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物质空间建造的田园城市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园论文,物质论文,思想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8年，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t Howard](图1)出版《明日：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①[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后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在书中霍华德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思想，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完整的现代城市规划纲领。(图2)时至今日，尽管我们面临的城市问题比之霍华德时代更加多元，城市理论也日臻完善，但无论从基本人居目标的设定还是城市问题的应对，均没有完全脱离田园城市思想的基本视野。有学者将田园城市思想比作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原型”，这一方面点明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借鉴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原型”的比拟，也从另一方面客观的指出了长久以来，我们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解读，趋于不同程度的开放。
图1 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
图2 著作中的田园城市图解 解读的开放，是由田园城市思想的特点决定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并不是一本聚焦城市物质空间建造的技术手册，而更像是一部详述城市建设过程的计划纲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城市的空间设计、功能布局、交通组织、设施配备等范畴归为直接的物质空间规划，而将机制的运行、关系的梳理、活力的培养、问题的应对等依靠社会过程展开的范畴归为超越于物质空间规划的内容。②依据这个划分，在田园城市思想中，常规将社会过程看待为城市物质空间建造内在动因的单向思路悄然发生变化。变化中，因与果实现了互换，物质空间的建造扮演了引导特定社会过程展开的诱因，而良性的社会过程则被看待为真正的目的所在。实际上，追溯霍华德的初衷，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在特定背景中因果互换的潜在意愿。 二、田园城市思想的本真面貌 霍华德曾计划将书名定为《万能钥匙》[The Master Key]，并以相应的图解作为封面(图3)。借助钥匙的开齿，霍华德清晰地表达了在现实城市中，什么是需标榜的，什么是要剔除的。这看似宣言的图示诠释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即规划工作没有被认定为一种建造工具，而是被精心的描绘为开启工具。这提示我们，比之设想具体的城市空间，霍华德更加看重的是另一个维度的城市。
图3 曾经要作为著作封面的万能钥匙图解
图4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伦敦工人住区
图5 沃尔特·克兰所做的更名后的著作封面，少了激进的色彩，多了理想的憧憬 万能钥匙图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提出的。自技术革命以来，英国大量乡村人口迁往城市。但维多利亚工业城市中的资本持有者与无产劳工的居住状况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以伦敦、利物浦为代表的城市中，工人住房条件持续恶化致使贫民窟的数量空前膨胀。(图4)同一时期《泰晤士报》的相关评论表明，伦敦工人住区已在包括教会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舆论中沦为疾病与罪恶的代名词。而由皇家政府于1885年成立的住房调查委员会意识到，虽然1875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建立了对症下药的历史性基础，但仅仅依靠慈善组织实施诸如“模范住宅运动”[Model Dwelling Movement]③一类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剧烈的社会矛盾。由此，18到19世纪，英国社会中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改革论战。作为速记员，长期介入议会生活的霍华德，其城市思想在这种背景中逐渐酝酿成型。从初衷来看，田园城市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人居目标，而是一种改良社会的手段。土地公有、社会合作、利益共享等主张，是对英国激进思潮具体而现实的响应，这也是最初将书定名为《明日：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的确切原因。④但后续书名更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其核心内容却不可避免的被导向对田园环境这一物质环境条件的推崇(图5)。 理念的降格，必然带来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误读，自著作问世一百多年来，种种对田园城市的曲解不胜枚举。首先，由于[Garden City]直译为“花园城市”⑤，使田园城市极易被看待为一种片面追求优越环境的人居理念，从而同伯纳姆[Daniel Burnham]和奥姆斯特德[Fredetick Law Olmsted]领衔的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⑥(图6)等诸多城市内部环境优化的事件相混淆，或是简单地将田园城市等同于诸多发端于城郊的新型花园社区。其次，从技术层面看，出于对规划操作内容与工作任务重心的认定不同，著作中的城市空间图解容易被现实中的规划推进者确立为某种具有借鉴意义的空间成果，从而在规划与设计操作中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图形化模仿(图7)。再次，霍华德对用地规模、人口容量、功能分区等方面具体而详尽的设想⑦，在数据和属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现代规划领域，极易被认定为田园城市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被过度关注。实际上，只要翻开《明日的田园城市》就会发现，霍华德提供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场景。如果仅从物质空间层面解读，是无法认识其完整价值的。
图6 城市美化运动中奥姆斯特德为纽约所做中央公园设计
图7 田园城市的图解非常接近图形城市的平面，但霍华德在图解的右侧均注明[diagram only]. 三、霍华德曾经着力的几个基本线索 霍华德曾经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北美大陆进行的新协和村[New Harmony]试验(图8)，也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中得到过启示⑧，因此田园城市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但霍华德显然选择成为乌托邦故事的消费受众而非制造者。19世纪英国亟待解决的城市问题，使霍华德源于自身经验构成与职业素养的务实态度得以彰显。后继的人本主义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指出，在霍华德的基本立场里，探索一种基于日常世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模式，远比建立面面俱到城市研究框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我们认为田园城市是19世纪以来城市规划概念的集大成者，广泛涉及住区规划、邻里单元、工业园区、环境绿带等一系列空间命题，但我们更愿意将这些命题解读为居于田园城市事件各个端点的连带成果，而事件过程本身则被认为更具意义。本文目的并不是以事件叙述的方式解读田园城市，但霍氏城市实践的来龙去脉显然是其思想的核心实质而非客观载体。在这里，我们尝试从霍华德曾经着力的基本线索展开探讨。每一个基本线索并不指向某种概念，而是指向一个对位现实世界的关系集合，涉及的是时间的跨度、问题的边界与城市的存在本质。
图8 罗伯特·欧文设想的新协和村场景 1、运行机制 弄清城市的本质是解读霍华德思想的关键。著作中，霍华德并未将城市的各种财富视为永恒。在他看来一切财富皆是循环发展的“凭借”，这个“凭借”或为理想中的目标，或为现实中的成果，皆是暂时的，而过程则是永恒的。基于这种思路，霍华德实际上把城市引向了经济、社会、伦理视野中对于某种运行机制的探讨。其潜在的表明，城市绝不应仅仅限定于讨论以往常规认识中，以费拉锐特[Filarete]、斯卡莫齐[Vincenzo Scamozzi]等建筑师的理想城市⑨[Ideal city]实践为代表的那种静态的、终极的城市蓝本，(图9)而应将制定某种相应的城市操作方法作为规划任务的本体。城市并没有最终形态，良性的运转才是城市的核心任务，而随着近代城市规模的激增、社会问题的复杂和生活更迭的加速，这一核心任务愈发凸显。霍华德在著作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土地所有、税租方式、产销条件、管理制度以及收支状况等方面的内容⑩，其目的是要通过对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模拟，探讨现实中某种协调运作的机制。这其中，围绕由土地价格变动带来的利益变化，构成了田园城市调配和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和社会力量的原始动力，在问题的浅表显现为维多利亚商人所关心的投资契机和诸多金融策略的博弈。这种虽然理想化但存在巨大可能性的利益气候，必然触及深层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权利机器的准备。在获取议会的立法保障之后，霍华德主导的田园城市公司随即成立(11)，借助于股份经营的强大原动力，田园城市先天具备了由经济力量驱策的运转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态势中原本“从无到有，创造财富”的规划的工作，现在更像是在将各种旧有资源整合成环环相扣的链条的过程。尽管霍华德没有明示，但他抱有这样一种憧憬毋庸置疑，即当城市建设涉及的各种资源要素和社会力量精心的协调就位后，只需激活链条就会产生预期的良性连锁效应，在特定的时间里造就一个以地理空间为表征的成熟运行机制，而资源要素和社会力量间的正确衔接极为重要。
图9 左：费拉锐特于15世纪设想的理想城市斯福尔津达的平面；中：斯卡莫奇继承费拉锐特的几何图形传统，于16世纪设计威尼斯地区军事堡垒帕尔曼-诺伐；右：建成的帕尔曼-诺伐 如果说对隐含多元关系的逐一揭示代表着霍华德对城市内部复杂性的理解，那么来自田园城市的另一种思路会使我们对运行机制的理解更加丰满。在著作中霍华德提供了一种以局部成果引发全局效应的思路，这是一种将城市看待为巨系统的眼光。通常，对于某种预设的城市宏大目标，彻底的实现远比详细的设计更为困难。尽管我们在思考和交谈中可以完成对城市总体的设想和把握，但作为规划与设计主体的“人类”无论从生理构成还是伦理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均疲于也不应展开与作为整体的城市的直接对话。也许霍华德与布扎体系[Beaux-Arts](12)一类的语境几乎绝缘，使其有效规避了通盘实现城市空间的冲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霍华德运用折叠的时间轴有效的消解了城市的规模。在他看来庞大的城市机体实际上是各种隐含顺序基因的单元机制集群，规划和设计应从典型单元机制的实验入手，而不是通盘的空间设计。借助于一座桥和一座城市的区别，霍华德点出了其中的内涵：完成六分之一的桥梁不能使用，但规模占田园城市六分之一的空间单元却已可以匹配适合的机制，在最需要的地方率先运行。值得注意的是，霍华德设想的由单元群体组成的总体机制中，单元个体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共时空间关系，而是一种前后相继、因果承接的推广过程，即前一个的存在时为了下一个的发生。在这种态势中，是否具备自足的基因与示范的价值将成为单元个体的评判标准。这意味着霍华德的工作像是在为原本真空语境下的城市建设寻找潜在的“燎原之势”。而这种“燎原之势”可指向不同层次，霍华德甚至将田园城市也设定为某种级别的单元机制，据以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城市”[Sociable City](13)剧变。总之，通过运行机制的视野，霍华德第一次系统的将城市看待为不同规模的局部成果历时的、逐级的带动全局效应的地理容器，代替了长久以来静态的、通盘的空间架构式规划思路，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图10 著作中题为三磁体的图解
图11 20世纪初，杂志上宣传田园城市的广告 2、启动因素 当应时的全新机制被精心安排，必定需要适时的启动，而启动环节的正确设置，将是运行机制能否顺利运转的关键。霍华德认识到，合适的启动因素应能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被广泛认同并易于调动，其初期价值还因能直接缓解紧迫问题而巩固其作为启动因素的地位，乡村田园环境恰恰能够扮演这个角色。19世纪后期城市环境的崩溃和乡村的凋敝促使英国社会各派一致认为应尽快遏制人口由乡村流向城市。而霍华德认为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从根源上破除工业和农业分属城乡环境的固有思路。在著作的开篇，霍华德通过“三磁体”[The Three Magnets]的图解罗列了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劣属性，并提出一种嫁接城乡各自优势的“城乡复合体”[Town-Country](图10)。这种分析使霍华德先人一步看到了闲置的乡村土地对于兴建新城的价值。而低廉的土地价格，也为霍华德的“半公司城”获取维系运转的地价差额提供了投资契机。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城市恶劣环境的反面，乡村的人居优势能在社会各界形成强大的号召力，从而征得最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由此，以“居住和工作均沐浴阳光”为口号(图11)，乡村的田园环境顺理成章的成为霍华德理想之路的诱因。在理想之路的起点，霍华德找到了资本投资的原点，并开始聚集新城建设必要的人群基础；奔赴田园的人群将得到工作的岗位与良好的生活环境；而对于留守城市的人群，不管田园城市到底是什么，至少城市可以不那么拥挤了。 人类郊野栖居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城市发展史。不同文明对自然价值的定义虽有诸多不同，但在对抗意识形态痼疾与技术文明弊端的过程中，自然环境均充当了必要的救赎角色。在中国，生态环境经由释、道、儒思想的交叉作用，深刻影响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归园田居”某种程度上成为话语阶层自我认同与抒发修为的外在形式。在西方，人与自然从未摆脱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作为某种逻辑世界中持续对话的“他者”，抽象概念中的“自然”一直是伴随“人类”物我世界建立的在场要素。除却早期渗透在离宫别院、修道院、大学中的田园意识雏形有迹可循，(14)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于文艺复兴时期系统的提出了郊区生活应有的人居标准，从而以环境条件的等级与状况折射了“人”的存在。台地园的出现集中体现出对自然资源的掌控方式。而英国人的自然审美在18世纪后逐渐摆脱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工驯化”立场，从最初的庄园时期发展到自然画意的风景园，(15)与自然环境的对话中暗含着从贵族到平民、从掌控到追随、从审美对象到手边福利的演变趋势。近代城市病的困扰强化了这些转变，英国的郊区运动中不同程度的渗透着久居城市而萌发对父辈还曾拥有的园艺劳作的渴望。(图12)所有这些都为田园城市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基础和舆论支持。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机制，田园城市与各种郊野栖居的最大不同，是将田园环境看待为启动城市和社会理想之路的应时诱因，而非仅看为一种有关人居的物质福利，金经元先生认为，这恰恰是田园城市之所以是田园城市的根本原因。(16)因此，从字面意义上将田园城市等同于花园郊区或者花园城市的观点，均是未领悟田园环境的这个潜在角色的表现。在人居探讨的历史中霍华德第一次将田园环境从目标的环节调整到了诱因的环节，如果我们把城市实践比作棋局，那么在花园城市或花园郊区的棋局中，田园环境都扮演了棋局终盘所获得的胜利果实。而在田园城市运动中，田园环境更像是引导棋局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关键棋子。此外，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解除了城市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唯一对应关系。霍华德并未背负所谓“创新”的使命，但新型城市的内涵确实从资源角色的调整中被发掘了出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文明注入乡村之中，尽管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乡村的第三种模式，但其并未真正创造新的物质资源，只是旧有资源重新调配的结果。霍华德借此试图证明，调整既有资源发生作用的环节，可能远比更新资源本身有效。
图12 左：几何语言的台地园；中：万能布朗设计的Blenheim Palace，呈现明显的自然风景园平面语言；右：19世纪伴随日常起居的园艺
图13 1907年伦敦铁路局的宣传海报，倡导市民依靠铁路通勤，生活在花园郊区 3、个体内涵 霍华德强调田园城市的个体性。他认为在现代铁路的支持下，由小城市个体组成的城市群要优于集聚型大城市，但这与郊区运动和卫星城建设均有不同。郊区运动所建立的不同类型聚落，只在区位上保持独立，自身的城市基因并不完整，其实质是城市某单一功能分区(往往是居住区)依据交通设施的空间外置。依据欧尼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的城市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zone model]，(17)这是一种对私有人居的诉求，夹杂着部分阶层对财富以及日常时间支配能力的炫耀。尽管郊区住宅并不全是富人阶层的特权，但当具备规模的通勤郊区成为事实，由此带来的“日城”与“夜城”分野也着实使新的问题浮现。事实上，即使在田园城市协会的直接引导下，现实中田园城市的建设也很容易滑向某种通勤郊区的轨道。初期的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伊灵[Ealing]、诺伯里[Norbury]等案例，都是没有工作岗位的通勤住宅区，与其称之为田园城市，彼得·霍尔[Peter Hall]更愿意将它们称之为“田园郊区”(图13)。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于1920年提出的卫星城理论被广泛认为源于田园城市思想，但实际上卫星城只能算是一种在形态上与田园城市相仿的规划手段。以小城市为单位分布在中心母城近郊的卫星城，虽然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功能，但子城与母城具有千丝万缕的依附关系，并不以摆脱母城主导为目的，其实质也是一种母城疏散的空间手段。由于根本的着眼点放在如何给定一个容纳城市工作与生活的物质容器，而不是培养一种内在的控制能力，卫星城并不是疏散城市的绝对良药。1944年，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的大伦敦规划，(18)以田园城市的名义在伦敦近郊兴建了八个卫星城，其空间体系像极了霍华德那幅解释田园城市高级阶段的社会城市图解。但在乡村人口源源不断的涌向城市的背景中，这些卫星城都难逃膨胀的宿命，纷纷与母城接壤，不仅没有达到疏散目的，反而摊了“大饼”。在这里，阿伯克隆比是否真的领悟田园城市思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对照田园城市，与空间模仿带来的短暂“形似”相比，“神似”显然更具现实意义，阿伯克隆比恰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种代表田园城市灵魂的基因。 与大伦敦规划相比，田园城市的个体性来源于城市内部社会群体的自理机制，形成的是一种多极并立的逆中心化格局，(19)因此，归根到底指向的是人群，而不是空间。在田园城市思想中，霍华德试图建立社区市政管理的自治秩序，通过代表制的管理委员会(图14)，市政自治者将牢牢掌握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的权利，继承了中世纪共同负责的传统。在这种模式下，管理委员会实际上以公共实体的身份享有私人地产主的权利，因此更具自主性，而霍华德对职权范围的界定，使这种模式的优势更加突出。按照他的设想，管理委员会是一种介于“时兴”和“守旧”之间的弹性机制，其职权范围直接根据市民群体所自愿交税的项目来界定，并随着市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作相应的调整，即通俗来讲以“哪些事情由市政做比私人做更好”为基本着眼点。因此，人群的构成、现实的背景均成为自治管理的灵活变量。此外，在设想向乡村疏导人口的过程中，霍华德显然还受益于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 field]在19世纪上半叶为新南威尔士政府所提供的系统殖民理论，(20)韦克菲尔德的理论核心在于移民群体的结构完整，即相比于移植人群，韦克菲尔德更倾向于移植族群。因此，霍华德认为田园城市的自治人群应是一种由多元“社会种群”构成的“社会群落”，结构上的合理比数量上的充分更加重要。霍华德坚信，人群结构的完整和人群互动的多样所带来的和共同归属意识，往往会加强城市个体的自足性与稳定性。
图14 著作中题为行政机构的图解
图15 雅各布·夏纳尔的水彩画中描绘了1886年的科隆城，画中可以看到建筑师约瑟夫·师图本设计的环城林荫大道 4、规模上限 1919年，霍华德应田园城市与城市规划协会[Garden City and 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的要求，为田园城市做了简短的定义。定义中强调：“田园城市以绿带环绕，其规模应以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健康需求为标准，不应发展的过大。”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霍华德在城市规模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控制方法。环城绿带曾以不同的目的现身西欧城市(图15)。在20世纪前的数百年中，不同形式的林荫道路依附或占据逐渐失去防御作用的城墙，某种郊区尺度的园林形式法则借此向中心城区推进，林荫道成为漫步、马车巡演甚至娱乐球赛的固定场所(图16)。早期的贵族行为最终引发规模性的边缘效益，环城林荫道路的兴建逐渐成为关系城市命脉的话题之一，这其中尤以维也纳中世纪城墙的消亡最为典型。(21)无论是林荫大道[Boulevards]还是林荫街[Avenues]，代墙以路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城市边界变更，城市范围外拓的默认。与此相反，围绕田园城市的农业绿带，虽然同样兼有环境优化的作用，但却更倾向于成为城市的终极边界。这种边界的终极性来源于霍华德的明确态度。他认为，城市的规模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严格指定上限，而不是依据某种统计学视野下的发展条件做阶段性预估。这两种方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试图以预设的方式维持城市的合理规模，而后者则更关心如何满足城市发展中不断增长的空间需求。后者中任何时期、任何形式的城市边界都成为城市扩张的前沿阵地，这往往是诸多城市弊病的根源所在。以绿带限定规模并不是田园城市首创，我们无法判断霍华德是先觉察到规模问题，继而从殖民城市阿德莱德[Adelaide]的案例中汲取经验，还是因为这种特点鲜明的绿带在白金汉[James Silk Buckingham]、勒杜[Claude Nicolas LeDoux]、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乌托邦城市中反复出现(图17)，已经成为某种基因印入霍华德的思想深处。但有一点完全肯定，即这种预设的边界，已经成为霍华德解释田园城市的又一个核心环节。尽管在众多规划学者眼中，城市的规模应围绕数据讨论，但霍华德显然更加关心空间规模和机制运行之间的匹配，换句话说，如果将城市中复杂的机制物化为诸多可视的线索，那么所匹配的城市空间，应倾向于使诸多纵横交错的线索即不过分稀疏导致活力不足，也不过分密集而导致混乱和瘫痪。
图16 左：1752年法国图卢兹漫步大道和大环道工程规划；右：18世纪约翰尼·基普所做铜版画中描绘了最初由铁圈球运动场发展而来的伦敦蓓尔美尔宽林荫街
图17 左：白金汉于1849年所做维多利亚样板城市；右：勒杜于1775年前后为理想城市绍村所做规划方案 生物学发展同样对霍华德产生影响。亚里士多德早在西方生物学草创时期，就对动植物成熟状态的各种极限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中曾有命题长期着眼于特定物种成长周期与生命极限的比率，但命题更倾向于是一种对成熟客体的内部剖析，因为对于具体物种，其成长周期与生命极限都是确定的，并不能按照推导出的“比率”任意增减，因此这个“比率”并不具备函数意义，而我们从现实中获取结果可能远比运用比率推导更加务实。从逻辑思维与现实世界的分离来看，西方世界对于城市无限发展的隐忧显然大大晚于在数学领域中曾经无法用“极限值”约束“无限小”的恐慌。(22)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81年发表的〈论统计学的分类及其结果〉[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its Results]，(23)批评了学界中的逻辑定式将现实问题复杂化与真空化的倾向。尽管霍华德的操作方法来源于阿德莱德[Adelaide](图18)，但格迪斯的动态平衡与有机平衡理论显然扮演了背后的灵魂。格迪斯认为，无论是物种机体的平衡关系还是群落的种群平衡关系，均指向某种最优规模，它决定着生物群落的兴衰。而城市和生物体类似，特定的城市应匹配合适的规模，未及和超出这个规模均不能很好地发挥城市的效能。霍华德正是凭借这种视野，直接将城市的规模问题从某种停留在函数变量的机械预测中分离出来。当然，城市发展总有要求突破极限的时候，霍华德同样将看待问题的方式引向生物学，即仿效生物繁殖的方式另行建立新的城市。这意味着突破极限后的城市发展应从单极的蔓延转变为个体的繁殖。这如同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特定树种的基因没有使单株树木蔓延为森林，而是以个体繁衍的方式形成森林，显然霍华德的“社会城市”将扮演这个“森林”的角色。需指出的是，长久以来我们对田园城市规划的人口、面积等指标过分看重数据。这些数据只代表霍华德所处的时空背景中的个案，并不是普适的结论，而真正充当普适结论的应该是城市存在最优规模的观点。依据这个观点，每个具体情境中的城市都应去探讨自身的基因。
图18 澳大利亚城市阿德莱德，中心城区环绕在绿带中
图19 1910年的莱切沃思规划总平面
图20 建成的莱切沃思总体布局 5、空间赋形 霍华德在著作的开篇设想了田园城市的面貌，但比之严格意义上的设计方案，这种设想更像是一种引发共鸣的手段。霍华德这样注解到：“仅作图解，规划必须因地制宜”[A Diagram Only，Plan must Depend upon Site Selected.](图7)，表明其从未打算在空间形态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在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切沃思[Letchworth]的建设中(图19)，总建筑师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与巴利·帕克[Barry Park]，虽然在总体布局上尊重了霍华德(图20)，但由于缺乏对工业化生活方式的足够信心和相应的想象力，以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工艺美术运动风格作替代了霍华德相对前瞻的主题，塑造了一个盛行于前工业时代的家长式西欧城镇空间。(24)霍华德不仅接受，而且日后还钟情于这种源于日耳曼村镇母题的新乡土风格(图21)。由此，霍华德曾提及的因地制宜变成了兼顾开放性的现实案例。回到霍华德的初衷，尽管其设想受到白金汉、勒杜等人的影响具有图形城市的色彩，但是与教皇西斯科特五世[Sixtus V]的罗马城梳理(25)以及壮丽风格影响下的奥斯曼[Georges Eugene Haussmann]巴黎改造相比(图22)，(26)却不再将象征权利秩序的轴线、节点等空间手法看待为第一要义。也许我们该将此认定为规划职能的历史性转变，即田园城市不再是追逐光鲜面貌和体现统治权威的工具，而着力于改善现实民生和兼顾社会公平。但这样评价未免可惜，因为这种“开放性”又再次诠释了某种城市思维。某些时候，技术变革的耀眼光环反而使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走向片面。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明日之城市》[Tb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一书中提出了机器主义城市理论。其入手点和目的点在技术条件引发建筑空间变革的驱策下几乎局限于被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明确界定在“第三空间”(27)之外的那种物质与逻辑范畴。“第三空间”恰恰是对多元主体下城市赖以存在的社会过程细腻而广泛的定义，参与生产的日常空间在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中制造物质结果，其本身却并不应被完全置入客观结果行列，而柯氏城市研究的多次变体(28)恰恰透露出是以制造物质结果为基本目标的静态建筑学思维，这种思维一定程度上拒绝或忽视对社会过程的尊重和引导。柯氏的法则与理念在新建筑运动的光环下尽管表现出纵深的充分，但在城市的复杂领域面前却狭窄的惊人。因此尽管规模庞大，从光明城市[The Radiant City]到伏埃森规划[Plan Voisin for Paris]的成果只涉及某种巨系统意义上的空间聚集，而无法兼顾城市之所以是城市的多元机制关系，并没有涉及任何一种完整意义的城市机体，只能算匹配了基础设施并渴望同时成型的巨大建筑群(图23)。所以，虽然与田园城市一起站在古典君权城市的对面标榜公众利益，其背后的英雄色彩与对终极成果的痴迷无疑使其同样专制。
图21 建成的莱切沃思田园住宅
图22 强调以节点、轴线建立空间秩序的巴洛克式平面：凡尔赛宫、巴黎、华盛顿
图23 1925年的巴黎伏埃森规划 无论霍华德有意还是无意，附着于时间线索的运行机制都引出一个潜在问题，即城市中各种尺度的单位空间(街区、建筑等)在庞大的城市机体中所扮演的时空角色是什么？如果我们历史的将城市看待为机体，会发现单位空间的永恒是相对的，变更则是绝对的，每个单位空间都倾向于阶段性的成为特定范围中各种关系的终端或载体，角色上并不独立。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上世纪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探究建筑群体联合为某种城市场域所催生的集体记忆。应该讲，这是自迪朗[Jean Nicolas Louis Durand]时代的类型研究被现代主义工业标准取代以来的一次历史主义的人文理性解放(29)。但可能被忽略是，虽然建筑群体丰富的共生内涵是触及罗西神经的起点，引发了其对城市区域、土地构成和集合生态的思考，但罗西却在实践中将类型操作的重点囿于建筑个体，在完成由点及面这种大部分城市建筑研究者都会选取的“规定动作”中，容易滑向一种内向探讨多变和外向集合成群相对分离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成为普遍，将很难摆脱某种现实效率和抽象规定带来的“批处理”节奏，而此时本由类型带来的“开放性”，却又像是在增加这种不得不做的“批处理”的操作难度。实际上，城市内部同一位置的单位空间演替，以及不同位置的单位空间在同一时间断面中的相互关系才是城市资源与力量直接涉及的探讨环节，是城市类型学不该回避的真正问题。如果说物质空间建造的视野中，“批处理”的有效范围恰恰是设计封闭性与开放性的衡量标准。那么从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针对群体关系的设计策略，即使在小范围的情况下，也很难允许按照单一法则机械的把事情做完。此外，从某种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上讲，建筑类型的开放与城市形态的倾向并不意味着是个概率问题，在有效的机制面前，它将在预设的空间群体中呈现为“成型一个，累加一个”的实在过程，过程中的一切皆是在具体情境中唯一给定的！ 6、社会契约 贝拉米的合作公社对霍华德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贝拉米设想的土地公有制度，背后是某种过于机械的集权思想。因此，在对贝拉米的“乌托邦”部分的继承后，霍华德又将彼得·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的民主思想引入其新型社会管理模式中进行调和。19世纪末克鲁泡特金的《田野、工厂和车间》一书，不仅带来了民主模式的启发，也使霍华德清醒的认识到，按照韦克菲尔德的系统移民方式注入乡村的人口，当不再能理想化地转变为农民群体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将会形成一种匹配制造业的具有合作精神的田野社会团体。霍华德细细的列举了可能的制造业内容：服装、自行车、工程技术以及果酱加工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制造业不仅破坏田野环境的程度相对可控，而且其车间内部的生产组织尚属密集型方式，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从区域产业布局的战略意义看，或是从城市生活逐渐远离重型工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霍华德所选择的是可以和人居质量结合讨论的产业内容。霍华德虽没有明确提出以工业门类或技术条件为线索区分城市的环境类型，但同一时期的工业技术母题确实促成诸多理想城市的研究，托尼·戛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Industrial City]和索里亚·马塔[Soria Mata]的带型城市[Linear City]，以及稍晚出现的未来主义[Futurism]城市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图24)。至此我们可以意识到，田野和制造业对于霍华德来说已经变成了互为条件的手心和手背，只是制造业作为一种短期利益的载体更加占据互动的先导，且时时盲目地威胁其自身赖以存在的田野环境。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这种承载新型产业的社会团体，虽然置于田野，却显然不能再以农耕时代的聚落关系维系和协调群体间的利益。由此，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也曾提出的社会契约和自然精神因特定的人群规模、特定的产业关系和特定的价值语境进入霍华德的视野，只不过不再是某种思想启蒙，而在制定、执行和认同中摆脱了某种主观臆想，夹杂着现实条件的博弈。
图24 左：戛涅的工业城市；中：马塔的带型城市；右：未来主义的城市场景 寻找到一种建立归属意识的核心共识是田野人群维系利益、伦理乃至情感寄托的关键。从卢梭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关于最初约定的话题，是曾经的古代城邦精神中公民(30)行使权利的方式。田园城市的建设重视人的自我追求和自主选择。霍华德曾将田园城市描述为一种不但吸引个人，而且广泛吸引联合团体、制造联盟、慈善机构的美好环境，比维多利亚式的资本主义和某种机械的集权管理模式都要优越。这种条件下，一个宽松温和的公共契约首先提供的应是对契约成员放弃天然自由而换来的约定自由的保障，相对严格的制约手段将在必要时对逐渐积累的个人财富实现有效的保护。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中通过分析社会不同阶层的现实愿望，潜在地证明了这种弹性机制的意义。(31)相同的是，霍华德也提出一种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折中的模式，但却明显从某种主观化的机械设想阶段迈入了消化客观条件优势的阶段。在霍华德的模式中，田园城市个体虽然以土地公有、地租共享为基础，其田野资源对外却并未解除使用和交换的经济价值。在现实中，问题表现为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同经济利益诱发的田野蜕变相抗衡。这促使霍华德在运用道德伦理约束社会人群的同时，也并不拒绝市场创造经济价值的反向约束作用。一方面，霍华德主张将维护田园城市特征的管理法则转换成社会成员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其又重视培养人们对于田野资源交换价值的识别和评估能力，以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将田野资源与自身利益挂钩，从而以维持交换价值的高位稳定为目的，收到保护田野资源的效果。由此将形成社会伦理和经济利益互为前提的局面，更进一步讲，是形成了一个社会伦理与市场机制相互博弈的局面。博弈的结果不仅将避免田野资源的蜕变，还使社会契约摆脱了某种强制性，内化为一种共识的价值取向。
图25 著作中题为社会城市的图解 芒福德曾经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的再版序言(32)中指出，霍华德对于社会过程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关注，这准确地揭示了田园城市思想的特点与价值。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结尾，霍华德设想了田园城市高级阶段所形成的社会城市[sociable cities]系统(图25)，这是个规模虽然庞大但脉络足够清晰的城市网络，在霍华德的视野中，从其初始发展到完整成熟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各种阶段性任务的达成，将被放大为解释其自身存在的目的和内涵。在这样的社会城市里，前文所述的多个方面将有可能引申为对资源互动、人居诉求、地缘确立、繁衍持续、应时建造、价值取向等诸多现实线索的关注。实际上，这些引申的线索自田园城市思想提出以来，一直在不同的语境中依托不同的视角探讨至今。 田园城市思想问世一百年后，英国著名学者彼得·霍尔出版《社会城市——埃比尼泽·霍华德的遗产》[Sociable Cities，The Legacy of Ebenezer Howard]一书，不仅是对经典理论的纪念，更是对百年来由田园城市引发的各种城市发展事实的梳理与评价。在回顾中，我们发现只有为数不多的案例基本实现了霍华德的构想，更多的案例实际上是从田园城市中汲取符合发展背景的观念和经验。也许完整的田园城市对于现实世界来讲终究是个关于“乌托邦”的话题，但这也并不妨碍其内部诸多线索的分头实践与各自验证。事实上，每一个霍华德引以为傲的线索都具备转变为焦点问题的潜力。百年里，城市的背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霍尔认为英国早已从霍华德所处的“走入城市”时代过渡到了“走出城市”的时代，甚至在某些区域已完成了反复。但是这也并不妨碍田园城市思想在思考问题方式上带来深刻启示，毕竟霍华德对城市以及城市如何规划与建设的阐释和实践，在我们的头脑中开辟了一块属于城市学科自身语境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任何时期的现实状况都是成就这种城市思维的先决条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认识程度，取决于我们对于现实条件的尊重程度。 城市从来都不是空间、功能、设施的简单集合，也不局限在自然、人文、技术、权利的某种话题上。光鲜的面貌内外，渗透着人们对城市的理想与信念，透过田园城市思想中给予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想与信念化为相互交织又彼此碰撞的力量，在不同语境的社会过程中依次展开。百年以来，田园城市思想影响了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而在城市研究继续向纵深挺进的过程中，田园城市思想终将彻底还原其本真的面貌，显现出对现代城市本应给予的深刻启示。 ①《明日的田园城市》共有六版，1898年为第一版，1902年的第二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书名沿用至今。 ②讨论城市问题的内容除了本文所述，尚有很多方面，本文主要依据是否直接塑造物质空间来区分要讨论的内容。 ③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一种以慈善组织引导建筑公司进行低利润住房设计与建造的半公益性社会运动。伦敦最早的两个慈善住房组织分别是“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和“改善劳工状况协会”。 ④受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等人影响，霍华德希望通过田园城市建设，实现土地公有、社会合作与利益共享。 ⑤花园城市由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20年首次提出。 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美城市规划领域兴起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希望通过城市的内部改造，优化社会秩序，消除社会弊病。 ⑦按照设想，田园城市总用地为6000英亩，人口约32000人。详见《明日的田园城市》第一章。 ⑧《回顾2000-1887》是一部畅销的科幻小说，书中的乌托邦理念一度深深的影响大西洋两岸的民众对于新型城市的认识。 ⑨始自维特鲁威，西方建筑学中一直存在以完美的几何图形构建某种理想城市平面的传统。 ⑩著作中霍华德用了四个章节论述基于财务营销的机制。详见《明日的田园城市》第二章到第五章。 (11)1899年，霍华德成立田园城市协会[GCA]，1900年由该协会发起成立了第一田园城市有限公司[First Garden City，Limited]，并与1903年正式注册。 (12)布扎体系也称巴黎美术学院体系，是建筑教育体系之一。该体系把建筑设计的过程更多的看成是艺术创作的过程，建筑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载体。 (13)按照霍氏的设想，社会城市是由诸多田园城市单元织成的城市网络，代表其最高的理想，详见《明日的田园城市》第十二章。 (14)古代西方世界有建造郊野别墅的传统，中世纪的城墙外经常是修道院的选址场所，而近代大学发源于疏朗闲适的中世纪小镇。 (15)受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John Locke]等人经验主义哲学潜在影响，始自18世纪，在丘陵地形和不列颠群岛潮湿气候的环境中，英国园林逐渐发展出一种区别于欧洲大陆的自然风景园。 (16)详见金经元先生为《明日的田园城市》所做译序。 (17)欧尼斯特·伯吉斯是20世纪初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主要成员，其同心圆理论认为城市由核心到外缘可以呈现出由发展演变带来的不同特点。 (18)这次规划针对疏散伦敦工业与人口的需求，综合了霍华德、格迪斯、昂温等人的理论，构建由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与乡村环的组成的同心圆布局，涉及1000万人口的区域城市规划。 (19)1898年，俄国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出版文集《田园、工厂、手工场》[Fields，Factories，and Workshops]，提出逆中心化理论。 (20)英国政治家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于1849年出版《殖民的艺术》一书，提出系统殖民理论，最初用作澳大利亚的殖民策略。 (21)1857年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拆除维也纳13世纪城墙，代之以林荫大道。 (22)第二次数学危机围绕对“无穷小”的分析定义最终促成微积分的成熟发展。 (23)格迪斯自1881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上发表此文，讨论具有现实意义的统计学方法。 (24)莱切沃思的城市空间与建筑形态更多的借鉴了中世纪德国丘陵城镇的灵活布置方式。 (25)16世纪末，教皇西斯科持五世的罗马城改建以重要街道、纪念性建筑构成城市的视觉骨架。 (26)18、19世纪巴洛克风格迅速在园林、城市的平面中发挥作用，除了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还有郎方的华盛顿规划也是其中的典型。 (27)“第三空间”由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的理论后提出。列斐伏尔本人并未直接提出过三种空间的划分，但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应是第三空间理论背后的基石。 (28)柯布西耶先后在1922年的《明日的城市》、1925年的巴黎伏埃森规划和1933年的《光明城市》中提出了具体的城市规划方案。 (29)这里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意大利的以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思潮。 (30)卢梭认为构成城市的是家庭，构成城邦的是公民，所以只有类似城邦的民主组织中才有某种古代希腊社会意义上的公民角色。 (31)详见《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九章。 (32)芒福德曾为《明日的田园城市》第四版作题为《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规划》[The Garden City Idea and Modern Planning]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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