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的形成机理及其经济阻滞效应测度：以北京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机理论文,效应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63(2016)01-0001-09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1]。”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人口膨胀、城市蔓延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国所出现的城市病已经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由于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开启的时间较早，对城市病的成因、治理的研究也较为成熟。而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和城市化水平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别，所以，中国城市病的成因、发展与治理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国内的专家学者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展开了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城市病的表现的研究。由于中国城市化具有“浓缩发展”特征，所以中国城市病的表现除了具备世界上其他国家城市病的一般特征外[2]，还具有能源紧张、房价高企[3]、人际关系冷漠[4]、“半城市化”现象突出[5]等非典型性“城市病”的表征。二是对城市病的成因研究。虽然许多专家学者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政府职能和人口流动等不同的视角分析城市病的成因，但是基本的结论大致相同，即诱发中国城市病的直接原因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理念滞后于人口流动，导致城市交通拥挤和房价畸形，其内因在于城市偏向战略使得资源配置偏重于城市，而忽视了农村的发展[6]，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失衡，引发城市病[7]。三是对“城市病”治理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提高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8]，减少城市交通拥挤程度和人口密度；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就地城镇化措施[9]，减少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规模，实现人口空间分布均衡化。同时，政府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完善决策和执行阶段的部门间协同合作，加强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等各类城市病的综合治理[10]。另外，完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增加中小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是治理城市病的主要选择[11]。 现有文献对认识和理解中国城市病的表现、成因及治理有着重要的帮助，但除了关注城市病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外，还应研究城市病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阻滞效应。在当前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病对经济阻滞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拟从自组织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病的形成机理，试图改变从单一视角研究城市病的现状，接着构建测度城市病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病进行测度，并通过数理分析模型测度城市病对经济发展的阻滞效应，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二、城市病的形成机理：基于自组织系统论的视角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综合系统，虽然城市各子系统及各层次之间的发展也会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形成特点各异、功能不同的城市形态和城市文化，但是城市的发展与演化路径一般会受到区位环境、人文环境以及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的影响，因此，大多数城市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规律可循，并从总体上呈现出自组织的规律性以及对外部条件的自适应性。自20世纪60年代自组织系统理论产生以来，西方学者便将其运用到城市研究，用来解释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复杂现象。自组织系统论不仅可以解释城市系统的演化机制，也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在演化过程中发生“城市病”的形成机理。 城市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和非线性特征。城市系统的开放性意味着城市自身始终与周边区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断地从系统外引入负熵流，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不仅使得城市系统能够保持自身运行的有序性，同时，也不断地促使城市向更高层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系统的开放性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城市系统并不能对外界提供的能量和信息完全吸收，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以便于保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城市系统的开放性使得城市自身与外界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成为可能，而城市与外部环境存在着各种“流”的势差，则使得各种“流”在城市与外界之间的交换成为现实。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信息系统在城市与周围区域之间分布的不平衡，是形成各种“流”的根源。正是城市系统的不平衡性，才使得城市不停地从外界吸收更多的能量和信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城市系统的演进与发展并非是各种要素流动结果的简单叠加而成的，而是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原因在于任何一种要素的变化都会通过正负反馈机制引发非线性的连锁反应和蝴蝶效应。城市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共同促使城市不断地从外界吸收能量和信息，使城市摆脱低水平均衡状态，通过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向高水平均衡迈进，同时，也使得城市在演化进程中保持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城市系统的演进过程是通过城市内部各种要素的“涨落”表现出来的，比如人口规模的增减、生态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波动、城市空间的扩展等。城市系统的“涨落”只有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在维持城市内部各子系统和构成要素正常运转的基础上，推动城市不断地向前发展演化，否则，就会使得城市发展失去平衡，出现不应有的病症——城市病。 中国城市既遵循着世界城市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全世界城市发展而言，发展与演化的动力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市场机制，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即城市自组织的自我生长，属于“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另一种是计划手段，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政府调节，即城市他组织的不断加强，属于“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动力来源虽然是二者兼备，但是更多的是侧重于后者。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会诱发“城市病”。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诱发了大量的人口流向城市，引起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涨落”，在城市系统的反馈机制作用下，城市房屋价格的上升、交通状况的拥挤、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成了调节和制约人口流动规模、流动速度和流动方向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人口、交通状况、生态环境的变动不匹配，导致城市反馈机制失灵、信息失真，使得人口流动呈现出无序状态，这种无序状态又通过城市内部反馈机制作用于交通、环境、土地、房价等要素。当这些要素所承受的压力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城市病”，因此，人口向城市的快速、无序流动是引发中国城市病的关键性原因。 “城市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各构成要素、各种功能和结构之间是不协调的。目前中国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等诸多系统之间的不协调是引发中国城市病的结构性原因。 城市是由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不仅要相互协调发展，各个系统也要健康发展，才能维持城市有序发展。就城市生态系统而言，城市不断地从外界吸收能量和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和能量被城市所吸纳与转化，其中有的进入生产部门，有的则进入消费环节。这些被城市所吸纳的物质和能量要么转换成产品，要么转换成废物(包括废气、废水、废渣等)。生产出来的产品和部分废物被城市直接输出到系统外，还有一些废物会留在城市内部。如果城市系统内部缺乏足够的废物分解者或分解空间，这些废物的累积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超过城市的环境容量，产生环境污染，给居民的生活或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就经济系统而言，城市的生产活动要依赖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城市输入必要的农业剩余，使城市居民生存得到保障和生产活动能够获得足够的原材料，而且还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市场，使得城市生产的产品顺利输出，维持城市的输入与输出的基本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仅仅是纵向上的空间分工，其中城市在纵向生产环节上的分工处在下游，其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价值高于农业生产活动，正因如此，才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地流向城市。当然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横向空间分工，这种分工体现为城市之间存在着等级体系，比如一个城市群中少数城市属于中心城市，多数城市属于外围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也体现在同等级城市具有的不同属性，有的以采掘业为主，有的则以商贸业为主。总之，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城市的良好运行既离不开农村与农业，同时也离不开其他的城市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城市病。就社会系统而言，如果城市系统从外界吸收较多的人口或资金，而城市内部无法给这些要素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城市就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现象。即便是城市系统能给这些生产要素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如果缺乏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就会出现贫困现象。有些要素随着吸入量的增加，收益也会呈现出下降态势，比如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边际效率会呈现出递减现象。 诱发“城市病”的一般性根源在于城市可利用资源供给与分配失衡。中国相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而面临着短缺风险；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造成了“入学难”和“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限的环境容量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另外，城市经济发展未能惠及到所有的群体和阶层，导致城市出现了贫困、失业，甚至是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城市发展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的分配不均衡。城市运行过程中权利分配不均衡，会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率。 三、“城市病”的测度：以北京市为例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专家学者对城市发展与城市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解释，构建如表2所示的城市病测度指标体系。
“城市病”实际上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规模的变化诱发的城市资源配置与空间结构失衡，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态等各种妨碍城市健康发展的现象。为了准确地评价城市病对经济增长的阻滞效应，必须先对城市病的病态进行测度。这方面的参考文献主要有郁亚娟(2008)等人在提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五大功能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病诊断和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体系[12]，以及李天健(2014)构建的城市病评价指标体系[13]，另外，尽管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的文献的研究对象不同，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见表1)，但是通过修正后依然可以为构建适宜的城市病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北京市为例测度城市病程度。表2中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07-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4年)、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2015年统计公报。由于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单位，因此，必须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1)式和(2)式中
分别表示指标X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各指标的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采取模糊评价法可以用来测度城市病的状况。模糊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一个受到多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总体的评价。主要步骤有：模糊综合评价指标的构建、构建权重向量、构建评价矩阵、评价矩阵和权重的合成等。关于城市病测度指标的权重是通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安徽城市经济学会的35位专家打分后，再进行加权平均的办法实现的，各指标的具体权重见表2。在确定指标权重后，运用模糊统计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频数分析，得到隶属概率，并选择较为常用的高斯函数作为隶属函数：
把城市病的程度折算为[1，5]区间内，并依次将其分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等五个等级(见表3)，1和5两个极端值分别代表城市病的两个极端状态——完全健康和非常严重。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2006-2014年间，北京市城市病呈现出逐渐加重的态势，其中2006年和2008年属于城市病的较低级别，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属于城市病的一般级别，2012-2014年则上升为较高级别。2008年的城市病级别比2007年较轻的原因在于当年北京市举办奥运会，北京市政府从多方面加大了对城市交通、城市污染、公共安全，乃至公共资源(比如对进京人数的限制，使得到北京看病的人数出现了下降)等的管控，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另外，2014年的城市病级别虽然和2013年相同，但是在数值上还是有所好转，其原因和2008年的情况类似，主要在于APEC会议的举办，在治理过程中成效最为明显的当属空气污染的治理，以至于人们对当时所出现的“APEC蓝”记忆犹新。 四、城市病对经济增长阻滞效应测度：以北京市为例 (一)城市病对经济增长阻滞机制
图1 经济增长的“爬坡模型” “木桶效应”是由美国管理学家皮特(Peter)针对企业经营而提出的管理理论，后来这一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不仅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要素，而且还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等无形要素的投入，缺少任何一种或任何一种投入要素不足，都会影响经济增长。“木桶效应”由“短板效应”和“疏板效应”共同作用而形成。其中，“短板效应”说明一只木桶的容量取决于较短的那块木板；“疏板效应”是指组成木桶的木板中即便不存在短板，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结合得不紧密，导致木桶出现漏水或渗水现象，影响木桶的实际容量。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由于城市病会引发空气污染、交通拥挤以及贫困与犯罪率上升等，进而造成城市经济增长潜力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产生了“短板效应”。另外，在中国自然资源存量既定的情况下，如果由于城市病的存在而导致自然资源、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无法达到最优时，则会产生“疏板效应”。城市病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阻滞效应(木桶效应)可以通过“爬坡”模型来说明。 我们借鉴金东海等(2004)的思路，建立城市病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爬坡模型”(图1)。从图1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经济增长除了受自身重力(G)以外，还受到城市发展环境对其的支撑力(N)，以及在发展方向上受驱动力(F)和阻滞力(f)的作用。经济增长驱动力(F)通常认为是人口扩张和消费增加而形成的需求拉力和外界对经济增长要素供给推力的合力；阻滞力(f)是指经济增长系统与城市发展健康度之间的摩擦力，是支撑力(N)与摩擦系数(u)(实质上是经济增长发展路径)的乘积[14]。城市病对经济增长的阻滞效应(木桶效应)就是上述若干力的合力。对某一特定城市的特定时期而言，假设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成了最为匮乏的资源，且其他资源相对于城市发展环境来说是较好的，那么，根据“木桶效应”原理，城市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最大支撑能力，取决于城市发展健康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相对于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环境系统的摩擦系数(即经济增长系统与城市发展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来说，经济增长与其他各种资源环境之间的摩擦系数趋近于零，那么，其他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摩擦力也趋近于零[15]。于是，经济增长的阻滞力大小，主要取决于城市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摩擦力。由于城市发展环境较差而造成的摩擦力的存在，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二)城市病对经济增长阻滞效应测算 1.理论模型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放松一些假定对哈罗德-多玛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之后，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在增长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多年[16]。对于城市经济增长而言，索罗模型假定在生产过程中除了资本、劳动和知识以外的投入品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17]，忽视了城市发展健康度的重要性。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把城市发展健康程度作为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可以用来分析城市病对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 假定一个特定的城市经济体：(1)生产单一产品Y，其经济含义是消费品和投资品是可以完全替代的；(2)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资本K、劳动L、知识或劳动有效性A和城市发展健康程度T；(3)城市发展健康程度、劳动和知识增长率或变化率λ、t、g是外生给定的，则：
；(4)假定储蓄率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是不变的，并全部转化为投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有两个基础方程，一是总量生产函数，二是资本积累方程。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用(3)式表示：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总量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并满足规模报酬不变、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稻田条件等，于是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4)式中α、β、1-α-β分别表示资本、城市发展健康程度和有效劳动的产出弹性。如果假设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分别表示为s和δ，则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表达式为：
(6)式的经济学含义是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取决于单位有效劳动实际投资
等因素，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的增加与M正相关。如果用
表示实际投资和持平投资相等时k的值，则(6)式具有稳态性质。也就是说，当人均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偏离
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会使得k自动回到均衡值
(见图2)。当k→
时，单位有效劳动实际产出y逐渐向均衡产出
收敛(见图3)。由于
-1＜0，所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发展健康程度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将会越来越强。换言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果不消除或缓解城市病，城市经济增长率将会减缓甚至陷入倒退状态。
图2 实际投资、持平投资与k的关系
图3 均衡产出的稳态 2.城市病对城市经济增长“阻滞效应”的测度 对(4)式两边取对数得：
3.实证结果及相关分析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2015年统计公报可以获得2006-2014年总产出、劳动力数量、净投资等数据，运用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结合前文计算出的北京市的城市病数值能够测算出城市病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阻滞效应。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发现它们是不平稳时间序列，但存在着协整关系，所以，可以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广义差分对数据进行处理消除自相关问题后可以得到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产出弹性α和城市病对经济增长的组织系数β。再把相关数据带入(12)式可以求出2006-2014年间城市病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阻滞效应。结果见表4。
从表3可以看出，2006-2014年间，城市病对北京经济增长阻滞效应平均阻滞效应约为0.126个百分点，并在总体呈现出增强的态势，其中2012年阻滞效应达到最高，数值为0.18，意味着北京市如果消除城市病的话，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18个百分点；最低的年份发生在2006年，其原因可能是当年的城市病症较轻。 由于中国城市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各构成要素、各种功能和结构之间不协调，以及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等诸多系统之间的不协调是造成中国城市病出现的结构性原因；诱发“城市病”的一般性根源在于城市可利用资源供给与分配失衡。 以北京市为例，运用模糊评价法对城市病态进行测度，发现中国城市病发病程度大致呈现出逐年加重的趋势。“木桶效应”原理和“爬坡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城市病对城市经济发展形成阻滞效应的机理。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把城市发展健康程度作为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可以用来测度城市病对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结果发现：2006-2014年间，城市病对北京经济增长阻滞效应平均阻滞效应约为0.126个百分点，并在总体呈现出增强的态势。要想消除中国的城市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以试图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与引导城市人口规模的合理增长。城市人口增长快速增加，往往会突破城市人口承载力，破坏城市系统的平衡；其次，提升城市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和向外界的排放，努力使城市的生态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状态；第三，提高城市居民的素质，减少社会贫困，维持城市社会系统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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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疾病”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阻塞效应的测度--以北京市为例_城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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