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卡回忆看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历程
● 陈正卿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萧卡作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市顾问委员会常委，对上海的改革开放有着自己的思考，并为上海经济和工业方面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萧卡的回忆史料对此有不少记录，梳理相关忆述，可见上海在那一时期突破束缚、克服困难，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探索历程。
[关键词] 萧卡；上海；改革开放
上海自1978年11月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后，全市的工作积极性都开始调动起来，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局面。然而，“文革”的破坏和长期的经济体制束缚，给上海造成的经济困难也很多。诸如知识青年回城安置，大、小三线人员要求返沪等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急需解决，涉及人数多且时间紧，情况复杂而政策性强，处理不好都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萧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0年4月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的。1984年12月，他参加筹备市顾委，任市顾委常委至1992年12月离休。对那段历史，萧卡作了认真回顾，并谈了他所关注的问题。上海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萧卡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每一步成功，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克服困难取得的。
一、解决就业等历史重负
在萧卡记忆中，他到任后筹备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就是1980年9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劳动就业会议。萧卡说：“由市委市府直接开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建国后是不多的。”[1]的确，转入全面的改革开放，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难以实现的。此前，在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中央就要求各省市制订新的劳动就业方案。上海制定劳动就业方案这个工作的工作量巨大而繁杂，但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
据事后统计，上海当年以各种形式在较短时间里，解决了100多万人的安置就业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几十万知青的返沪安排，既使得社会安定，又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在这个劳动就业方案中，已具有改革开放的思路。例如强调大力发展容纳劳动力多的行业，即后来所称的第三产业；放宽政策，发展集体经济；另外还提出了“适当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2]
1980年10月，经市政府批准，市工商局下发了关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的文件。[3]由此铺下了上海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一块垫脚石。上海原来国营、集体经济比重高，私营经济成分很小，认识上也有歧视，市委会议上也有争论，但总算跨出了这一步。萧卡认为，适当发展个体经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局面困难，个体经济可减轻国家负担，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就业率和收入额。为研究发展个体经济，激活市场，包括萧卡在内的市领导班子连轴调研开会讨论，“那时工作忙啊，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干！”
二、为上海改革开放争取中央支持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海代表团团长为陈国栋，副团长为胡立教、汪道涵。无论是十二大会议，还是上海代表团的讨论，都把加速开发、发展经济作为中心话题。萧卡作为上海代表团秘书长，对会议的上情下达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在医学院的解剖学课上，有很多东西要学，”斯普金斯解释说，“我们医生需要了解很多重要的血管，但不是全部。这些血管隐蔽，但在解剖学上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们可能是头部损伤后细菌引发脑膜炎的通道。”斯普金斯困惑了好几年才了解些端倪，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另一个大的动作，是于1986年获批为国家级开发区的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闵行的西南部，邻近上海电站工业基地，面积大一些，有3.5平方公里。1987年10月，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格雷斯（中国）公司在区内落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最早设立了海关、商检、银行、保险等机构。引进的国外先进的通用机械、电气机械等行业企业达到区引资总额的65%以上。中央领导和市领导多次前来视察或开会。[14]
（一）漕河泾和闵行两开发区的建设。在中央的支持关心下，上海为实行发展战略，采取了一些比较大的动作。萧卡回忆，当年的第一个动作是漕河泾开发区的建立。[12]漕河泾开发区在上海西南角，邻靠徐家汇。此前，上海在1983年开始建设虹桥开发区，占地很小，在长宁延安西路地段内，为商贸开发区，对全市发展和影响有限。1984年上海市八届二次人代会做出建设漕河泾开发区的决定，确定的发展方针是：“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3]在科学规划、集约开发，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它是上海打开国外市场的第一个窗口。
会议结束，中共上海市委就根据会议上代表们的呼声，立即取消了刚宣布一年的上海郊区不搞包产到户的规定，决定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4]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争论激烈，一种意见认为上海集体经济稳固，已没有温饱问题，依托城乡合作发展更快；一种认为随着全国农村经济改革，坚持原有经济模式，很快就会被广东等地反超，有必要改革。
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放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的改革开放。上海市委研究讨论上海怎样贯彻执行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认为，自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上海动作慢，步子不大，只在吸收外资等方面有一些尝试，比较广东及深圳等特区更觉得反差大。萧卡为了反映上海老百姓的呼声，曾当面向陈国栋说了“国栋不动”等社会上流传的话。他回忆，其实当年上海的发展，上海人民包括陈国栋、汪道涵等老领导都不满意，但市委领导也确实有难处。胡耀邦、姚依林等中央领导来上海，市领导也当面提过意见，并当面争论。萧卡说，他也曾向姚依林提过，开放上海，可取得经验，影响全国。但是，当时上海财政一年上缴156个亿，占全国的16%，广东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中央领导曾明确说，广东改革开放如果出了毛病，中央可以去救火，但上海万一改革开放出了乱子，就会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对上海的处境，市委书记们压力更大，有常委在会上提出了“上海向何处去”的疑问。
党的十二大后，上海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由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组成，设想打破原有经济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举措落实起来有难度，意见分歧也不断发生。萧卡回忆，这一时期，邓小平、陈云等都对上海很关心，直接过问上海的事情，还抓得很紧。邓小平连续两年春节期间在上海宝钢等处视察，对工作有直接推动。[5]
借这次中央决定开放上海的东风，上海市委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报中央的规划、项目和投资预算。会议由市长汪道涵主持。萧卡在会前就想好要率先发言。因为他回顾了上海20世纪60年代的经验教训，发现当时在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时，上海没有简单的处理下马下放，而是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了“高、精、尖”和确立“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口号，使上海成为了国家的先进工业和科研基地。[6]因此，他发言建议先改变会议议题，将讨论中心转为城市的发展、建设和怎样发挥优势等战略问题，然后，再向中央要方针，要政策，而不是局限于要几个投资，要多少亿万预算。[7]
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和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中共十二大就提出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9]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在讨论时，许多老领导包括萧卡本人，都表示积极拥护。回上海后，陈国栋亲自抓这项工作，经过研究，决定在中央规定的条件内，采取具有改革性的做法，不再由原领导班子成员提名新班子人员，而是自下而上，由基层组织、党员群众直接提名、推荐，推选产生各级领导候选人。上海这一做法当时在各兄弟省市是有独创性的。陈国栋也向萧卡征求了意见，告诉他，搞新市委，由下而上，民主提名，逐步考察，中央已批准。萧卡表示支持赞成，并协助市委组织部等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中央很重视上海的困境。1984年7月，中央下达了关于上海、辽宁两个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的决定。8月，中央派国家计委和上海市联合组成的国务院调研小组，由副总理姚依林带队，前来制定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萧卡参加了由姚依林召集的座谈会。
9月下旬，上海市政府举办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参加。会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并得到批准，中央确定：“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8]这就为上海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英语无灵主语被分成时间和地点、具体事物、心理状态、情感态度、动词化名词、形式上有非人称代词it与there。（王雪莹，2014）基于此，商务英语的无灵主语句总结为三类。
三、选拔领导干部和全市经济工作调研
对于萧卡的建议，会议上有同志表示，赞同向中央要政策。汪道涵感到有道理，和坐一旁的陈国栋商量。他们表现出了择善而从的民主作风，也决定集中讨论上海的城市发展方向，向中央汇报。
据萧卡回忆，1984年3月间，市委先后两次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第三梯队建设工作”会议。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市纪委五套领导班子候选人的提名，从基层报上来达到上千人，经过一级级组织的筛选，确定到市这一级是18人。[10]事实证明，这次干部选拔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为上海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打下了基础。
为执行好中央批准的上海改造、振兴战略，1984年10月，萧卡向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建议，以市委名义出面组织一次全市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作为今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参考。陈国栋同意了，批示由萧卡具体负责。随后，以市委办公厅牵头，动员市计委、经委等各部门，组织几百人队伍，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形成的汇总报告中不仅有行业、企业的现状，还对今后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参考意见，留下了100多卷档案案卷。[11]
四、对上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大动作
假设1 对于给定的初值及控制输入u(x,t), 系统(1)的解Q(x,t),y(x,t)在(-∞,+∞)×(0,T]内存在唯一.
“帮我弄一些桑料吧！”天葬师重复了一句，“用最虔诚的心，收集最干净的石蜕，做成最圣洁的桑料，燃出最神圣的桑烟。”
上海首开漕河泾和闵行这两个工业开发区，除上海原工业技术较先进、有实力，市里有一批萧卡那样的“老工业”的基础外，主要是当年的城市“转型”战略设想发挥了指导作用，它们为上海的“多功能”和“产业结构合理”的城市发展方向，以及浦东开发都积累了经验。
（二）谋划浦东开发。1984年底，萧卡进入市顾问委员会任常委。由于他长期在工业经济战线工作，在新任市长江泽民听取意见时，他建议上海应主动走出去，开展省际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4月，由江泽民任团长、萧卡任副团长，率上海经济、技术、贸易代表团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达成若干项目。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不同组孕妇血清Cys-C、Hcy、尿mALB水平的差异，并计算血清Cys-C、Hcy与尿mALB单独检测及联合检测早期肾功能损伤的阳性率。
1986年，陈国栋曾和萧卡等市顾委成员表示，上海开放得不够，上海再不开放，经济都要萎缩，他很有自责内疚感。萧卡感同身受地表示，连外地都说“上海落后了”，并建议陈去向正在上海的邓小平谈谈，要求把上海放开。1987年，中央开始把浦东开发摆上了日程。后来陈国栋对萧卡说，他先去找了杨尚昆，杨和他一同去找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表示上海开放晚了五年，他要负责，并说，当时还不是从经济上考虑，只考虑广东靠近香港、澳门，华侨多，开放条件好，但影响就限于广东地区。上海开放，就可影响华东、长江流域和全国。邓小平同意回北京，和其他中央领导谈。[15]
199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祖鹏受副总理姚依林委托，到上海来听取各方面对浦东开发的意见。4日，萧卡参加了在市顾委召开的座谈会。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4月25日，市委书记朱镕基到市顾委，同老同志座谈这一大计。萧卡参加并发了言。座谈后，市顾委还向市委提交了建议书，就浦东开发的方向、政策和措施等出谋划策。[16]萧卡说，他对建议书中关于浦东要搞技术密集型、高水平新兴工业等问题都发表了意见，后来的浦东金桥工业园区建设的规划中都吸收了。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开发一天天红火起来。
（三）促进工业抓技术进步。浦东开发已拉开大幕，按照中央的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又于1991年1月动员全市共同研究制订上海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这次计划和规划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标志着上海改革开放进入转折点，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成为重头戏；二是浦东开发进入了实质性启动。
[1][5][7][10][12][13][15][17]陈正卿.雨洗风磨八十年——萧卡忆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262.263.263.266.265.265.268.269.
同时，萧卡参与了市顾委提交的《落实上海“七五”计划建议书》的调研、起草工作，在回忆中，他对其中第四项强调的“要注意和重视抓高、新技术，看到差距，有紧迫感”，反复提了多次。萧卡曾多年负责研制导弹和大飞机，去美国考察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后，进一步感觉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已很大，不能再拉大了。此后，上海市政府确实加紧了一批工业科技重点项目立项，萧卡发挥多年抓工业大项目的经验，于1988年后还担任了市科委S-1240程控交换机项目领导小组顾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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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市顾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后，提出要顾及六个方面因素的意见。其中一条是关于工业和制造产业发展的，就是要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创新问题，尤其对国企改革中的“关（门）、停（产）、并（合并）、转（产）”问题，要注意稳定。[17]萧卡和市工业系统的顾委成员们当时反复强调，一定要在“这方面总结经验教训”。
[2][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适当发展个体劳动指导性意见[A].1980（10）.
2017年5月，《交通运输部关于修订〈京杭运河通航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1]发布实施，旨在改善京杭运河各航段的航道及船闸条件，提升管理能力，契合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优化水运供需关系，修订了《京杭运河通航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中的船舶通航尺度。鉴于此，研究结合京杭大运河通航实际情况[2]，针对尺度条款的修订内容，分析政策背景及修订必要性、理论层的尺度限值、实践层的尺度修订等方面内容，进一步诠释《办法》修订的内涵。
[4][8][16]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70-71.77-78.585.
Q陈老师你好，我儿子4岁8个月，大班。这个学期一个多月了，每天说很多遍不想上幼儿园，想放假，说午睡时间太长等等，还说幼儿园老师说“闭嘴”，这些我们都跟老师交流过。换学校他也不肯，孩子也有些执拗，放假，就会数时间；平时玩的时候，睡着了中间突然醒了会问“我可以玩××吗？”
[6]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B1全宗一1号目录（科技类案卷）[A].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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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学昌.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1949-199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06.
[11]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全宗：上海工业企业调查案卷[A].1984（12）.
[14][18]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仪表电子工业[C]//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3册.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1-0026-04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