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辩证法思想和实践——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辩证法论文,诞辰论文,周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尤以求同存异的方法体现了周恩来的特色。认真地研究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方法和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并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发展我们的外交工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下面拟就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和实践的一些主要之点，作一探讨。
一、求同不求异，努力寻找共同点
求同存异，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即谋求基本原则上的一致，对某些非原则性问题保留不同的意见，这是周恩来谋求团结和合作的一种基本方法。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脾气、性格、思维方式和观点上的不同，只要他愿意参加革命和建设（对于党内来说只要他遵守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周恩来都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与之合作共事。这种求同存异思想在他的统一战线和外交工作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周恩来在七大的报告《论统一战线》，就是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解放后他又强调， “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884年版，第202 页）周恩来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求同存异思想的体现。著名的万隆会议，就是在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获得成功的。中英、中法、中美、中日建交等外交难题，也是按照他所提倡的求同存异原则而获得解决的。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本质上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团结问题时，不仅注意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或斗争性，而且注意并且特别注意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统一性。他在保持绝对的、无条件的斗争性继续存在的前提下，突出发挥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创造出“求同存异”这一活生生的辩证法。矛盾同一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团结和合作上，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以利于革命和建设。他说， “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转引自《周恩来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 页）周恩来善于团结、善于解决复杂矛盾和外交难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求同存异。
周恩来善于求同存异，首先在于抱着求同不求异的态度。周恩来在1954年谈到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时说：“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于求同存异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求同的愿望，而是抱着求异的态度，甚至抱着找岔子、图报复的心理，那么势必把事情弄坏，不可能达到求同和团结的目的。1955年万隆会议开幕时，许多人不清楚中国的立场和目的，一些代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并暗示中国有颠覆邻国的意图，会议面临着有可能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猛烈回击一些代表的攻击，整个会议将变成一场毫无结果的大混战，正中一些西方国家的下怀。会议的成败看来要由周恩来的态度来决定了。他把原来准备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利用午休时间草拟一个补充发言，一上来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页）。 周恩来的这种求同不求异的态度立刻驱散了会议上的乌云，人们马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是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于是会议马上改变了气氛。
周恩来关于求同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主张“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认为“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 页）周恩来所求的同是以差异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同。差异和同一虽然是矛盾的，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差异的存在不仅不妨碍同一，相反使它具有活力。形而上学家主张抽象的同一，以为差异和同一是绝对对立的，因此他们在讲到求同和团结时就讳言差异。周恩来反对这种虚假的求同方式，而主张讲求实际。1972年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一个先讲清差异，再在差异基础上求同的典型。它是周恩来的杰作。美方原来草拟的公报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希图以此显示他们中国之行的巨大成果。对此，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掩盖中美之间实际存在的巨大分歧，伪装观点一致，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相反，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矛盾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505页）中方按此精神准备了一份公报草案，它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开始。中方已经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填写他们的观点。美方渐渐感到，这种公开摆明分歧，然后寻找共同点的做法，确实会使人感到是真诚的，会使双方的盟友和朋友放心，这样反而会有利于中美之间难题的解决。这样，一个别具风格的上海公报形成了。它的公布，为此后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说：“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页）对于周恩来来说，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当有能力把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怎样才能统一起来呢？这就要找共同点。“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同上书，第29—30页）共同点是矛盾各方统一的基础。他说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4页）。没有共同的信念、 愿望和要求，就不会有互相信任和团结。
周恩来是一个善于了解矛盾双方的人，所以他也就善于找到矛盾双方的共同点。1930年周恩来负责处理当时所谓立三路线问题。他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批评李立三“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份估量”，遂致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一致性，指出二者都是主张争取广大群众，组织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等等。（参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这些共同点的指出， 使李立三由原先的对抗态度转为心悦诚服，从而顺利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同宗教的关系上，周恩来也能找出二者的共同点：“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56页）。事实证明， 只有找出共同点，才能使矛盾双方由紧张对立走向缓和，并在共同基础上达到团结一致和谅解。
周恩来所谓“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就是把找到的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办法肯定下来，确定为一些原则，让大家来遵守，做到彼此约束，从而达到统一和团结。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找到亚非国家的共同基础、共同愿望和要求后，就接着指出：“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4 页）他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又强调：“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如果不确定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约束？”他举例说，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这些原则约束。（《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8 页）在他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万隆会议终于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取得十项协议，成为亚非国家为之奋斗的十项原则。
二、求同不意味着消灭个性
周恩来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出发，认为异不碍同，同时也认为同不碍异。他说，“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相反，“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页）因此对他来说，求同不意味着消灭个性，划一地要求。他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不是同化于人家”，和人家一样，而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5 页）在国家与国家的求同和团结中，也不能一样地要求，改变人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1954年周恩来在谈到推进中英关系时说：“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们并不要求英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要向他们说明，我们不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革命不能输出，各国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1—82页）这些都说明，周恩来的求同并不意味着取消差异的存在，他的求同是辩证的。
把不同的保留，不取消差异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要坚持区别。求同不混同，这是周恩来求同的一个基本特点。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是有区别的。他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时说，对这个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他认为抗战时那种认为只有抗日与不抗日之分，一切都要服从和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去区别了”，“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4—216页）1939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问题作了报告，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他认为若“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6—47页）
把不同的保留，认清区别，意味着求同时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这是周恩来求同的又一个特点。他说，“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东西，后来自己又否定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一个团体的工作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改进”；所以“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可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只要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390页）1957年，他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说，“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就宗教来说，“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同上书，第267—268页）在亚非会议上，他在谈到亚非国家“应该求同而存异”的同时也指出：“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同上书，第154页）
要求同存异，还要求在一定条件下、针对特定问题不发展争论，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方面。1954年他在谈到推进中英关系时就指出，我们和英国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不要去混同，但也不要跟他们去争论”，“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讽刺、挖苦他们是不必要的”；“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2页）1963年周恩来在开罗讲到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第一条原则是求同存异”时说：“我们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个别争端，可以放在一边”（同上书，第380 页）。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在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的熊向晖不同意这种看法，同他争论说，中国红军有女战士，解放军有女少将，英国的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说得蒙哥马利不吭声。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对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参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394页）总之，为了求同和团结，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对特定问题不发展争论，这是周恩来的一项重要的求同存异艺术。
三、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作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作坚决的斗争的。他从矛盾的斗争性给团结下的定义是：“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 页）这里所谓“分歧”，即是指原则性问题。须知周恩来对原则性问题是抓得很紧的。他的修养要则之一就是“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5页）， 并把“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同上书，第128、130页）。他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同上书，第321—322页）他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一方面不能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因为“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同时又指出，“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3 页）“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观点就不同，就会有矛盾，有斗争。要通过适当的工作，去掉错误的、消极的东西，保存和发扬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同上书，第176 页）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为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进行不懈的斗争。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这首先表现在坚持求同的条件性。对他来说，团结的前提就是打倒共同的敌人，建设新国家，而“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5 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承担起直接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等五项原则（参见《周恩来传》，第352—353页），坚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性和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得到了中央的赞同，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指导原则。解放后他又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要扩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割断了联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5 页）周恩来求同存异和平外交的重要前提就是是否承认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又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相应原则，例如根据蒋介石国民党已占据台湾的情况，坚持凡愿与我建交的国家，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台湾当局断交等等。
周恩来求同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还表现在他对一些破坏团结的因素的克服和斗争上。在多次危急关头，周恩来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参见《周恩来传》，第233页）的求同存异精神， 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他又主张，“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1页）。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示红军中党的工作必须注意“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同上书，第41页）在批判高岗的宗派活动时他指出，“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9 页注）在统战工作中他一面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注意“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抗战中他一面强调团结和进步， 同时不断地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动摇性与被动性、妥协性与两面性及其法西斯性作斗争，反对分裂和倒退。解放后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提出“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同时指出，“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8页）在外交活动中，他始终注意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以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也表现在他对任何破坏团结行为的坚决斗争和反击上。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恩来就立即建议中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认为“蒋氏之叛逆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7页）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怀着满腔愤怒，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震撼人心的诗句，表达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并致电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他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这些反击措施使蒋介石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不得不对内采取和缓的步骤。周恩来办外事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03—411页），“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同上书，第327页）1950 年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周恩来就积极主张予以打击和斗争，认为“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3页）
周恩来求同存异坚持原则还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为了求同，有不同的意见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同时又指出，“属于挑拔性的话，要挡回去”（《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2页），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分清是非。50年代美国借口朝鲜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占我台湾，帮助蒋介石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但是英国政府说美国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打退蒋介石的袭击，英国政府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还说什么台湾的法律地位需要研究，并称赞美蒋条约，劝中国不要去论问题的是非，要承认事实。对此，周恩来在同当时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有理有据地给予了严厉驳斥，指出英国的“这种做法，已经不仅是不论是非，而且是颠倒是非”，“是非常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并严正指出，中国政府致力于搞好中英关系，“但是不要彼此伤害，否则就会妨碍改进关系”；“如果“在有关两国中一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对立的做法，那么无论如何是要影响两国关系的”。（同上书，第95—105页）总之，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包含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而不是对于错误的、挑拔性言论也听之任之，不去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亲热和和平。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同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是不相干的。
四、把求同和存异辩证地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以上表明，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求同和存异的辩证同一。一方面，它承认在差异的基础上可以求同，努力寻找共同点；同时，把不同的保留，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不发展争论，但对于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则坚持作思想上和事实上的斗争。所以这种求同存异，本质上是同与异的辩证同一，是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同一，是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化和应用。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同和异的辩证同一。它一方面是努力寻找共同点，另一方面是保留不同点、差异点；同建立在异的基础上，异不碍同；同又是为了使异得到更好的、正确的发展，同不碍异。形而上学家往往求同就不承认异，承认异又以为就不能求同，把同和异绝对对立起来，搞无同之异或无异之同。周恩来反对这种形而上学。他在《论统一战线》这篇文章里，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批评统一战线中“左”的观点是只异不同，“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总之，“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215—216页）这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主要在于片面地看问题， 没有认识全面。周恩来基于历史经验指出，“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8页）周恩来之所以善于求同存异， 除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主要在于他能全面地看问题，因而能够把同和异辩证地结合起来。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同一。一方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团结，同时又不放弃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斗争，并且通过斗争达到求同存异，达到团结。周恩来把同和异辩证结合起来，说到底是把团结和斗争辩证结合起来。形而上学家往往只知团结不知斗争，或只知斗争不知团结，结果搞不好团结。周恩来说：“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 页）另一面他又批评一些人所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是“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4—65页）；他说既要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这就是所谓“有团结有斗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 页）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把这种“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原则运用于外交，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6—7页）
周恩来求同存异中的同和异以及团结和斗争的形式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周恩来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着眼发展，估计变动。他说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而“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他说前者如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同我们合作的，但到了武汉以后，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依靠他；后者如福建事变时期的十九路军，“九一八”以前它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们当作敌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主张对统一战线“应该很好地分析”，要看到变动的情况。（《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7—210页）对于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也善于估计情况变动，适时调整。例如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他适时调整中美、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曾经入侵中国的日本，他做了许多复交方面的细致工作，指出“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经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样，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8 页）这样随着田中就任首相提出新的对华政策，中日友好和邦交的恢复终于经周恩来之手而完成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的全部求同存异活动的内在精神。周恩来的求同存异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抽象的黑格尔式的概念演变，而是从实际出发，把原则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例如他在讲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当有人问， “佛教徒信仰共产主义，是否必须放弃佛教信仰？”他说，“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从具体的人来说，有些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对佛教的信仰”；有人问：“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中国就不是鸦片了？”他说，“政治上要具体分析。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看，可以这样说。地方、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57—358页）1952年他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到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时，把朋友分为基本的朋友和一时的朋友，后一种朋友又进一步分为在某一时期的朋友和相当长时期的朋友。对敌也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对它坚决斗争；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另外，对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们闹翻，就悬在那里；同我国已建交的欧洲国家，分别做好工作；同我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争取它们中立，如此等等。（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8—90页）由此可见，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同和异、团结和斗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形式，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我们的外交，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