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绿色GDP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绩论文,重要内容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考核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成绩和干部政绩，要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成效作为重要内容，“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落实这项重要工作，他责成党的组织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考核标准，尽快把人口资源环境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严格执行党纪国法，对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乱批乱征耕地、纵容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干部，不仅不能提拔，还要依照纪律和法律追究责任”。他的讲话体现了新发展观对干部新的全面的要求，而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一体化核算体系，这就为干部政绩的全面考核增添了十分重要的内容，有助于从根本上保证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 绿色GDP及其重大意义
绿色GDP是相对于传统GDP而言的。传统GDP代表着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是三百多年来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于1953年开始成型，后逐渐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一个核心指标，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由于这种核算体系在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经过1968年和1993年两次重大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暴露出这种核算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经济发展必然消耗能源、矿物和水资源等，从而导致这些资源的减少；同时，经济发展还不可避免地排放各种有害的废弃物，造成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和生态系统的失衡。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就必须建立能够将经济因素与生态因素融为一体的国民经济评估体系。在这里传统经济学就不适用了。
传统经济学中的GDP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所指出的，它所衡量的是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得到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至于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增加社会福利（正作用）还是减少社会福利（负作用），是有利于发展还是不利于发展，它并不加以辨识。因而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利于发展的虚数。例如，它不把自然资源的逐渐耗竭计入成本，却把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计入收入；它只关注社会财富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却不能反映增长中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它把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生产和使用也笼统地计入国民收入，而不顾其摧残性和毁灭性后果。因此，在建立综合反映发展的指标体系时，必须排除传统GDP中包含着的虚假的部分，并增加其所忽略的部分，将其改造成为能够全面确切反映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的新的评价体系，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因此，在绿色GDP的构成中应当：(1)将由于生产发展所导致的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消耗、可再生资源的衰退、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折合的价值计入成本，从传统GDP中减去；(2)将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社会不公、贪污腐败、战乱、犯罪、吸毒、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数量过度增长、管理决策失误等所造成的损失折合成价值从传统GDP中扣除出去；(3)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所提供的服务折合成价值计入GDP；(4)将家务劳动、社会公益行为、政府的廉政行为，以及由于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体育、道德等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福利的增长折合成价值计入GDP；(5)将大自然无偿提供的（即并非由于人们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多方面的服务作为额外的收入折合成价值计入存量资本。经过如此这般加工改造过和重新计算过的GDP就是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的，能够较准确地体现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利最大化的绿色GDP。
这样形成的绿色GDP，将从内容到形式、从质的方面到量的方面突破传统GDP的狭隘性，全面深刻地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1)始终把发展放在基础的地位，不以放弃发展为代价谋求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在新的核算体系中，并不忽视传统的GDP和人均GDP。建立新的核算体系的目的只是为了发展得更快更好；(2)体现发展的全面性。事物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如果构成系统的必要因素中缺少了一个或几个，系统就不能正常存在，甚至不复存在。新核算体系把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包括人文）等人类生存发展所必备的因素全都纳入在内，就可避免“木桶原理”所提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3)体现发展的协调性。系统学告诉我们，由同样的要素组成的系统，其结构和功能可能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协调性的要求并不等于全面性的要求。在全面考虑到系统的全部必要因素后，我们还应进一步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合理调节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使系统形成最佳的结构，呈现最好的功能。新核算体系把形成最佳的国民经济机构与功能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4)体现发展的可持续性。新核算体系最本质的目标就是谋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加以综合协调，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使用和替代寻求、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的保护和提升、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素质提高、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科技教育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等等，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5)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绿色GDP以人类活动是带来福利的增加或减少，以及其增减数量和速率作为衡量标准，把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活动，包括家务劳动和休闲活动都计入正价值。将一切有害于人类的活动，包括战争动乱和犯罪活动都计入负价值，从而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真实净福利，并以实现人的福利（包括近期和远期、当代和后代的福利）最大化，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的。
二 政绩考核的新要求
绿色GDP既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又意味着全新的政绩观。他不只关注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更加关注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传统的政绩观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顾由此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惨痛代价，其后果是十分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在北京科博会2004年中国环境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所指出的，从1990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99%（从1.18亿吨到2.35亿吨），天然气增长143%（从114亿立方米到277亿立方米），钢增长143%（从0.67亿吨到1.63亿吨），铜增长189%（从72.9万吨到211万吨），铝增长390%（从72.4万吨到354.5万吨）、锌增长313%（从36.9万吨到152.3万吨）、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从217万吨到816万吨）。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会忘记这些成绩背后的惊人代价。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传统发展观将带来致命的后果！如果按目前的方式发展下去，继续以比发达国家高3-6倍的资源、环境代价生产等值的GDP，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可能中途夭折！由于发展经济导致河水、湖水、近海严重污染，其生态状况的恢复所花费的钱将要多于经济发展所赚的钱，这样的发展完全是得不偿失！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沉重的事实。据专家估算，云南省滇池周围发展工业和围湖造田历年来的经济收益不过几十亿元，而要恢复山清水秀的原貌却要花费上百亿的代价！宁夏将挖掘发菜作为脱贫的手段，可是其所得到的总数约两亿元的收入，却是靠数十亿元的水土破坏带来的。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是在挖老百姓的命根子呢！
我们在每一起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多倍于经济收入的环境损失案例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主事者的一种不健康的动机，一种不惜破坏资源环境谋取眼前经济利益的非理性冲动。而这种不健康的动机和非理性冲动又被以下两种情况所掩盖或强化：一是生产活动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与这种活动本身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人们往往只重视眼前生产活动带来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由此产生的对资源的消耗。盲目地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看不到若干年后资源可能告罄的灾难性后果。也不考虑为了当前的利益把资源用尽之后，子孙后代靠什么来维持生存；人们还错误地认为，环境容纳污染的能力是无限的。为了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我们可以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解决环境问题，认为被破坏了的环境往后总是可以恢复过来的。他们没有看到，后治理与同时治理相比，往往要多付出数倍的代价。更为严重的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效应是逐渐积累的，眼前生产引起的不明显的后果积累下来往往形成不可逆的恶化效应，如废气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现在已经到了威胁全人类生存的程度。二是生产活动与其对资源环境破坏在空间上的分离性。甲的行为破坏了环境，却由乙来承受其恶果，使得“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很难得到落实。如河流上游的污染者在经济上得到低成本的厚利，受害者却是生活在下游的老百姓；将污染严重的企业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迁移到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获得了比原生产地更优厚的利润，而被迁移地区的老百姓却要承受更大的环境污染之苦。由于缺乏必要的和足够的补偿制度或转移支付制度，此类问题大量积累，不但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还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干部政绩考核指标的单一性和干部任职期限的短促性。习惯于用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坏，相应地也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为了出政绩，竭泽而渔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出政绩，有的干部弄虚作假，编造数据，搞形象工程。为了在任期内取得辉煌政绩，可以任意改变前任制定的、得到人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乱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大项目，为自己立纪念碑，任意征地，压低征地费，乱搞摊派，坑害百姓。至于由此造成的环境恶果就没有人负责了。如此等等，均与干部政绩单纯与GDP挂钩有关。
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并以可监测的形式与干部的政绩挂起钩来。一旦实施绿色GDP，就有了一根具体的标尺来全面地衡量、规范和监督干部的行为，使之符合新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便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一是促使干部从思想上提高自己的生态意识，努力在自己本职工作范围内，协调人与启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改变自己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二是激励干部将绿色意识变成自己内心的自觉，并以自己率先垂范的行动，引导群众也这样做，形成人人关心资源环境的良好风气；三是促使干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资源环境保护的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有力的道德自律，对自己行为的环境后果负责，对自己的决策后果负责，从根本上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非理性冲动；四是通过认真实施绿色GDP，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技术、规范与方法，提高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能力和本事；五是在绿色GDP核算体系由人大正式批准实施后，便具有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对干部的上述要求就与依法行政的原则结合起来。群众掌握了有关法律、法规的知识后，也能理直气壮地依法监督干部的工作，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绿色GDP及其对干部政绩考核的新要求虽然很好，但在实践中未必就容易行得通。首先，它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工业化所形成的思想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领导方式。那些口头上不反对新核算标准的人，未必真正愿意改变根深蒂固的旧习惯。近半个世纪以来，环境保护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世界整体环境恶化的趋势却没有逆转，即是明证；其次，一旦实施绿色GDP，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势必会使经济增长数字下降许多，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再者，实施绿色GDP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体制上、技术上的和操作上的困难。例如，如何给各种资源、环境和生态因素定价？物的价格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在定价时如何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求？许多不同质要素在纳入统一的核算体系时，如何确定其不同的权重？几乎每一种因素都处于变动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多是非线性的，如何建立相应的动力学模型？资源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均，加上环境的破坏者与受益者在时空中的分离性，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一种体制和制度安排才能保证全人类的公平和共赢？人们不能等待一切规律都掌握之后才采取行动，而必须随时在快速多变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而决策的后果往往在很长时期后才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合理的决策？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多极复杂。真正使绿色GDP和相关的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还需要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三 考核指标体系初探
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致力于新核算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却也存在着巨大困难和不少争论。目前，有些发达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但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绿色GDP核算结果。目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在开展紧密的合作，研究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鉴于中国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上面临更为紧迫的形势，中国政府在研究、制定、实施绿色GDP方面加快了步伐。2004年9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公报，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它建立了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以及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四个具体的表式核算框架。这意味着，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了初步的量化方案，它们都将具体体现在GDP的核算之中。据悉在2004年内，国家将选择北京、吉林、陕西、广东、上海等6个省市作为试点，推行绿色GDP核算。与之相应，就将有一套新的政绩考核指标出台。
关于海南省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评价体系，以及这种发展对干部政绩的考核要求，笔者也做过一些研究。一年半以前，笔者曾与林生先生合作，对海南生态省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写出了4万余字的研究报告。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建立这样一个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概述了国内外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情况，对海南的“生态家底”做了粗略的“盘点”，提出了目前建立经验性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建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第二部分提出了包括167项指标的生态省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这是衡量海南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状况的初步方案。包含了绿色核算的基本思想和考核内容。这167项指标是按两种分类原则进行选择的。第一种按指标的属性分为生态省目标性指标、生态省控制性指标、生态省建设保证性指标；第二种按考评的对象分为省政府级考评指标共80个，市县政府级考评指标共58个，以及对部门和行业的考评指标（167项指标都有特定的指向单位，即相应的接受考评的单位）。这两种分类方法的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省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干部政绩考核标准。
应当指出，这套评价体系有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回避了一些资源、环境定价的难题，忽略了生态巨系统诸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绝大部分指标没有折算成相应的GDP，并加以通约，当然也就不能计算出区域总的绿色GDP，难以与别的区域在可持续发展程度和能力方面进行定量的比较，所以它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GDP。但是，在制定理想的绿色GDP体系遇到巨大困难的情况下，首先采纳这样一种经验性的核算体系是可取的，是现阶段别无选择的过渡形态。它作为生态省建设水平和发展程度的量度，又是对各级、各部门干部的考核指标，有如下几点好处：一是把《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4年6月修编本）》提出的29项指标细化了，有利于目标的落实；二是每一项指标都是可测的，有提供相关数据的单位，因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每一项指标都有指向性，便于与干部的政绩挂起钩来；四是简便易行，现在就可以做。因此，我们建议海南省有关部门对这个核算方案进行研究，如果基本决定采纳，可再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和修改，并补充年度考核的数据，使之更加完善。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试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依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参照6个试点省市的成功做法，正式建立海南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和相应的干部政绩考核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环境、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绿色GDP只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及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尚未全面考虑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更为复杂的相互影响，因此，它仅仅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不能过分地夸大它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时，试行中的绿色GDP核算方法还很不成熟，需要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能逐步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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