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道德的蜕变看苏联东欧的演变——对两位国际“政治明星”观点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两位论文,道德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前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曾经使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关于苏东国家演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了很多研究，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国内学界和其他各界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在苏东国家遭受“大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在高度集权制度下的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严重畸变，它否定和破坏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社会道德文化。对于这一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的政论家们却以他们特有的政治嗅觉而注意到了，苏东国家的“改革者”们，则由于亲临其境而切身感受到了。
1992年年中，即苏联解体后不久，曾担任过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见解：(1)共产主义的号召力较之其他政治思潮确实“是更为复杂和更能吸引人”的，这主要是由于它继承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智慧遗产”，“向那些被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颠沛流离和贫富不均吓怕了的人伸出援助之手”；(2)共产主义的确为其未来的理想社会规划了一个“表面上”是“理性的蓝图”，但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却“被推到非理性的程度”，它的政治实践“损害”和“败坏”了它在道德上的主张，它“把道德准则降为政治手段”，而追求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政治手段的实施，如“通过提倡互有戒心和群众告发”等，曾经有效地煽动起大规模的疯狂告密，并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和极其严重的道德后果；(3)共产党的官僚们习惯于“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表现出“司空见惯的伪善”，在他们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计划落空时，照样宣布“确已实现”，这种肆无忌惮的弄虚作假严重腐蚀了社会的道德风尚；(4)“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沦丧”，“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使这个制度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但这种“全面控制的努力实际上却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一方面，它使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被迫“采取一种道德上具有破坏性和人际关系上令人生畏的行为方式。甚至最亲密的友好关系……都免不了有致命的恐惧，害怕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可能会被揭发”，其结果是“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成为这种制度“自杀性动力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在丧失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之后，就使其本身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物质发展上的作为，“而这恰恰是这种制度运作弱点之所在”，因为它摧垮了人的道德精神，曲解了人的创造力和获取财富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切断了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密切结合的渠道。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资本主义击败共产主义可以说靠的是：前者在物质水准上比后者略胜一筹，从而否定了后者在道德上的唯我独尊”，当人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性的物质上的满足之时，“开初把一些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道德上的热情最终消失了”；同时，共产主义由于“在道德上的唯我独尊”，不能吸纳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而资本主义则由于“已针对和适应某些社会主义关切的问题作为它本身的政策”，而获得了新的发展；(5)“损坏、削弱以至最终使共产主义丧失其活力的原因，并不是民主的某种宏伟的和完整的思想”，而是“日积月累的和往往是细小的日常生活里的挫折”，如经常接触到的是蛮横的既不讲理又不顾简单常识的政府工作人员，官方的口号和现实之间的自相矛盾，官僚主义者对人的任意屈辱和非人待遇，平民百姓连最基本用品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短缺与领导人的极少掩饰的豪华生活气派之间的强烈对比，等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年久日深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发生突如其来的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从而“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1]
很明显，布热津斯基关于共产主义敲响“历史性丧钟”的断言，反应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仇恨和主观愿望，他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道德风尚及其相关问题的评述，也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偏见。但是，公正地说，他关于这些国家的道德价值观念被严重扭曲、社会道德风尚被严重腐蚀并成为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他从反面提醒我们，前苏东国家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惨痛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风尚如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从反面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还有前苏东国家的“改革者”。其中戈尔巴乔夫在苏东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如人们所说的使他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则可以说是对前苏东国家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严重畸变这一现实的一种扭曲反映或“矫枉过正”。在戈尔巴乔夫的论著《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改革与新思维》，以及苏共28大所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中，都反复论述了这样的观点：(1)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是“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吸收俄罗斯伟大文化的先进的人道主义传统”；“党的社会理想包含了人道主义原则以及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和社会公正的追求”。(2)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之间、人道主义理想同实践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脱节”，从而“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本质”。其具体表现是：其一，“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从而阻碍了我们吸收当代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而资本主义则在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竞争中“接受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量因素”，从而“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够适应时代的挑战”；其二，“我们过去把真正的民主和形式上的民主对立起来”，使“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而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任何最没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证明是对的。‘政治的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这就使政治失去道德基础。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和原则，专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努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顽固地在社会意识中灌输‘特殊的’有别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其三，“多年来作为行政命令体制核心的党本身已经发生严重变形。过分集中制和压制批评意见的现象在党内关系中严重存在。一些党的领导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腐化堕落”极其严重，并引发了许多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纪律松弛、违法乱纪、弄虚作假、贪污受贿、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某些工作人员辜负了信任和委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等等；其四，这种腐化堕落，使“思想和道德价值”被“磨损”，“宣扬成绩——真的和假的成绩的做法占了上风”，“虚张声势和大讲排场”；“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章、称号和滥发奖金的做法，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一切都企图用冠冕堂皇的活动和宣传声势、在中央以及地方上庆祝种种记念日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日常的现实世界和被粉饰的太平世界越来越发生矛盾”；“在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理论讨论“遭到阉割”，许多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成果”都成为“粗制滥造，形式主义，无谓的空谈”；其五，这种“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造成了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学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在革命的英勇时期……锻造出来的人和人彼此同心同德的伟大感情削弱了”，久而久之，“人民对期待已经失去信心”；其六，“具有实践经验、正义感、布尔什维克原则性的人，都……不安地指出了道德堕落，革命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受到侵蚀。”“人们对于在十月革命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价值观念遭到践踏日益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慨。所有诚实的人都痛心和难过地看到，人们……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精神不振和怀疑一切，它们不太尊重劳动，不择手段地想发财致富”，等等。(3)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使社会结构“人道主义化”，要“彻底实行人文标准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居先的原则”，等等；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并特别强调要“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强调“为了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要依靠……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苏共28大则声明，“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官僚专制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2]。
诚如历史已证明的那样，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使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且使社会主义在苏联遭到惨痛的失败并使苏联解体。他对苏联社会道德状况的评述，或许有偏颇之处，但客观地说，他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的改革纲领，正是苏联国内社会道德严重堕落的一种“反证”；他看到了苏联“整个社会大厦”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苏联的社会道德发生严重畸变并危及到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则不能不说是正确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布热津斯基作为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顽固的反共斗士，与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和社会主义“改革家”所述及的苏东国家的社会道德状况，以及对其发生严重畸变的原因的分析，却令人惊异地“大体相同”。他们所共同述及的苏东国家社会道德发生衰变的主要原因和流程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实践严重脱节；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既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削弱了培育良好道德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引发了政治腐败，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摧垮了社会思想道德的政治保障机制；同时，僵化的思想观念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又截断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融汇交流的渠道；这种条件和文化环境，必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遭到严重侵蚀和扭曲，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伟大理想追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风尚严重堕落、衰变。当改革大潮涌来的时候，这些国家又因历史积弊太深而“矫枉过正”或用力过猛，在已经没有社会道德力量支撑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挫败就不是奇怪的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自然，无论是布热津斯基关于共产主义已经遭受历史性“大失败”的主观臆断，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都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在苏东国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共产主义篇章的结束”；相反，正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和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却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架，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如此，目前，在历经一场巨大历史灾难而顽强生存下来的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也都汲取了前苏联等国家的教训，大力改革经济政治体制，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符合当代世界文明共同发展趋势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
注释：
[1]参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5—51、66—73页。
[2]参见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山东省新闻出版局1992年4月内部版第18—43页；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7—21页；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69—72、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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