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优势重构路径选择——从产业内贸易角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重构论文,业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8)10-0013-10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达11545.5亿美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三；2007年继续上升为21738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提升。据WTO预期[1]，中国有望在2008年跃升世界货物贸易出口第一位。这一切均显示：中国已稳步跨入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
然而，任何国家发展对外贸易，都不仅是要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更要成为贸易强国，最终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随着中国进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与之而来的是中国遭遇的贸易阻碍与日俱增，中国与主要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从未中断，诸如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责任标准等导致的冲突时有发生。此外，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以及2007年欧美等国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发难等，都是出于对中国出口产品大规模快速增长的遏制。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立足于使用廉价劳动力资源，以低附加值为特征，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除价格外）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
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现有的贸易优势选择和贸易政策取向密切相关。对此，笔者提出：现阶段，中国应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重构中国的贸易优势。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对与贸易优势有关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然后，剖析在中国应用比较优势理论产生的问题；再者，分析运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面临的障碍；进而，论证在中国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重构贸易优势的合理性；最后，给出结论、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文献回顾
贸易优势(trade advantage)是指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的有利形势或条件，是由其出口产品优势所决定的。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关贸易优势的文献主要有三大类：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解释国际贸易成因和贸易利益的主导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典型代表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的相对要素价格优势模型。
1.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单一要素的比较优势 李嘉图的理论源于斯密(1776)[2]的绝对优势理论。所谓绝对优势是指某个国家利用相同资源所能够生产出的某种商品，多于另一国家生产出的该种商品。各国凭借各自的绝对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获益。按照斯密的逻辑，参与自由贸易的国家必须具备某种产品生产的绝对优势。对于两种产品生产均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则没有资格参与自由贸易；而两种产品均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则没有必要参与自由贸易。这与当时英国亟待扩大对外贸易的需要极不相符，因此，李嘉图(1817)[3]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比较优势是指两个国家将本国生产的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而确定的相对优势。
李嘉图的核心思想：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即，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潜在世界产量，大于限制性贸易条件下的产量。
2.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两种要素的比较优势 1919年，赫克歇尔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俄林(1933)[4]系统阐述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内容，把李嘉图的单一要素模型，扩展为包含两种要素的模型：从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的结构差异，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使比较优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赫—俄的核心思想：比较优势源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一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比如，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
之后，经过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5]等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完整体系。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越来越遭到理论与现实的质疑。
（二）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论的形成主要由于：一是“里昂惕夫悖论”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的质疑。二是发达国家之间日趋增长的产业内贸易的客观存在。需要回答的新问题是：如果不同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成本趋于一致（各国要素价格均等），是否还需要进行贸易？
巴拉萨(Balassa，1966)[6]在对欧共体形成后各成员国的贸易状况进行分析时发现：欧共体各国的贸易增长，大部分发生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商品组内，并称其为“产业内贸易”。
最早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格鲁贝尔与劳埃德(Grubel & Lloyd，1975)[7]。之后，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1)[8-9]、兰卡斯特(Lankaster，1979，1980)[10-11]构建了水平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布兰德与克鲁格曼(Brander & Krugman，1983)[12]构建了同质产品的相互倾销模型；法尔维(Falvey，1981)[13]，莎科特与萨顿(Shaked & Sutton，1984)[14]则构建了垂直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
“产业内贸易是一国同时进出口某一相同产品类别（指SITC某一组下的产品）的活动。”[13]已有的实践与研究表明，产业内贸易大多发生在同类异质产品之间，其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需求偏好——产业内贸易的内在动因 不同国家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多样性与相似性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需求偏好越多样，消费需求结构越复杂。因为消费者将追求自身消费需求的满足作为重要目标，产品差异对消费的影响至关重要。(2)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两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越相似，两国的消费需求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也越相似。两国的需求偏好越一致，一国可能进口的货物，也就是另一国可能进口的货物，因而两国进行同类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
2.异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基础 异质产品，是指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也不能完全替代的产品。可分为：(1)水平异质产品，指同类产品相同质量档次的不同品种。其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源于需求偏好导致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彼此的水平异质产品产生的相互需求；(2)垂直异质产品，指同类产品不同质量档次的各类品种。其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源于消费者的收入差异，高收入者偏好高档产品，低收入者偏好中低档产品。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就会出现高收入国家进口中低档产品和低收入国家进口高档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3.规模经济——产业内贸易的利益来源 规模经济条件下，专业化的规模生产，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使生产成本随产量的增长而递减，进而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所以，只要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即使两个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水平、资源条件、资本／劳动比率，同样也会进行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厂商供给的产品存在差异，从而使厂商彼此间形成相对垄断。而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又使得任何一个垄断厂商，都无法生产一个产品的全系列品种，而只能生产出品种有限的同类产品，因而无法满足本国消费者的所有选择，从而导致本国出口自己擅长生产的该类产品的品种，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该类产品的品种。所以，消费者对外国同类异质产品的需求，必定引发产业内贸易。
在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的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体的壮大、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在夺取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增长，导致美国朝野对如何保持国家竞争地位倍加关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应运而生。
该理论由波特(1990)[15]提出，其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于企业竞争战略。波特的分析思路是对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重点阐述的是“国家钻石”模型，该模型由四个关键要素组成：1.生产要素①，2.需求状况，3.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4.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以及两个辅助因素：政府和机遇。其中，前四种要素的状况直接导致国家竞争地位的变化。波特特别强调四个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某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只有将这些要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四个关键要素相互制约、相互强化，逐步形成整体的国家竞争优势。
波特的核心思想：在众多行业中，最有可能在国家竞争中取胜的，是国内“四要素”环境特别有利的那些行业。因此，各国应该出口四个要素都处于有利地位产业中的产品，进口四个要素处于不利地位产业中的产品。
归纳上述理论，笔者认为，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形成的贸易优势属于“点线优势”，它是一国凭借某种基本要素发展的特定产业优势；依据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形成的贸易优势属于“立体优势”，它是一国凭借其综合的资源运用能力所形成的整体竞争优势；而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构建的贸易优势则属于“平面优势”，它是一国凭借与别国相同或相似的要素禀赋，生产与别国相同或相似产品而获得的贸易优势。
换言之：比较优势形成中依据的某种要素可以视为“点”，特定产业可以视为“线”，比较优势就是在“点”（要素）优势基础上形成的“线”（产业）优势，如中国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之所以称为“立体优势”是因为：首先其形成所依据的不是单一要素，而是综合要素；其次，其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也不是单一产业优势，而是一国全方位的、可持续的综合竞争优势。至于产业内贸易的“平面优势”则是因为其所强调的是两国之间相同产业内同类异质产品的互补和互惠，其结果是各国的同类产业都可得到平行发展；一国在各类产业（“线”）都得到发展后就可以逐步构成不同的平面，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奠定基础。即：“平面优势”是“点线优势”过渡到“立体优势”的桥梁。
下面，具体分析三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而找出适合中国现状的贸易优势重构的有效路径。
二、中国的比较贸易优势——“点线优势”遭遇困境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外贸易亟待发展，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外贸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影响中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人口大国，中国应基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很多人认为：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构建的中国贸易优势获得了成功。依据是：
（一）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急骤扩张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出口增长明显快于进口增长；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万亿美元，短短三年后的2007年又超过2万亿美元（见图1）[16]。
图1 中国1978-200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也逐年提升，1978年位居世界第32位，2004年跃升第三位。据WTO统计[1]，2006年全球商品进、出口额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出口：德国（11120亿美元）、美国（10370亿美元）、中国（9690亿美元）；进口：美国（19200亿美元）、德国（9100亿美元）、中国（7920亿美元）。
（二）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首位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呈现顺差局面，数据显示，2001-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累计3282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累计2935亿美元。受此推动，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截至2006年底[17]，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亿美元。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总顺差的96%。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占当期国际收支总顺差的84%[18]。可见，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诸多问题也越来越不可回避，主要表现在：
（一）贸易摩擦不断，尤以反倾销最为显著
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产品重返国际市场，各种贸易壁垒与障碍就如影随形。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近年来中国遭遇最多、最频繁的。据WTO统计[1]：1995-2006年，中国遭反倾销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位居第二与第三的韩国与美国。
中国遭遇的反倾销呈以下特征：1.近年来，全球反倾销案件中近1/3的案件是针对中国的；2.在世界反倾销案件整体下降的情况下，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却逐年上升；3.涉案的产品从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等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到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彩电、相机、微波炉等机电产品，并且逐步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4.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大，涉案金额飚长；5.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不断增多。
（二）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是指一国对外贸易中，某时期内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是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或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
UNCTAD的研究显示，中国在1993-2002年期间价格贸易条件下降了10%以上。UNCTAD[19]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条件依然呈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105，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81。
这表明，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贸易条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说明单位产品的出口能力不断下滑，意味着需要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换回少量的国外高科技产品或稀缺资源，造成国民财富的外流。
（三）贸易结构不容乐观
尽管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远远超过出口，而且，出口以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为主，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自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50%。2006年出口总额9691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占58.2%，国有企业占19.7%，其他企业占22.1%。不仅如此，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一直高于一般贸易。2006年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7495亿美元，占全年进出口总额的42.6%；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8319亿美元，占全年进出口总额的47.3%[16]。表明：外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为主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两大基本特征。
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利润的主要部分为外商获取，中国从庞大的出口中得到的只是有限的加工费，而中国企业之间还要为可怜的加工费低价竞销，致使中国枉自拥有世界第三的贸易规模，却对国际市场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能力。
（四）环境代价昂贵
随着出口和加工贸易的扩大，我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依赖剧增。在大量进口能源的同时，能源利用率低下。多种矿产资源已经或正在受到掠夺性滥采乱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
据估计[20]，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3.05%。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同时每年还需另外再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
这些数字表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扩张，属于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基础之上的。
据此，我们得出结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点线优势”构建贸易优势的路径选择，虽然已使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却显然不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
三、中国的国家贸易优势——“立体优势”尚需时日
依据波特的理论，国家竞争优势是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国内外市场与资源，创造财富，以达到经济永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永续提高的优势能力。衡量一国是否具有国家竞争优势，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开拓国内外市场的优势能力，二是利用国内外资源的优势能力，三是利用国内外资源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优势能力，即创造财富的优势能力。因此，一国的贸易竞争优势，是该国向外国持续、大量出口并且获得大量贸易利益的能力优势。为此，本国的出口商品（即生产该商品的产业）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依据波特的分析思路，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现状为：
（一）中国总体竞争力水平——国家层面
据WEF发布的数据[21]，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已经连续几年下降。2002年第33位，2003年第44位，2004年降到第46位，2005年又下降到第49位，2006年进一步下降到54位。这说明，在我国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持续走高的前提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相应提升，反而逐年下滑，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低水平的增长。“WEF 2006年的评价结果说明中国在效率和制度两个方面仍没有明显的系统改变，这将直接影响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稳定提升。”[22]
（二）中国出口竞争力评价——产业层面
依据波特的观点，一国竞争力的形成依靠其产业创新与升级能力。创新产生竞争优势，但是，任何优势都会被模仿，保持这种优势的惟一办法就是不断地升级。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水平，是一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一国对外贸易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
对此，毛日昇(2006)[23]分析的基本结论是：
1.在低科技制造业方面，除纺织品、服装制造等行业，总体上对多数贸易伙伴实际竞争力较高外，中国在皮革、皮制品、鞋类、箱包制品等行业，相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实际竞争力指数都很低。说明中国这些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出口数量竞争，在产品质量、品牌及生产率方面与贸易伙伴有较大差距。
2.在中低科技制造业方面，多数行业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实际竞争力较低。
3.在中高科技制造业方面，中国产品虽然并不具有数量竞争优势，但从出口产品质量、生产率水平以及产品种类整体来看，相对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些贸易伙伴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4.在高科技制造业方面，中国产品的生产制造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与发达国家产品的质量、品牌、技术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些事实表明，尽管中国目前的出口规模较大，但真正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依然很低。事实上，真正的贸易竞争力，不可能单纯依靠低成本数量竞争优势形成与维持。竞争力的最终获取，依赖于技术创新与升级带来的产品质量的提升，依赖于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向高端水平迈进。因为，真正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为出口数量的多少，更体现在通过出口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
（三）中国企业竞争力状况——企业层面
依据IMD[24]公布的数据，2006年中国企业管理竞争力排名第31位，2004年第33位，2005年第50位。企业管理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是依赖低成本支撑，表现为劳动成本的排名在2004、2005、2006年分别为第11、第13、第12位；而生产率和管理效率等关键因素仍处于较低水平，2004、2005、2006年的排名分别为：第29、第59、第35位以及第50、第53、第42位；企业效率与国际标准差距明显，2004、2005、2006年的排名为：第40、第57、第46位。
企业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佐证就是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名。根据2007年度公布的结果，中国内地只有22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制造业类企业只有4家。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无论是国家层面、产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还远未形成。因此，基于“立体优势”构建中国贸易优势的路径选择尽管方向正确，但还需要逐步具备条件、长时期地储备力量。
四、中国的贸易优势重构——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平面优势”
如前所述，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中国的贸易优势——“点线优势”已遭遇困境；而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中国的贸易优势——“立体优势”还远未形成。依据中国现状，应在“点线优势”与“立体优势”之间以“平面优势”相衔接，即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重构中国的贸易优势。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实践受到置疑，人们将目光聚焦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大量的研究论证集中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应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然而，是否放弃了“比较优势”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或者说是否一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自然具有了竞争优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对此，波特明确指出[25]，国家的繁荣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继承来的。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基本要素）有关，是指本国在经济与生产发展中所独具的资源和有利条件；竞争优势则与资源利用（高级要素）有关，是指在竞争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强的能力和素质，它涉及的主要是各国同类或可替代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在资源禀赋上可能是富有的，具有资源的比较优势，却不一定能形成优势竞争力。反之，有的国家虽然资源贫乏，但通过技术创新对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仍然可以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事实表明，一国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业能否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并能否持续地保持和发展这种生产力，而不是单纯地依赖其比较优势。
现阶段，发展产业内贸易重构中国贸易优势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实现了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超越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不难发现：任何一次理论的超越，都是为了解决一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任何一次理论的实施，都是要实现一国贸易优势的强化。产业内贸易理论也是同样。
首先，依据萨缪尔森[5]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当各国要素价格均等（目前发达国家的诸多要素价格水平已呈如此态势）时，不仅不需要进行要素贸易，各国也无需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为要素价格均等，意味着各国的要素不存在丰裕与稀缺之分），因而也就不需要进行制成品贸易。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由于收入水平相当，各国的消费需求趋同），各国必然选择各自生产所需产品，导致彼此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相似。
然而，当要素禀赋趋同、生产技术相当、产业结构类似、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时，各国之间是否真正不再需要贸易？
答案是还必须进行贸易。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因为相互合作而得到最有效利用，各国财富也因为相互合作而得到增加。至于为什么和如何进行贸易，显然是比较优势理论未曾涉及的，而这恰恰是产业内贸易理论超越比较优势理论的贡献所在。
其次，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各国产业是排他和替代型的。因为是局限于某种基本要素发展特定产业，一国特定产业优势的强化，必然带来别国相同产业的衰亡，导致其高昂的产业调整成本，因而会使伙伴国为保护本国的产业而强化贸易壁垒，甚至引发严重的贸易冲突。即，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存在着不断恶化自身外部环境的内在机制。
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带来的是各国产业的平行发展（各国相同产业并存），尽管有些产业暂时差距显著，但却存在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会。因此产业内贸易，具有更低的产业调整成本，并能带来均衡利益分配，因而不会受到贸易伙伴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当要素禀赋趋同的国家，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各自的经济利益时，贸易冲突将缓解，代之而起的是各国生产与出口相同产业的同类异质产品。这也是产业内贸易超越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方面。
（二）强国的成功经验，难于在中国复制
在不同条件下，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路径，构筑通向国家竞争优势的“平面优势”。纵观历史，目前的发达国家，都曾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时，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27]（虽然被保护产业当初不一定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以使其带动整个制造业形成强大的“平面优势”，进而使本国逐步具有国家竞争优势。
英国在稳坐世界第一强国宝座之前，制造业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政府采用各种贸易保护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26-27]。例如，从16世纪下半期，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品。1650-1663年英国连续制定航海法，严禁外国船只参与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中的运输。为迫使荷兰承认这些航海法，英国甚至不惜与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
再如，为促进英国毛织业的发展，1614年英国政府完全禁止未加工羊毛的出口。到17世纪初，羊毛加工业在英国普遍盛行，使英国成为向国外出口毛织品的国家。那时的纺织业可以说是技术最密集、最“先进”的产业，而英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直到18世纪初，印度、伊朗和中国的棉织品在价廉、美观和牢固上都超过英国产品）。但英国并未因此放弃纺织品制造业，而是变本加厉地以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加快本国纺织业的发展：1688年，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花棉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
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环境下发生的，而且恰好在棉纺织业中发生。凭借着率先完成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经济强国。
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高速的工业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同样得益于高额的保护关税。德国真正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也是通过类似的途径。战后，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一方面得益于美国出于称霸世界的需要对日本采取的特殊扶植政策；另一方面，同样得益于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早在明治维新之前，迫于当时外强势力，无法实现完全的贸易保护，日本政府采取了国家补贴工业的措施（直接投资），扶植新兴产业[27]。
综上所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强国，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培育本国的国家竞争优势。
然而，目前的中国，却不具备这些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曾经拥有的任何机缘：
第一，不具有进行超越发达国家的、划时代的“产业革命”的机会与可能。
第二，不具备进行全方位关税贸易保护的环境。尽管WTO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保留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平均关税率也不过1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曾实施的保护关税。而且，中国还必须遵守加入WTO的承诺，被迫提前放开一些中国还极为弱小的幼稚产业部门。
第三，没有大国的扶持，还要受制于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限制。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与发达国家产业的国际转移密切相关。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会与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相抗衡，发达国家对其技术输出并无防范。然而，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曾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国，中国的崛起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一种威胁，因而纷纷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技术输出方面给中国设置障碍。
因此，中国要谋求从比较优势到国家竞争优势的转换，必须选择新的路径——发展产业内贸易。
（三）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能促使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
国家竞争优势说到底是产业的竞争优势，其形成依赖于产业的创新与升级能力。波特(1985)[25]认为，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成本领先和标岐立异。成本领先是指要使企业成为其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厂商，通过创造和维持全面的成本领先地位，获取优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标新立异是指企业力求就客户重视的一些方面，在产业内独树一帜，并因其独特地位，而获得溢价的报酬。前者是由同种商品的低成本生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后者是由产品异质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产业内贸易可以促使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是因为：
1.符合国家竞争优势的追求目标 国家竞争优势的目标是获得成本领先或标岐立异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低成本，由产业的创新与升级能力决定，形成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比较优势中的低成本则基于要素禀赋状况。按照比较优势的逻辑，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劳动力成本低廉。但由此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容易引发外部矛盾和利益冲突，因而无法形成国家竞争优势。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正好与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相衔接。假设两个国家都选择同类产品中的同种异质产品进行生产，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获胜的，一定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低成本；而且，产业内贸易本身就是异质产品的互换，与竞争优势中的标新立异不谋而合。所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要求产品具有成本优势或差异优势，客观上重视竞争优势的培育，从而能不断提升产业的竞争能力，促使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
2.符合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需要 波特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在国内获得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支持产业和相关产业。比较优势的逻辑是，别国生产什么，本国就不生产什么，因而支持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就会被削弱；而产业内贸易的逻辑是，别国生产什么本国也可以生产什么，但生产的是与别国同类但存在差异的产品，因而各类产业均可得到发展。两者最终结果截然不同：
在比较优势下，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似乎应该永远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环节，高新技术则由发达国家把持。其结果是，由于没有中、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因而也就无从谈及提升产业竞争水平。
在产业内贸易下，即使中国生产的是质量较低的垂直异质产品，但毕竟生产的是与伙伴国同类的产品，因而有相应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相竞争，即使暂时处于劣势，但知道差距所在，进而通过产业的创新与升级以及支持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逐步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3.可以鼓励创新和资源优化利用 主要表现为对增加产品品种（即水平异质商品）和创造新产品的刺激，从而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新产品、新品种的研制需要投入较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开发风险巨大。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可以大大降低这种风险，因为它可以在全球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市场扩大并加快新产品的出售，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研发费用。
而且，由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减少了利益冲突，有利于合作，因而能加快科技创新、管理经验、生产工艺、资源要素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给同类产品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创造条件，并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同类产品间的分工以及产品生产的国际化——各国都可以专业化于某一或某几类差异产品的生产，进而获取专业化的收益。专业化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进而逐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产业竞争优势。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贸易优势重构，应该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平面优势”来衔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当然，中国目前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主要是垂直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喻志军，2007）[28]，而发达国家之间则是以较高层次的水平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为主。因此，中国若要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提高水平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份额，可以在不断提高现有垂直异质产品生产水平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发展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大国（如俄罗斯）的水平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喻志军等，2007）[29]，逐步获取“平面优势”，进而培育和积累国家竞争优势，最终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作为探索性的研究，只是初步论述了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重构中国贸易优势的合理性。如何从政策层面，制定系统的具体措施，鼓励和促进中国企业大力发展产业内贸易，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8-02-29修回日期：2008-09-26
注释：
①波特将其分为基本要素(basic factors)和高级要素(advanced factors)，前者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用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半熟练劳动力等；后者是指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基本要素可以提供初始竞争优势，而高级要素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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