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认同与爱国者培养的两个维度_自由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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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5)11-0139-05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5.11.020

       民族国家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政治法律制度,还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语言或道德宗教?公民作为一个特定国家中的“我们”,是政治的“我们”,还是民族文化的“我们”?爱国到底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天然的情感,还是作为“利益人”的理性考量?民族主义认为国家建立于民族基础,爱国热情来源于民族继承性的与生俱来的情感,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工具化的有机结合体,将爱国看作是一种理智化的利益权衡过程。事实上,民族国家公民国家认同回应的是两种不同维度的认同,一种是作为政治国家的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种是每个人所身处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心理归属问题。自由主义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和权利的主体,个体的国家认同完全是理性的产物。与自由主义理性化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理性的浪漫主义运动,把个体国家认同看成是自然而然的内在情感。盖勒就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体现了“理性与激情之间的较量”。①

       在现代性背景下,民族性与民主性交织于公民的国家认同问题之中,前者体现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天然情感,后者表现了公民对民主国家的理性选择。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受到情感和理性两股力量的牵引,恰恰体现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与矛盾。正确理解国家认同的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是正确把握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

       一、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维度国家认同的阐释

       (一)民族认同:情感的非理性色彩

       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与人的情感、欲望、意志、非逻辑等相联系。非理性代表着人的某种原始生存状态的冲动,它显示着人与一般生命存在物的某种关联,同时非理性又与动物的本能区分开来,人的非理性应该是人能够意识到的自我本能。非理性具有破碎性、易变性、非表达性等特点。人的生存无时无刻不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和悖论,因为非理性,人的生存有了原始动力、内在追求。非理性为人们提供了生命的冲动和精神的动力。

       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又是有情感非理性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相联系,它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人的存在与建构离不开其文化环境。正如卡尔霍恩所说:“没有名字、没有语言、没有文化,我们就不知道有人。自我与他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在名字、语言和文化当中形成的……自我认识——不管如何觉得自我是发现出来的,终归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永远不会和他人按照独特的方式所做出的判断完全相脱离。”②民族是一个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共同体,是具有内在精神与禀赋的自然与社会产物,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文化情境载体,并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归宿。在人性深处,从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而这种情感追求和归属感,正是人的认同的重要根源。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民族对于其成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让他们产生敬畏感和皈依感。这种民族敬畏感和皈依感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资源。民族认同源于某种原始的冲动。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把民族情感、忠诚看作个体国民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承认并且正确去面对这种合理的非理性形式的存在,现实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相当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客观存在的非理性形式。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过去、历史和未来,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每个个体也是这个连续一体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担负着民族道德责任和义务。正是对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的共享使人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民族情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并不是依靠逻辑推导而产生,并且有时候难以用语言去表达。民族认同情感让人难以把握,民族情感爆发的易变性和短暂性往往令人难以琢磨、难以把握和难以预料,甚至是来无踪去无影。例如,我们有时候难以理解,遍布世界全国各地的犹太人在历经几百年的漂泊与动荡之后仍然保持对本民族的归属与依恋,这种凝聚力甚至超过同一国家共享共同利益的部分人群之间。某些时候,一个国家的民众或许可以忍受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却难以接受一个异族对其相对温和的统治。

       (二)民主认同:选择性的理性色彩

       人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又是一个理性③的存在物体,理性与逻辑、规律、条理、秩序相关联,而与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相对应。理性首先为人提供生存的理由,追求某种有原因可循、有规矩可依并且可以解释人的生存态度与思考方式以及与之相贯通的生活方式。第二,理性引导着人的生存道路,人的生存是通过理性规定并且通过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为理性,人的生存变的有条理、合逻辑,可以理解并赋予历史连续性。现代性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理性得以不断张扬的过程。当代理性的最大特征在于人在认识自然社会和改造自然社会的过程中主体性不断彰显。人类理性被归结为数学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

       现代社会将自我看做是一个能够凭借理性进行自发选择的存在者,人的活动是一个基于某种价值的选择性。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道德与伦理内涵,否认国家共同体的神秘道德力量,认为国家就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政治性存在。国家只是一种世俗的东西,而不是精神和道德源泉。个体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对国家的选择,完全是个人自主的选择。而是否选择和认同它,完全在于国家能否具有保护个体的功能作用,取决于自己能否从国家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正如霍尔巴赫名所说:“如果自由、财产、安全消失了,祖国也不存在了。”④在自由主义看来,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工具性关系,相互之间是契约式而不是情感式关系。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是某种利益的追求和权衡者,这种利益权衡决定了对国家的判断与行为。现代的民主制可以说是人类追求理性并取得胜利的标志性产物。

       相对于情感的非理性色彩的民族认同,民主认同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选择性,民族认同的产生常常是自发的、无条件的,而民主认同是个体的自主选择。他可以选择爱这个国家,也可以选择不去爱这个国家。爱国不是盲目的,他要知道自己的国家有何伟大之处,才能因此而去爱他。这种选择可以基于自我的权利和利益,也可以是基于某种价值的偏好。第二是批判性,也就是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爱国常常是不容以理性反省批判的爱国,国家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他只能以虔诚的心态去接受它。建立在民主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则不同,他对国家的爱是一种基于自由理想的批判性的爱,而不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无条件的爱。

       二、两者关系之失衡及后果

       民族性认同与民主性认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希特就告诫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时代,民族性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平衡已经成为新生国家建构政治稳定的基石,如果缺失这一决定性的基石的话,就会接二连三的地发生混乱。”⑤一旦两者失衡,或者陷入没有国家民族情感的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之隐忧,或者步入失去理性民主价值引导的狂热民族主义之境地,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的整合,甚至导致民族国家的灾难。

       (一)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之隐忧

       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使得个体的权利得以保障,个体尊严得以张扬,成为获得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基础。但是,在现实情境中,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有可能导致极端私利主义和个人的腐化和堕落。自由主义崇尚个体自由选择,强调个体免收国家的干涉。自由主义在表面上给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自由原则,但是其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过高估计。进入现代性社会,自由主义契合了现代市场个人主义,从而将现代个人主义推向极致。个人主义是当代人在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中人的自我疏离。齐格蒙·鲍曼曾分析了当代人的这种“原子式”生活方式。他把传统的生活方式看做是“朝圣者”的生活方式,即人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个可以让他们顶礼膜拜的价值目标。而在当代,“朝圣者”已经成为了“漫步者”“流浪者”“游客”,因为人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个孤独而空虚的个体,生活中他们失去了他们想要去追求、去实现的共同价值目标。⑥贝克也曾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个体的自主性日益消失。”⑦“原子式”个体生活,正是通过将个体完全从社会独立出来,在自我享受和自我利益的追踪中,把自我从国家社会责任和国家社会义务抽离出来。表面上,个体获得充分的解放,实质上却陷入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束缚,以至于失去了个体的生存意义感,如同浮在水面上空虚的独立和自由。只关注私人生活的安逸和享受,使个体丧失了改造社会的勇气和激情;人际关系的疏离使个体失去了借以扩展自己的居间性力量,背离了社会人所应具有的公共责任感。

       对个体选择自由的绝对强调的结果必然导致每一个个体仅仅关注与自身的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事物,进而使得个人生活狭隘化与平庸化。对于此,艾伦·布鲁姆说:“祖国!宗教!家庭!文明的观念,处于茫茫宇宙和个人之间!为人提供在整体中的位置感的一切情感因素和历史因素,都被理性化了,从而也失去了强制力。”⑧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把个体看做是一个利益的追逐者,阻断个体的民族历史文化血脉,将个体置身于一个充斥物质利益的世界,无异于一个没有灵魂的漂泊者。国家就是一个机械的构成物,也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伦理道德色彩的工具而已。个人与国家之间只是一种利益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源于国家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国家整体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追求与维护国家共同体内本身就存在的善的价值关系。个体的权利是天赋的,任何人都无法去剥夺。个体之所以认同国家就在于国家能够保障个体的根本利益。对于他们而言,爱国只是一种利益的权衡,而非个体内在情感的流露和爆发。假如国家没有能力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权利选择放弃这个国家。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刻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或者说忍受国家对其自由的侵犯,对于个人主义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自身认为与国家并没有什么天然上的伦理职责。“仅仅由于社会产生的繁荣和安全而支配它们的那些人只是酒肉朋友,它们注定会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背过脸去。”⑨当一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无法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时候,极端自由主义国家公民认为不一定需要勇敢地担负起责任去拯救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想到个体一己之利,选择放弃与离开这个国家。最终,缺乏民众认同的国家也无法真正保障个体的权利与利益。由此看来,仅仅是一套民主的政治制度,不足以保障国家的运行,假如没有公民的国家情感和公民为公共利益和福祉献身的勇气,难以保证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繁荣,能拥有一个美好未来。

       (二)现代狂热民族主义之滥觞

       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相对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扩张,极大地激发了民族意识。民族意识能够促进民族团结和弘扬民族精神,同时也会推高民族认同,并对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形成压力。“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是看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⑩民族意识超越和背离了民主国家意识,失去民主价值的理性引导,就会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料想不到的后果。

       现代化既是一个消解多元、同质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异质和多元的过程。一方面,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抗拒情绪。强烈的民族认同也就自然成为宣泄抗拒情绪的表达方式。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连续性和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认同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了不同民族间的接触机会的增加,而且族际间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前往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其内部民族的分离倾向。现代化可能会使不同的民族能够更加团结,也往往会激起某些民族有遭受剥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和人际间沟通手段而扩大。随着族际的隔阂加大,最后导致民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旦民族认同失去民主国家的价值引导,就会陷入极端民族主义之境地。

       极端民族主义极其容易被怀有政治野心和其他政治目的的政治家利用,他们利用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内实施民族分化政策,对外实施民族扩张。对内,极端民族主义将过分凸显本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对其他民族采取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过分强调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而拒斥其他民族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这不仅仅表现在不发达民族对发达民族伦理道德观念的拒斥上,也表现在发达民族凭借其经济优势对弱势民族进行的文化霸权以及文化同化上。无论是哪种排斥,都将破坏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带来国家内部的分裂,造成国家的动荡不安。

       在对外关系上,极端民族主义并不是要抛弃民族国家理念,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化,它与全球化思潮相逆的一股思潮。它奉行固化的传统民族旧观念,将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与共处,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与不安。它最终将肢解现有的民族国家,将世界推向“万国寡民”的碎片化之境地。历史以至于今天,极端民族情绪是引发的国家社会分裂与动乱,国家动荡和不安的“定时炸弹”。作为人的天然情感的民族认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国家民主制度的理性规约与引导,否则就会陷入极端民族主义深渊。

       三、两者关系之平衡与爱国者培养

       民族国家公民国家认同,包含着选择理性与情感非理性的矛盾与张力。国家的凝聚力量需要民族情感提供动力,也需要国家制度理性的有效规约。人的理性能力是不足以完满的,因为单凭理性,是不足以理解“生命”与“存在”的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理解生命与存在,需要诗意的直觉与体验,需要热情,而不只是逻辑与反省力。同时,理性为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为理性,人的生存有了方向,不再迷茫。爱国需要非理性的情感冲动,又需要理性的必要规约。我们不赞同像民族主义者那样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绝对意义上的善,将爱国看成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神秘境遇;也不赞同自由主义者抽空国家与民族情感,把爱国看做是一场精致的个人设计。民族认同为人们提供了爱国的情感需要和心理动力,而民主认同则为爱国情感提供了理性的规约,使人的爱国情感走向正义和理性。民族认同与民主认同的矛盾体现了人的理性与情感的交织与冲突。两者的融合体现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1.现代民族与国家的合一,使得民族既有文化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为公民们提供了互相信任的基础,它使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商议民主成为可能。民族性是激发民族创造力、塑造民族差异性、形成多元化世界的重要因素。作为人的非理性色彩的民族情感,是激发民族创造力的重要原始动力,民族认同又为民主认同提供了一定的情境,民主认同根植于现实的国家民族和政治语境当中,其本身是在一定情境中建构的。由于各自民族情境的差异,民主认同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属性与特征。也就是说,民主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但是由于民族文化差异,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民族认同又离不开国家民主认同的整合。因为在民族国家内部过分凸显不同群体的权利以及强调不同群体的认同会对国家的内部团结构成威胁。建构国家共同体民主的政治意识,以及在族际沟通和坚持民族多元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整合,努力建构国家层面的共质文化,这是增强国家凝聚力,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2.民族的情感需要民主精神的规约和引导,我们需要用国家制度认同规约和引导国家民族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民族因素在培植公民国家认同感中的作用。自由主义国家认同观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只要他奉公守法,也就不必要在乎他遵循什么民俗庆典和宗教规范,也不在乎他怎么去强调自己的族裔背景或者文化归属,“国家悉听尊便”。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样理解当今最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却悉心去造就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我们又怎么去理解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国民在民族力量的号召下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我也要注意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主制度认同”应该成为现代国家认同的主导和基础。假如陶醉于那种模糊笼统“民族主义”符号,不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置现代民主制度不顾,则前景不免让人堪忧。

       3.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应定位于培养具有民族精神与民主意识的参与式公民。前者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意味着爱国、自强、自信等民族品质的培养,后者是民主国家认同的基础,意味着民主、平等、法制、公正、参与等民主素养的培植。公民国家认同,不仅仅是情感的认同,更是理智的认同和积极的参与。情感认同让我们获得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而理智的爱国让我们获得公民生活的启明,获得民族国家的正义,避免狭隘的爱国情感。情感的归属和理智判断和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情感是爱国的基础,那么理智地爱国则是升华。不理智、非正义的爱国不但不是爱国,反而是对国家形象的破坏,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所爱的国家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国家,爱国就是爱民主,爱自由,爱正义。理性的爱国还意味着理智的参与国家建设,促进国家自由、公平和正义。假爱国之名,行不正义之事,不但不是爱国公民,反而成了背离国家正义的暴民。

       注释:

       ①Gellner,E.Thought and Chang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1,p.149.

       ②Calhoun,Craig(ed.)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ss,1994,p.56.

       ③理性一词来自希腊赫拉克利特的logos和阿拉克萨哥的nous两个概念。“逻各斯”是作为普遍的规范、法则的存在,它代表着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客体性原则,要求人依附、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努斯”是灵魂、思想或是心智,就是作为个体精神向上超越的精神能力的存在。它代表着自我超越、不断创造的主体性原则,要求人摆脱物质世界的羁绊,以自我规范对象,使对象符合我的目的。

       ④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⑤[英]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郭台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86页。

       ⑥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9页。

       ⑦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③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

       ⑨查尔斯泰勒:《答非所问: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收录于应奇等主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页。

       ⑩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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