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和近代中国海外移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两种论文,移民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0)05-108-05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生命生产和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而进行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因为两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因此，这一理论几乎贯穿于马、恩著作中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论述之中。中国现有约3000万海外移民生活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无论对所在国还是对祖国都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我们重温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于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近代中国的前所未见的海外移民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劳动使类人猿变成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并开始形成人类社会。从此，人类就成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而同时生活在互相联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既创造人类历史，也创造着人类自身。所以，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生命的生产之所以可能和蕃衍不息，是因为人类同时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生命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而且两种生产是同时在彼此密切联系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进行的。马克思在提出两种生产的同时，又指出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的生产依赖于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由此引起的新的需要以及人口的增殖，这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即物质资料生产、引起新的需要、人口增殖）是人类自始至终的并列的三项社会活动，“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34页。）恩格斯也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这表明人类的生产自始至终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着的。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生命的延续而进行蕃衍的生命生产。另一方面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同时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既遵循着自然规律和条件，也依赖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状况和条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既遵循自身的规律和条件，也要受制于人类生命生产的状况和条件。两种生产的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因为它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因为人类一开始就同时存在着“三项社会活动”，“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两种生产之间既然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就表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必然既有互相适应，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又有互相矛盾、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反面作用。这正反两面作用交互地或合力地对社会发展起着作用。我们的任务是要认识和揭示这两个方面作用的规律性，发挥前者的积极作用，限制后者的消极作用，使两种生产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如何认识和揭示两种生产的规律性呢？
第一，两种生产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条件决定的。两种生产都与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讲的生产条件除了适应、改造、利用自然条件，通过劳动向自然界索取满足人类生存资料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条件和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条件之外，还同时包括人类自身人口生产的生产条件。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8页。）因此，我们考察人口问题，必须以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条件为依据，否则就失去了判断问题正误的标准而得出不科学的结论。
第二，生产条件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改变，人口和过剩人口的状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人口问题必须从动态观点出发。马克思说“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收缩或扩大……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因而，在一定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却不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5页。）马克思依此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所以作出错误的结论，就是由于他不是从动态而是从静态观点看待两种生产的对比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6页。）
第三，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比例关系。如果这种比例关系合理，那么两种生产便互相适应，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阻碍社会发展。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之下，物质资料生产制约着人口生产，如果人口生产超过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条件，必然产生过剩人口，因为一个社会不能供养无限度增长的人口。马克思说：“社会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6页。）马克思提出了人口的三个概念，即正常人口、过剩人口和可能产生的人口。正常人口是指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过剩人口是指超过物质资料生产所需要的人口；可能产生的人口是指社会生产除了供养正常人口之外，还可能供养一定限度的过剩人口。正常人口和可能产生的人口，便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两种生产既互相适应又互相矛盾的人口状况。但互相适应是相对的，偶然的；互相矛盾则是绝对的、经常性的。两种生产之间的互相矛盾，表明一个社会的实际人口高于或低于正常人口。如果高于正常人口就会出现过剩人口；如果低于正常人口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情况。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两种生产的再生产，甚至会引起社会混乱，为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过剩人口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人口压迫生产力”，是指人口生产超出物质资料生产所设置的限度，即人口增长过快，生产力发展缓慢，不足以供养过快增长的人口，这样不仅不能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来满足过快增长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过快增长的人口所产生的压力还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说来，前资本主义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因为那时人们“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小生产的劳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长期没有什么革新变化，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力不高。“生产力压迫人口”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在生产中得到广泛使用，生产率大大提高，资本构成的变化速度大于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生产中所能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相对减少，使得大批生产者从生产中被游离出来，形成失业、贫困的过剩人口。马克思说，人口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或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
第五，过剩人口和移民是相联系的，而且是中外古今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的客观存在的和起作用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过剩人口也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过剩人口的唯一出路便是移民，通过移民将过剩人口转移出去。因此移民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马克思说移民现象不仅是人口过剩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解决人口过剩的唯一途径。“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5页。）。而要使一个社会不过多地产生过剩人口和产生后限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必须从两种生产的对比关系中去寻找互相适应的最佳结合点。
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的以上观点，为我们分析和认识近代中国海外移民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方法。
二
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贯穿于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论述之中，因而它普遍地适用于各个社会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其它社会形态。运用这一理论对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问题进行分析，可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当代人口和移民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和历史借鉴。
马克思在分析古代移民时曾指出，由于“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世界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中国的海外移民在古代就有过，有学者认为中国海外移民最早始于商代或秦汉，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唐代开始的。仅从唐代的“唐人”算起也有一千多年历史了，那时一些出国谋生的商人、手工业者、破产农民、“义不臣清”的明朝官兵流寓海外，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海外移民。但那时的中国海外移民在范围上限于疆域边沿地区，规模上是零星分散的，人数上是不多的，流向上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始于16世纪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海外移民累计超过1000万人，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受殖民者拐骗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是以“契约华工”方式移民国外的，也有政治避难的太平天国的官兵和维新仁人志士。到20世纪初，中国海外移民遍及世界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地区之广都是空前的。所以，马克思说“移民的巨浪会从中国涌来”（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页。），中国“将发生空前的大批的出国侨居的现象，使被人仇恨的中国人充塞欧、美、亚各洲。”（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然而，移民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海外移民只是当时世界移民潮流中的一个支流。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就向美洲新大陆大量移民，到18世纪末，欧洲人移民美洲大陆的达200万人以上。再通过“奴隶三角贸易”，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将大约1500万非洲黑人强迫移民到美洲，变成开发美洲的黑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又有约6000万欧洲人移民美洲、澳洲、南非、新西兰等地。俄国则有700万人从欧洲地区移民到亚洲地区。亚洲人也有大量海外移民，如印度就有3000万人移居国外谋生，日本也有100万人移民到美国和中国的台湾、东北地区。总之，在这100年间，世界移民总数约1亿人以上。可见，移民乃是世界的普遍现象，绝不是中国独有的奇特现象。与世界移民高潮相适应，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时期。但中国移民只占世界总移民的10%左右。只是世界移民大潮中的一个支流。而中国移民虽然遍及全球，但绝大部分集中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东南亚诸国，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的中国移民是少量的。因为这些地区和国家是白人统治的天下，中国移民难以立足谋生。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海外移民的高潮？这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环境看，近代中国时期，正是西方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农耕社会扩展时期。为此，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欧洲人口的增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生产部门而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为移民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开发和掠夺殖民地资源又需要大量劳动力和新土地的主人。因此欧洲本身出现了向海外殖民地大量移民的现象。另方面，西方殖民者为掠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为开垦美国西部地区，为开发美洲和澳洲新发现的金矿，他们急切地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种种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掠夺对象。于是他们先强迫清政府订立准许华人出国的条约以取得合法地位，再用拐骗办法将中国劳苦人民像“猪仔”一样装船运出海外当“契约华工”。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从中国招募了数十万华人去充当战争后勤的苦力。一个外国人贩子仅在澳门居住的7年间，就先后为古巴、秘鲁、澳大利亚、美国输送去10万华工。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时，被骗劫装船运出海外的华工达50万人之多。
从国内环境看，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1819年增至3.1亿，1851年达4.3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1.2亿的38%。虽然中国人口如此迅速增加为物质资料生产带来压力，但当时中国两种生产之间仍然基本上是均衡的。因为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特殊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人口增长机制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基本形态结合了起来，将两种生产连为一体。人口多所需粮食亦多，粮食需求多即要求农业精耕细作，农业的精耕细作要求投入更多劳动力，因此可以消化增长的人口。两种生产的这种结合和运行，使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的思想指导下，将人多粮多兵多当成是政权及其经济、军事实力的表现。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两种生产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为经常性的土地兼并，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尤其是灾荒和战乱年代，粮食等物质资料生产遭到破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都会把人口从土地上赶走，出现过剩人口现象。那时解决这种过剩人口，使两种生产逐步达到相对适应是通过灾荒战乱中大批死亡和自发移民来实现的。历代存在的流民问题，两大河流域和内地的过剩人口自发地向云贵、新疆、台湾等荒僻地区的移民、沿海地区向海外周边国家的移民便是。
但是，造成近代中国大量海外移民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是中国对外扩张的需要，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掠夺的结果。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侵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基础，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便是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马克思说，这使得过去“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又说“破坏中国小农业及家庭工业的全部基础……因此数万万民众将处于完全不能生活的状态。结果将发生空前的大批的出国侨居的现象。”（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近代中国海外移民虽然是属于世界移民高潮中的一部分，但它又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海外移民。
从移民产生的原因看：近代欧洲国家的海外移民是其本身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内在要求，也是对外殖民扩张的需要。欧洲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圈地运动”用暴力手段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大批农民成为相对过剩人口，既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又满足新建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圈地运动”中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为什么成为了过剩人口和移民到殖民地的主要部分呢？马克思指出，过剩人口“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8页。）就个人来说，他是否成为过剩人口，关键在于他作为社会成员能否与物质生产条件发生联系和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这种联系。如果个人虽然具有劳动能力，但没有生产条件去实现他的劳动能力，不能通过劳动去生产并获得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生命所需要的生存资料，他就会变成过剩人口，成为被强制移民的对象。所以，对劳动者个人来说，首要的条件是要与生产条件发生联系，使自己能参与生产而成为生产者。“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等生产条件相分离，迫使他们以另一种方式与机器等生产条件相结合或被强制移民到殖民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开发殖民地对劳动力和新土地主人的需要。所以，马克思对英国曾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移民运动进行分析时指出：“不是由于淘金狂所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现代耕作方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8页。）
近代中国海外移民则不同。中国资本主义自明朝萌芽后，由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特殊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的稳固性和持久性，它一直未能发展为像欧洲国家那样的手工工场阶段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就未能使它起到对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破坏的革命性作用。农民被固着在小块土地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居于统治地位。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中国不仅没有对外扩张和强制海外移民的需要和可能，而且明清两代还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多次明令实行海禁，禁止中国人出海和与洋人接触。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出现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迫使清帝国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结果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千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注：《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可见，近代中国海外移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直接后果之一，也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劫掠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对外扩张的需要。
从移民类型看，欧洲海外移民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类型。马克思说，“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4页。）。过剩人口又是移民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赤贫——过剩人口——移民三者的内在联系。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圈地运动”和大土地占有制造成了赤贫人口和过剩人口，而且由于产业革命和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物质资料生产中，也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制造了赤贫人口和过剩人口。所以，马克思说赤贫和过剩人口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当时的所有制的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5页。）上产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传统的生产条件解体，把部分人“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外，因而也就使他们变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为自己谋取生活资料，于是变成赤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4页。）“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这“是资本时代的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8～109页。）
近代中国海外移民则不同，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赤贫和过剩人口从国内因素而言，常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生产因素的制约。旧中国的生产方式年复一年地使用人力、畜力与自然界进行简单的交换，以获取简单的物质资料消费。生产技术保守落后，生产率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报酬呈递减趋势，一遇灾害或战乱或人口增长一旦超过这种生产方式下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承受的负荷时，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制衡便被打破，造成赤贫人口和过剩人口。马克思对此曾指出，近代中国“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因而出现了流民和海外移民现象。然而，近代中国大量海外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他们对中国劳动力的劫掠。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大批农民、手工业者与传统的生产条件相分离而无事可做，近代中国又未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未能将这些无事可做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结合起来，因而也不能用新的生产方式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不能发展物质资料生产去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他们变成赤贫人口和过剩人口，被迫接受殖民者对他们劳动力的掠夺，充当“契约华工”移民海外。可见，无论是国内因素或国外因素造成中国人的赤贫和移民，都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
总之，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充分阐明了人类生命生产和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认识和揭示了其内在的规律性。以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作指导来认识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问题，就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问题，虽也是当时代世界大移民的一部分，可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性质、移民的类型等诸多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点，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充分认识和辨别的。
标签：移民欧洲论文; 移民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恩格斯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