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媒介论文,发展历程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和传播新科技的闪亮登场，正在颠覆传统的媒介版图，重新构建一个全球的媒介空间和图像空间。媒介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民族地理、社会生活地理的控制与约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国籍空间和文化空间。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目睹着后现代地理的逐渐形成。
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与隐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媒介切断了所有地理和种族选择性的界限，阶级和国籍的界限，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我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人将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将置身何处？在这个媒介与地理互相交融的时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媒介地理学”正在成形，也更凸显了其存在的必要。
一、孕育与诞生：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的概念在国外最早出现在1985年[1](P493-494)。它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但是，从其学科渊源来看，它发端于文化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形成的那天开始，媒介地理学也就诞生了，并具备了独立的可能性。
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2](P6)。索尔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是指“居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3](P43)。索尔的“文化景观”既包括聚落、建筑、服饰、器物等物质文化，也包括语言、音乐、宗教、戏曲等非物质文化。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媒介还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索尔认为：“如果运货的道路是地理现象的话，运货的车厢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4](P369)这句话中蕴含的正是媒介地理学的思想：媒介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运输信息（货物）的载体（车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地理现象。
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森(Peter Jackson)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寻求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世界的改变，注重空间研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科斯科罗夫和杰克森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2](P9)因此，新文化地理学注重象征性景观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到未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种族意识、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的语言的作用、媒介的作用、亚文化的发展和维持等等。在这种“文化转向”的地理研究当中，相当多地涉及到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方面的研究。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都相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媒介地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独立考察对象，或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才传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则更晚，到目前为止，“媒介文化景观”同样没有纳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但从古代到近代，涉及媒介和地理关系的论述与著作颇多。总的来说，描述地理或说建构我们地理观念的是两类媒介，一是专门的地理书籍；二是其他文史作品。中国古代的地理记述非常丰富，最早的地理著作当属《尚书·禹贡》，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该书虽只有1200字，但全面记述了当时全国的地理特征。此外，大量的地理论述反映在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当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大元大一统志》等，游记则属《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如果说地理书籍是偏重于中国地理的“科学建构”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一种“人文建构”。从汉代扬雄的《方言》对各地言语风俗的记载，到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中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的描绘，再到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等现代文人的地理游记，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形成的地理观念可谓影响深远。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克朗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5](P44)刘禹锡的《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是记载“真实地理”与“观念地理”差异的一个例子：“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其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裾秉笔，彬彬与兔园同风。”[6](P72)黔地因地处偏僻，其形象在传播中被外地人严重歪曲，此例即是“观念地理”与“自然地理”相背离的一个典型。但对于这种媒介地理现象，中国古代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中国近代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吸取孟德斯鸠的思想，积极鼓吹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在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他认为：“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贴名。”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7](P84-87)。在另一篇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他分析阐述了地理环境对欧、亚、美各洲文明兴起与发展的作用，并在其论著《亚洲地理大势论》和《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作了进一步阐释。梁启超十分注意联系中国国情，举凡中国的政治、民俗、宗教、文艺、学术诸方面，可为盂氏之说佐证者，他都组织成文，加以发挥。但是，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什么大众媒介，他自然无法对东西大众传播媒介与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但作为一个维新派的报人，梁启超始终站在“革新”的立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地理，其对东西方形象的传播与建构无不着眼于其“新民”的启蒙立场。
自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媒介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媒介与地理的论述实际上包含在诸如“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与城市”、“媒介与农村”、“地域媒介”、“区域新闻”等有关的课题研究当中。我们认为：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8](P63)。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也标志着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开始进入传播学界的视野。
二、个性与特性：地理中的媒介形态
文化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因为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与人有关的一切文化景观诸如建筑、服饰、艺术、文学、媒介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下的产物。以文学为例，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风格，唐初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9]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论到文学地理形态的不同：“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7](P87)近代学者刘师培则从我国南北两地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来解读文学的差异，他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实际，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0]这种分析与概括可谓精到，实际上，不只文学，北方尚“刚”、南方尚“柔”的特点也体现在南北的戏曲、美术、音乐以及媒介风格上。
“一方水土一方媒介”。上海、北京的报业风格的差异就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截然不同所致。同理，北京和广州的报纸风格也迥异其趣，有人这样描述南北报业差异：“一部中国近代史，南北报业形成两种面孔，这还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南方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党的发源地，这是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革命思想、商业思潮从海上来，吹拂着中华大地，催生了中国变革社会的新生力量，一大批革命者革命家在南中国的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成长起来。商业社会，公平竞争，创新与进取精神得到张扬，促使报业的发展。职业精神，研究市场，研究读者，这在南方报业中体现得更为强烈。而北方则不然，北京是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皇族与保皇实力占据优势，政治气息浓郁，表现在报业上，报业常常被统治者控制或打压，大体上思想趋于保守。在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报业都是他们为自己发出声音的载体，报业的兴衰也与二者力量斗争的起伏相伴随。”[11]当然，除了从历史方面探析外，还要从人文地理方面找原因，这样的解读才更符合实际。北京和广州如此，杭州和西安当然也一样，不同的文化区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风格。中国的文化区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两淮文化”、“江西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以及“新疆文化”等16个基本地域文化区[2](P238)。各个文化区都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必然体现在当地的媒介风格和媒介形态上。实际上，从《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天府早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等报纸名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对媒介的定位与形象的影响。
与报业风格相一致的是国内省级卫视的定位，也体现出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塑造与影响。湖南卫视定位在“娱乐”、广东卫视定位在“财富”、四川卫视定位在“故事”、江苏卫视定位在“情感”，此皆与地方的文化地理相关。以四川卫视为例，按照四川卫视台长陈华的说法，四川卫视定位在“中国故事”，一是基于“听传奇、说故事成为历代中国大众最主要的艺术消费方式”，二是基于“四川有中国故事文化衍生的丰厚土壤。四川民间说书艺术渊源既久，只说宋代的笑话大赛，在全国大约就算独树一帜。据史载，宋代的成都地方官每逢佳节，就要在西郊校场举办笑话大赛，各乡百姓组队参与，轮次上场。如能讲得全场大笑者，则在队伍前竖红旗一竿，旗多之队为胜。四川茶馆众多，故事传奇便在坊间说书艺人的“广播”与茶客间龙门阵的“窄播”下流传。另外，四川素有摆龙门阵、听评书即讲故事、听故事的文化传统，四川丰富的美景、美食、民族、历史资源、遍布全国的名人和8700万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故事资源[12]。可见，媒介的定位离不开人文地理环境的考虑，实际上，媒介的定位与形态唯有联结了当地的文化地理，其特色与个性才能体现出来。
总之，媒介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塑造，东西自古皆然。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约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出现另一种原始、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约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等，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8](P64)。这些形态与人文地理的内在关联正是媒介地理学要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叙述与命名：媒介中的地理样本
媒介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塑作用，要更关注“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来自媒介的呈现，而非实地考察。但作为一个自然概念的地理和作为一个观念概念的地理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后殖民主义创始人Said所说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充满了想象。赛义德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13](P1)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误读。赛义德在西方对东方的长期歪曲与误读基础上发展了其“后殖民主义学说”。相同的误读也发生在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描述上。“美国学者看中国，好比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不必背传统华裔学者的心理和文化负担，的确出现不少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的佳作，旁观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们这个知识系统有独特的偏见和盲点：一般英美学术界和新闻界从来想当然耳，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脑中的偏见，描绘出以偏概全、自以为是的图像。他们建构的当代中国，有太多东西随着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流转，反复颠倒而多变，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徘徊于浪漫情怀与怀疑抹煞之间，摇摇摆摆，觅不到持平点”[14]。
当然，这样的误解不仅发生在西方对东方，也发生在东方对西方，及东方对东方，西方对西方，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只要我们借助媒介（特别是各种权力操纵下的新闻媒介）来认识地理时，这样的误读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在试着开辟出一种特殊的理解景观的方法，文学写作与地理写作虽然在互相借鉴，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但它们都有自己常用的写作方法，属于基于虚构和追求真实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写作的想像力。尽管文学作品有时被视为地理性的文本，能够从中梳理出有用的地理资料；历史叙述有时被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文学家所塑造的地理与地理学家所描述的地理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在通过媒介再现地理或通过媒介认识地理的过程中，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际上，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的是媒介帮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虚拟的实体”。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g Community)里所指出的，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社区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因为即便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的一个社群的想象”[15](P120)。而大众媒介是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
可见，媒介给我们营造的“地理样本”实际上是存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环境”之中。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根深蒂固的现象，扩展至整个社会。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确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变更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条件。并因此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质。”[16](P240)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大大减弱了，大众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诸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17](P156)。
那么，这种媒介对真实地理空间的呈现是如何进行的呢？加拿大Ottawa大学教授Barry Wellar在《Geography and the Midia: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一文中对媒介对真实地理的描绘建构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媒介对地理的塑造过程作了清楚的揭示[18](P9)。
The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Transform Process:Simple Model
附图
可以看出，存在的现实(Exisiting Reality)在陈述(States)中变换(Transforms)成了主观加工过的“偏爱的现实”(Preferred Reality)。毫无疑问，媒介对地理进行着充满想象的叙述和命名。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媒介给我们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世界和地理空间？谁来建构，如何建构？将由什么样的权力关系支配这种建构？这都是媒介地理学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中国的媒介研究中，诸如中国的大众媒介如何呈现“西方”，在对外传播中是如何建构“自我形象”的，怎样选择地理样本？（央视九套中时常选取的少数民族地区样本能否代表中国？）中国的影视产品又是如何选取地理样本建构“中国形象”？（如张艺谋电影中的陕北，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等。）在国内媒介呈现的视界中，“农村”、“西部”（还有如“河南”、“东北”等）这样的地域概念是如何在大众媒介中呈现的，与其真实地理有多大的差异？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以何种地理形象出现在大众传媒上，进而进入公众脑海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媒介地理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媒介地理学既注重经验主义，也注重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方法，举凡实证研究、批判研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等各种研究方法都应该成为媒介地理学常用的研究范式。由于媒介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发展衍生而来，可以借鉴一些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地理学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分析：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和地域综合分析(regional complex analysis)。通过空间分析，探索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分布模式的形成和变动；通过生态分析，研究人文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通过地域综合分析，着重研究区域和区际联系与交流[19](P22)。在我们看来，媒介地理学也可以借鉴地理学的这三种分析模式，尤其是将“空间分析”引入媒介研究当中，对“媒介空间”的分布与建构进行研究，这将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媒介空间分析理论”。
总之，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日趋复杂。“我们正在目睹后现代地理的形成”。地理后现代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地方关系”[17](P152)。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与渗透改变了全球的地理。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利用了空间作为自己壮大和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包含了历史上一系列的生产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每一个都与‘不同地域内的活动之间的转型关系、社会组织的空间新模式、新特征的不平等和隶属有关系’相关。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技术创造的电子文化空间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5](P152)。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媒介研究者给予关注，而媒介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其意义也许正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