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宿命 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中国论文,天意论文,宿命论文,六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6）
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的杀戮（1931～1945）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
这一罪恶已被制止了整整60年。但它的国家责任和历史后果并未得到应有清算，它的思想源流和精神谱系更没有寿终正寝，它们还在世上徘徊留连，不时分蘖出新的变种——我们远远还没有在思想上击败这一罪恶。
赢得和平不仅比赢得战争更高尚，而且更艰难。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所累积的文明与幸福，经常在一场似乎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花果飘零、香销玉殒。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战胜战争，和平将变成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的休止符号。战争之所以如影随形，一个宿命般的原因在于，战争的思想几乎不可避免地依附着战争投降协定被胜利者接受。战争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和历史之中，没有任何民族享有铲除战争思想根源的豁免权，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民族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痛切而严肃地反思60年前终结的那场梦魇以及嗣后60年来的坎陷歧误时，中国的道路峻急而艰险。
没有哪个民族天生残忍、邪恶、怙恶不悛；也没有哪个国家绝对无辜、永远纯洁。“战争”这一人类最可悲的现象、最恐怖的狂欢、最让天地蒙羞的“恶之花”，竟然常常以最高尚、最伟大、最神圣的名义，由最优秀、最正直、最英勇、最富献生精神和殉道热情的男女完成。最让人类困惑不已的是，战争的惨烈和毁灭力量总与文明的进步和突破正成比。最“优秀”的民族、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化，总是面临着最强烈的战争诱惑。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阴郁悲观的宿命。
人类受同类戕害法则驱遣的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了。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着某种旨意，践行赋予他们一生以价值和意义的天命。然而，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但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极而言之，我们也许是在浩瀚宇宙中孤寂飘泊了亿万年的唯一的高等性灵物种无比奇妙、悲怆、绮丽、漫长命运的最后一批见证人，抑或是这个物种盼望已久的黄金时代的第一代幸运儿。如此沉重的抉择，有时就在一念之间。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令人发指，希特勒及其党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已成为德国民族永难完全洗涤的罪愆和西方文明永远的污点。但作为战争发动和失败一方的德国，如果要为自己辩护（当然不包括希特勒在其遗嘱中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国际犹太人集团及其支持者”那类辩护），并非毫无说辞。
1946年，86岁高龄的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在柏林的废墟中开始写作德国战后第一部反思史著：《德国的浩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奠基人，完全承认德国民族传统中存在某种“原始的黑暗基础”，承认德国国家权力的“恶魔”成分，但拒绝承认战后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流行观点：希特勒主义及其历史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必然产物。他在呼吁占领者给予德国普通人以“严格的公道”和“人性的谅解”，以免“再次把德国造成为一个为害最烈的病灶”的同时，尖锐地问道：“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们历史的实现过程之中，难道不是有可能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时发展出来吗？高级的原则和低级的原则、神明的和恶魔的两者，是那么难分彼此地互相转化——这不正是歌德在他的《神明颂》的颂歌里咏叹的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伟大的、铁的法则’吗？”这位“从一开始就谴责纳粹主义”的老人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肆虐，乃是由于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公民理想之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权利”的群众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关于人类千年幸福王国正在临近的神圣福音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严重受挫的代价，是西方近代文明整体危机的产物。这位呼吁自己的同胞“在祖国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保持“尊严和自信”的德国史学泰斗，“纯粹出于高傲和幽默”，只字不提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刺激和伤害，更没有提及几乎充斥了欧洲全部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可悲传统：反犹、虐犹、排犹和迫犹。
日本虽与德国、意大利同被归为“法西斯轴心国”，但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的罪行要严重得多。日本的形象是世上丑陋、凶残、野蛮、邪恶的集大成者，“日本鬼子”是天地间侏儒、禽兽加魔鬼的化身，日本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厌恶、最仇恨、最鄙夷、最不屑的天敌，日本的侵略，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死罪。
中国横亘于最雄浑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间，与地球一样古老。上苍赐予的这片神州赤县尽管历尽沧桑，但其天纵式的辽阔、威仪、尊严、气象却不容世界任何力量触犯凌截。日本只是在中国近海悄悄隆起的一串岛屿，从来不是可以萌生巨大希望和簇新文明的“新大陆”。神州大陆和蕞尔岛国从造物主那里领受的世界份额与使命负荷，乃是天意所在，充满永恒不变的启示。
世所共知，数千年间中国独步东亚，慷慨大度地将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输赠日本，并赐给那片孤悬汪洋的岛国三个佳名：“扶桑”“东瀛”和“日本”。其间寄寓的想象与祝福，美好圣洁，不染纤尘。
双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历尽艰险，携带的不是刀剑枪炮鸦片，而是佛学、中医、建筑、绘画。这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带给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的仁慈关爱、兄长式的提携扶掖。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到农耕时代的“弥生文化”，从“大化革新”到“建武中兴”，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中国的周孔之教、禅宗宝鉴、朱子哲训、阳明学说几乎单独铺就了日本1000余年文明开化的路途。
“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日本蒙受中华文明恩惠之深，莫过于日本天皇制与中国的渊源。自公元645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总计247个，全部出自中国典籍，达106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书·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日本近代“开国之父”明治天皇年号取自《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对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号则取自《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直到现代，日本有识之士都不敢忘怀中国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以感戴的心情写道：“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吉田茂在其《激荡的百年史》里也以庆幸的笔调指出：“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
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两个民族之间，大与小、强与弱、文明与野蛮、慷慨惠施与衷心蒙受、无私馈赠与全盘师法之间，有如此清晰、单纯、健康而美好的关系。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曾两度发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风阻受挫。那是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未遂攻伐，与中华本色文明无涉。《尚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纯系一个地理名词，不带丝毫贬意。至于日本南北朝间的武士、浪人、商贾到中国沿海抢掠走私，被中国指为“倭寇”，倒是名符其实的称谓。
中国人不持“原罪”说，不在“最后审判”划分“天堂”和“地狱”，裁定“永生”与“永劫”，也不在“轮回”与“涅槃”之间安置生命的归宿，明定善恶。中国的精神和道德立于“人生”这一有限而无穷的形下—形上过程，人的拯救与受罚全在己身，不待外求。中国看重环绕“人”的“人生”与“人间”，看重人之为人的仁爱、忠信、慈悲、羞恶、恻隐、同情、辞让、是非……一言以蔽之，“人性”胜过一切。
日本正是在中国最看重、最珍视、最维护的道德大限上，空前冒犯了中国的尊严，玷污了中国的荣誉，羞辱了中国的感情，亵渎了中国的灵魂——全面地逾越了中国所能承载和忍受的极限，铸成空前的道德犯罪。
日本侵略中国，首在大逆不道，近乎弑父戮母。
若无这一最基本的知罪觉悟，形式上的“亲善”“友好”“和睦”（即使来自中国方面），任何经贸和“互利”“双赢”“共荣”，任何外交“新思维”、战略“互动”、联×抗×，任何罔顾中国这一亘古未有的深创巨痛的“方便巧善”“灵活变通”“现实主义”，都是对中国心灵的蔑视，都无补于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对抗。
即使具备比德国还充足的理由，即使中国与日本无故无恩，即使中国曾经有负于日本，即使按照一般战争（包括侵略战争）的惯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堪称伤天害理的暴行。
一战以来，为防止战争对文明和人道的过度毁灭，节制人类自相残杀的暴烈程度，先后制定了多部国际公法，对侵略性质做出明确的界定，严格禁止对城市与平民的空中轰炸，限制和禁止使用毒气，禁止残杀俘虏，禁止奸淫掳掠，禁止残杀政府代表及外交人员。日本侵略中国，公然地、全面地、豪不犹豫地践踏了所有国际公法，超逾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线。
德国占领巴黎，除了把纳粹旗帜挂上埃菲尔铁塔，也就在当年法国曾经羞辱德国的贡比臬森林施以报复，让法国人在那里签署投降书，此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屠杀、暴行、强奸。巴黎上流社会生活几乎照常进行，“自由法国”地下抵抗战士可以很方便甚至很舒适浪漫地抗击德国占领军。
日本攻陷南京后宣称：“占领中国首都是有史以来盛事，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为使中国军民敬仰皇军之威武而归服之。”决定施行“屠城”。最为后世怵目惊心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1940年6月到1945年1月之间，平均每天有879人遇害；而在“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里，平均每天有8，794人被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入城式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恐怖的一幕，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中华门后，满眼是血肉模糊的中国人尸首。
从全面侵华开始，日本就在中国半壁河山对二万万中国人展开细菌战：1938～1941年、1943～1944年先后在华北各地投放霍乱菌；1940～1942年先后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浙赣铁路播撒鼠疫、霍乱；1942年在广州投放副伤寒菌，同年在云南西部大量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作战……构成“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日本甚至曾经准备用飞机将300万只疫鼠同时撒布在亚洲各地。
自从一战以来，各国军事当局慑于细菌战的可怖后果，在多个国际公约约束下，基本放弃了毒气弹。即便在怨毒甚深的苏德之间，无论是德国兵临莫斯科，还是苏军突入柏林，也没有大规模发动毒气战的记录。而日本军队罔顾国际视听和基本人道，从百万大军对峙的会战，到寥寥数名散兵游勇，从八路军游击区到国民党正面战场，从中国正规作战部队到躲在地道、防空洞里的老弱妇孺，一律施放毒气。日本却从不对美国军队发动毒气战——非不能也，不能为也，不敢为也。
天底下最痛苦的是做日本军队的俘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朝香宫鸠彦1937年12月5日接替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发出的第一道盖有他私人印鉴的命令即是“杀掉所有俘虏”。根据这道命令，约10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倒在血泊中。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俘获132，134名盟军，其中35，756人被虐死亡，死亡率达27％，创下人类俘虏死亡空前绝后的记录。
1943年，99名美国海军航空飞行员被俘，送克爱西林日军海军司令部处刑，由日本军人施行活体解剖，若干尸体被日军煮吃。
在马尼拉、婆罗洲，日本军将盟军俘虏绑在椰子树上，先刺死，再割下生殖器，塞在死者口中，拍下照片，寄到西方新闻社。几位受难士兵的母亲向罗斯福总统哭泣：孩子为国殉难，但总不忍看到这种惨剧！
1941年4月17日，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注、领事莫介恩、朱少屏、随习领事肖东明、杨庆寿等8人被日军拘捕，遭严刑折磨，被日本宪兵秘密押至华侨义山残杀。
虽然没有明文限制交战各方消灭敌国领袖，事实上刺杀最高当局的事例史所不断。但二战时期，唯有日本反复使用轰炸、暗害、枪击等各种行径谋害中国国家元首。将蒋介石远在宁静小镇溪口的发妻炸得血肉横飞一事，是日本战争行为最为人不耻的一个纪录。
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全过程中，用枪刺、刀劈、剖腹、剜心、分尸、钉挂、沉水、火燎、毒室、活埋、强奸、砍头等人类邪恶兽性所能想到所能施行的野蛮方式残杀暴虐屠戮奸淫中国同胞，丧心病狂地急欲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病弱残痴统统征服之蹂躏之奴役之宰杀之而后快！1939年，温文尔雅的林语堂在巴黎写道：“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一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更证明自己不适于统治别人。”（注：林语堂《中国人》第387页，第352～353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与世界各个民族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缺陷、过错、罪责和劣根性，中国的历史曾经长期被专制主义毒害，中国近代以来确实落伍了。对于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生命的肯定与坚守，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远远没有达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那种令人激动、向往的高度，中国要全幅实现自己和人类的理想还有漫长的路程。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做一件对不起日本的缺德事，从来没有占领过一寸日本领土，从来没有残杀过一个日本国民，从来没有阻挠过日本民族属于自己的正常道路。
日本加诸中国的暴行和伤害，却比中国漫长历史累积的苦难总和还要深重，比所有西方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耻辱和不幸还要巨大。中国承受和消解日本造成的痛苦与耻辱，中国医治和抚平日本带来的创伤和怨仇，需要漫长的时光和极度的道德磨砺。
1935年，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公开要求日本不要再提“亲善”二字，他直截了当地说，从日本人嘴里说出这两个字，无异于在精神上侮辱中国。那时日本的主要暴行还没有降临，那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成员，被认为是中国“理智派”和“温和派”的代表。
在日本暴行早已大白于天下却远没有受到应有的正义裁判、更没有做出像样的认输、悔罪和赔偿的60年后，再有涵养再有气量再有耐性的中国人，都会像胡适70年前那样，请日本不要再提“亲善”二字。
日本应当有最起码的知性能力，如果不能在它的灵魂深处萌生真诚的谢罪明耻意识，如果不愿坦诚面对中国的痛苦和怨愤，如果真的以为60年的阴差阳错（包括中国人自己的迷误），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甚至图谋再次阻遏中国，那么日本将置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调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审视、批判日本的战争思想，也许是更为艰难、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如果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对日本战争思想采取漫画和孩童式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自称真正赢得了战争，更不能自称完全赢得了和平。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五千年未有之大创局”（曾纪泽）、“我支那四千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自1840年以来，“西夷”“西洋”纷至沓来，中国迭遭败绩，丧权辱国。但天朝上国虽然内忧外患，“大清龙脉”尚存，且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术严阵以待。孰料堂堂中华竟惨败于“一衣带水”的“蕞尔东洋”，一纸《马关条约》，又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胃口，中国真正到了“世界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的绝境。
中国的仁人志士在震惊、悲戚之余，却异常冷静、理性地发现了一个虽然凶恶贪婪却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新日本，一个变革图强的榜样，一名可资取经求道的老师。
紧接甲午战败，从1896年起，一反千年传统，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十年后的1906年达到近万人规模，形成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运动。除了毛泽东等极少人外，对20世纪中国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各界精英，几乎都曾满怀“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周恩来）的救国救民志向东渡日本。
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宗教、医学、艺术、文艺等大量西方近代知识由日文译为汉文，达2，712种，同期译为日文的汉文著作却不到30本。大量新名词也由日文译介到中国：哲学、经济学、权力、宗旨、义务、旨趣、公敌、世界、契约、文凭、卫生、同化、法人、大律师、必要性、具体、抽象、手续、继承、原素、要素、偶素、常素、让渡、代价、亲属，债权人、债务人、重婚罪、野蛮、积极、消极、取缔、第三者、强制执行、压力、排外、政治、当事者、动员会、宪兵、警察、代表、干部……
绝不仅是种族血缘和地缘关系，甲午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亲善”超乎任何第三国，简直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许多中国精英不仅在日本寻求真理，而且寻求了情爱和姻缘，康有为、孙中山、李叔同、吴鼎昌、冯自由、殷汝耕、周作人、郭沫若、汤尔和、林长民、宋教仁、蒋百里、张宗昌等人与日本女子结为秦晋之好。
最富民族意识的中国精英甚至对日本心怀感激。甲午海战与其说是中国（汉民族为主体和正统）的耻辱，莫如说是中国的幸事。在排满反清的志士眼中，北洋水师的覆灭对推翻满清统治，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1904～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对沙皇俄国的胜利，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不亚于甲午战争。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库克岛南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在朝鲜的特殊权益）标志着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破天荒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一个亚洲新兴国家战胜了一个古老的欧洲大帝国。“这对于整个亚洲均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它向各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非神圣和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第5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场战争的一个结果是，日本迅速形成了自己新的使命意识，而中国的日本观也发生了不可谓不小的变化。
从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中间经过1905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投降的50年间，日本几代思想界领袖和国家精英福泽谕吉（1835～1901）、大隈重信（1838～1922）、内林鉴三（1861～1930）、内藤湖南（1866～1934）、幸德秋水（1871～1911）、宫崎滔天（1871～1922）、内田良平（1874～1937）、吉野作造（1878～1933）、橘朴（1881～1945）、北一辉（1886～1955）、芥川龙之介（1892～1927）、尾崎秀实（1901～1944）等人提供了一整套词语、概念、逻辑、理论和信念。他们或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家，或是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或是民间法西斯主义鼻祖，或是世界革命的狂热信奉者，或是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殉道者，他们更是“日本使命”的揭示人和信奉者。日本民众和军队由聆听他们的教诲所焕发的力量与激情，丝毫不亚于从天皇、政客、军阀、外交官和财界巨头那里受到的压力和利诱。
经过30年的维新变法，日本在全世界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彻底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又在10年之内战胜了最古老最庞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和最辽阔最强大的欧洲帝国俄国。日本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像一轮太阳在东方升起，被赋予了一个神圣而崭新的使命。
对东方，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引介者；对西方，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者。更重要的是，日本还是东方的拯救者、西方的挑战者，并且终将“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化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大隈）。
由于日本的崛起，世界历史发生了偏转。现代文明给所有国家带来的都不只是物质形态的改变，在所有因现代化发生变化的国家中，日本的自我意识乃至世界意识的突变，恐怕最为剧烈。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他者认识”更是逆转得让人匪夷所思。甲午一战，“日支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内村这位日本近代“绝对非战主义”代表人物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义战”，正如希腊与波斯一样，日本与中国分别代表了“自由与压制，希望与回顾，进取与退守”，两者不可能“和平共存”，“日、支之冲突”不可避免。“如是日本败北，亚细亚固有之旧态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
日本绝不能满足于做东方的代表。日本的使命首先是“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者、指导者，是亚细亚之盟主”。率先提出“黄种人的使命”、坚定主张日本彻底法西斯化的北一辉鲜明地希望日本代表“东方之魂”，以与西方进行武力斗争的“亚洲门罗主义之盟主”的身份“击破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让日本之旭日旗给全人类以光芒……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最终建立一个“革命之大帝国主义、使后世叹赏的黄种人罗马帝国”。如果这种“世界正义”被斥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日本则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之作为黄金之冠，加于自己头上！”
日本大正二年、中国辛亥二年，黑龙会主干内田写下《支那论》。“世界之国民中，共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己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忾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他侮蔑中国为“畸型之国”，侮蔑一般中国人“平生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既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的“支那观”，长时间是日本的“主流意识”。
与孙中山等中国人有特殊而深入关系的“支那学”权威内藤也于当年写出《支那论》。在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而考虑”的书中，内藤咒骂中国民族“不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国家“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蠢动而已矣”。日本“若真下决心欲使支那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亦无敢有指手划脚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
1924年，在中国实地生活了近20年的内藤又撰写下《新支那论》。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3年后，在发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这位“深通”中国历史的“杰出支那学者”仍然断然否认中国能靠自己力量建设成为“普通国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终裁决的口吻宣判了中国的命运：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大局而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是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
日本第一部大型综合杂志《太阳》创刊于中日开战之年（1894）。该杂志连续多年刊载第一流学者的文章，不厌其烦地探讨日本与中国“国民性”的差异，描摹出大量“中国表象”。
日本早已具备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川崎三郎）的形象：
第一，有国家独立的历史
第二，国民富于勤俭尚武的气象
第三，国民富于廉耻节义的精神
第四，政治家重视公德
第五，有经济上的要素
第六，有兵备上的要素
第七，有教育上的要素
第八，有宗教上的要素
第九，有便利的交通运输
第十，不丧失文学、工艺、美术、语言上的独立
与此相对应是日本国民的十大特质（贺芳矢一）：
第一，忠君爱国
第二，崇敬祖先、重视家誉
第三，现世、实际
第四，喜欢草木、热爱自然
第五，乐天洒脱
第六，淡泊潇洒
第七，美丽纤巧
第八，清净洁白
第九，彬彬有礼
第十，温和宽恕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非仅东洋，放眼世界”，只有日本拥有强烈、高尚、纯正的国家观念，以致“日本人一闻日本之名，便萌生为其而死之感情，而支那国民绝无此种观念”（中西牛郎）。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薄，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
中国这么一个“野蛮之国、非理之国、丑陋之国、堕落之国”有日本这样一个“一等国来开化”，实在是它的大幸。总而言之，“如今之计，唯有日本充当先导，以教导彼大国之四亿万人民。若此，则日本须作老师，作兄长，对方须作小弟、弟子也”。
甚至连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远比日本低劣丑陋。日本著名画家志贺重昂在《日本风景论》中形容日本“山川逸美，风景警拔俊秀”，而中国“风景单一雷同，少巨木高树之幽邃，徒可‘卧游’而聊以自慰”。
没有必要再逐个征引这些把日本引向了战争之路的“思想精粹”。人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无论这些战争思想的营造者还是执行者，其中许多不乏虔诚的佛教徒、热情的革命家、德行高尚的绅士、视死如归的理想主义者。更不能忽略的是，所有这些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无限荒唐、阴险、可憎的“思想”，不仅曾经为日本狂热而真诚地信奉遵循，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而且得到了同一时期若干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的认同、呼应和发挥。
1899年以后，梁启超先后撰文，论列中国国民性，提出四条特质：“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这名“新民”运动倡导者经过“穷思极想”，推究中国人“风格积弱根源者，举其荦荦大端者”：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
鲁迅曾多次引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一书，其中论列中国人“特质”达26条之多，绝大多数与日本人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如出一辙。鲁迅影响最大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阿Q正传》（1921）背后，来自日本的“中国国民性”和“支那特质”何其清晰、纯粹。在解剖和抨击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时，鲁迅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以及将全部中国历史简略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炼达的日式修辞——而鲁迅近70年来一直被称为“民族魂”“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
孙中山曾把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看成“亚洲复兴的起点”，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孙中山从反满抗清立场出发，又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曾经特别在《孙文学说》中加进一段案语：“国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黄兴等所拟政纲中即有“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的条款。此后，宫崎滔天、内藤湖南、大隈重信、犬养毅、萱野长如、北一辉、平山周、山田良政等日本人士先后长期直接投身中国革命。囿于时代，孙中山对“日本的使命”，尤其是日本作为中国和亚洲拯救者的使命，缺乏深刻的洞察和足够的警觉。在与日本人士交往的漫长岁月中，孙中山从中日之间特殊的关系也走到了“大亚洲主义”。虽然孙中山关于亚洲文化和民族的思想至今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不失为中国和亚洲近代以来最有历史眼光的思维，但在他逝世前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思想却一度蜕化为妨碍中国民族自救的思想藩篱。
1913年2月，孙中山在东京两度发表“中日提携”演说，强调指出：“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为亚细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相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维持……日本与中国为唇齿之邦，同种同文，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全大局……今日我中华民国既成立，亚东大局我中国可以负维持之责，毋需日本担心了。”虽然孙中山因日本与袁世凯勾结以及“二十一条”而对日本产生警惕，但他最后一次（1924年11月）在日本发表的演说《大亚洲主义》，仍然流露出这名伟大政治家似乎与生俱来的天真。然而，与日本隐蔽于“大亚洲主义”后面的阴森前景相比，孙中山的亚洲意识毕竟真正代表了亚洲人民的正当愿望。孙中山这次演说中那段先知般的总结陈词，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近来亚洲国家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连没到过日本、对日本知之不多的毛泽东，也一度对日本颇怀佳感。1936年，他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起长沙中学时代一位日本教员教唱的日本歌，还清楚地记得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原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出一幅新图画。这首歌描绘的正是《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举国欢庆春节的情景。毛泽东说：“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也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受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注：倪建中：《百年恩怨》下册，第5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至如汪精卫、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王克敏、褚民谊等汉奸人士，除了私欲、野心和个人恩怨外，更是“日本的使命”“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的天职”和“支那观”“中国国民性”“中国表象”的全盘信奉者。
“大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的命运和使命”本是人类近代历史出现的重大思想现象，欧洲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社会政治革命在东方引起的巨大反应，一场类似地质年代中造山运动般的文明冲突、融合进程，其地震海啸般激荡突进的力量和影响，至今犹存。甘地、尼赫鲁、凯末尔、真纳、沙里尔、塔鲁克等无数亚洲人士虽然具有千差万别的种族、宗教、文化、语言、风俗和地理背景，但与孙中山、梁启超、鲁迅等中国人一样，都不仅是自己民族、国家独立事业的领导人，也是亚洲独立、解放和强大运动的倡导者、拥戴者和参与者。
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引起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世界性主题之一，并且早已率先被西方人“解读”和预见过了。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2000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婢，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亘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18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那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甚至中国将来的实际结局和出路，马克思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预言过了：“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必定要在一场殊死的斗争中被打垮。”马克思进一步预见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历史之手将通过“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使中国整个传统制度完全崩溃”。而“古老中国的终结”，却会使中国全面觉醒，并产生“全面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在东方，一位诗人以其灵心善感的直觉表达了类似的忧虑。1916年，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在横滨告诫日本：
日本同时是旧的又是新的。它从东方继承了古老的文化遗产。日本，这个古代东方之子，正在为它自己争取一切现代的衣物。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拥有这样的自由；因此，你们的责任比谁都大，亚洲将用你们的声音回答欧洲向人类提出的问题。
我们感谢这个日出之国，并且郑重地要求它记住它需要完成的东方使命。它应当将更充实的人性的汁液注入到现代文明的心脏，它应当永不允许现代文明在阴暗的乱树丛中受到窒息，而要引导它走向光明和自由。
全世界都在等着观看这个伟大的东方民族从现代手中接受了机会和责任以后准备做什么。如果单纯照抄西方，那么它唤起的巨大希望将会落空。（注：泰戈尔：《民族主义》第28～2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向中国和世界发出明确警诫讯号的是约翰·杜威。1919年5月，这名美国哲学家在北京公开指出：“在中国，第一感受就是日本的势力无处不在，这种势力正在奔向那命定的终点——统治中国的政治与产业，直到最终彻底吞并中国……如果所有列强都如此畏惧日本，对它的每一个要求都给以满足，那么，中国又有何种办法来逃避已经给她准备好的厄运呢？这是笼罩中国的绝望信号。”
历史的天平明显地倾向日本。无论西方、日本或整个亚洲甚至中国自己都在承认、等待、接受一场由“中国最邻近的对手”日本通过一场战争来加速中国的“崩溃”和“终结”。这场战争不仅是势所必至的，而且代表着正义、进步、规律，代表着亚细亚的意志、黄种人的前途，代表着吸纳了西方、又超越并最终战胜了西方从而建立起史无前例的皇道乐土帝国的历史真理。日本正是这一伟大“使命”的委任者和执行人。中国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无条件地服从这一使命。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亡之局，中国笼罩在似乎难以抵御的浓黑的、充满血腥味的巨大宿命阴影之中。
中国抗日战争及其胜利突破并超逾了这一宿命。
首先是日本，然后几乎全世界都低估、误读、谬待了中国。中国也许不是在为伟大理想、正义事业和神圣原则而战，中国不过是在为尊严（面子）、存亡（活着）而战。正是为“最后一口气”而战，“在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为最庸常最平凡的“天理人性”而战的中国，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不败精神，排演着一场不逊于任何宗教圣战的民族解放之战。
中国百姓，在近一代人时间里，“凡大河南北，大湖南北，大江南北，并五岭之间，百越之外，居民之转徙流离，身家荡然，而不知其死所者，动以亿万计。更进而观沦陷区域之同胞，在绵延岁月之中，当敌人铁蹄之下，田园不保，庐舍为墟，少壮散之，四方老弱，转于沟壑，奸淫掠夺，屠杀焚烧，其身受之惨戚情形，虽人间地狱，不足以喻其万一也！”（蒋兆和）（注：蒋兆和：《后流民图作者自序胜利之日》，载《蒋兆和论艺术》第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多次惊叹，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流亡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70年前，林语堂就悲愤而乐观地指出：“中国再生为现代民族的历程，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只有这时，中国才能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国人自己，教会他们如何自立于世，他们发展为现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教训所使然。”“即使是曾经只身维护1933年的塘沽协定的和平主义者胡适，也变成了抵抗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也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以抗日为唯一的条件，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了。”“日本的武装战略使得中国变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注：林语堂《中国人》第387页，第352～353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林语堂这名高度西方化的学者、“旧式经院派学者”（鲁迅），以完全不同于一味抨击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人士的文字，还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1940年，就热切地讴歌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子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注：林语堂《中国人》第387页，第352～353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日本侵略中国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国民性”，日本“进入”中国，是要救亿兆中国人于道德和制度的“倒悬”之中，根本改造中国人腐朽愚昧的国民性。
古老而仁慈的中国性格最厌恶不屑的，就是乖张怪戾，好走极端。中国人由于过于谦让、含蓄、善良而善于隐忍，以致被人认为缺乏精彩，没有锋芒。但他们在行为和道德上却比从“狂人”到“阿Q”所锁定的人格世界远为深厚宽广，并且丰富美好得多。中国人无论有多少不足，但永远拒绝患上日本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仇恨和狂妄。
没有仰仗谁人的启蒙、呐喊、改造，中国人在同一场战争中不仅维护了国家尊严，而且证明了自己的“民族性”“国民性”，乃是天地间最正常而高尚、朴素而非凡、纯洁而伟大的道德。
日本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最没有料到的是，正是中国这种深藏不露、不轻易示于人的“国民性”，变成他们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生死亦大。”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杜甫）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孙中山）
中国抗战军人统称国民革命军。他们之间曾是同床异梦的对手，或不共戴天的夙敌，但是他们甚至勿需前贤往哲的豪言壮语，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古训就足以让他们深明大义而同仇敌忾。
中国军队曾有200余名将领殉国，高居世界各国阵亡将领榜首，一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剧传统。而几百万穿草鞋、吸旱烟水烟且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中国士兵，胸怀混沌而坚定的生死观、忠烈观、家国观，“枪口对外”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衡湘大地、滇西缅北，在“我们生长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与日本军队展开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正是这些“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们，更没有乐队或鼓手来鼓舞他们，没有女子向他们掷花或给他们香烟，连姓名都很少流传下来的无名战士们”（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以“举世无双的忍耐、无可超越的毅力”（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卡尔逊）证明自己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感的军队。
这就是日本的宿命。每一个中国士兵的背后都裸露着他们被洗劫过的故土，都站着他们被杀害的白发双亲，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还有被烧焦被挑死被开膛破肚的婴儿们。这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虽然一时还不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前回过神来，但仁慈而英勇的美德从来没有从他们心中消失。而一旦敌人无耻地践踏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他们便会证明自己是最无畏最英勇的战士。孔子虽然终身教人以圣贤之道、君子之风，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他的弟子子贡继承其师对邪恶做了如下判决：“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中日战争之间优劣胜败之分晓，不单在战场，也在两国精神和文化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中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钱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图；如孔子之至圣，而此下遂有儒林传道学传。此始是中国人所谓之文化。自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此亦中国人所谓之文化。”揆诸二战各国，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的作家、学者、教授、艺术家、诗人、演员、记者，那么多泰山北斗级的鸿儒硕学，那么多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那么多风华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于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蛮和毁灭的民族解放圣战之中。80余所高等院校、80余万师生颠沛转徙，跨越千山万水，踏上了孔子以来中国知识文化重心由东向西历史大转移的烽火征程。中国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他们世代传承的天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他们至死不渝的修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至高的幸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永恒的誓约。
抗战军兴，孙陵、李初犁等发起“投笔从戎”运动，郭沫若等60余名作家签名响应，誓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死战”。
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不顾佛门成法，对弟子慨然发愿：“吾人吃的是中华民族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自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再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日本曾抱怨，为何中国留英学生皆亲英，留美学人皆亲美，留法勤工俭学者皆亲法，唯有留日生绝大多数皆反日？
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炼狱中，一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来的晦涩柔靡迷乱浮嚣之气，直承春秋气象、汉唐雄风，为中国人的道德自立和文化复兴垒筑起凤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岗，葆育、锤炼、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第一次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民族危机，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终于超越了风雨如磐的历史宿命。
1935年，中国诗人就以《自由神》（施谊词，吕骥曲）为名宣告：
工农商学兵
大家一条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
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
按住你的创伤！
挺起你的胸膛！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穿上意志的武装，
踏上人生的战场，
擎起自卫的刀枪，
制止敌人的猖狂，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国已经突破了它的黑夜茫茫，
人民已经锻炼了他的意志成钢！
中国在14个年头5，107天时间里，以3500万生命的伤亡代价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驱赶出去了，取得了有史以来攸关民族存亡和文明续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次最惨烈、最悲壮、最英勇、最伟大的胜利，是中国洗雪百年晦气、忧患、耻辱和历史宿命的民族解放圣战性质的胜利。中国以其空前的牺牲、卓绝的奋斗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东方的蔓延，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争取了至为重要的战略准备、喘息、转折和反攻的时机。“如果没有中国，如果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作战？他们将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绝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在两线作战”（斯大林）。
如果中国妥协投降了，日本将按照传统的历史方向，根据陆军而非海军的意图“北进”，与德国夹击苏联；更可能的是，遵循“大东亚共荣圈”和“黄种人共同意识”，以日本的工业实力、技术和军事化程度与中国的国土、资源、人力相融合，缔造出一个令西方白种人颤栗恐惧的黄种人大帝国，其威慑力量将远远超过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大大刷新曾经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黄祸”的恐怖纪录。无论中国战败还是投降，都将是人类文明的梦魇。
中国虽然获得了盟国的援助，有像雷鸣远、魏特琳、白求恩、陈纳德、拉贝、库里申科等兄弟姐妹式的西方人士使徒般的仁爱与友情，但中国也反复领教了盟国政客们的冷漠、欺侮、势利和背弃以及其间的无奈、心酸、愤懑和绝望。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遭人凌辱的国家，一举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并跻身世界四强，成为联合国缔约国。没有中国的苦撑和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与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仍旧是旧式的列强之争、帝国之战，所有非西方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肯定没有那样宽广——中华民族满身血污、衣衫褴褛、步履沉重而坚定地屹立在东方，恰似一只涅槃凤凰浴火重生。
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所做坏事的影响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中日战争结束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两个东亚民族相互认识的处境和角度及其结论再次发生转换。
轮到中国以胜利者的身份评判日本了。
日本的残忍无道最有力地证明了它作为“代表者”“拯救者”的“使命”角色已荡然无存。日本宣称和实行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黄种人的超国家集团”不仅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是一场比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加诸亚洲各国的苦难更野蛮、暴虐、恐怖的噩梦。日本军人、政客、外交官、财阀在战争中的表现，是人类文明史上道德沦丧的恶性案例。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它的战争罪行向东西方都清楚地表明，作为亚洲第一个完成了“现代化”的民族，它的经验和下场是何等的残败、可耻；它那曾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寄托了太多希望的模式、道路，是何等的畸型、荆棘丛生；而它的学者、精英创立的“伟大思想”，又是何等的荒诞不经、血腥恐怖！
日本以擅长学习、借鉴、摹仿著称于世。作为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甚而跻身西方列强的亚洲民族，日本的经验和成就，日本的教训和失败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共同历史课题。
日本可以将中国的围棋、饮茶、插花、书法、武术精研细磨，发展到“道”的层级，可以将中国唐代的建筑和服饰、宋朝的山水画和陶瓷完好地保留至今，可以将中国的文字、禅宗和若干礼仪典籍“日本化”；但是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真传，日本始终冥愚不解，中国文明的真精神真生命从未真正进入日本的灵魂。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最大失败在于，它擅自将中国文化的核心美德“仁慈”（仁）替换成“忠顺”（忠）。无论是为日本史家称道的圣德太子发布的十七条宪法（公元604年），还是明治天皇颁行的《军人赖谕》（公元1882年），日本都将对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置于一切价值的首位。在被誉为“日本的《诗经》”的《万叶集》中，日本中世纪大诗人大伴家持那首“表忠心”的诗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日本武士为天皇尽忠：
在海洋里，我的躯体在水中沐浴，
在陆地上，我的躯体与丛生的青草为伴。
让我死在我的君主身旁，
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
日本始终未能识别和接纳中国在“上帝缺席”的寥阔时空中感受、体证、参悟、涵泳、哺育、锤炼出来的生命意识和道德境界，这是日本民族的大不幸。
80年前，辜鸿铭这位中国近代的真正先知曾不厌其烦地提醒日本，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中国的精神“大部失传了”，唯有日本保留了“中国文明的精华”。日本掌握了“现代欧洲文明利器”之后，必须“能够正确地使用文明利器”，必须“有一个高尚的道德标准”。“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保持本国以及从中国继承的民族精神而采用西方现代文明的利器，那么，不仅不会使日本西化，而且也能够防止中国西化，并最终依靠日本的努力将明治以前日本保存着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给今日的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日本的使命”（注：《辜鸿铭文集》下册，第280～281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以自己的昭昭劣迹表明，它不配这一使命。
日本20世纪初在东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文明刺激和影响的结果。这个声称“脱亚入欧”的国家最终走上穷兵黩武、征服扩张之路，是一个东方民族精神谵妄迷狂的显例，也是东西方文明美美相违、恶恶交加的可悲显例。当年的日本不可能听取辜鸿铭满怀真诚和期待的呼吁，因为它在西方那里得到的除了“文明利器”之外，还有一套“文明利器”背后的思想体系。
日本崛起和灾难的源泉与渊薮都来自西方。
1871年12月，“东方世界第一次向西方取经的伟大征程”从日本发轫。遵照明治天皇“敕谕”，日本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派全权大使，木户孝允、伊滕博文等4人为全权副使，组成包括48名皇室贵胄、军界和财界人士以及59名留学生的大型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法、比、荷、德、意、奥、瑞士、丹麦、瑞典等欧美国家，考察了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日本精英从令他们目眩的物质技术成就背后，还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整军经武、发展国防；他们还看到了西方流行于世的“物力之学”：科学技术主义、社会进化学说、种族优越论、历史决定论……他们还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导师：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尼采、马基雅维里、克劳塞维茨、霍布斯……
在“日清战争”（甲午海战）和“日华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之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精英，从欧洲先驱那里观察和接受的思想比他们的先辈更具灾难性。他们有机会更仔细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军事工业，尤其对后来居上的“欧洲领跑者”德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他们朝拜了德国总参谋部，实地考察了它的钢铁、蒸汽机、发动机、AV7型坦克、马克沁机枪、“哥达”式重型轰炸机、“拿骚”级战列舰以及芥子气毒气弹的实验车间和生产流水线。他们为自己找到新的精神理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死亡本能理论、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们与其前辈一样，一直在究诘在思忖在嘀咕在谋划，为什么欧洲殖民主义者可以把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掳掠到了美洲、可以屠杀印第安人而问心无愧，而日本征服朝鲜、中国就是大逆不道？为什么英国、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新加坡、香港和印度支那而不受惩罚，而日本统治远东和整个亚洲就要遭到调查、谴责？为什么俄罗斯摇身一变而为苏联，就有权宣称自己拥有“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权力，而日本指挥建立东方黄种人帝国推翻西方白种人的全球统治就不可思议？！
60年后，西方已经突破了它的历史宿命，日本当何以往之？
2004年6月6日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一个世界概念。聪明浪漫的法国人像他们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人一样，把当年德军与盟军的厮杀之地变成了当代国际社交的最大客厅，而前者与后者曾分别是法国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多月后，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谋刺者冯·斯道芬堡伯爵从昔日刺杀德国国家元首的“密谋分子”一夜之间跻身为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列，而与歌德、贝多芬、海涅、托玛斯·曼等日尔曼英才永远为伍。
从开化的希腊人、罗马人时代以来曾被称为“蛮族世界”的欧洲，曾被沿着莱茵河、多瑙河修筑的罗马帝国城墙一分为二的欧洲，曾被从什切青海到亚的里亚海垂降的铁幕和柏林墙隔离的欧洲，如今终于来到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欧元、北约等一系列战略、政治、军事、经济整合之后，开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欧洲屋顶。一个曾经分属各种体系、条约、同盟的欧洲，终于一齐来到了新世纪的入口处。
但丁曾希望各国君主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确保欧洲和平；皮埃尔·杜布瓦主张组成由15个力量均等的国家构成的总理事会以仲裁争端；格劳秀斯认为中立国家是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最佳调解人；威廉·佩恩倡导了“欧洲议会”；“欧洲永远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雅克·卢梭、伏尔泰都把欧洲共和国的希望托付给对君主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康德在18世纪末就公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永久和平构想：欧洲与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国家（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之上；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先知圣西门伯爵在19世纪初就指出，要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恐怖，必须依靠具有“爱欧洲主义”的杰出人物。
当代诺曼底精神的诞生，让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一类传统征服者兼独裁者的“丰功伟业”嘎然而止，让所有欧洲先知和贤哲的智慧得以继承，让理性、良知与和解的精神成为欧洲的主宰。两次世界大战的高昂代价没有白白缴付，3000万欧洲亡灵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国的忏悔和新生成为欧洲和解并迈向一体化的历史前提。
德国很幸运。在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德国经由两次战争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没有获得的，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得到了。
德国的幸运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给予的：改变希特勒煽动和培植起来的拥护极权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民族倾向。73岁的阿登纳最强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国的暴政成为历史陈迹，最好永远被埋葬。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德国的经济学传人艾哈德，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的收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时光”，一举为连续50年的巨额赔偿和对东德的兼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诅咒德国：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战败就证明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未来将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然而，德国创造的最大奇迹却是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民族的新生。
1946年，还在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就质问道：一个民族如果赢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梅尼克指出，德国的得救在于追溯历史上曾经给德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文化价值”，德国的命运取决于“不仅有益于本民族、也有益于人类整体”，德国只有在人道的旗帜下，尤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忏悔教会”（BeKennendc Kirche）的旗帜下，在善、神圣、永恒和绝对的“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国应当重新与其他西方民族“接触”，因为德国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这位无比厌恶纳粹主义、无比炽爱父亲的德国历史学泰斗，即使在最绝望最孤独之际，也没有放弃对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坚信，由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缔造的德国，绝不会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的污浊彻底败坏。一个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圣和人道的、灵心善感和智性弥纶的、世界公民国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国家的德国，必将取代仇恨的和邪恶的、极权的和独裁的、狂妄的和战争的纳粹德国，与欧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为一体。凡是坚信并沉浸于这种理想的德国人，“都会在我们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
亚细亚仍然笼罩在旧时代的阴影里，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继续诱导当代恐怖主义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并且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1995年，自由俄罗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50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纪念二战60周年的序幕。再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的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
东西方历史最让人悬心的吊诡在于，欧、亚两大法西斯温床，其病灶并未同时消散。欧罗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于德国，源于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国拥有伟大的基督教正义谱系和人文主义传统，它的迷途知返其来有自。
亚细亚的不幸曾经源于日本，亚细亚的有幸却无法来自日本。我们始终没有一个东方的德国，在东方的全部苦难和罪恶中，我们始终没有催迫或鼓励出一场与战争罪恶基本对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洗礼。
第二次中日战争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按中国习俗，一个甲子结束，其中荦荦大端者理应清点检视一番，以便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智慧和勇气，以便重新领受天意，在又一个历史关头看清我们的来路与去向，以便我们比前人少一些遗恨、少一些宿命。
历史已经表明，与中国抗战对人类的自由、文明、光明和和平事业做出的非凡贡献相比，历史给予中国的回报实在太不对称。最让中国匪夷所思的是，我们难于逆料、无法抵御的外来偶然性，再次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公，中国再次受制于一个新的宿命。
1945年4月14日，一直为签署《雅尔塔协定》后悔不已、在反法西斯盟国中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病逝了。深谋远虑的苏俄人却根据这一使中国蒙受了最大民族创伤的协定，在日本投降两天之前出兵中国东北，接受80万关东军的投降。1946年2月9日、22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分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好战言辞，“冷战”的铁幕在亚欧大陆同时降下，中国灾难性地成为这场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冷战”的最大战场。
无论因为何种坎陷、荒诞、吊诡，走向全面内战这一急遽转向乃是中国战后最大的悲剧。历史表明，由于这一转向，中国抗日战争史诗式的成就和意义，几乎从此丧失殆尽，中国再次付出难以尽述的沉痛代价，再次笼罩在新的历史宿命之中。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阵线唯一的非西方大国，中国本来不仅已经收回全部民族尊严和权益，而且已经成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楷模和精神榜样。中国在战时最大的外交成就和国际战略抉择是与美英苏结为盟友，尤其与美国的结盟，最充分地显示了中国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大国智慧。然而，保持、巩固这些抗战胜利遗产的可能转眼间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土地非但没有增加一寸（连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也在战后拿走了日本的“北方四岛”），中国浴血死战欲以捍卫的1，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战后却成了960万平方公里；尖图群岛、钓鱼岛迄今被日本占据，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可能再次招致战争甚至造成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动荡不宁的战缘所在。
这一新宿命的另一个不幸结果是，直接中断了中美两国共同占领、制裁、改造和教化日本的珍贵契机与重大责任。取代这一来之不易的契机和责任的，竟然是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教化日本的机缘与义务，中国从此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精神的历史哲学和战略思想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战后日本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感情……）的场合，中国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60年前，在一艘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的船上，贴有一张公告。没有要求所有日本人去阅读，但所有看过这份公告的日本人都产生过一种不只是震动和感激的心情：
这次日本侵略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民，虽然随着战败而成为战俘、敌侨，而中国方面仍然一本传统的精神，没有给你们丝毫侮辱和危害。你们想想中国人民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八年苦战的结果，还处在水深火热中急待拯救的凄惨情形，你们不能不深深痛苦反省，彻底觉悟！中华民族，由于崇高的文化熏陶，只感到人类是应该同样的发展，同样的有生存权利，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固有的德行，她从不卖弄小恩小惠、浅薄幼稚的伎俩，或是什么阴谋诡计……并不是要你们对中国感恩，而是要你们彻底反省，认清过去的错误。没有一个杀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个专横跋扈、强取豪夺来兼并的国家能够生存于世界。这是历史上无可逃遁的史例。谁违反它，谁便会招致失败和覆亡的教训。
中国曾经奇迹般地抵御了“以暴易暴”的邪恶诱惑，没有取而代之做亚洲新盟主的念头——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种机会。曾经真正让世界惊讶、钦佩的，还不是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武力中国，而是取得了道德胜利的文明中国。在废墟般的世界上，战后各国——无论失败的轴心国还是胜利的同盟国——都在劫后余生的地球上喘息挣扎，都在开始划分、争夺新的势力范围。胜利者虽然对战后世界做出了全球安排——历史以再快不过的速度证明了那些安排是多么脆弱、残缺不全。惟有中国对日本提出了“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道德原则。中国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且新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优先将200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礼送回国，中国为朝鲜、越南、印度、新加坡等国的独立与美英苏等白人盟国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中国没有虐待一个日本俘虏和投降军人，没有占领一寸日本国土。中国曾经把日本带上文明之道，而日本又从西方那里接受了毁灭之途。面对日本的成就，中国从无施恩图报之意；面对日本的浩劫，中国除了失望、痛心之外，只有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令人扼腕长叹的是，这唯一可能救助日本脱胎换骨、立地成佛的历史可能，很快被泛滥而来的新的战争思想淹没了。如果至今还把这一道德看成是当年中国当局的策略，那就全然贬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胸襟和道德担当，丝毫没有摆脱当年战争思想的流毒，在精神上继续否定中国文明已经走向她伟大复兴的不朽史实。
1947年，卓越的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就指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彻底击败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当今世界甚至存在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十年更难容忍的暴力和野蛮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中国人曾经把世界从真正的“黄祸”中拯救出来，遏制了日本排斥白种人的变态狂，拖垮和打败了在东西方都恶名昭著的邪恶国家。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又身受了无数的苦难和不公，以她饱受创伤的心灵和潜藏的无限力量，如果被某种貌似“伟大”实则野蛮、号称“神圣”实则恐怖的思想所俘虏，那么她所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只是一场真正浩劫的序幕。幸运的是，中国乃是世界上最看重“仁慈”“信义”“和平”的民族，中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闯入任何极端，中国对“人性常理”的尊重，确保她永远不会走上疯狂和毁灭的道路。
第二次中日战争给后世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得到拯救。凡是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援助、恩赐、赞誉，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上帝还没有赐给哪个民族以救助中国的神力。一旦中国回到了她的正道，找着了她的力量，复活了她的精神，她就会给自己和世界同时带来福音。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遵从自己善良、纯朴的本性，扫除一切狂热和野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向白色、黄色和红色列强反复求教，结果是创伤多于友谊、失败甚于成功。这样一种遭遇，使中国不可能不敏感多虑，恩怨在心。但豁达通脱、慷慨大度始终是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在刺激—反应的历史宿命中被动地存在，历史从来没有给中国一个正面机会，让中国从容自信地遵循自己悠久的理性道德和醇厚的人文精神，以“人者天地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一家”的不朽思想正面遇合西方，为人类开出新路。
重温中华文明古老而伟大的传统，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台湾国民党人终于在50多年的阕隔后，参访大陆。中国人有权利要求这两个在中国20世纪中承担了重大民族和历史责任的政党，真正回到60年前抗战胜利时的历史哲学和民族精神上去。
这一切虽然姗姗来迟，却毕竟是转向历史正道的开始。“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历史期待着中国人在回归民族本性的同时，更自觉而忠诚地领受天意。
1955年4月11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上签名，两天后，这名20世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宇宙奥秘探寻者、人道主义者便溘然长逝。笔者在当年第一次读到这份宣言时，曾深受震撼。20多年后再读，所受启发如同昨日，而更添一种亲切熟悉的感念，其中的文字、情怀与中国古圣贤“生于忧患”“天下一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眼光、心迹，何等的相通：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注：《爱国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40～343页，商务印务馆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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