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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而指称论所思考的正是如何解决语词与对象的相关性问题。从摹状词理论经历史因果论直至意向性理论，指称研究获取了长足的进展。随着语用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作为“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的语用分析方法在指称研究中得到了具体呈现：其一，日益注重对交际主体的意图、意向等心理因素的探究，努力从语言与心智结合的交叉视角深入挖掘指称的心理基础；其二，密切关注生活世界中自然语言的具体使用，力图在语言游戏中动态地把握指称的实际意义；其三，不断拓宽语境视域，力求在认知语境的广阔背景下探求语词与世界复杂多变的对应关系。关注交际主体、面向生活世界、置身语言游戏，这一独特的语用维度为解决指称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一、指称理论的嬗变
摹状词指称论旨在探究名称与对象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名称有涵义，人们根据涵义去把握指称，而涵义就是一簇相关的摹状词。弗雷格(G.Frege)把传统逻辑的名称问题提升为语言哲学的指称问题，由此，摹状词理论初具雏形。(参见弗雷格，1988年a，第376-384页)涵义不同于指称的观点为日后的指称研究乃至意义理论打下了基础。罗素(B.Russel)的摹状词理论引发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参见罗素，第400-412页)塞尔(J.Searle)指出专名不是作为摹状词起作用，而是作为在其上挂住摹状词的挂钩。(塞尔，2004年，第526页)斯特劳森(P.F.Strawson)指出必须把语词、语词的使用和语词的表达加以区分。唐奈兰(K.Donnellan)进一步甄别了摹状词的指称用法和归属用法，并在摹状词的使用方式与说话者的意向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唐奈兰，第451-470页)摹状词指称论就语词、涵义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根据涵义确定指称对象的观点与人们对名称的实际使用有一定的距离，这有可能导致按图索骥的尴尬。其次，名称是由摹状词确定指称的观点使得语词没有直接与客观实在发生联系，这将对一些哲学论断提出挑战。最后，人们给某一事物命名时是无法了解其所有特性的，这一问题对指称的同一性造成了威胁。
摹状词指称论的不足在历史因果指称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合理解决。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和通名都是固定标示词，都只有外延没有内涵；名称是通过一个最初的命名仪式(baptism)和一条因果链指称对象的；确定名称的指称对象比把握对象性质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摹状词指称论主要是探讨名称与摹状词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在认识论层面，那么历史因果指称论则重在思考事物与性质的关系而上升到了形而上学的层面，从而揭示了指称问题的一些本质。但一些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克里普克认为命名仪式在名称与对象之间建立的是外部联系，这一观点存在疑问。众所周知，命名仪式在脱离任何主观因素和客观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是很难想象的，命名不可能脱离人的意向性和背景网络而产生。其次，名称因果链的传递中，自然也始终伴随着相应的语境和主观意向，必须借助具体的外部环境和主观的认知语境。最后，名称意义的衍生、消亡和传递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复杂现象，如隐喻、意义扩大、缩小甚至消亡等，很难从因果链的传递中获得合理解释。
应该说，摹状词指称论和历史因果指称论都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指称现象的一些特征。但是，无论是对摹状词的掌握、理解和运用，还是命名仪式和名称的传播过程，最终都无法抛开交际者的主观参与，都不得不联系交际者的心理意向。因此，塞尔指出，摹状词指称论与历史因果指称论的缺陷在于没有在心智层面考虑指称问题，将意向性引入指称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cf.Searle，p.231)。意向性指称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1)语言是心智的表现，语言的指称始终依赖心智的指称，而心智的指称总是要借助包括非表征能力与意向网络在内的意向内容，因此，语言的指称必须依赖意向内容。(2)指称反映的是语言与客观实在的关系，意向性是关指世界的能力，在语言与客观实在的联系上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语言在与客观实在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离不开意向性。(3)任何指称的形成都需要凭借意向性，任何指称的传递也离不开意向性。(参见郭贵春、贺天平，第155-157页)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将语言的研究从关注语言本身和外部客观世界转向了对心智的探讨，体现了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的有机结合。意向性指称论更加重视语言的具体使用和实际传播，更加重视语言作为一种行为的动态把握，为语言指称的合理解释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如何对主体意向的转移作出具体规范，如何对意向转变的原因作出详尽说明，如何对意向的随意性作出明确诠释，这些是意向性指称论面临的困难。
综上所述，正是摹状词指称论的不足促成了历史因果指称论的诞生，而为了解决历史因果指称论的困难，意向性指称论应运而生。指称论不断演进的过程体现出明显的语用趋势：从注重逻辑语言的刻画，发展为密切关注自然语言的使用；从仅仅结合命题这一狭义的上下文语境，发展为在涵盖文化背景、上下文等在内的认知语境的全面观照下思考指称问题；从静态地思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发展为积极引入交际主体，在深入挖掘主体心理意图的基础上寻求言语行为的具体所指。
二、意向性与指称
如何才能为指称现象寻找更加合理的解释呢？正如乔姆斯基所言，“语言可以视为心灵的镜子”(Chomsky，p.4)，从认知出发将语言与心灵结合起来的考察思路拓展了指称的理论研究。首先，指称考察的是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复杂的关系是在交际主体使用语言符号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交际主体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没有了交际主体的参与就无所谓语言也无所谓语言的指称。“人的心智指向世界的能力、与世界关联的方式，都受到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Searle，p.254)因此，指称问题的研究势必将眼光收敛到对交际主体本身的心理探求上。其次，从布伦塔诺开始，众多哲学家如胡塞尔、格赖斯(Grice)等都认识到了语言与意识的关联性，对意图、意象性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胡塞尔认为，语言奠基于意识。一方面，语言可用来表达意识活动，另一方面，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特征又决定了语言表达的意义。意义的实现就是意义意向在意识活动中到达了与其所指对象的关联。最后，语言指称与心理指称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平行关系，这从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在基本术语上的有序对应可见一斑，如语言表达式与心理表征之间、词项与概念之间、语句与思想之间、语言表达式具有指称性与意识行为具有意向性之间的有序对应。因此，要充分理解自然语言的意义，不得不诉诸心理语言的意义；同样，要准确把握自然语言的指称，也不得不向心理指称寻求帮助。
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将关注视角转移至对交际者意图和意识的分析上。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将语言分析与心智考察密切结合，正是对意图、意识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我们的心灵也是与世界处于经常的因果联系之中的”，“意向性是心灵借以内在地表现世界上的物体和事态的特征”。(塞尔，2006年，第102页)引入意向性概念是补充摹状词指称论与历史因果指称论的关键。由于语言的指称总是依赖心智的指称，因此，名称的指称必定无法脱离意向内容而存在。指称的成功实施正是因为所指称的对象满足了说话者心中的意向内容。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的提出将语言的研究彻底建基在心灵意向性这一基本概念之上、将心理因素正式引入到语词研究中，这无疑是对其言语行为论的纵深发展。既然“指称是一种言语行为”(同上)，就势必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和心理以及社会的规范，于是，对指称的探讨从如何确定指称转向意向性如何获得便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塞尔认为意义就是如何从物理学到达语义学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从我们发出的语音到达非言语行为的问题”；“意义是心的意向性和语言相联系的产物”，“语言的意义是心的意向性的一种形式”。(Searle，pp.27-28)塞尔始终坚持从心智哲学的角度去探讨语言的本质，以揭示心灵与实在的关系；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正是在意向性问题上实现了汇合。因此，有学者评价说：“塞尔认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心灵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怎样表现世界上事物的状态。正是通过意向性问题，使他的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结合起来。”(见塞尔，2006年，序言第1页)
意向性指称论把重心转移到对与认知主体密切相关的心理意向的考察上，延续并发展了对交际意图、言语行为的研究思路，凸显了语言、世界与心灵紧密结合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折射出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认知科学密切结合的发展趋势。
三、语言使用与指称
无论是密尔、弗雷格还是罗素，都是在理想语言的视域中分析语词与世界的关系，而忽视了在语词的使用过程中动态地把握语词的多义性和变异性。他们强调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词的意义，而将交际者的心理因素排除在外；他们侧重研究语词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而避开了语词与对象之间的种种环节如交际者、语言效果等内容。弗雷格认为日常语言是模糊的，不能用于指称，因此，他希望借助那些能以精密方式表达思想的逻辑概念创建一种完美的或理想的语言。他曾经这样表述：“自然语言在逻辑和哲学探究中更多的是障碍而不是向导”，“逻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语言中解放出来”，“哲学家工作的主要部分在于与语言的战斗”。(转引自达米特，第134页)显然，他们没有对语言的社会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忽视了语词意义在生活世界中的复杂变化。
斯特劳森、唐奈兰、林斯基正是洞见了这一不足，因而在积极吸收维特根斯坦“语言就是使用”的观点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语词的具体使用考察复杂的指称现象。斯特劳森明确区分了两组概念：语句、语句的使用、语句的表达；语词、语词的使用、语词的表达。他指出，“意义是语句或语词的一种功能，而提及和指称，真或假则是语句或语词的使用的功能。语词的意义是为把这个语词使用于指称或因提及某个特定对象而作出的一般性指导，语句的意义是为了把这个语句使用于构成真或假的论断而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指导。”(斯特劳森，第423页)
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指称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克里普克把专名的命名与指称放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中，注意到了它们与社会群体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这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毋庸置疑，专名是人类语言实践的产物，语言交际又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专名随着社会团体中成员间的交流活动而一环环传递，这不仅符合人们的经验，而且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图景。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论中，无论是指称表达式的给出、指称三原则的分析，还是对识别原则的实际应用，都体现出“指称是一种言语行为”的总体观念。说话是一种行为，指称当然就是一种行为；它是说话者说出某一语词时才得以实施的行为，仅靠语词本身无法实现。在言语行为的框架下探讨指称问题，集中体现了语言使用和语词所指的紧密联系，同时，也为指称研究拓展了空间。
从摹状词指称论到历史因果指称论再到言语行为-意向性指称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语言使用的逐渐重视。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确定指称不可能不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结果。研究指称问题应当从社会成员相互交际这一事实出发，从抽象地分析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转向关注活生生的日常语言，转向密切观察日常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这正体现了维特根斯坦的晚期核心思想：意义就是使用。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参见维特根斯坦，第19节)。因此，只有密切联系日常语言的实际使用，回归到生活世界中考察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指称问题才可能获得更为满意的解释。
四、语境与指称
尽管弗雷格并不关心摹状词指称论是否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符，但他对语境的重视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的导言里提出了著名的“语境原则”，意思是“决不孤立地寻问一个语词的意义，而只是在一个命题的上下文中寻问语词的意义”(弗雷格，1988年b，导言)。可见，他始终是在联系语词所在命题的基础上探讨语词的指称问题，认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的观点为指称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维特根斯坦继承和发展了弗雷格的思想，他认为，名称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意义，名称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命题才具有独立的意义。我们知道，所谓语词所在的命题相对语词本身而言就是一种语境，而这一语境的确在语词指称的确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斯特劳森进一步发挥了弗雷格的思想，将命题语境拓展到了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他指出摹状词指称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区分语词和语词的使用；在脱离具体语境的前提下，语词是无法完成指称功能的，语句也无真假可言。唐奈兰对语境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扩大，他认为语境就是时间、地点、交际者以及交际的种种情况。立足于语言使用的客观实际，他指出限定摹状词具有两种功能：指称用法和归属用法，一个限定摹状词到底是在发挥哪个功能必须联系特定场合才能确定。(唐奈兰，第451页)正是语境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广泛性，致使人们很难从纯形式的角度绝对地规范一个语词的意义。
塞尔在指称研究中引入了意向性理论，对语境的挖掘达到了新的高度。无论是说话者指称的主体意向的确立，还是这一主体意向的转移以及意向网络、背景能力的产生，乃至指称转移的规则，都无法离开语境。因而，他所理解的语境已经与传统理解的语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指称是探讨语词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其间语境的介入必不可少，这不仅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而且具备科学的理据。“语境论的优越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修正传统实在论的直指论所导致的僵化性，另一方面可以纠正由语言相对论所导致的绝对性，从而把因果指称论与意义整体论同一起来，消解对立，建立联系，使科学理论术语的指称难题都获得一种语境论的同一解。”(郭贵春、贺天平，第157-158页)语境在指称研究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受重视的倾向。
随着语境研究的不断深入，认知语境概念为指称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新的抓手。语言哲学家斯帕伯与威尔逊在《关联性》中明确指出：“一个人总的认知语境就是由他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构成的集合：这所有的事实对于他来讲是显明的，而这些都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Sperber & Wilson，p.39)认知语境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子集。正是这些假设，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制约了话语的解读”(ibid，p.15)认知语境可以分析成逻辑信息、百科信息以及语词信息等构成因素。认知语境不仅在内容上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语境，更是以其动态性和建构性而备受学界的青睐。弗朗西斯科(Y.Francisco)曾言：“斯帕伯与威尔逊反对将语境描述为在交际过程中预先进入对话双方的独立实体，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语境观，在交际过程中，为了选择正确的解释，语境必须作为一个建构体被建构和发展。”(Francisco，p.307)“认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由于人在认知语境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黄华新、陈宗明，第66、70页)，因此，我们应当立足于交际主体，从主体性、主体间性尤其是主客体间性出发，探讨认知语境的建构过程，力求在动态多变的建构过程中把握语词与世界的复杂关系。
五、结语
语用学致力于研究在不同的语境中话语意义如何恰当地表达与准确地理解。语言哲学则侧重于探求具体情境中句子和语词的使用规则并最终确定它们的意义。因此，语境、主体以及语言的具体使用自然就成为了语用学和语言哲学共同关注的对象。哈贝马斯指出，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是为了“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做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流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转引自陈学民，第410页)作为交流中介体，语言的首要意义不再是语言与世界之关系的聚集，而是人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规则的聚集；一个表达式的意义也不仅仅体现为它所对应的那个客体，而是首先体现为一种行为或者一个作用。语用学思维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为哲学对话构筑了新的平台。面向生活世界、构筑认知语境、探索心理过程，在语言的使用中动态地把握语词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这不仅体现于指称理论的整体演进过程中，同时也反映了语用学维度的指称研究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