、克己压抑、逆来顺受等性格，这又是与当今的时代不相容的。
总之，我们不能割断传统，否则社会会失去连续性；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否则社会将失去活力而停步不前。我很赞成赵吉惠先生的一句话，“传统可以转化也可以批判，可以发扬也可以改变，可以扬弃也可以再造，但唯独不能决裂。”因为决裂就意味着要斩除民族生存之根。素质教育也应该弘扬和转化传统文化的精神，使之获得新的生命。
收稿日期：199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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