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思想再探讨——兼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统筹兼顾论文,协调发展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一直在追求社会和谐。儒家、墨家、道家的学说，都有和谐思想的论述。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孟子提倡“天人合一”。真正把“和谐社会”提到科学理论高度的是马克思。换句话说：人应当融入社会，社会应当融入人，这才是高度的和谐。[1]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任务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弘扬，更是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的一以贯之和继承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哲学意义上说，和谐的本质是指事物在发展中的一种平衡状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关注发展中的平衡，倡导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始于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其中毛泽东的理论成就和历史贡献最大。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一生、尤其是晚年过多地强调“斗争哲学”，甚至出现过“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者，毛泽东最早提出经济社会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主张，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到见地的观点，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中也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具体言之，他的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依据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毛泽东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精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论，成为他的社会和谐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上世纪50年代，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理论，为协调各方面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矛盾，只是矛盾性质和解决矛盾的方式与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们是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可以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加以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些关于矛盾的理论观点，成为中国工业化初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的思想认识基础。
2.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提出统筹兼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统筹兼顾推进工业化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实现工业化要统筹兼顾重大关系，主要有：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适当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强调发展内地工业；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用加快发展经济的办法实现国防现代化；统筹安排国家、生产单位、劳动者个人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强调扩大地方权力，调动其积极性。另外，还提出了正确处理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积累和消费、汉族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此外，毛泽东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一系列方针。一是在发展国民经济上，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根本方针；二是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为正确处理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努力营造民主稳定、充满活力的政治局面；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四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方面问题，坚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包括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直接间接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国家建设的立足点。
3.在兼顾各方面群众利益方面，高度重视农民的利益，体现公平正义
在工业化进程中，毛泽东在承认农业作为资金积累的源泉的同时，始终要求顾全国家与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首先，除了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外，必须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争取90％的农民每年的收入有所增长，10％的农民不增不减，如有减少的，也要及时想办法予以解决。向缺粮地区供应粮食，一般略有补贴。其次，要统筹兼顾农民的付出和收益，坚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不能剥夺农民，应该给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定的自主权。再次，认为农业是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要母鸡生蛋，先要给米吃”。一要开源，就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增产，特别要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二要节流，就是要节衣缩食，发扬过去党政等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优良传统，减轻农民负担。最后，缩小剪刀差，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来团结农民，使工农业产品之间等价交换或接近等价交换。按照正常价格统购农产品，使农民不吃亏，而且收购价格要逐步有所增长；向农民供应工业品，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我们对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2](P566)
4.在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上，善于打破常规、开拓创新
毛泽东丝毫不迷信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基本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指导中国建设的实践。他经常打破常规，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精神价值和现实作用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一，在现代化目标设计上，毛泽东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判断，更反对“言必称希腊、罗马”的欧洲中心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世界工业化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第二，在建设道路上，毛泽东明确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痛苦的、两极分化的工业化道路，也不满意苏联、东欧的工农业失调的工业化。他强调，中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走“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式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第三，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上，对经济体制进行三次大胆探索改革，提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允许搞一点“独立王国”；为冲破纯而又纯的所有制，主张“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个科学概念，认为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率先突破了产品经济模式；在农村贯彻《六十条》，在工厂贯彻《工业七十条》，改革农村所有制。
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二者在发展环境、面临问题、历史任务、实现目标、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从现实基础看，我国经济社会进入由人均GDP 1000美元向人均3000美元跨越的特殊阶段，进入了经济社会体制整体转型、关键发展阶段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三个重叠”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突出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积极应对，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当前面临的不平衡、不和谐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刻。毛泽东时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各类矛盾的问题暴露不充分，主要的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物质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工农两大阶级之间的不平衡，矛盾的表现形式比较单纯、比较集中、比较明朗、易于把握。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中，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矛盾在这个阶段爆发，矛盾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都远非往日可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各基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凸显分配不公；一些社会群体主要是农民和产业工人所承担的代价与得到的补偿不对等；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与此相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新特点，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新的不和谐：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等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并且更趋于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性增强，对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大，程度加强，对社会共同价值观提出挑战；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我国目前存在一种“风险并发症”，对我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极大威胁。[3](P179)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应对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和问题。
2.当前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多变。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上层建筑过于强大，政治干预经济，管理过于集中，社会高度统一，基础活力微弱。但是在这种大集体的近似于共产主义的环境之下，个人的欲望未被充分意识，个人的主体性没有充分流露，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一致，行为动机趋同，矛盾和问题暴露较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即不同阶级的人的活动，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PP84-85)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出现分化，人的主体意识增强，发展道路迥异。不仅传统意义的工人、农民阶级出现变化和分化，而且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和发展差距扩大，不同组织和个人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多样化，利益追求越来越多元化，共同的利益基础受到削弱。而且利益矛盾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组织目标竞争性过强，人际关系的冲突性和对立性过大。所以这些方面的利益关系，如不及时解决，科学解决，就为经济发展设置障碍，为社会和谐增添麻烦，为现代化进程埋下隐患，最终会毁掉发展稳定大局，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3.当前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法要求更高。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努力为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打好基础，要求不仅要发展，还必须要科学发展；不仅要注重外延式的数量增长，还必须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注重内涵式的增长；不仅要做到一定的发展速度，还必须要保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仅要发展城市，还必须下更大的力气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继续提高各个地区发展的积极性，还必须要引导各地加强经济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不仅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而且必须要在开放中营造最佳的国际环境；不仅要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平衡发展。因此，面对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要求我们要有更高的认识水平和能力素质，用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来解决不和谐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是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现代化建设规律还没有充分、明显地显现，而且是在毫无现成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摸索前行。毛泽东同志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论武器，发现、预见并探索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问题和矛盾，对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以此为基础，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探索着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为今天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当前社会发展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遇到的重大问题有的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的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有的是早有预料的，有的是没有觉察到的。情况千头万绪，任务艰巨繁杂，坚持毛泽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反思现实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必须结合现实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挖掘毛泽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思想的重要价值，正确把握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殊规律，切实增强实现社会和谐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动性、科学性。
1.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5](p1318)在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情怀和价值取向，强调“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6](P138)一个利益失衡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矛盾越积越多的社会，一个内在冲突不可避免的社会，一个基本秩序被颠覆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所有组织和个体和谐的集合体，必须以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人的创造活力为动力要素，以人的和谐相处为稳定基础。为此，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我们必须实践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以公平正义的制度和精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平等是社会公正的内在精神和根本原则。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以平等为基础，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按效率分配的社会，坚持机会均等原则，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活动主体的客观生产条件和自身竞争力的不同，加上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完善，并且市场竞争的现实条件与未来条件密切相关，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又成为下一轮竞争的起点，因此，通过坚决有效的政策措施保证机会平等，是保障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保证不出现两极分化的底线。其次，努力调整结果的公平。社会公平是机会均等和结果公正的统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获取社会资源、谋求自己生产和发展的天赋权利，和谐社会必须要避免因收入过分悬殊和贫富两极分化而引起的激烈冲突与动荡，在坚持人们获取收入和积累财产的机会均等的公平，以调动积极性和活力的同时，必须注重分配结果的公平，通过分配结构的调整和各项政策措施，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使社会成员普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坚持人类代际公平。从自然资源的客观有限性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类代际之间的关系。“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7](P13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代人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意识的支配下，走上了一条掠夺式的发展道路，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界的强取豪夺的基础上，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资源紧张、生态遭破坏、环境恶化的现实问题，不仅使当代人在发展过程中捉襟见肘，更使后代人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今天就是要坚持“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树立人类代际公平的观念，自觉放弃旧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自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努力给子孙留下蓝天绿水青山，留下发展的条件和长期繁衍的空间。
2.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方法手段
“和”的本质在于“和而不同”，和谐社会以活力为基础，以稳定为前提，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构成体。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是对社会经济矛盾统筹兼顾、对各种利益关系平衡协调的典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方面，要以发展作为基础，要把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发展活力作为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另一方面，要努力追求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走稳定发展的道路，追求发展的平衡协调，追求社会群体的携手共进。这就需要我们要努力学习吸收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和谐思想，把统筹兼顾作为最根本的协调引导机制。要在坚持全面的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使改革开放和建设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普遍、公平、平等享有。在统筹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利益分配的五个兼顾：兼顾国家、企业、群众利益，实现三方共赢；兼顾发展进程中能力强的群体与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激励能者创大业，弱者有活干；兼顾改革中得益较多的群体与得益较少的群体利益，让改革发展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大多数群众所共享；兼顾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利益，沿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前进；兼顾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合理调控收入差距。除此之外，在努力探讨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大力提倡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引导人们形成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实现以人人平等、和而不同、互惠互利为基础的社会成员和谐相处，为社会状态的安定有序打好人文基础，创造良好文化环境。[3](P69)
3.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力保障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诸多深刻的矛盾，需要我们着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但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新旧事物的彻底更替，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下，通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逐步剔除不和谐因素，降低内耗，达到和谐状态，实现社会的稳态进步和最低代价的发展。因此，要做到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增强和谐因素，关键还是要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好的制度是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和谐社会建设成果和推动和谐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根本保障。毛泽东说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8](P467)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勇气，来促进制度创新。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创新：(1)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工人、农民和民工等社会主要群体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社会救助等多方面的制度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防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和边缘化。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必须高度关注农民及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中国农村为支持城市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城市要反哺农村，从各方面支持农村的发展进步。但是农民和民工们最期待的就是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的权利。(2)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以高、中收入群体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社会调剂来说，税收的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用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计；二是通过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的征收，可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以有效地缓解贫富分化的趋势。(3)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是目前突出的问题，也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到社会主要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会诱发社会动荡。因此，一方面需要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合理的刚性的工资增长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个人收入基础制度，使各级政府都有一本账，能清楚地辨明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以防止出现“穷人的税收、富人的福利”的悖论现象。(4)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遏制腐败，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解决行政权对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同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政府真正成为为纳税公民服务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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