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草庐决策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草庐论文,科学性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诸葛亮的《草庐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它既关系到三国鼎足之势的形成及蜀汉政权的兴亡，又关系到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后人对其评论较多，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读后深受启发。但由于论者的视角不同，或溢美回护，或在缺乏确凿史料为依据的情况下随意地进行贬斥。笔者认为，在《草庐对》的研究上，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全面认真的剖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对几种非议草庐决策思想观点的评述
对《草庐对》持否定观点的大致有这样几种：夺取荆州是急躁冒进；跨有荆、益是不可能的；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矛盾的；两路出兵是行不通的等。下面从实际出发，作一简要评述。
（一）夺取荆州不是急躁冒进
按照《草庐对》的路线，首先是夺取荆州。从刘、孙关系来说，荆州既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又是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的交点。
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这时刘表病逝， 内部随之发生分裂。以长子刘琦为首的一派倒向刘备一边，以次子刘琮为首的一派主张投降曹操。当时诸葛亮主张立即吞并刘琮，乘机占领整个荆州。对这个建议，刘备没有采纳，理由是：“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结果刘琮降曹，让曹操占领了荆州。由刘备称赞《草庐对》可知，在夺取荆州问题上，刘备与诸葛亮并无根本分岐。有的论者认为，诸葛亮立即吞并刘琮的主张是急躁冒进，理由有两点：一是取了荆州难以立足，二是占据荆州以后会比以前更孤立。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是难以成立的。
武力解决刘琮，虽难以立即制服他们，但凭刘备在荆州已有的较高威望，是可以站住脚的。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载：“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刘备称赞《草庐对》时，刘备还不受刘表信任，因而有夺取荆州之心。刘表临终托孤于刘备，这说明刘备在荆州已经有了一定的威望，已具备了管辖荆州的能力。刘备不能当机立断夺取荆州，主要是在刘表托孤的情况下，素以“信义”为号召的刘备感到难以下手，而当时的情况是：刘琮投降曹操后已很不得人心，“琮左右及荆州人士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刘备抢先占据荆州，绝对不会比以前更孤立。如果刘备抢先占据荆州，一定会受到曹操大军的全力攻击；反之，会把矛盾引向孙权。刘备不占据荆州，会得到孙权的支持，反之，会遭到孙权的忌妒。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当曹操强敌压境之际，孙、刘两家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一条路可走。后来，孙权又主动借荆州给刘备，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赤壁之战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孙权一家的力量，若刘备能用荆州力量与孙权协同作战，那曹操在这一战中可能会败得更惨；同时也不大可能出现后来的为索还荆州而出现的许多麻烦事。
（二）跨有荆、益是可能的
有论者认为“跨有荆、益”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要理由是：荆、益两州并不是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区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注意客观条件中物的因素，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只注意了自然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因素。
益州是一个险固四塞的独守之国，它的地理形势使它成了一个几乎与外界无缘的孤立世界，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使益州很容易以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方式而存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建立于益州地区的割据政权是很多的。梁启超曾说过：“以政治地理细较之，其稍具独立资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粤……蜀……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对于益州这种地理特征，诸葛亮是十分清楚的，在提到益州的问题时，他首先肯定了益州是“险塞”。但他更强调了人的因素：“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益州地理上的优势，绝对抵销不了其主子无能、上下离心离德所产生的负作用。诸葛亮把益州统治集团的无能腐朽看作是其自取灭亡的先决条件，这是很正确的。益州历史上建立割据政权多而最后都失败了这一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诸葛亮的观点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仅仅因为荆、益之间的交通不便，就认为不能形成“跨有荆、益”的格局，也是不能成立的。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是先取荆州后取益州，然后以益州作大本营，以益州控制荆州。如果说交通条件的方便与否是一个地区能否有效地控制另一个地区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里指的则主要是两个敌对势力。而刘备从夺取益州到关羽被杀失去荆州这段时间，始终统治着益、荆（孙权控制的地区除外）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始终是统一的。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荆州转移到益州，只留下关羽一支孤军镇守江陵。这种做法虽然欠妥，但并非刘备、诸葛亮不重视荆州，它丝毫不能说明荆、益二州不可以统一为整体。
（三）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能够统一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跨有荆、益”是《草庐对》的失误，因为“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实现吴蜀联盟共抗曹魏，就必须让荆州归属东吴，除此别无其他选择。笔者认为，能够认识到荆州的归属是吴蜀关系的焦点，这是很可贵的，但要使蜀汉主动把荆州让给孙吴，这在实践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孙刘联盟取得赤壁大捷后，孙权为增强联盟的力量，把荆州借给刘备。鲁肃认为这一举措是“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而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借荆州给刘备时，孙权一方还没有能力抵挡曹操的进攻，而把荆州借给刘备后，刘备也形不成对东吴的威胁。总之，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主要还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的。而诸葛亮做《草庐对》时，刘备兵少将寡，寄居人下，只有首先夺取荆州，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刘备若不能以荆州为依托，若不能首先在荆州建立一块根据地，那他有什么资格与孙权联合呢？所以，首先夺取荆州是正确的决策。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荆州牧屯据荆州要地公安，不过拥有几万兵力，已使“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心怀畏惧，“进妹固好”（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占据益州后，孙权更是畏惧，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儿媳妇，以巩固孙刘两家的友好关系。当关羽攻樊城，樊城处于危机之时，“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典略》载，关羽攻打樊城时，因嫌东吴友军行动缓慢，“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由此可见当时刘备在荆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它已发展到使曹操和孙权皆为之震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若能与东吴友好相处，东吴是不敢觊觎荆州之地的。在这种形势下，刘备能拱手把荆州让给孙权吗？刘备把荆州让出去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孙刘联盟重于一切，这一点双方都清楚。当荆州还没威胁到东吴，而荆州又非轻易可取时，东吴是不敢铤而走险夺取荆州的。所以说，刘备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能够统一起来的。
（四）两路出兵是可行的
按照诸葛亮的计划，刘备占据荆、益二州，并使统治地位得到巩固，等“天下有变”，荆、益两路出兵，合击中原。有一些论者认为这个计划不合理。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曾批评过诸葛亮两路出兵的计划。反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荆、益分兵合击，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论者以《孙子兵法·用间》的“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的理论为根据，认为若荆、益两路出兵总兵力约需20万，那么就需要一百三四十万的民夫为之奔忙。这么多的人员，荆、益二州是断难提供得出的。另外，对于这么一场持久战，荆、益二州的经济也难以支持。笔者以为上述观点不够全面。且不说《孙子兵法》对这个问题的计算是否准确，起码可以借用敌国之力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没有考虑进去。
第二，荆、益分兵合击，非用兵佳策。按王夫之的意思，出宛洛之军为正兵，应放主力于此；出秦川之军为奇兵，是配合主力的，应放偏师于此，反之，则是奇正倒置。王夫之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用主力攻宛洛，是攻曹操的腹心，其必用主力抗衡，以荆州有限的实力在中原与曹操的优势兵力争锋，显然是无法获胜的。若按诸葛亮的两路出兵计划，再加上东吴方面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是不大可能把兵力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关中去的。这样，以军事上的优势，是可以取得关中战役的胜利的。只要获得关中为根据地，即可与中原抗衡，进一步取得天下。
第三，无视政治重心、经济基础、攻守之势的变化，是导致奇正倒置的主要原因。持此论者认为，秦末的政治重心在关中，占据了关中，就可以形成高屋建瓴之势。汉末却不同，自从公元194 年汉献帝被迫东迁，政治重心已东移许、洛。因此，刘备即使取得了长安，也不可能再像当年刘邦那样，能够震动和号召全国。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当时刘邦取得长安虽震动很大，但并未能号令全国。刘邦得益于关中，主要体现在进能攻退能守、兵源较为充足的自然条件上，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况且当时的政治重心应该在彭城而不是在长安。
在经济方面，秦末的关中确实十分殷富。秦始皇并吞六国后，搜集了大批的钱谷、玉帛、富豪、劳力于关中，人力物力储备是雄厚的。项羽烧阿房宫，受损的仅限于都城和宫殿，其它经济基础并没有受到多少破坏。刘邦凭借这样的优越条件，最后战胜了项羽。而汉末的关中，因连年战祸的破坏，经济已经崩溃了，刘备即使占有了关中，也是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是经济基础在军事斗争中虽然作用很大，但楚汉战争中刘邦胜利的原因，传统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一直认为是刘邦善于用人，项羽不能用人。而汉末北方经济的破坏程度，中原地区也并不比关中好多少。
在攻守之势上，秦末项羽分封在关中地区的“三王”因不得人心，抵御不住民心所向的刘邦，而蜀魏相持之际，秦川已由曹魏全部归并，且施政优于董卓之时，民情比当年刘邦“暗渡陈仓”之时安定一些。因此，刘备欲取关中，决非当年刘邦那样轻易。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没有注意到刘备作为“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而产生的号召力。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 关中响震”。其次是过高地估计了暂时的民心向背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军事斗争的胜败与否，在基本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主要取决于军事指挥者战役（战术）指挥的正确与否。如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主中原，虽然在民心向背上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绝对地处于劣势，但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最后终于统治了中原地区。
二 草庐决策最终不能实现的原因探析
实践证明，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所作的决策是可行的，这由刘备占据荆、益二州这一事实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草庐决策的最终目标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笔者认为，这个最终目标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不在《草庐对》本身，而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麻痹大意，丢失荆州
由于荆州的重要，所以刘备进军益州之初，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在刘备与刘璋争夺益州的关键时期，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只留关羽守荆州。“然羽刚而自矜”，虽被称作“万人之敌”，充其量只能充任冲锋陷阵的战将，而不具备独挡一面的将帅的素质。有论者从荆州乃孙、刘两家必争之地这一点出发，认为荆州问题必然导致两家矛盾激化，关羽素质上的缺陷只是加快了这种矛盾的激化，但并不起决定作用。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也是较为深刻的。但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荆州之失，其责任也只能算在关羽、刘备头上。对于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东吴的认识要比刘备的认识深刻一些。刘备占据荆州后，孙权“进妹固好”，关羽守荆州时，孙权还想继续用联姻巩固这种联盟，这时可能已无妹可“进”了，所以“权遣使为子索羽女”，而关羽则“骂辱其使，不许婚”（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若关羽能结好孙权，若刘备在结好孙权上也能够像孙权那样积极主动，为荆州而引起的矛盾一定会晚一些时间激化，或者不会激化。因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刘备虽占有了汉中，关羽“威震华夏”，但从力量对比来看，刘备仍然很薄弱，仍然需要孙、刘两家的联合才能避免被曹操各个击破。只要这种平衡关系不打破，孙、刘的联合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荆州之失，主要是因关羽刚愎自用、刘备麻痹大意造成的。失去了荆州，北伐就少了一支有力的配合力量；再加上为夺荆州又大伤了元气，从而使蜀汉一蹶不振。
（二） 刘备伐吴，大伤元气
公元221年4月，刘备在成都称帝，7月以为关羽报仇为名， 率大军伐吴，欲夺回荆州。“群臣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注：《资治通鉴》卷69。）当时劝阻刘备伐吴的人，主要是从蜀汉联吴抗曹的战略高度考虑的。实际上，就吴、蜀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来看，伐吴也是不可取的。
夷陵之战前，孙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孙权开始执政也已22年。当时孙吴据有扬、荆、交三州，经济比较富庶，人口有200多万， 矛盾较小，政权比较巩固。在外交上，孙权向曹魏称臣，两家关系趋于缓和。而这时的蜀国，经济方面虽然不亚于孙吴，但立国不久根基不稳，人口不足100万。在政治和外交上，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号， 因而不可能与曹魏妥协。这样，刘备伐吴的同时，还需要防备曹魏的夹攻。夷陵之战中，刘备率领的军队有4万多人，陆逊率领的军队有5万多人，陆逊全力拒蜀，而刘备还要两头兼顾。总之，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蜀国都处于劣势。再加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最后使刘备遭到了惨痛的失败：“（陆逊）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三） 天下未变而北伐，必劳师而无功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本来已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需要等待时机。因为刘备即使占据了荆、益，相对于曹魏政权来说，仍然属于弱者，要使双方力量发生转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发生这样两种变化才有可能：一是自己“内修政理”，使政治清明、国力不断增强；二是耐心等待敌国出现政治腐败、国力逐渐下降的时机。诸葛亮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天下有变”的具体内容，但从常识可知，这个“变”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指曹魏政权出现了腐败。
而曹操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唯才是举，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后来曹丕和曹睿也都很有作为。曹魏政权后来虽为司马氏所取代，因司马氏也很有作为，所以曹魏政权实质上始终是巩固的。据《三国志·魏书》中《鲍勋传》和《高柔传》载，曹丕的内弟郭氏曾犯有重罪，曹丕多次给处理这个案件的鲍勋写信，请求宽容，而“勋不敢擅纵”，曹丕于是怀恨在心。“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帝不得已而用之。”后曹丕因故欲处死鲍勋，钟繇、华歆、陈群、高柔等众大臣都为鲍勋求情，廷尉高柔还“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由此可见，曹丕虽有为所欲为的一面，也有在正直的大臣面前谨慎行事的一面，曹魏政治之清明由此可见一斑。
因“天下有变”的时机始终没有出现，所以曹、刘两家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现状也始终未能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北伐，必然是劳师而无功的。
（四） 用人上谨小慎微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认为曹操能够在“豪杰并起”中“以弱为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天时”，而主要在于“人谋”。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这个“人谋”大都集中体现在用人上，因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据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是与事业的成败得失成正比例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才标准——唯才是举。王夫之赞扬他说：“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当然，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在坚持为我所用这个大德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创业尚才，守成尚德，已被几千年的用人实践所肯定。
关于诸葛亮用人之失，古今已有不少评论，虽见仁见智实属正常，但也确有不公允之处。如有的论者认为诸葛亮外宽内妒、气量狭窄、不能容人；凡是才能、资格与他差不多，地位可能赶上他的人（特别是义士），他就千方百计寻人过失，予以废黜。这种评价有失草率，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如杀彭羕、刘琰，废廖立、李严，都是事出有因，丝毫不能说明这是诸葛亮心胸狭窄所致；刘琰被杀，从史料记载来看，更是与诸葛亮没有丝毫关系。
对于诸葛亮用人失误的评价，王夫之的观点倒是比较可取的，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武侯之任人，一失马谡，再失李严，诚哉知人之难也……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略果毅者，短长时间，瑕瑜相杂，多不能纯。察之密，待之严，则无以自全或见弃，即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矣。”由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上“察之密，待之严”，其结果必然会因瑕掩玉，埋没人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诸葛亮忽略了创业和守成两个阶段在用人上不应持相同的标准。他在《举措》一文中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举贤的目的他却认为是为了“求安”。实际上创业阶段是无安可言的，若一切从“求安”出发，那“霸业可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所以，诸葛亮选拔的人才，大多都是虽品行较好，而才干平庸，即便是像蒋琬、费祎这样被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才，也正如陈寿所评价的那样：“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注：《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蒋琬、费祎若辅佐守成之君，不失为第一流的贤相；若辅佐创业之君，其能力就有点欠缺了。
关于培养人才问题，不少论者都认为诸葛亮不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虽然缺少足够的证据，但他的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对有效地培养和锻炼人才，显然是不利的。他每天早起晚睡，查校各种文书，小到罚二十的案子，都要亲自审理。部下主簿杨祐以“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的道理劝谏诸葛亮，诸葛亮当时听了虽十分感动，但却依然如故。他要用自己率先垂范的行为，调动下属的积极性。诸葛亮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方法毕竟是不科学的。
（五）军事上不能出奇制胜
孙子出奇制胜的思想，是对军事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诸葛亮也继承了这一军事思想。而纵观诸葛亮的军事实践，诚如陈寿所言：“奇谋为短”。他用兵过分小心，行军缓慢，稳扎稳打，从不冒险，这违背了“兵以奇胜”、“兵贵神速”的作战原则，以至连年兴师，劳而无功。
北伐之战，蜀魏双方都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对于进攻一方的蜀军来说更加不利，不在敌人部署兵力以前采取间道奇袭战术消灭敌人，战争就很难取得胜利。第一次北伐时，颇有作战经验的名将魏延，曾根据敌我情况、地理形势和战术原则，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这个建议，对敌情、道路、后勤、作战方案与战役演变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切合实际的分析，照此方案行动，胜利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延计。”
（六）北伐是无奈之举，缺少必胜的信心
“天下有变”的时机既然还没有到来，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贸然北伐呢？其中原因，诸葛亮在两封《出师表》中作了交待。第一个原因：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情，兑现对刘备的许诺。三顾之情，托孤之恩，对于刘备这种如此深厚的知遇之情，诸葛亮怎能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呢！既然刘备把“讨贼”的重任托付给了诸葛亮，那诸葛亮就应竭尽全力，“以报先帝”，实现自己的诺言。第二个原因：北伐是最好的选择。在“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危急存亡之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在伐与不伐之间，就只能选择北伐了。“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诸葛亮对北伐战争的胜利，一点把握也没有。他虽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精神，因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所以实质也就流于例行公事了。
标签：诸葛亮论文; 刘备论文; 孙权论文; 关羽论文; 荆州论文;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论文; 诸葛亮北伐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论文; 蜀国论文; 草庐对论文; 曹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