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创业融合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论文,战略论文,新视角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动态能力理论主张以构建组织内部独特、难以模仿的资源结构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研究焦点也多聚焦于对组织惯例重构的“路径”选择或实现新资源组合的“最佳实践方式”(Teece，1997；Eisenhardt和Martin，2000)。这种研究范式在传统竞争环境下显得非常适用，能够使企业通过渐进式的创新不断建立和维护原有的市场地位(Danneels，2010)。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使得市场变得越来越透明化。产业壁垒开始消失，行业规则很容易被打破，传统上以依靠信息不对称获取利润的企业开始逐渐消失于市场，企业的固有竞争优势会瞬间丧失。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经济体系中，动态能力理论需要重新进行定位，并在转型中寻求新的突破。可惜的是，在理论突破的过程中，新思想的产生遇到了两个主要桎梏。其一是传统动态能力理论内部存在对立性，且很难被调和；其二是动态能力的发展会遇到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需要对理论进行整合。 针对第一个来讲，Peteraf等(2013)指出，尽管动态能力理论内部存在对立性，但这种冲突局面并非不可调和，其实任何“路径”只要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企业创造价值，都可以被视为“最佳实践方式”，也都可以成为动态能力生成的关键要素。这对于整合动态能力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第二个，Teece(2007)的研究成果将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转向“以机会为导向”的领域范畴，使得资源导向下的动态能力理论与机会导向下的创业学理论发生交融，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此，本文在系统阐述动态能力理论对立性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借鉴Collins和Winter等人的阶层进化思想对动态能力内部矛盾进行了调和，并提炼了新的研究脉络；然后，针对“以机会为主导”的动态能力研究趋势，本文系统梳理了创业学中关于机会与资源作用关系的理论，并创造性提出了“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这一新概念，以此体现动态能力内涵中的“机会与资源相互匹配”的特性；最后，本文以战略与创业融合视角进一步对动态能力的研究逻辑体系及其衍生机理予以揭示，以期为动态能力理论的未来研究提供借鉴价值。 二、传统动态能力的理论综述——以资源为主导 (一)动态能力的两大流派 传统动态能力理论源于战略管理，其产生是用来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目前，按照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的主流分类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流派(Peteraf、Stefano和Verona，2013)。 第一个流派以Teece、Dyer、Amit等学者为代表，以资源基础观为理论根基，通过借鉴Porter的产业定位理论和动态战略冲突理论，系统阐述了动态能力的生成逻辑与内涵，并通过资产、路径、组织过程三方面来剖析动态能力的本质属性，从而提出“动态能力生成于整个组织过程中，受企业的资产和路径所决定”这一标志性结论，并最终将动态能力的维度分为协调/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重构能力三方面(Teece，1997)。此流派关于动态能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企业资产结构不断构建与重组的动态性“路径”中，企业此时需要不断克服旧有惯例并创造新价值(Dyer和Nobeoka，2000；Amit和Zott，2001；Makadok，2001)。此流派的成果在学术界受到的认可度最高(Peteraf、Di Stefano和Verona，2013)。 第二个流派以Eisenhardt、Martin等学者为代表，以间接否定Teece的动态能力思想为出发点，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指出Teece的动态能力并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而是通过产品研发能力、结盟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等多种“实质性能力”对竞争优势产生间接影响(Eisenhardt和Martin，2000)。也就是说，企业如果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需要通过客观实践方式发展一系列实质性能力(Benner和Tushman，2003)。Zahra等(2006)在对以上观点赞同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学习视角对“实质性能力”的构建方式(最佳实践)做出了进一步深化。Zahra指出，不同的企业也许会存在相同的资源结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企业具有相同的“实质性能力”，这是由于组织内部各种资产和地位的不同(Teece，1997)，使得企业选择的知识学习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习是实现从资源结构到实质性能力的中介变量(Sambamurthy、Bharadwaj和Grover，2003)。不过，以上这部分成果是以完成企业组织内部具体战略或过程视角来研究动态能力，被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为“具有同义重复之嫌”(Danneels，2008；Macher和Mowery，2009；冯军政和魏江，2011)。 两大流派之间的理论特点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动态能力研究一直存在相对而言的冲突性局面，这主要是由于Teece等学者和Eisenhardt等学者之间存在的理论对立性。Teece等学者提倡对动态能力的研究需结合组织过程视角首先确定“路径选择”，并从惯例的构建、重构和机会开发等方面进行展开。而Eisenhardt等学者却一直提倡研究动态能力只需确定不同“实质性能力”的特性，这主要是指企业需在不同时间点上开发能够完成具体任务的能力，例如产品研发能力、生产与采购能力、战略结盟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等。这些能力在后续的研究中被一部分学者所推崇，主要源于其关注于组织的“最佳实践方式”。也就是说，以实践为导向的动态能力研究主张组织建立最佳实践方式，在不同环境的特征中寻求不同特性的具体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综观两大流派的理论纷争，Barreto(2010)指出，目前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的研究已经走向了分离的两大方向，这对丰富动态能力理论起到负面作用。Peteraf等(2013)也进一步指出，学术界必须正视在Teece与Eisenhardt两位学者之间的理论冲突，并找出合理的调和方式。于是，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了追溯，并提炼出了被忽视的第三个流派。 (二)新研究脉络拓展 实际上，第三个流派在时间上是最早提出动态能力理论的。该流派主要以Collis、Winter等学者为代表，强调动态能力是由其他组织低阶能力进化而来。Collis(1994)在总结能力进化规律的过程中指出，组织中的能力可以按照阶层存在等级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组织开展基本活动的能力，包括生产、采购与物流等能力；第二类为提升组织运营的能力，包括产品研发、模式创新以及组织柔性能力等；第三类为企业认知自身并先于竞争对手制定优势战略的能力，如学习能力、变革能力等，后两种能力涉及了动态能力的范畴。之所以此流派遭到学术界的诟病，主要源于其存在“无限回归”问题，但实际上此问题并不影响能力阶层进化理论的应用性(Cepeda和Vera，2007)。 所以，本文在此基础上以第三流派中阶层进化理论作为突破点，尝试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整合，并在整合过程中对其体系构建与衍生机理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澄清。而在流派侧重点方面，本文的研究也倾向于Teece等学者的观点，将动态能力视为衍生于组织过程中的高级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动态能力本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加大了研究开展的难度，使学者无法抓住动态能力衍生的本源。于是，在借鉴Eisenhardt等学者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实质性能力的概念引入动态能力形成的前置因素之中，也就是将其界定为“路径”内的中介变量。这样，动态能力就由实质性能力进化而来，而实质性能力取决于本研究中的路径选择。最终，研究结合Collis(1994)和Winter(2003)的阶层思想，发现动态能力确实由其他低阶能力进化而来，这包括企业核心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实质性能力(Zollo和Winter，2002，Helfat和Peteraf，2009)。动态能力的理论脉络与研究逻辑如图1所示，其中数字代表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动态能力领域被引用的次数(1990-2014年)。 新脉络的提出不仅能够整合动态能力的相关理论，同时也为揭示动态能力的衍生机理提供了新的方向。Ambrosini和Bowman(2009)指出，动态能力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难点，而动态能力的维度和体系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甚至无法回答企业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应选择或构建何种动态能力。Barreto(2010)也进一步指出，以资源结构为主导的动态能力研究脉络不能仅存在于理论过程中，其更应该关注于形成动态能力的客观实践。此结论虽然再次将研究方向转向于Eisenhardt的“实质性能力”路线，并提倡“最佳实践方式”的重要性，但不能否认的是“最佳实践方式”确实是动态能力产生的前提条件。因此，Helfat和Winter(2011)在承认动态能力与实质性能力之间存在边界模糊的基础上，指出企业需要首先对能力进行分类，利用不同能力的特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且时刻警惕管理者的个人经验与偏好，从而将动态能力体现于“管理者利用不同实质性能力应对外部环境”的过程中。 可见，对于动态能力的研究确实不能脱离Eisenhardt等学者提出的“实质性能力”的思想，而且需要围绕“最佳实践方式”来对能力进行分类，从而在不同环境中运用不同能力的特性。但是，我们必须坚持Teece关于动态能力的研究核心，也就是理解动态能力的动态性，明确动态能力是嵌入组织运作过程之中，并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因此，基于前文的理论梳理与探讨，本文认为关于动态能力研究需要把握以下两个主要原则： 1.体现动态能力的动态性特征。为了能够体现动态能力的动态性，Teece(1997)曾以惯例理论为基础明确指出只有克服原有惯例的行为才能产生动态能力，并以构建、学习、重构三个动态性行为作为动态能力的内在特征。之后，为了使动态能力的研究适用于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Teece(2007)进一步以机会识别、机会把握和机会创造三个动态行为作为动态能力的内在动态属性。从此之后，基于机会创造视角成为动态能力研究的主流方向。 2.聚焦于“路径”的研究。这里的路径指的是从“资源基础结构”到“实质性能力”再到“动态能力”之间的进化过程。实际上，资源基础理论是动态能力产生的理论源泉，这在Teece与Eisenhardt两位学者之间都得到了体现。只不过Teece的理论主张以“不断构建新惯例和重构原有惯例的行为”来体现动态能力的特征，而Eisenhardt的理论提倡“完成组织具体目标的最佳实践方式才是动态能力的本质属性”。所以阶层理论更加适用于整合动态能力的两大流派，其提供的实质性能力到动态能力的进化思想对于探索动态能力的衍生路径有其独到之处。
图1 动态能力理论脉络与研究逻辑 三、战略与创业融合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资源与机会的整合 随着战略管理理论的逐渐发展，关注于“竞争优势获取与维持”的传统动态能力理论开始向“企业新价值创造”方向转变，研究导向也从“资源”向“机会”所倾斜，动态能力理论在战略与创业领域发生着交叉与融合。 (一)机会主导下的动态能力相关研究 为了使动态能力理论更加适应快速更新的经济体系，Teece(2007)对动态能力的本质属性和构成结构做了进一步的研究。Teece指出，动态能力能够从根本上加强企业对机会的识别与感知，理解并利用机会以及重构资源结构。具有超强创业导向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动态能力，他们不仅能够适应企业的商业环境，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合作等方式实现企业快速成长。也就是说，感知和搜索机会、在组织内部进行创造性破坏、并且不间断地获取资源对机会进行利用，是动态能力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Teece最终将动态能力分为机会感知能力、机会把握能力以及机会利用能力三个维度。其中，机会感知能力包括内部研发与选择新技术、供应链流程创新、外源性技术开发服务以及识别细分市场的碎片需求四个层次；机会把握能力包括设计客户解决方案与商业模式、控制企业边界管理平台、选择决策协议以及构忠诚与承诺四个层次；机会利用能力包括权利的下放与分解、管理战略协调性与资产组合价值、知识管理与管理支配四个层次。 至此，以机会为主导的动态能力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也开始与其他学科领域发生交融(创业学)，如O'Reilly和Tushman(2008)从创业者困境的破解角度出发，在继承Teece(2007)三个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企业在构建和培育机会感知能力的同时必须跨越行业和技术的壁垒进行知识的广度搜索；而机会把握能力是指战略洞察、制定与执行能力；机会利用能力则要针对资源的现状进行重新整合与匹配。Liao(2009)在认同O'Reilly和Tushman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动态能力分为机会识别型整合能力与机会利用型整合能力。可见，动态能力的维度构成不仅需要包括资源的整合与重构能力，还需包含机会的识别与感知能力等认知层面的维度，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赞同(Helfat和Peteraf，2009；Teece，2012)。 (二)机会与资源的整合匹配研究 于是，以机会资源整合视角研究动态能力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方向。实际上，由于创业研究一直主张通过不断识别和开发新机会来创造企业新价值，所以其理论重心也持续聚焦在新机会与所需资源的相互匹配与作用上。 创业是“依靠整合资源的特殊组合以发掘新机会的一种价值创造过程”(Stevebson和Mossi，1986)，其主要从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两个视角对企业价值创造进行了相关研究，探讨了机会最大化下的资源有效匹配问题(Timmons，1999；Eckhardt和Shane，2003；Teece，2007；Barreto，2011)。在研究匹配性问题的过程中，机会开发被分解为机会识别、评价和利用三个子行为(Shane和Venkataraman，2000)。资源开发被分解为资源识别、获取、整合和利用四个子行为(Sirmon、Hitt、Ireland和Gilbert，2011；蔡莉和柳青，2007)。不同子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决定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效率。例如，在机会识别与资源识别的互动研究中，Samuelsson(2009)指出存在一些机会来自于识别后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如土地、闲置的设备和技术发明等，同时企业高效的资源整合行为也能促进机会的有效识别。从机会评价与资源开发关系来看，机会的评价就是创业主体识别现有资源并分析其可用性和获得性的过程(Haynie、Shepherd和McMullen，2009)。从机会利用与资源开发的关系来看，机会利用需要获取相应的资源，并配置资源(Ardichvili、Cardozo和Ray，2003)。这样，机会开发与资源开发之间会随着创业活动的持续开展不断发生作用，从而需要创业者时刻把握二者之间的匹配性和平衡性。机会开发行为与资源开发行为之间的交互融合成为创业学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战略与创业融合视角下的动态能力新体系 由前文可知，机会与资源二者之间的相互匹配与整合使动态能力衍生于组织过程之中，并持续为企业创造价值(Teece，2007)。基于此，本文以系统论思想将机会与资源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视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以整体性角度对机会与资源之间的匹配方式进行研究，从而在要素作用层面体现动态能力的衍生机理。 1.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机会资源一体化”代表机会与资源二者是一体的、是相连的。基于“一体化”视角研究机会与资源二者之间的匹配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符合动态能力对机会与资源的双元性要求(葛宝山等，2013；蔡莉等，2014)。“机会资源一体化”主要由机会与资源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构成，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具备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Ardichvili、Cardozo和Ray，2003)。“机会资源一体化”新视角的提出主要以解决机会与资源的“各自为政”局面，使二者在动态能力衍生过程中形成“整合效应”。 结合创业学的相关理论，“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是从整合视角研究机会与资源之间的作用关系，代表创业过程中所需具备的高阶能力。通过借鉴Teece(2007)的理论成果，作者将动态能力分为机会识别能力、机会把握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三个维度。其中每一个维度都对应着与资源之间的作用关联。例如机会识别能力需识别组织内部新技术资源、发掘市场的碎片需求以及掌握新知识等信息资源，这代表了机会识别与资源识别之间的匹配与作用关联；机会把握能力主要包括对能够获取必要资源途径和方式的准确把握，这对应了机会识别后的资源获取行为；机会创造能力则针对克服组织惯例、管理资产组合以及知识重组与再造等，这对应了机会利用过程中的资源整合行为。由此可见，“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无论在层级等级还是在内涵机理上都具备新动态能力的特性，对其研究应从机会识别和机会利用两个阶段分别切入，探究其与资源开发之间的匹配关系。 2.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的体系构建。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内涵对应于机会与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内涵，所以需要首先明确机会开发与资源开发子维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机会开发过程分为机会识别和机会利用两个子行为(Shane和Venkataraman，2000；Shane，2003)；资源开发过程分为资源识别、资源获取以及资源整合三个子行为(Sirmon、Hitt、Ireland和Gilbert，2011；蔡莉和柳青，2007；董保宝等，2011)。 在对内涵界定的过程中，机会与资源之间的作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机会主导型的作用关系，其对应着机会对资源的影响；另一类是基于资源主导型的作用关系，其对应着资源对机会的影响。 其一，机会对资源的影响。机会对资源的影响包括“机会识别对资源识取的影响”、“机会识别对资源整合的影响”、“机会利用对资源识取的影响”以及“机会利用对资源整合的影响”四个关系，关系内涵如图2所示。
图2 机会对资源影响关系内涵 其二，资源对机会的影响。资源对机会的影响暗示着机会从资源中来，资源开发过程对机会开发过程产生影响。资源基础观的理论体系一直主张机会往往来自于企业手头现有的独特、稀缺、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VIRN)，例如特殊的市场渠道、关系网络以及资金来源等(Casson和Wadeson，2007；Kuratko、Morris和Covin，2011)。资源中的机会关系内涵如图3所示，其中虚线代表作用关系强度不明显。
图3 资源对机会影响关系内涵 基于此，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被赋予了内涵，其中子维度上的理论含义是由机会与资源子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生成。这样，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被分为了三个子维度，每一个子维度都包含了各自的子特征。例如在机会识别与资源识别一体化能力中，企业注重利用识别稀缺、有价值和难以模仿的资源来达到机会识别的目的(Casson和Wadeson，2007)。而在机会利用与资源整合一体化过程中，企业主要关注于在资源快速有效配置过程中创造出新机会，即资源拼凑的效应(Baker和Nelson，2005；Sarasvathy等，2010)。战略与创业融合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的体系层次如图4所示①。
图4战略与创业融合视角下动态能力体系构建 四、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研究逻辑体系 通过对前文的理论梳理可以发现，对动态能力的研究需要从战略、创业以及战略与创业融合三个层面分别进行研究，提炼影响动态能力衍生的交叉因素，并按照“核心能力—动态能力”这一新研究脉络进行开展。其中在战略层面，研究主要关注于现有流派之间的理论纷争，并提炼出新的调和方式；在创业层面，研究将动态能力从“竞争优势的获取与维持”为导向转移到以“新价值创造方式”为导向上，并将内容聚焦于“机会与资源匹配方式”研究上，从而开发了“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这一新概念；而在战略与创业融合层面，本文在此需要进一步阐述动态能力的衍生机理。 在此之前，本文首先整理与构建了战略与创业融合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研究逻辑体系，如图5所示。 (一)战略——传统动态能力理论下的新脉络 本文首先从战略视角对传统动态能力理论进行提炼，得到了基于阶层进化理论的动态能力新脉络(参见图1)。新脉络的提出主要解决了Teece与Eisenhardt之间的理论对立性，使动态能力理论得以调和。不过，新脉络的提炼并没有对动态能力的体系构建及其衍生机理做进一步的探究，原因归结于动态能力理论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不过，以战略为根基的动态能力研究新脉络需要先明确核心能力的生成机理，揭示核心能力(实质性能力)的前置因素。 核心能力概念源于资源基础观，该理论指出，现如今企业创造价值已不像Porter所说的那样决定于产品价格和市场行业结构，而是取决于其自身拥有的核心能力(Lynskey，1999)。该能力受到企业内部核心资源结构的影响，企业可以凭借其对市场趋势预测和对变化中的顾客需求进行快速反应(Runyan等，2009；Hamel和Prahalad，2013)。所以企业此时必须识别和开发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能力，并进行产品性能的特殊设计，从而保证在产品开发和销售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焦豪，2011)。核心能力是动态能力衍生路径的中介因素，厘清核心能力的前置因素对揭示动态能力衍生机理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Wang和Ahmed，2007)。不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如何界定企业核心能力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导致企业无法准确识别与构建自身的核心能力。实际上，影响核心能力界定与生成的前置因素不能仅仅归结于企业的自有资产。往往大多数服务行业的核心能力属于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核心能力的产生多源于领导者对顾客需求的把握以及对未来新事物发展趋势的预测。领导者的经验、偏好以及前瞻性视角决定了企业模式创新的方向(葛宝山等，2013)。 (二)创业——机会与资源之间的匹配方式 此部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价值性，主要从整合视角对机会与资源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从而逐渐揭示动态能力的本质属性。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构建了“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这一新构念，并且借鉴系统论的思想对其划分了层次体系。其中“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按照系统运动过程观被分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成长阶段。准备阶段包括机会识别与资源识别一体化能力、机会识别与资源获取一体化能力两个子维度；实施阶段包括机会利用与资源整合一体化能力一个子维度；而成长阶段包括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一体化能力和机会利用与资源识别一体化能力两个子维度。每一个子维度都代表了机会开发与资源开发子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联。随后，结合“机会对资源的影响”以及“资源对机会的影响”的内涵特征，“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的维度体系被赋予了相应内涵。至此，基于“机会与资源整合匹配视角”的动态能力体系构建完成。
图5 战略与创业融合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研究逻辑体系 (三)战略与创业融合——动态能力的衍生机理研究 前文指出，对动态能力的研究原则需主要遵循两点，其一是把握动态能力的“动态性”；其二是聚焦于“路径”研究。 所谓动态性研究，就是需要结合生命周期视角探究动态能力的衍生过程。由于中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的关键时期，因此许多企业面对旧有传统思想的束缚，譬如计划经济滞留下来的官僚性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严重阻碍新企业的创新，部分国有企业依旧采取捍卫原有竞争优势的战略思维，固守陈规、官僚主义和组织结构臃肿等现象极为严重(Peng和Zhou，2005；陈晓红和王慧民，2009；蔡莉和单标安，2013)。政府补贴和行业垄断成为其利润来源的主要途径，这部分企业已逐渐丧失市场的竞争力(Bruton、Ahlstrom和Obloj，2008)。于是，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所表现出的外在特征并不相同，这导致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以及动态能力的生成过程都不尽相同。只有对企业进行历史性追溯，取得关键性的历史碎片资料，才能动态性的组合影响动态能力的组织要素，才能最终揭示动态能力的衍生机理。 而对于“路径”研究来讲，则需要探究“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在形成过程中的差异性。Teece(1997)指出企业的路径具有依赖性，其体现于组织固有的惯例之中。这部分惯例包括固有的组织结构、文化以及长期存在的战略特征。在“路径依赖”的限制下，企业的行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对新资源结构的重组产生影响。于是，基于路径的差异性，企业的核心能力受到原有资源结构的限制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Hamel和Prahalad，2013)，进而导致企业的动态能力衍生过程的差异。所以说，界定核心能力的特性，理解动态能力的差异性是路径研究的基础。另外，由于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属性，使得企业的初始资源结构和核心能力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制造行业的企业多以技术与产品创新为核心能力，而相对而言服务行业的企业则多以商业模式的创业为主要核心能力(Zott和Amit，2009)。 至此，本文可以得到战略与创业融合新视角下的动态能力衍生机理过程模型(如图6所示)。其中生命周期体现了动态能力的“动态性”，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四面模型—核心能力—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的进化过程体现了动态能力的“路径”特性。
图6 战略与创业融合视角下的动态能力的衍生机理过程 五、结论与展望 动态能力理论的创新是客观现象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传统竞争优势的获取与维持”到“新价值创造的追求”，动态能力理论本身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在发展的道路中，源于战略管理领域的动态能力与创业学中“机会资源双元观”发生交互作用，并趋向于对二者的整合。正因如此，本文在对传统动态能力理论进行调和的前提下，以战略与创业融合视角提出“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这一新概念，并以此体现动态能力的内在特性。为了使新概念具有度量效应，本研究进一步系统梳理了机会与资源繁杂的作用关系网络，并合理赋予其子维度的内涵。度量体系的初步构建也为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铺垫。 在关于动态能力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按照以下几个方面深入进行开展。 (一)深入开发“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的度量体系 本文对“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的体系构建过程属于初级阶段，需在未来基于大样本案例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实际上，“机会资源一体化”这一概念是从创业学角度出发提出的新想法，整合机会与资源的创业行为已经成为当今创业研究的主流趋势。创业活动的开展在经济、社会和教育领域都起到了推动创新的效果，开发新商机、整合新资源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关键。 (二)以分类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探究动态能力的衍生特性 动态能力的衍生过程随着企业性质、行业以及区域分布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特别是对于处在衍生路径上的核心能力来说，其生成与界定过程更不尽相同。例如部分国有企业由于持有特殊的背景和资源特征，其在融资渠道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倾向于以“资本运营能力”作为其特殊阶段的核心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的形成。因此，分别研究和比较如孵化器行业(核心能力多源于技术创新)、服务行业(核心能力多源于商业模式创新)、零售业(核心能力在于低成本管理)等不同行业内，企业动态能力衍生的差异性问题，才能避免研究结果“大而空”的现象。 (三)继续坚持以生命周期视角探寻企业动态能力的衍生过程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会有不同的核心能力(Runyan等，2009)，而不同的核心能力会对机会与资源产生不同的作用，进而影响动态能力的生成。实际上，按照“动态性特征”的研究原则，无论从过程的递进性还是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出发，都会发现以生命周期的演进路线进行系统性探索有助于揭示企业潜在的机理性问题，还原事物发展的本质。虽然在对事物历史的追溯行为中，很多关键性碎片证据都不能通过简单的访谈渠道获得，不过这些都不能掩饰以生命周期视角开展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性。 (四)“因地制宜”的开展研究工作，探寻中国的“最佳实践”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也有其独特性。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以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受到热捧。而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转型的中国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企业亟须寻求符合自身的“最佳实践方式”。 然而，在接轨的幌子下，对西方的理论成果仅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是走不出中国管理学路子的。30多年改革开放所留下的历史经验如果不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的客观实践着实可惜。所以，在未来研究中一定要“因地制宜”的开展研究工作，提出能够影响中国企业、社会乃至国家的管理思想，走出中国管理学之路。 ①在本文研究之前，关于“机会资源一体化能力”的量表开发工作已初步完成，其中共收集有效问卷214份，并设计了13个题项内容。通过数据分析，研究最终提取了三个主成分，分别是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与成长阶段。三组题项的Alpha系数、组合信度(CR)以及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均通过检验标准。更详细的研究结论可参照高洋(2014)发表的《创业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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