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从理性到有限理性_王元论文

王元化:从理性到有限理性_王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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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荒凉错乱时代的诚念

王元化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据作者自己说,是遭受打击之后潜心学术,深入探究理性、探究文学创作规律,对于唯意志主义、浪漫政治的回应。在作者心中,文学实是时代病象的表征。十年动乱结束后,是书成为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其中深寓的政治无意识内涵是原因之一。从学术创意功力来看,不能不说此著既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

作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研究方法极富创意,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站在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古代文论注释者的立场,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着眼,以今衡古,古今互为体用,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采,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扬。第二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心》中重要的名论,皆以西学理论为参照系,细加审析,一方面凸显出中国文论的精彩创见,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开启一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大胆抛开了纪昀、李详、黄侃的学统,而直承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释证”的新学统。无怪乎当时看了初稿,郭绍虞竟说:“我信此书的价值,绝不在黄季刚之下。”北京大学王瑶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旨在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人物的排列,正是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这恰可表现王元化学术创新的意义所在。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部书所代表的精神,实为显示了在一个极为荒凉错乱的时代,对学术文化、思想自由、以及文明价值默守的诚念。

九十年代王元化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有发展,其代表作是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收入《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这篇作品从美学角度对中西方戏剧、西方美学传统进行比较,作者从文化和美学上提出的一些观点,不仅在艺术经验上有深透的说解,而且有超越艺术之外更广泛的文化思想意义。

中西体用之间:以西方为参证,不以西方为标准

王元化在上世纪30年代即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曾发表《文艺漫谈》(1947)、《向着真实》(1952)、《文学沉思录》(1983)、《思辨随笔》(1994)等,其中《文学沉思录》是新时期最富创发力的重要理论成果。他的学思特点是,既深入消化吸引西学理论思想的精华,同时又不失中国现代思想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这一特点,在后来学人那里,在渐趋消失)。而且往往能从某种专业领域,进而契入时代思想的根源性问题脉络之中,作出自己富创造性的解答。譬如涉及形象思维、真实性、人性问题等,作者显示了长期思考之后,以思辨力量发而为深刻识见。

王元化从被隔离时期开始潜心研读黑格尔。认识论方面,如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美学方面,如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情志”命题、风格问题、艺术表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等,都有一系列阐发与建树,在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可贵的是,他九十年代后从反思黑格尔到反思思想史、反思现代思想背后的基础,即现代逻各斯的暴力以及对规律性、理性一元论的迷信,更是当代中国黑格尔研究中独树一帜的。

从《清园文存》中可以看出,作者始终不变的一个主要方向,即融汇中西文化。他从魏晋时期佛经翻译、玄佛并用,到宋代文化消化外来文明的思想史考察中得到启示,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真正消化、融合,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能达到的。他越来越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有时理性的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直觉、冥会、无意识的沟通。而后者的达成,则要靠时间的积累、尤其要靠传统自身的动力。因此,早期偏重于以西化中,在二十世纪中国向世界寻求合法性的大潮流中,他也预流,以极富于中西参证特色的文艺学研究,活转中国诗学;后期则中学渐渐凸显,文化关注的幅度增大,从戏剧传统到政治、社会,意脉相关,皆有考察。在全球化与中国化碰撞的复杂语境中,他更偏重于重估中国文化主体、中西互证互补。反对“以外来文化为标准”,主张“以外来文化为参证”。以外来文化为标准,轻则失去思想的独立,变成时代风尚的墙头草;重则失去文化主体,变成越来越没有自信和创造性,甚而以外来和尚为绝对真理,行生杀予夺之大权。这是他得出来的重要结论之一,因而区别于新老西化派。因此诸如家庭、道德、人文传统等问题上,他都得出了与五四先驱们不尽相同的观点。而不相信制度万能论、移植万能论,又是他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地方。主体性、本土资源性、经验性渐显,表明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在一个认真的思想者身上的复苏。依我个人之见,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由长期发展和广大地域而来的混杂圆融、而非稚嫩单一;二是由此而来的适应力强,而非孤立排外。王元化的例子,正是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长之道。

反思:现代理性历程的问题向度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

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敏锐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苦痛之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

王元化几十年的写作,几乎没有离开过叩问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有什么形式,在不同的领域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功能,以及理性在探索真理的途中,有什么危险等等问题。这都是他一直萦心在念的大问题。如果用一条线索穿起来,从八十年代的“知性不能把握美”,到九十年代的“理性不能把握真理”,持续关心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复杂性,以及中国当代精神生活与政冶生活中理性的滥用问题,这可以说是变中的不变。这一点尤具思想家的锐感。

其中变化的一面是,“知性不能把握美”是关注于文艺美学领域创作论鉴赏学、以及形象思维的问题,作者最早对教条主义文风学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开刀,提出知性思维的片面、僵硬、静止、孤立,有害于文学创作与思想探索,这对于“新时期”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则是关注于更大的问题,即“五四”新文化传统中,一种对理性过于坚执、过于相信、并滥用了理性中的理想性,或理性的一元化、独断论、权力中心化的思想心态与思维方式。

其中不变的东西,正是十分可贵的对于理性的怀疑、询问态度。我们知道,二十世纪西方不少重要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一问题。其中如伯林、哈耶克的思想可以参证。譬如伯林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来提问,为什么积极自由对理性的极端崇拜会导致不自由?原因即在于相信一元(所有的人生目标中只有一个真;理性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理性至上(所有的冲突都由理性与非理性、不够理性的冲突所引起;人最终服从理性,所以改造合理),有了这样的信仰,于是就有了人性改造工程,思想改造工程,并视洗脑为当然。更可怕的是洗亿万人之脑而为一人之脑子,还说是回到了真理和自由。而王元化在九十年代花大力气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同一哲学的反思、对卢梭国家学说、启蒙理性的反思,与哈耶克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另一支传统,即从柏拉图、笛卡尔、卢梭、黑格尔等人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的大力批判,也是完全一致的。王元化并没有受哈耶克等的影响,却与他们殊途同归,正表明了中国现代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以及真正的思想家的慧觉。

观看历史也要看其连续、不变的一面,或许正是那“江流石不转”的隐蔽,才藏有人生与历史的种种无言的精彩。要说到王元化的不变,确是一生落实人格的独立。“他们爱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罢,他们总不能阻止我保持我的本来面目。”(《关于约翰·克里斯朵夫》)——从他年青时代那样热情认同克利斯朵夫那“英雄的心”、“巨人似的手臂”,到他晚年反复推重“独立自由之精神”、“不趋附时髦,不回避危险”的近代思想人物、戏言“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往来于他晚年心境中最美的意象,是西子湖畔那“奇古全凭一臂撑”的古松。

专家点评

我不曾会过《思辨随笔》的作者王元化先生,只晓得五十年代我们这一南一北都曾为了不同的冤案,戴过不同的帽子。我读过他不少文章,这是头一回读到他这本近四百页的书。掩卷之后,我不禁赞叹:这是多么渊博的学者,多么犀利而公允的批评家,多么诚实的一个人!

这部近三百条札记的著述视野之广,也不经见。这里论速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语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称许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萧乾

读书人有两种:一种在浪花顶上,虽然灿烂,难免与时俱迁;另一种则是大海本身,沉潜自在,尽管没有俗世的掌声,却暧暧含光。胡适属于前者,陈寅恪则为第二类。大陆知名学者王元化的新著《清园夜读》,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在当代已愈来愈少的第二类读书人。王元化以思想史的观点诠注《文心雕龙》起家,阐幽发微,殆已成为中国文论之新经典;此外亦兼摄经史子集,对西方哲学也用功至深,乃是通儒型的思想人物。

——南方朔

作者这种思想的转变与其说来自其对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作观念层面上的反省,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和观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作者本身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动的“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都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由此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而意识形态化往往基于一种“意图伦理”,其原则是: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在你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尽管作者对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予以极高的评价,他不得不指出:五四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它具体表现为思想极端和不宽容。

——胡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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