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现代平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金辛迪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目前,近现代平等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权利平等的确立与实现。第二阶段为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末,对经济平等的追求以及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建成。第三阶段以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为发端进入当代,正义之平等重归理论视野并占据政治哲学分析的核心。将每一阶段的突出特征、理论代表人物与作品、对平等实践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总结,可以期待形成一种健全的、综合的、宏观的近现代平等理论视野。
〔关键词〕 近现代平等理论三阶段;划分依据;各阶段特征
平等理论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理念:人们从根本上是同等重要的,应该被平等对待。在此理念之上,不同的平等理论流派对于什么是平等对待(平等的形式和态度)、什么的平等对待(平等物)、如何平等对待(分配原则)等问题,给出了不同的价值主张和论证。平等问题和平等理论始终是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之一,也是反映社会正义的焦点所在。自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作为回应或批判,围绕着《正义论》及其所引发的平等、分配问题,“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以及凭借这些文献而闻名世界的政治哲学家,而且这一影响还在不断延续和扩大”。〔1〕伴随着这些回应或批判,学术领域里,不同的平等物、分配原则及各种研究平等问题的理论及主张越来越丰富。
同时,自1970年以来的这半个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深、知识经济及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新产业经济的深入,全球经济总量和各国总体经济收入水平持续提升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状况也已经发展到了无从回避的尖锐程度。这一事实,体现在经济数据上,如巴菲特2017年6月在美国PBS NewsHour 访谈中所作的评价:《福布斯》1982年首发“福布斯400”富豪榜,榜单财富总额为930亿美元,而到2017年已达2.4万亿美元,35年间富豪榜总资产增加了25倍(年增长率71%),这样的经济繁荣不均衡、给予了最富有的人以巨额回报;经济非常好,但美国人过得并不好。据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6—2018年“全球财富金字塔”连续三年数据显示,全球约50%的财富集中在了顶级最富有的1%人手中。这一事实,体现在社会运动中,表现为2016年6月24日英国高达72.2%的投票率支持脱欧;表现为2015年势如破竹,2016年11月完败美国主流政界和媒体的“特朗普现象”;表现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连续三任总统所无法应对的,似乎任何社会不满或矛盾都可以燃爆的法国街头抗议。
很显然,我们遭遇了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学术领域里,平等物、分配原则、各种平等理论及主张越来越丰富;一方面,现实中的不平等、尤其是不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无意预设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不正义的,也并不指向这种差距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调节和纠正,同时也知晓理论和实践并不是在所有时期都表现为一致。但我们强调,必须敏锐洞悉这一事实,对之进行探究并追问,在一个“平等主义处于主流地位”〔2〕的时代里,为什么社会现实中的平等实践却呈现出一种与平等价值相偏离,且不断扩大的趋势?
这样的追问和思考,要求我们系统性地走进近现代平等理论,为解答以上这些问题寻找理论渊源和理论储备。基于这样的初衷,为了快速有效地形成一种健全的、综合的、宏观的近现代平等理论视野,作者对近现代平等理论的发展,设定了这样一些阶段划分依据:(1)紧扣平等问题自身,对相关学者或学说,仅涉及其平等思想及理论部分,而不涉及其他部分。(2)在平等理论的主线上,对所涉及的学者及学说,划分阶段的依据,主要看重其对平等理论本身所带来的重大创新、突破、转折或对现实即当时社会的平等实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创新、突破、转折或影响,往往具有坐标性的历史地位,并且也得到了学术界知名学者的认同。(3)突出平等问题自身,而不强调不同流派、不同意识形态。毕竟,平等是全人类共同的、基础性的价值追求,也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突出并紧扣这一问题本身的发展,将不同流派、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及理论通过上述划分标准和依据,纳入这一问题体系之下,显然是更为可取、明智的研究路径。(4)在不同阶段内,尽可能还原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理论气质,尽量控制使用当前时代的理论语汇来描述过去的理论。基于以上的理解和设定,可将近现代平等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权利平等的确立与实现
平等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产物,我们能够得以划分出近现代平等理论第一阶段的依据,就在于平等观念在近现代历史上所产生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几千年”;〔3〕这一转变,在萨托利那里,被称作为从“前民主的平等”到“民主的平等”;〔4〕在梅因爵士那里,被称作为体现了现代社会进步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5〕在我国学者高瑞泉那里,被称作为“平等有古今之变”。〔6〕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7〕确实,现实和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权利平等,是近三百多年来现代世界才逐渐形成的新的人际对待及共处关系。它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从等级有别、尊卑不同的身份不平等社会进入身份平等、权利平等的现代社会;它实质上表现为帝王和贵族的特权消亡,帝王和贵族、奴隶,农奴和自由民,良民和贱民的身份区别消亡,人际关系转换为人与人成为同等重要存在、享有同等权利的国家公民。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贸易扩张和资产阶级利益诉求成为推动权利平等实现的主导力量。自然权利论和契约论学者所提出的具有承继性的、体系化的自由平等、权利平等理论,则为上述平等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哲学依据和法理基础。基于近现代平等观念的根本性转换,我们将近现代平等理论的第一阶段划分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权利平等的确立与实现。
面对这样的“偏离”尴尬,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或许是减少一些对精致结构、高度理想化、纯粹理论的精力投入;或许是少谈一些“不可能的反例”;或许是花时间捡起一些历史研究,回顾自17世纪现代世界形成以来,我们在争取人类尊严平等、权利平等以及建成现代国家福利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绩;或许是花时间主动投入一些兴趣和精力到科技和经济学领域,了解当代世界前沿的科技趋势、时兴的财富生成奥秘以及居于垄断的知识经济和高技术所造成的新的社会差异;或许是花时间走出象牙塔,主动去了解、学习、求证和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比如人类学、量化历史、经济学等领域对不平等状况的一些最新研究;或许是花时间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走进“现实的人”,不是为了思辨而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更好的世界而解释世界,最终是为了改变世界而解释世界。这或许就是当代平等理论及实践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当代平等理论和平等哲学最光明的前景。
洛克把权利平等延伸到了私有财产权。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下并不存在上帝指派或指定的政治权威,政府权威的唯一来源就是人们所签订的契约。人们需要公共权力对他们的财产权进行裁定和判决,政府取得契约授权的意义就在于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如果政府失去了保护财产权的公正性,人民就可以更替政府。洛克论述到:自然状态下“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11〕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财产就是人们用自己的身体和双手“掺进他的劳动”与之混合并使之脱离自然的那些“东西”,人们对于这种“东西”有着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12〕财产权起源于个体的私人物化劳动,私人财产权具有自然合法性和不可让渡性,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人们有权反抗不能公正保护人民财产权的政府,洛克提出的这些思想,对现代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义原则的核心是差别原则,引发学术界争论最大、回应或批判最多的也是它。差别原则对应公民经济利益的制度安排,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正义,经济正义的核心是分配正义,这充分说明了,分配的正义与否,也即什么样的分配不平等可以被正义所认可、什么样的分配不平等需要被调节和纠正,质言之,即何谓正义之平等,这一问题重归理论视野并占据政治哲学分析的核心。
继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恐惧、利己”假设,洛克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勤劳、理性”假设之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继续在抽象自然人格意义上挖掘人们的“自然状态”。在卢梭的自然状态下,人们自由而平等,还具有“可完善性”“同情心”“自尊”等重要天性。但是,当一部分人受到“最多的关注”时,人们就迈向了不平等的第一步……从一个人发现“拥有两份食物的好处”时,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制就产生了。〔13〕通过假设、条件式的人类历史推理,从“纯粹自然状态”到“社会发生阶段”,再到“政治体压迫阶段”,最终卢梭把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于家庭和私有制(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认为一定程度上技术的进步(冶铁和农业)也促成了新的差距和不平等。卢梭警醒了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权力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现实所带给人类的深刻的道德伤害、心理伤害和情感伤害,唤醒了世人对建立理想平等社会的热忱、向往和实践冲动。卢梭的平等观念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康德和托克维尔也谦虚地自称为卢梭的学生,后世也普遍认为卢梭二论(即不平等论、契约论)直接引发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成为18世纪下半叶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启蒙革命运动的思想旗帜。
第一阶段需要单独提出的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以先验的理性建构主义推导出著名的道德命令:要把人“永远当作目的看待,绝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14〕体现出人与人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这条命令被后人看作是“人具有平等的尊严,人们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也因此被广泛引用。康德“原始契约”的达成在于主体从“天赋的内在法权”到“公共法权”的跨越,也即人们自愿并有义务交出外部自由,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从而实现每一个人更大的自由。“天赋的内在法权”也以自由、平等的主体独立性为基础。但是,康德的论证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不像霍布斯人性预设中的生存竞争、安全恐惧、自私并理性、为达成“互利”而形成和平契约来得那么真实;也不像自然权利和契约派对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论证的那么具体,对当时英美法等新兴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变革及社会建制的影响也不像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那么直接。
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第一部成文宪法,均受到欧洲自然法传统、自然权利论及契约论的影响,〔15〕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在北美大陆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并发布。从此,“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观响彻整个地球。《独立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人人生而平等”成为了人类权利平等转变的“奇点”。尽管事实上人人生而有所差别,甚至是很大的现实差别;尽管因为历史、习俗、经济及政治的原因,在《独立宣言》颁布时,美国国内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妇女和印第安人权利问题,同时在世界很多国家还存在着特权等级制、种姓制度,但更加不可阻挡的事实是,人人生而平等、破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别,使人们享有平等的社会尊严和政治权利,这样的观念,成为人心之所向,成为人类道德情感和价值认同之所趋。从托克维尔1831年考察美国的记录中(于《独立宣言》发表半个世纪后),我们或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种“奇点般”的平等观念转变所带来的冲击:“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身份平等”,〔16〕“随着我对美国社会研究的逐步深入,我越发觉得一切个别现象均源于身份平等这一事实”,〔17〕“身份逐渐平等,乃天意使然”,〔18〕“民主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民主时代振奋人心的主要激情,是对平等的热爱”。〔19〕
伴随法国大革命而生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正式的人权宣言,它直接规定了权利平等,更为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法律平等、担任公职的权利平等。第1条规定“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第6条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他们有权平等的根据其能力担任一切公职并领取报酬,唯一区分的是品德和才智的区分”。1794年罗伯斯辟尔垮台后,在拿破仑时代以及后来的复辟时期,作为复辟的一种政治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法国当时的潮流所向,《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平等,逐渐外化为现实中的政治选举权扩大、公民权利扩大。这些在1793年法国宪法以及后来的不同修宪宪法中都有体现。
法国《人权宣言》后,欧洲各国先后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平等,选举权也不断得到落实,尽管在那个时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选举资格限定,如对财产、性别以及年龄等的限制,但是政治选举权的平等,已经是大势所在、不可逆转。总之,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后,权利平等观念迅速为欧美以及越来越多的现代国家所接受。“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20〕近现代平等理论第一阶段的精神实质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现代世界文化设定了,也检验通过了,并普遍接受了人际权利平等这一根本价值,现代世界成为了人人权利平等的世界。无关乎“平等”这一价值是否具有绝对意义上的真理性、普世性和终极性,现代世界的人们尽可以去质疑它、挑战它或诠释它,但却无法全盘否定它或者是脱离它的语境。
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的实施让患者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其可以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治疗,提高了护理质量。医院对护理人员进行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提高护理人员自身的道德素养、人文修养,一定程度上减少医院暴力事件的发生,维持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护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医院的人文素养的培养,更好的推动了整体护理。
二、第二阶段:对经济平等的追求及 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建成
〔22〕“蒸汽化”:1785年瓦特的第一台改良蒸汽机问世,之后随着瓦特进一步发明压力计、离心式调速器等,完成了对整个蒸汽机的改良。从英国开端,遍及整个欧洲及美国,蒸汽机先后在纺织、冶金、采矿、铁路交通、机械制造领域迅速普及,从而推动欧洲快速进入工业化革命时期。
18世纪末欧洲进入“蒸汽化”,〔22〕工业革命迅速展开。工业化结果导致了欧洲社会诸多矛盾和冲突,且进入19世纪以后愈演愈烈。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如1825、1836、1847年的经济危机,危机幅度逐次扩大,乃至后面席卷欧洲、波及美国;一方面表现为狄更斯笔下所记载的下层人民、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工业化国家贫富分化迅速扩大、社会危机重重的半个世纪,法国发生了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运动,英国发生了1836、1842、1848年三次人民宪章运动,德国发生了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8—1849年更是爆发了席卷意大利、德意志联邦、法国和奥地利的欧洲革命。
3.3.1 加强与患者沟通。医院医保办工作人员与患者有效的沟通,能促进医患之间的和谐,否则与患者及家属之间发生误解和纠纷就不可避免注[5]。医保办工作人员强化沟通意识,把握沟通技巧,提升沟通能力,耐心倾听,用心理解。回答患者咨询问题热情、诚恳,和老年患者沟通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便于理解使其乐于接受,达到有效的沟通目的。
(2) 随机生成一组n个鸟巢的位置:,每一个鸟巢中对应一组模型参数,随机选择并对其进行测试,选出初始全局最佳位置,保留到下一代。
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社会危机催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实质平等和经济平等,就是对当时欧洲社会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悲惨处境的真实反映和现实关切。马克思、恩格斯英雄般的、〔23〕成就非凡的一生,自始至终与无产阶级的命运相关联。恩格斯1845年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具体、真实生动的调查材料反映了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的悲惨生活事实,全面分析了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状况,研究工人罢工,为工人阶级寻出路。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并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它所阐明的科学理论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经受了检验,并在实际的运用中得到发展”。〔24〕
《反杜林论》系统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论述了古代社会的平等思想、资产阶级对权利平等所起的历史积极作用,提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观念“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其“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25〕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为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平等指明了前进方向,那么《资本论》则揭开了经济剥削的奥秘,为争取经济平等提供了思想保障和斗争依据。首先,对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认为其是形式的、具有虚伪性。其次,通过唯物辩证法和《资本论》,论证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揭开了经济剥削的奥秘,并把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私有制(特别是把生产资料作为私人财产的私有制)。最后,为无产阶级取得经济平等提供了解决方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消灭私有制、实施国家公有制,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彻底改变生产关系来实现对所得分配的改变,大力发展生产力,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初级阶段)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高级阶段)。〔26〕
正如马克思墓碑上所铭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在于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付诸于实践的理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用于改变世界的武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改变世界的历史:从1836年的工人流亡组织正义者同盟,到1847年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英德三大工人运动,到1864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和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从东欧到东南亚、从中非到拉美,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还有哪一个世界性运动能像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如飓风海啸般席卷人类世界?这背后难道不是全人类人性中所共有的、刻骨铭心的、对不平等的厌恶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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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代平等理论进入了一种出于不同分析视角、针对不同评价域的精细化、纵深化范式研究。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平等物和平等主张出现,反映了平等理论在当代的多维面向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平等理论也都在提供平等的机会(形式平等)还是提供平等的结果(实质平等)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为之论证,仍然没有偏离近现代平等理论的历史沿承轨迹。
“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29〕在很多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在西方文献中,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词几乎可以相互交替使用”。〔30〕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二国际以前,在欧洲就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新成立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也曾经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论述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从1889年到1914年8月解体的走完自己路程的第二国际,尽管在内部发生过尖锐的政策分歧,曾经确实代表了作为单一的和根本上统一的世界力量的社会主义概念”。〔31〕伴随着一战的开始、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二国际正式破裂,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是以正统的共产主义为纲领,〔32〕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纲领(如费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都越来越成熟,加快了斗争步伐,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有效组织工人运动,要求扩大工人阶级的权利并推动进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改革。“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主要关注点”,〔33〕“更大程度的平等”将通过福利国家的“各种拉平策略”〔34〕来实现。由此,马克思主义要求经济平等的主张,渗透到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从而扩大了要求经济平等的斗争战线。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促使俾斯麦在1880年后,企图通过社会立法来抑制阶级冲突,而这些立法正是后来20世纪福利国家的雏形”。〔35〕19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社会主义联盟、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文集》在揭露资本主义痼疾、宣传社会改革和提高工人待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影响。英国工党对1906年英国大选的影响,也使得工党在下议院中对推动有利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一系列社会立法发挥了积极作用。“英国福利事业的真正发端是在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36〕英国真正具有现代福利国家意义上的社会立法,都是在20世纪开始后的十几年里先后颁布的。“资产阶级政府自此开始广泛介入贫困、疾病和失业等社会问题,原来主要由慈善机构和群众性的互助组织承担的责任开始转化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责任”。〔37〕
(3)建立人才政策跟踪评价机制。完善人才政策评价机制,推动自主评价和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有机结合。人才主管部门定期开展调查评估,利用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发放科技人才政策执行效果问卷调查,对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分析,根据企业、社会和人才意见及时修改完善政策体系。引入第三方智库,由专家团队对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进行评价,对财政投入、产出及外部效应等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系统评估,为人才政策调整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英国福利国家的形成,基于诸多的促成因素,包括:1929年经济大危机催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以及干预能力的提升,经济领域出现了匹配的凯恩斯主义,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国民保险和社会保障方案,19世纪80年代后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以及之后英国工党的崛起。但是“一般来说,社会变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38〕英国宪章运动,工人阶级自身的壮大,工会组织和英国工党的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快速传播及其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苏联的建成,苏联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所带来的世界性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才使得英国资产阶级认同福利保障制度符合其统治利益,并将之作为防止政治灾难的“解毒剂”和稳固统治的“策略”而加以采纳。〔39〕不能不说,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一股不容忽略的、强大的推动英国福利国家形成的力量。
(2)热沉的最大热应力和最大形变随着热流密度的增大均近似呈线性增长。高热流密度下微通道分支数对最大热应力和最大形变的影响更大。
即使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释:为了应对工人阶级和政党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为了应对共产主义在二战后不可阻挡的趋势,资本主义借鉴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精粹,如经济危机周期论,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原典“变革生产方式的十条措施”〔40〕进行了吸收和萃取,学习了共产主义解决方案,如国家干预和国家宏观调控,实施儿童义务教育,征收高额累进税。这还不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推行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这还不包括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中提出的诸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保障措施,这也不包括美国理论界及经济界对苏联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快速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总结。纵观今日之世界,一切经济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哪一个能够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本人从事工程造价行业管理近十年,结合平时对造价咨询企业进行动态考核及最高投标限价备案管理工作经验,浅谈一下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竞争力。
“20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41〕连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罗素、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经济学家熊彼特,都在使用时髦的共产主义语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赢得了二战的丘吉尔不得不黯然谢幕,英国工党被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及立法,1946年密集出台了《英国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障法》《住房法》《国民救助法》。1948年7月艾德礼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在英国之后,福利国家论和福利国家制度迅速成为了欧美社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治理潮流。各国纷纷效仿,先后宣布本国进入了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建成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极其深远的一大进步,它是一种伟大的经济平等实践:(1)它突破了以往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框架,体现出实质平等。平等不再仅限于人的尊严与权利。在巨大的贫富差距面前,在困顿的出生起点和人生境遇面前,在缺乏生产资料和技术能力面前,乃至在缺乏生活物资和极端贫困面前,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实际可行意义非常微弱,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它具有虚伪性。福利国家制度则不同,它本质上是财富的二次分配,具有普遍性,体现出公民在享有社会资源和财富上的实质平等。(2)它使作为权利的福利得以确立,使提供福利成为一项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它改变了以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风貌,缓和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弱化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它以立法的形式,通过高额累进税实现了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使得对老弱病残和穷人的救助成为国家的一种职能和义务。国家福利保障不一定是减少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但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良好地运用福利制度,就等同于采取一系列旨在降低人们生活的不利条件、缓解贫富差异两极化、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务实政策。二战以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保障水平都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在第二阶段,有必要单独提出的是密尔、托克维尔。密尔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一样,是少年天才、跨界天才。一系列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哲学著作为密尔带来了声誉,严复于20世纪初翻译的《群己权界论》更是令密尔名扬中国。密尔在1869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中提倡男女平等,在当时是非常领先的。密尔的功利主义也强调“所有成员的利益都应得到平等的考虑”,〔42〕但在密尔的政治哲学中,平等居于次要地位。
在第二阶段,自由主义内部最重要的平等理论著作当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两卷。上卷中毫不隐讳地赞赏了平等是不可阻挡的神意、美国民众对平等的热情以及平等所带来的诸项益处,然而也多次表达了对平等的忧虑。上卷第二部分,质疑多数人一定比少数人更加智慧、批评平等理论被应用在了智力领域,并指出会导致“多数的暴政”。下卷第三部分评价平等身份对于美国人性格的消极影响,“平等使个体变得相似,从而彼此漠然相对,对共同的命运漠不关心”,“使人的心灵过分向往物质的满足,致使社会到处弥漫着利己主义的思维”。下卷第四部分还评价平等身份同样对国家政治和社会造成了影响,平等所形成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容易引导人民走向“中央集权”。“趋平”使得社会中间调剂力量减弱,乃至消失,中央集权不断扩张,最终会出现“新柔性专制”(温和专治、监护型专制)。不能不说《论美国的民主》是一本具有远见的重要著作,托克维尔对平等的赞许、质疑和忧虑,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右派还是左派,在该书出版后的180多年以来的政治实践中,都可以回头在书中找到一个对应之处,令人赞叹。
7、将新阀门的密封垫粘到阀体密封法兰处,开始安装阀体最底端的螺栓,轻微移动钢板,再安装距离最近的一个螺栓,确认可以固定阀体后,迅速抽出钢板,同时,推动阀体使其与油箱处法兰密封,安装并紧固所有螺栓。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选举制。法国取消了消极公民限制、英国实现了妇女选举和取消了选民资格限制、美国将黑人选举扩大到所有的地方和州政府。但是,平等理论第二阶段最耀眼的光辉,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反对经济剥削(巨大的实质不平等)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带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人类伟大经济平等实践和斗争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渗透,并直接或间接改造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形成了体现着经济平等、实质平等的福利国家制度。
三、第三阶段:正义之平等重归理论视野并占据核心
近现代平等理论第三阶段以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发端,进入当代。第一,《正义论》所倡导的正义原则和平等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坐标地位,它为“平等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哲学辩解”,它是那一时期的完美的平等理论总结和哲学表达,它“为理解围绕福利国家进行的政治争论,提供了在思想上令人满意的框架”。〔43〕第二,《正义论》引发了巨大影响,对后来的平等理论的政治哲学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连罗尔斯最有力的批评者诺齐克也认为《正义论》如此重要,以至于“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44〕阿玛蒂亚·森则认为“今天已很难再建构一个不受罗尔斯的深刻分析和阐述影响的正义理论”。〔45〕第三,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知名学者先后出版专著以回应罗尔斯,政治哲学期刊更是出现了回应、挑战罗尔斯的热潮。这些问题及其回应或批判,这些人物和著作,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的核心。据何怀宏统计,截至2009年2月15日“中国大陆学术期刊中引证罗尔斯著作的次数大约有5万多次”。〔46〕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于肇庆广宁配电线路的实际情况,基于暂态录波技术所建立的暂态录波式配电线路监测系统,在肇庆广宁建立配电线路状态监测分析及故障定位系统中,线路状态在线采集装置获取信息、数据,建立健全的网络架构、海量信息的智能管理和多级数据的高效处理能力,实现对配电线路运行参数的智能在线监测,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实时或周期性的分析诊断,把握故障位置,分析故障发生的特征,形成有效的故障定位、故障诊断消息推送给相关运维人员,对于肇庆广宁地区配单线路的运作状态建设具有十分显著的提升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不同于第一阶段,那一时期平等理论的突出特征在于平等观念的古今之别,打碎尊卑等级的身份不平等,破除封建特权,确立人际间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平等;也不同于第二阶段,平等理论围绕着如何看待经济平等(实质平等)产生了分歧,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似乎要止步于权利平等,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业无产者则坚持主张并争取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再分配;第三阶段,也即当代平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呼应了他的理论框架,整体上体现出一种精致论证的风格,充满了认识论式的乃至形而上学意味的哲学思辨气质,具有高度的规范性特征。
罗尔斯对“初始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是对传统契约论所做的承继和创新,“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47〕“初始状态”中继续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及人性假设(自由、利己、理性),但没有通过天启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传统,而是增加了创新的程序主义的设计,也即通过“无知之幕”的程序正义形成了正义原则。这一点凸显并确立了当代的论证风格。
同样从自然状态开始,诺齐克设计了“看不见的手的解释”〔48〕来隐喻自然状态中的市场机制。通过最初的“保护性社团”>“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禁止”>“超低限度的国家”>“赔偿”>“最低限度的国家”的论证,推导出了国家的诞生及其合法性,也即一个正当的国家何以可能,却并没有涉及契约授权、权利转让、一致同意等传统权利概念,从而也就使得诺齐克著名的个体“自我所有权”得以保留、使得行为“边界约束”〔49〕得以成立,而这正是诺齐克用以对抗平等主义、对抗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有力武器。
提出资源平等主张,〔50〕强调不平等责任承担的德沃金,设计了公平分配资源的“拍卖”模型,对抗“无情运气”的“保险”模型。柯亨提出了对罗尔斯激励论证的检验,〔51〕是令人拍手称快的一番雄辩。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册第十二章,短短43页文字,〔52〕结构精致、逻辑缜密,是综合论证平等问题的一段精彩篇章。文中,萨托利对机会平等进行了深层次的分类与论证,这实际上是对导致不平等因素的纵深化分析。在德沃金强调区分“责任”、萨托利强化分析“机会平等”以后,越来越多的平等研究都增加了对这两方面的重视。
这些辩论,为我们思考平等问题带来了很好的逻辑训练和方法指引,也凸显出正义与平等的当代特征:程序主义精神,也即对论证(体现在理论上)、对建制设计(体现在制度上)的合法合理性、周密严谨性的高度重视。正义不再是一个强人或者强国自我声称的正义,不论其理念自身是什么,即使其在事实或结果上是实质正义的。正义同时也是一种程序正义,一种符合规范性约定、经过程序化过程所得出的正义,一种在相应的社会建制和法律设计中被遵循与贯彻的正义。这种制度之正义本身就是对正义价值的捍卫。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19世纪晚期每个有思想力的人物,多倾向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接受马克思的看法”。〔28〕很多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或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又或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工业无产者和工人组织中被迅速接受。这种思潮及其语汇表达,在当时的知识界包括在很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也都被当作是表达进步的一种时尚。形成于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主义联盟、费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其中的重要流派。
伴随着对当代平等理论研究的展开,以及与第一、第二阶段平等理论的特征比较,可以看出,当代平等理论遭遇了一种尴尬:一方面,学术领域里,平等物、分配原则、各种平等理论及主张越来越丰富;一方面,现实中的不平等尤其是不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代平等理论所主张的一些平等物“重思辨、远实践”的特点很突出;平等物及平等环境与主体自身之间的关系研究(如知识经济与高技术对人的体力及认知能力价值的影响)还很欠缺;对知识的经济化、知识的唯技术化,以及知识经济、高技术驱动发展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还很少,这都是一些导致前述“偏离”尴尬的因素。
近现代意义上清晰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提出,引发了不同社会阶层及学术界的持续批判和争议,却也迅速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这个发端,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以霍布斯的《利维坦》的发表为标志。〔8〕《利维坦》首创“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而不是“自然法”),并提出两条“自然律”。第一条即人的生命权利,人们会利用一切手段保全自己。第二条,出于自私和理性,人们为了自身利益,会放弃别人也同样放弃的自然权利。两条“自然律”使得人们达成了“和平协议”,从而对“主权者”进行了“契约授权”,“主权权力”和“国家”都是契约授权的产物。公民与统治者的等级差异并不来源于君权神授,而来源于公民出于避免“自然状态”之害(陷入战争或冲突的境地)所做出的“利己的、理性的”决定(保护公民自身的和平与安全)。霍布斯将君主由君权神授的统治者转化成为“主权者”职务,“主权者的权力是由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而授予的”,〔9〕主权者必须对授予其权力的公民负责。通过这些概念的引入和论证,霍布斯直截了当地向中世纪以来主流的君权神授信仰(传统的身份等级不平等)发起了挑战,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那个时代最富于革命性的理论”。〔10〕霍布斯将契约授权的目的聚焦在和平与安全上,事实上是对人们生命权的关切:一切存在者都对自我的生命享有根本的利益(自由)、一切存在者都有同等重要的生命权(平等),主权者被契约授权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公民的生命权。
平等并非客观之实然,平等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追求和境界。恰如萨托利所说的“平等首先表现为一种抗争性理想”。〔53〕平等是我们在近现代所做出的对人类如何共处的人际关系的应然之规范。恰如皮凯蒂所说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54〕三百多年前,伴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和智慧的成熟,我们感悟到并选择了平等这一价值,我们创新了人类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合作方式来匹配这一理想,它值得我们珍爱,值得我们不断付出努力去关注它、完善它,解决它在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面临的不同时代的问题。
注释:
〔1〕姚大志:《什么是社群主义》,《江海学刊》2017年第5期。
〔2〕姚大志:《平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
〔3〕〔25〕〔26〕〔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0-481、484、364-365页。
〔28〕〔35〕〔美〕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傅振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
本次提升面积为4 200 m2。该节点是在保留原有铺装的基础上,增加点景大树,提升景观效果,如图8所示。
〔5〕〔英〕亨利·萨姆纳·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7页。
〔6〕高瑞泉:《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7〕〔20〕〔41〕〔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50页。
〔8〕参见〔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26页。
〔9〕〔英〕霍布斯:《利维坦》第一卷,刘胜军、胡婷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77页。
〔10〕〔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26页。
〔11〕〔12〕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8-21页。
〔13〕参见〔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高修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54-56页。
〔1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8页。
〔15〕参见〔美〕W·克里昂·斯考森:《飞跃5000年》,毛喻原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26-41页。
〔16〕〔17〕〔18〕〔1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曹冬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3、6、166页。
近现代平等理论第二阶段为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念的提出、共产主义对经济平等的要求与实践、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及社会民主主义对经济平等的推动、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建成。如萨托利所论述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头几十年间,对经济平等的要求被社会主义并最终被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大力推到了显著地位”。〔21〕围绕经济平等所进行的理论交锋与实践变革,是平等理论发展第二阶段的显著特征。
〔23〕“英雄般的”评价来源于罗尔斯,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马克思讲座”开篇就评价了:“鉴于马克思的生活处境,他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成就是非凡的,事实上可以说是英雄般的”。
〔24〕〔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36页。
〔4〕〔21〕〔52〕〔53〕〔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8、525、511-553、511页。
〔29〕〔33〕〔34〕〔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00年,第25、11、11页。
社团活动是学生在校的第二课堂,社团和教学课堂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还具有娱乐性,是发挥自身兴趣的重要阵地。社团成员能够自由的发挥自身特长,能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使自己的身心都得到很好的舒展,最大限度的娱乐自己,从而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克服来自学习上的压力。有的同学经过社团的训练,在个人能力和技能学习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很多同学毕业后从事就是与社团相关的工作。
〔30〕朱旭红:《论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对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批判》,《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31〕〔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四卷(下),奚瑞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64页。
〔32〕在第二国际解体之前,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如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是渐进改造还是武装夺取政权,但都属于社会主义内部分歧。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这种分歧因为一战而激化,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主张必须通过武装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更名为共产党,1919年在苏联领导下第三国际成立,又称共产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正式分裂。
2.1 第一次记笔记 第一次笔记记载的是课堂教学时的课程内容,一般所占篇幅约为整页纸的2/3。在陈述性知识的新授课中,学生可以采用学案式笔记。
〔36〕〔37〕冉隆勃、黄跃秋:《英国的“福利国家”——其由来、发展与面临的问题》,《欧洲研究》1985年第4期。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摘自《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4页。
〔39〕Derek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4,pp.164-172.
〔40〕《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42〕〔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43〕〔加〕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88-89页。
〔44〕〔48〕〔49〕〔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8、21-27、35页。
〔45〕〔印〕阿玛蒂亚·森:《再论不平等》,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46〕〔47〕〔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50〕〔美〕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熵值法是指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设决策矩阵为表示第j个指标的第i个方案的指标值。计算步骤如下:
〔51〕〔英〕G·A·柯亨:《拯救正义与平等》,陈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86页。
〔54〕〔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作者简介: 金辛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伦理学、政治哲学。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19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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