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两个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吸引各类社会思潮和各种社会群类长久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各色社会现象与各类社会矛盾纠结相连的问题；从而还是一个将去今未远的历史与当下中国联系起来的问题。但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广涉社会思潮、社会群类、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又是一个众声喧哗，并因此常在纷争之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过于夸大改革开放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将后30年改革的历史视为对于前30年所走的道路、所执行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性否定和背离，并由此最终导致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另一种意见则以单面张扬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来否定前30年的历史，这种意见通常借由“反右”、“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来归纳历史，使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因果性和复杂性都因之而消解，遂使历史成为没有连贯性和不能理解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极端的意见，则全面否定60多年来的新中国历史，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走俄国的道路本身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错误的选择。从学理上看，这些意见带有明显的主观性、片面性、非历史性，并经常通过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持有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占今天中国的多数。多数中国人既感受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巨大变化，同时又能认同前后两个30年同属新中国历史过程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又说：“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总书记的话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的焦点。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牵动全面和全局，因此这个问题便不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心。
究竟如何历史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这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阐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前后承续和前后变迁，以认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不仅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乃至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历史的理论性问题，而且还关系如何把握我们目前改革的出发点、归宿和我们的传统、制度或原则，并最终归结到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践问题。对于我们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凝聚共识走进“改革开放深水区”，将具有深刻的导引意义。
一、“两个3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艰难之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这段话的背后，有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和历史留下的漫漫心路。19世纪中叶以来，一面是中国社会在外力冲击下长久的沉沦，一面是中国人回应外力逼迫的屡起屡仆，以及由此形成的百年苦难和百年奋斗。因此，只有以此百年岁月中洋务运动的兴衰成败，戊戌变法的旋起旋灭，辛亥革命的直起直落为历史的反衬，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以及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这就决定了在我们审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关系的时候，近代以来的170年岁月应当成为一种最大的历史背景和最广的思想视野。只有这种背景和视野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以近代中国170年的历史来审视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30年，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30年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在新中国的60多年岁月里，先后形成于19世纪中国和20世纪中国的民族复兴、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已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历史造就的时代主轴。两个30年之间人物有不同，事件有不同，问题有不同，但前30年的主轴在此，后30年的主轴也在此。有此历史造就的主轴，便能够理解前30年所筑成的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后30年留下的种种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前30年为后30年构筑了一个大体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后30年的大踏步发展提供了赖以立足的起点。第二，新中国的成立，以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深入到城市和农村的底层，从而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深层社会结构，使原本在历史变迁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亿万工农卷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来，成为一种主动的力量和主要的力量。第三，前30年为后30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高度统一的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治理能力，在清末民初以来的近40年分裂之后，中国的统一是非常艰难的，而晚清以来的弱政府难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又说明治理近代化变迁过程中的中国是非常艰难的。因此，一个统一的中国和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为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制度保证。今天海内外评说“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就包括中国政府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政府对发展的主导作用。第四，中国的自立和统一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从而中华民族的百年愿望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现的。因此，前30年留给后30年的是中国现代化只能实现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历史选择和历史走向。有了前30年奠定的基础，才可能有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五，前30年为后30年的中国留下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至今仍然在感召人心的形象和榜样。前30年产生的榜样至今仍然感召人心，说明前后两个30年拥有共通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后30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因此，后30年中国仍然需要和尤其需要这种价值和理想以归聚人心。第六，前30年为后30年的中国留下了由共和国培育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在前30年里经受曲折，又因之而对前30年有过深刻的反思，由此获得的理性认知和成熟稳健使这一代人在后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成为稳定社会和担当责任的中坚力量。
美国学者傅高义曾说，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创造了种种优势，包括国家的统一、强大统治体系的建立以及现代工业的引入。没有这些东西，后30年的改革开放必须要为建立这些东西而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并因此而使后30年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①。显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看到后30年曾经借助于前30年而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留下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落后的科学技术，亟须改革的行政体制和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等等②。他所说的后一面与前一面显然不同，但历史地看，后30年正是以此为起点，并在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成为另一个历史阶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30年留下的困难规定了后30年的主题和任务，从而规定了后30年的走向，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联系。今天我们理解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尤其是从后30年看前30年留下的优势和困难，不能截断开来孤立地看待，因为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后30年与前30年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要归功于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过程中，“现代化”的概念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但追根溯源，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开始就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在1964年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此为起点而一步一步地完善和丰富，最终走到了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四化”。在这个过程中，有过许多阶段，有过许多起落，有成功，有失败。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连在一起并互为表里的。作为一个政府导引的过程，改革开放是一种国家政策，而这种国家政策的社会内容便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人们常常容易把现代化看成是后30年独有的，从而看成是后30年和前30年的区别之所在。但追溯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向往最初是在前30年里产生的。它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意愿其实是和后30年一脉相通的。因此，前30年和后30年之能够相通，是因为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二、改革开放破解了中国转型的百年难题
新中国的两个30年在本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内涵，但作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重大问题上，与前30年的计划经济、自我封闭、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相比，后30年所表现出的活力、开放和创造性无疑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创立以及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在实际上已破解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和中国发展的百年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借助于这一条道路，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30年)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的发展进程，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比之GDP的数量和规模，更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是中国人用这一过程向世界和历史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由此形成的影响将既是广泛的，又是长久的。
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作比照，来分析两个30年的重大区别，直观而见的便是前30年最后一段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失误和失败，以及这种失误和失败在累积中形成的社会后果。曾长久关注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社会凋零破败，经济支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个国家在曾经笃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艰难匍爬。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变为惰性、冷漠和失望③。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观察，这些叙述并不完整和深刻，但由此折射的社会困境则是真实的。而他所没有看到的，则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开启后30年改革开放的反思其实已经开始了。因此用反思的态度认识前30年的失误和失败，重要的问题不只是追究什么地方没有做对，而是追索为什么没有做对。30多年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偏重于个人责任的历史解释和偏重于一个个事件的历史解释。个人责任和一个个事件都是理解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理解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前30年，只解释个人责任和单个事件显然都是不够的。一方面，前30年的失误虽然发生于中国社会，而其起因则与当时世界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使中国人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帝意识；而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党与苏共的长期论战，又激生了中国人强烈的反修意识。此后阶级斗争的长期化以及“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都是以“反帝反修”为起点和宗旨的。因此，当时严峻的世界局势影响了对国内环境的判断，是国内前30年走向政治化和极左道路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前30年的失误虽然发生在当代，但其中显然有着近代中国人在外患逼迫下催生出来的急迫的民族心理的影响。康有为期许10年使中国富强是急迫，孙中山期许毕其功于一役是急迫，此后“五四”是急迫，10年内战是急迫，若以此观察“大跃进”时期的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不会不看到19世纪以来的急迫对20世纪的影响。之所以要着眼于世界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来认识前30年，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于世界环境和历史影响之中。鉴往知今，目的是使今天的中国人多一点自觉，少一点盲目。
后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而开启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本身就出自毛泽东自己的论述之中。这一事实，既说明了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依据仍然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而这种自我纠错能力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所在和生命力所在。
然而，后30年以拨乱反正为起点，并因此而与前30年区别开来，所以，研究两个30年的重大区别，不能不看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原创性突破。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第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是对经典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国情，经独立探索而形成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其内涵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又是对于市场经济本来形态的一种超越。
本义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其具有的创造力和破坏性都是非常明显的。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在一个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社会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是极为脆弱、甚至高度危险的。市场经济确实有超常活力，但它并不是一个光靠自己就能自我修复的均衡系统，若缺乏某种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对市场进行规制和引导，市场体系很容易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付出人类不堪承受的人文代价和生态代价，并且在一定条件下陷入混乱甚至导致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不仅仅是把市场经济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也不仅仅是要让一种合乎人性的社会价值去支配一个具有强劲自主逻辑的经济系统，在更深一层，并因之而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上，是找到一条路径，使市场经济本身有可能避免严重失衡而持久地发挥功能。
这些都说明，在由经济改革为前导，并以经济改革始终贯穿于其中的后30多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既集中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
第二，原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说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具体样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渊源而来，而且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融为一体，并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为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而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获得民族文化支持提供了范例。
第三，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应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临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中作出重要贡献。第一个挑战来自于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第二个挑战来自于西学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潮，第三个挑战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新不能不回应这些挑战，并在回应的过程中论证和说明开创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形态的新型文明与社会类型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提供一种光明的前景。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又正在具体而切实地展示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落后的中国走向盛世的进程。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种历史提供的说服力为依托，从理论上阐明我们正在建设的，立基于中国传统古老文明的基础之上，既吸纳了现代西方先进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有着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指引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光明未来。
三、对于后30年的反思与前瞻
我们研究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关系，目的不仅是为了简单地分析它们的联系与重大区别，更重要的还在于着眼未来中国的下一个30年的发展，以期凝聚共识，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颂扬这个历史过程的同时也在反思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种种失衡里既有世界性的难题，比如：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也有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资源禀赋不足、核心技术落后、贫富两极趋于分化、社会诚信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步入了深水区，发展进入了攻坚期”，实质上凸显的是当前中国各种思潮纷呈、各种阶层利益分化、各种矛盾积聚的局面。在走向第三个30年的时候，这些问题都需回应和解答。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和解答又直接关系第三个30年的走向和走势。这些问题纷繁复杂.但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1.转型发展和创新驱动关系的再平衡
对于推动科学发展来说，转型发展与创新驱动是两个相互影响的方面。一方面，转型意味着重新进行经济布局，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这内在地要求驱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作出相应地调整，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创新驱动也依赖于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以明确创新驱动的用力方向、重点领域和主要目标。然而，30多年发展之后积累的问题在于由行政力量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升级，与既有粗放式发展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动力结构不相协调，导致既有的经济动力机制与新布局的经济产业结构相互脱节。这说明，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创新驱动”还滞后于“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政府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升级，与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推动转变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机制，二者缺乏配合，最终出现了经济结构与动力结构的不匹配。这就要求对转型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关系进行“再平衡”。
2.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再平衡和强国与富民关系的再平衡
比之30多年前，我们今天面对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为社会秩序重建提供条件，但社会进步也并不会必然带来一个良序社会。正如邓小平早已预料的那样，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比不发展起来面临的问题会更多。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解决社会问题，与之相反，不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不但无助于建立和谐社会，这种增长还会撕裂社会，带来社会的“碎片化”、“板块化”，最终导致“阶层分化”，甚至“阶级分化”。目前全球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当今世界重现“阶级社会”的表现，“阶级意识”的复兴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积月累，越积越深，并使社会领域积累的风险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状况正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脱节带来的必然结果。经济不能实现共享式发展会带来诸多社会风险，反过来，社会领域风险处理不好也会向经济领域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之间寻求新的“再平衡”。
同理，我们也需要关注强国与富民关系的再平衡。近代中国久受外患困扰，因此，民族自立的愿望总是同国家的富强连在一起的。这种历史造成的格局，使得中国曾长久地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30多年财富大创造的历史之后，如今“强国”与“富民”的关系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国家富裕强大之后，人民群众希望更多分享社会财富创造的结果，期待在“强国梦”不断实现的过程中，也能够实现家庭和个人的“富裕梦”。新世纪之初，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正反映了这种人心的变化。而就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而言，则启动内需、加快经济转型，也需要更高水平的“藏富于民”。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真正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因此，在新时期，重新调整“强国”与“富民”的关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从“失衡”走向“再平衡”的内在要求。
3.资本与劳动以及权力关系的再平衡
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存在一个最深层的驱动力就是资本意识的觉醒。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迅速解放了资本的意志，极大地释放了资本的能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大规模变迁，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理念和交往方式。同时，“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如果放任资本逻辑泛滥以致模糊了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必将放大改革的负面效应，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遇到的第一个理论课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今时代的劳资关系?在资本逻辑趋于泛滥的背景下，如何建立健全节制资本机制，防止出现资本与劳动谈判能力的过度失衡，实现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平衡”，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在过去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与资本的联合驱动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在当下，人们则更为担心出现权力与资本相互寻租的局面。对于权力的资本寻租和资本的权力寻租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是有预见的。他曾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④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超然于资本的意志之上，不能盲目地与资本共舞，甚至沦落为资本意志的奴隶。一般说来，资本意志本身就要求政治权力保持中立性，不干涉资本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资本与政治权力从来就有相互结盟的惯性力量，导致无法阻断的政治权力的资本寻租和资本权力的政治寻租。这正是当代中国人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权利与资本的关系，在权力与资本之间建立起新的“再平衡”。
4.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平衡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有效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在一个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过长过深的经济社会体制中。由于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的信号引导机制，就容易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放缓、微观经济领域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问题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现象。此外，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客观上也导致了腐败迅速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官民矛盾突出，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在此背景下，就需要采取步伐较大的改革以阻断引发“政府病”的根源，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失衡”走向“再平衡”。
一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优势是以中央的权力集中和统一领导，确保了决策的效率和上下行动目标的一致。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央追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宗旨和目标，与地方追求“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和目标的不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行为原则，也在向地方党政系统渗透，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理性经济人，它们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地制宜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中央目标不一致的“投机行为”，如过度依赖土地财攻、消极对待房地产调控、不大关心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地方政府权力的运作和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央宏观调控难以奏效，甚至导致“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在地方和中央的博弈趋于频繁和显性化的情况下，如何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5.增长与生态关系的再平衡
在过去的30多年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最亮丽的表现，也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现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各种约束条件日益凸显出来，甚至在有些条件下，增长不仅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是制造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比如，无就业的增长、无效率的增长、无道德的增长、无秩序的增长、制造泡沫的增长、破坏环境的增长，等等。这其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当前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短缺的资源禀赋，已经无法承担起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增长与生态关系的严重失衡。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增长与生态关系的“再平衡”。
上述的种种失衡与矛盾大半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发展中产生的，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发展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又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中国的多数人口，并关乎现行的制度和结构，因此，它们又是一种与国计民生相连的矛盾。而由此派生出来对于公平正义的讨论，对于市场法则过度泛滥而造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社会关系市场化的批评，都说明这些矛盾在推衍中会多样化、复杂化而致人心不宁。一些人有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倾向便与这种矛盾直接关联。但从根本上说，在发展中形成的矛盾只有在进一步发展中才能解决，因此种种再平衡只能是发展中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确立方向，我们需要顶层设计。
①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9页。
②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9页。
③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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