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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常回家看看”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屡见不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外界又不便介入。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如赡养人在单位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
此外，今起实施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将各地养老机构原有的床位数高门槛，统一降至“10张以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床位”。
此前，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在养老机构规模上，认定“门槛”较高。比如北京，拥有30张以上的养老床位，才能归为养老机构，享受相应的政府补助政策。
同步实施的还有《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象和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歧视、侮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将被追责；情节严重的，由民政部门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刑责。
（魏铭言，新京报，20137.1）
承欢膝下是我们共有福利
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分居的家庭成员“应该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一条，被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引发社会争议。施行当天，该法“第一案”即在无锡落槌：女儿被判每两月至少需看望母亲一次，否则可申请强制执行。
无论是无锡的这对母女，还是更多可能对簿公堂的亲人，法律勉强而来的关爱，都让人五味杂陈。但是，当你看到这条新闻时想到父母鬓发斑白，当你听闻这条法律时开始回忆上次是多久承欢膝下，所谓的立法目的，或许就已经部分达成。对子女、对社会，这都是一个重要提醒：关爱老人，是责任；孝敬父母，当用“心”。
从这个角度看，“常回家看看”的重点，在于“强人行孝”这一法律价值背后的“导人行孝”这一社会价值，其意义与其说在强制性，不如说在倡导性与号召性。这是通过法律条文的方式，明确老人的精神需求权利，提醒人们关注尊重这一权利，并创造条件保障这一权利的落实。
当今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规模最大、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60岁以上老人数量已达1.85亿。面对横亘在我们眼前的“老年问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尊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权利，不仅是道德伦常，也是转型社会公共治理的一部分。
并不是只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就解决了老龄化社会的难题。精神权利保障的缺失，同样会转化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中国社科院心理研究所曾对2000多个老年家庭进行调查，空巢老人的生命质量相对较低。尤其在农村地区，空巢家庭引发的种种社会悲剧，已成为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伤口。
更重要的是，看望老人，不是对他们的施舍给予，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子女，这都可说是一种应有“福利”。
北京大学进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全国有7000多万老年人有比较高程度的抑郁症状，占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40%。子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心情舒畅，才能身体健康，这无疑能节省大量的社会成本。而且，“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对于“压力山大”的现代人，这种精神上的收获，又岂是金钱能衡量？
不过，也要看到，“常回家看看”，对很多人来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快节奏的工作压力，“过劳死”“被加班”的无奈，让许多“理论上存在的探亲假”实际上名存实亡；城市2.6亿的农民工群体、34亿人次的春运，也意味着许多家庭的团聚之路并不顺坦。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法律条款更像一面镜子，照见政府、家庭、个人在这一社会问题面前各自的角色义务。如何让那些始终“在路上”的农民工能有钱有闲“常回家看看”？如何保障劳动者带薪休假权利，让他们有时间回归“空巢”？如何能让年迈的父母顺利“进城”，让居家养老跨越城乡、户籍鸿沟？这些，都需要政策突破和制度完善。
一个公益广告感人至深：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将餐桌上剩下的饺子装进衣袋，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从未忘记爱你”——是的，我们可以忘记很多事情，但却不可以忘记父母的爱，不可以不关爱回报白发苍苍的他们，这是道德伦理，更是内心永恒的需求；既是为人子女的义务责任，也是社会文明的应有之义。
（郝洪，人民日报，20137.4）
老有所依新加坡式的以法治孝
新加坡建屋局设有津贴，鼓励子女在父母住家附近购买组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新加坡可说是全球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在1995年，新加坡国会就通过《赡养父母法令》，规定子女必须对父母尽赡养义务。父母可将不孝子女告上家事法庭，如追讨赡养费等。
之后，这项法令经多次修正。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一些养老院反映，有子女借口金融危机，拒绝为父母缴付养老院的费用。此事后来引起李显龙总理的关注。他向国会透露，政府将研究如何有效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来促使子女尽孝道，可能会强制性规定将年迈父母遗弃在医院或养老院的子女，必须承担护理费用；法令修改后也将允许第三方提出诉讼，以代表没有能力这么做的父母，向子女追讨赡养费。
其实除了立法，新加坡在很多政策上也都尽量在推动孝道和维系家庭凝聚力。比如在公共住屋方面，新加坡建屋局设有高达4万新元（约合19.3万元人民币）的津贴，鼓励子女在父母住家附近，如在同一个小区或在两公里以内购买组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新加坡原本规定，购买组屋需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但随着晚婚和不婚现象的增加，政府允许年满35岁的单身人士购买组屋。后来在2008年又规定，如果单身人士购买组屋是和父母同住的，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新加坡政府当然也明白，单靠立法来治孝是不现实的。诉诸法律往往是最后的解决方式，或者说是最后一道防线。新加坡在亚洲，大概是仅次于日本，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为了应对人口老化问题，新加坡须引进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同时大力加强在医疗和养老护理方面的设施和人员投入。
最近几年，新加坡在很多小区开工建造乐龄公寓、养老院和老人日托中心等。其目的也是预见到一些居民区已出现老龄化，以上设施将有助于年轻人就近照顾老人，方便那些靠近或与老人同住的家庭。
但奇怪的是，最近几年居民反对在住家附近建造这类老人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类被李显龙总理批评为“邻避”（英语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的现象，之所以一再发生，其实与有人把养老责任视为负担，是有很大关系的。否则，住家附近有照顾老人的设施，怎么会被视为坏事呢？
所以有民间团体认为，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教育。最近一些民间团体，如南洋孔教会等就在推动“孝道文化”征文和评选“孝道奖”等，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赞许。在中国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后，当地舆论认为，这样的条款执行起来不容易。加强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注，是新加坡社会的共识。但新加坡不能出台同样的法律，而应该让民间努力跟政府政策相辅相成，才是应对空巢老人问题的有效方法。
（李叶明，新快报，20137.4，）
最伤父母的9句话
1、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真啰嗦！
2、有事吗？没事，我挂电话了。
3、说了你也不懂，别问了。
4、说多少次不要你做，做又做不好。
5、你那一套早过时了！
6、叫你别收拾我房间，东西都找不到了。
7、我吃什么我知道，别给我夹。
8、说了别吃剩菜，怎么老不听？
9、我有分寸，别说了，烦不烦？
（北京晨报，20137.3，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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